主持制定《加强物价管制方案》

抗战爆发后，随着物价的上涨，国民政府对物价管制高度重视，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管制措施，但由于战争的延续与扩大，“政府虽屡次设法平抑物价，但除农本局购纱，及经济部统制煤价略见成效外，其余多属无效”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案卷号28129。" class="calibre13">^[2]。面对恶性通货膨胀与物价飞涨，采取更加严厉与系统的物价管制措施就成了必然。

1940年夏，国际反法西斯的欧洲战场发生剧变，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国军队也被迫撤回本岛。日本胁迫英、法封闭缅甸、越南通往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并进兵越南，使中国作战物资内运与物资出口完全断绝。“近来物价高涨，尤以粮食燃料及日用必需品为甚，情势所演，实为后方社会最严重之问题。”^[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日益困难，通货日增，物价日涨，官兵生活，日益艰苦；一切军需补给，亦因物资缺乏，交通不便，不能充裕筹给”，自此时直到1944年秋，是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4]1941年12月，重庆市趸售物价指数高达2737，而法币购买力指数低至3.65。

面对物价不断高涨的趋势，蒋介石开始考虑采取更为全面与系统的措施管制物价。1942年9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物价高涨，自法币由沦陷区向后方倒流以后，经济问题之严重，甚于军事外交，若非亲自主持，则不能挽救此危机也。”^[5]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亲自主持拟定《加强物价管制方案》，以期抑制物价过快上涨。

为赶在即将于10月底召开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提出《加强物价管制方案》，以安抚舆论并尽快实施，1942年9月21日，蒋介石手令国家总动员会议：“凡与经济有关之各部会应令其研究（一）安定物价方案（二）稳定战时经济方案与（三）研究敌人对我经济封锁以及破坏经济与破坏法币之对策。应先使研究并预示其召集会议研讨之日期，使之能从容研究供献意见也。”^[6]国家总动员会议随即致电财政部等，转发蒋介石手令，并要求“于本年九月廿九日以前，先行研究，提供卓见或具体方案，以便共同商讨”^[7]。

1942年9月22日，蒋介石又手谕国家总动员会议召开平定物价研究会，并指示“凡中央对于物价有关各机关之主管以及平时对物价有研究之银行家等皆可约其参加”。24日，国家总动员会议函呈蒋介石，对机关主管与各专家共同出席会议提出异议：“关于召集会议，有主张须分为两次讨论者，其意以为各部会主管长官为实际负责大员，发言不免过于慎重，迁就事实，而各专家又不乏各部会司处长在内。有直属长官在座发言，必将多所顾虑。对其个人意见，或将有不能尽量发挥之虞。拟先不召集各部会长官出席，仅以余人讨论，俟有具体意见，再行召集主管长官合并讨论，或迳提出于国家总动员会议全体会议讨论。所拟不为无见。惟是否可供采择，抑仍应于一次召集讨论之处，拟请批示遵行。”^[8]另外，国家总动员会议还拟定出席人员名单，呈请蒋介石圈定，并请蒋核定召集日期。蒋介石批示“应先以讨论目录交专家与主管机关研究，限期提供意见后再行邀集会议可也。出席人员，无须如此多，只要选其确有经验见地者，最多二十人为限”。国家总动员会议接令后重新拟定出席会议专家与总动员会议有关人员名单，同时将平定物价讨论目录分送各专家与主管机关研究，并限期提供意见。^[9]9月28日，蒋介石与各专家及各部会主官会商物价问题，讨论管制物价方案。会后，蒋介石自记：“物价问题除特别注重管制机构与调整人事外，尤应提倡节约储蓄与加强运输及增产诸业务。”^[10]蒋介石还亲自拟订《关于加强管制物价方案之指示》，“饬即分送各出席人员详加研究，如有补充意见，均于一星期内提出汇送总动员会议加以审核整理后呈核”。蒋介石特别强调战时经济濒于危殆，并将亲自主持物价管制：

查最近数月各地物价益趋严重，不惟国家财政金融受其牵累，实使整个民生经济濒于危殆。在此抗战建国之紧要关头，不容此种情形自由滋蔓。兹特就年来实施管理之经验从新检讨，认为必须加强管制，对于管制物价之各级组织机构及管制办法均应更求严密，更求敏活，强化其权责，坚定其方针，督课其成绩。所望各主管长官共体时艰，同心协力，集中意志，齐一步伐，以赴共同之目标而图计日程功之实效。中尤将注其全力，亲自主持，以督励其进行。^[11]

经总动员会议第二十次常务委员会议讨论，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修正通过”《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并由各主管机关将各项实施办法，“迅于两星期内拟订呈核”。在共同会商与综合各机关安定物价方案的基础上，蒋介石经过近一个月的“潜心研究”，终于将《加强物价管制方案》拟定成稿，并“提交总动员会议，详加讨议，决定实施”^[12]。可见，蒋介石制定《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并非独断专行，而是非常注意集思广益，吸收专家学者与各经济部门的政策建议。

1942年10月22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通过蒋介石所提《加强物价管制方案》。蒋介石自记所感：“对国民参政会提出加强管制物价方案报告书，颇费心神，盖若非如此，则此次参政会必有不良之影响，而对参政会外交、财政上之政策报告，尤为必要也。”^[13]蒋介石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加强管制物价方案报告书》详细解释了制定、实施《方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对物价飞涨原因的认识是采取相应对策的主要依据。关于物价飞涨的原因，报告解释道：

二十八年下半年后，乃以外汇略有变动，暨后方运输更见迂远，于是民生与生产所需之外来物资，遂顺势而趋于上涨。然当此之时，内运物资固尚畅通，后方供应原无匮乏，果能源源应市，商场价格尚能旋涨而旋落。无如此时，后方各大都市，若干资财雄厚之豪商，竞发战时暴利之邪念，一方倾其全力搜索游资，以争购外来货物，压迫国家外汇支付之负担，一方更将运入货物，囤积隐匿，阻厄市场之需要，促进价格之飞腾。迨二十九年以后，此种囤积居奇之嚣风，益复愈烈，国内生产物资与农产品，亦次第为所蔓延。彼时中正即以注意及此，亟图有以补救，无如我国社会本未健全，有关各方亦多囿于成见，惮于更张，管制进行，倍感艰难，动形濡滞。于是囤积居奇范围，亦遂变本加厉，由商人而播及都市较有资财之个人，播及散居乡村之地主，甚至生产界之工厂，亦以存料减产，坐待涨价为得计。终且一般消费之人民，鉴于涨价之无度，亦复竭力挪借微资，争购物品，以求本身生活之保护。驯至整个社会，皆于不知不觉之中，随波逐浪，相率为助长物价之行为。夫内外物资之来源与生产有限，各方取求攫夺之私欲无穷，则供求安得而臻平衡？价格安得而不紊乱，由是递嬗影响，战时军需与国防建设，以及行政教育等经费之支付，更皆因物价之步涨而逐步加甚，其亏短之数额，以影响政府一向苦心维持之发行限度，通货既被迫增加，征税、募债、储蓄又不获悉如预期，遂使社会游资愈多，囤积居奇之风愈盛，生产供应之力愈微，物价与工资脱幅之势愈猛，而节约发行之政策亦愈难于贯彻，彼此循环牵连，互相为因，互相为果，以演成今日物价狂乱现状。蒋中正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上作加强管制物价方案报告》（1942年11月29日），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 class="calibre13">^[14]

蒋介石认为是囤积居奇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又导致“通货被迫增加”，并因而形成循环牵连之势，这种说法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全面抗战中后期国统区物价高涨，虽有对日抗战等非财政金融因素，主要还是因为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财政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所导致的。国民政府并非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确定了通货膨胀政策。请参阅潘国琪：《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考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class="calibre13">^[15]而蒋认识到物价波动与各经济部门互相牵连，则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因而提出：“欲谋战时经济之巩固，必须首对物价为切实严密之管制，尤必须就构成物价因素，各部门之经济事业，有整个配合之计划，始克表里调协，仍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致物价稳定，生产激增，物资充溢之实效。”^[16]实际上，这也是蒋介石拟订《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出发点，这主要表现在《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内容上。^[17]关于《加强物价管制方案》主要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介石有如下解释：

综举本案内容，统分甲、乙两章。甲章为“各级管制机构之确定”，中央机构则以国家总动员会议负决策督导之责，以主管经济有关各部部长，任执行之主干，而由中正亲自主持，以督励其贯彻。其尤要者则省、县两级管制机体之建立，盖近年中央管制物价工作，非不紧张严厉，徒以与各省、县地方之工作，尚欠彻底沟通，往往中央所颁行之管制法令，各省、各县初未严格遵行，或则都市虽经管制，而外县外乡依然放任，或则集散市场虽经限价，而生产来源地区之价格，又复毫无约束，证诸以往之得失，确知今后管制物价，必须在后方各省普遍厉行，乃能杜绝取巧居奇之漏缝，虽以我国幅员过广，时间与空间，人力与财力不能立时并举，但各重要都市之组织，必须及时进行，其他次要县镇，则其一切措施，亦必责令遵循中央规定之原则，以期一脉贯通。其次乙章为“实施管制重要方针”，本章子目共分十项，并逐项详举扼要具体之大纲，以为拟具实施办法之准绳，虽分目并列，而全章精神具有严密贯连之整个性，不可缺一以偏废语，其本末因果即在采取“实施限价”为制裁取巧居奇之手段，为保障全般经济事业发展之前导，以治其标，由“掌握物资”、“增进生产”以浚供应之源，由“节约消费”以立配给之制，由“便利运输”以畅货物之流，而济盈虚之平；由“管理金融”、“调整税法”以裕生产之资，而杀游资之势；由“紧缩预算”，以节国用之流，而免发行之滥；由“严密组织”以动员全国之人力，发动各界之团体，而补我国各级机构之粗疏；俾能推动以上各项事业之基干。凡此诸端，又皆所以立即实施限价，巩固战时经济之本。最末殿以“宽筹经费”，规定管制经济费用，应占国家岁出预算之标准，以充实省、县各级机构施行管制，并增产货物之需要。^[18]

从“实施管制重要方针”来看，各种措施涉及财政、经济、金融、生产、运输乃至行政组织等诸多方面，且成一系统与整个的连带关系，“不可缺一以偏废”。显然，方案力图标本兼治，“不治其本，则限制物价之工作，不易历久不坠；不治其标，则一切治本事业之恢复，即动感棘手而难图”^[19]。

关于《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重大意义，蒋介石特别指出：“中正此次手订管制物价方案镕合各种关连因素为一体，以竟整个经济改造之全功，凡军事需要之供应，民生困苦之解救，以及战时经济事业之推进，战后经济复兴之初基，均必由此配合之方针，矢忠矢诚，悉力图维，在实施进程中，无论遇何艰难险阻，皆当坚决克服，以求其贯彻。”^[20]显而易见，蒋介石制定与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有着比“物价管制”更为宏伟与长远的目标。“以竟整个经济改造之全功”的期望，赋予了该方案不同寻常的历史使命，如此一来，该方案能否如期顺利贯彻实施，就成了关系到战时乃至战后中国经济发展命运的关键所在。“由中正亲自主持”，“无论遇何艰难险阻，皆当坚决克服，以求其贯彻”，显示了蒋介石对实施方案的重视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