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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精神本质特征的考量

时间:2022-01-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把卧薪尝胆作为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量:一是从具体到抽象和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的方法论考量。在此,卧薪尝胆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还原了越文化精神所蕴含的本质特征。二是越文化精神传承的历史考量。文化精神的本质不会因时间的变迁和空间的歧义而发生改变,这一点对于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亦无例外。

卧薪尝胆蕴含了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胆识,披荆斩棘、战无不胜的勇气,坚韧不屈、持之以恒的隐忍,理性务实、审势权变的足智,反映了越地民众强悍豪爽的“刚性”与敏慧善谋的“柔性”。数千年来,卧薪尝胆所蕴含的这种充满内在张力的精神品格成为激励后世传人的精神力量,成为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把卧薪尝胆作为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量:

一是从具体到抽象和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的方法论考量。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人没有逻辑推理的能力,不会就具体事物抽象出一些属性来,只能以诗性的智慧认识事物和把握世界,只能用具体事物的名称来指它们所有的抽象属性。“神话故事的精华在于诗性人物性格,产生这种诗性人物性格的需要在于当时人按本性还不能把事物的具体形状和属性从事物本身抽象出来。”(10)例如,古希腊人用“阿喀琉斯指一切强大汉子所共有的勇敢”,并以此统摄一切英雄的勇猛的特质以及由这些本性特质产生出来的一切情感和习俗;“攸里塞斯指一切聪明人所共有的谨慎”,并以此统摄一切有关英雄智慧的情感和习俗(11)。当然,现代人不同于原始人,现代人有着严密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抽象逻辑思维的优点在于高屋建瓴的归纳,归纳的过程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然而,对某一个特定事物的归纳抽象难免会与对其它事物的归纳抽象相似或相同。正如前面所述的越文化精神所具有的爱国、创新、奉献、务实、进取等特征在其它区域文化和中华文化中都有体现,以致特征不特。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只能是“还原”,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也就是说,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的概括和提炼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在文化精神原型基础上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其任务在于归纳和揭示越文化精神的特征;第二个阶段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性认识再回到文化精神原型,其任务在于从越文化的整体结构上去梳理、透视和分析其精神的本质特征。如果说前一阶段是表象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后一阶段则是实质分析方法。表象分析与实质分析两种方法的整合可从根本上把握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表象分析方法的长处在于归纳抽象,但归纳抽象难免会有疏漏和类同;实质分析方法的长处把归纳出来的特征进行特定的时空场景的“还原”,即回到文化精神原型这个特定的故事情景来揭示其特征,使归纳抽象出来的特征更为鲜活,可避免以偏盖全的疏漏和情感多于理性的价值效用的归纳,达到去情感化和类同化的效果。所以,“还原”——从抽象到具体,绝不是简单地复归,绝不是现代人逻辑思维能力的缺乏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不畅而采取的不得而为之的方法,而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借鉴了原始人用诗性智慧把握世界的方式,即回到特定的时空场景下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这样归纳抽象出来的特征才能显现出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在此,卧薪尝胆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还原了越文化精神所蕴含的本质特征。

二是越文化精神传承的历史考量。文化精神的本质不会因时间的变迁和空间的歧义而发生改变,这一点对于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亦无例外。越国亡后,卧薪尝胆并没有仅成为一个时期历史断截面的写照,而是化作一股精神浸润于越文化血脉之中,一以贯之地传承下来,成为越地民众之魂魄。这种传承是通过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条是强悍豪爽的刚性,这在越地杰出人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修筑鉴湖,造福于民,使山会平原从此免遭山洪威胁,但为此得罪当地豪绅而被诬陷致死。王充“不守章句”,同当时流行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身处魏晋乱世的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压抑和束缚人性的礼法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更是不畏权贵,虽“将刑于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为师”,但仍“顾视日影,索琴弹之”(12),一首《广陵散》而成千古绝唱;在多事之秋的南宋,王十朋作《会稽风俗赋》提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常以越人自励,写下了无数慷慨激昂的爱国诗篇;明末清兵南侵,奸相马士英欲逃往绍兴避难,王思任做书以拒之,其中“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一句,掷地作金石声,更成千古名言,后清军邀其合作,他大书“不降”二字,绝食而死。而与之同时代的刘宗周则是一位极富民族气节的大儒,听到清军攻陷杭州消息,正在进餐的他,推食恸哭,留下“慷慨又从容,何难又何易”的绝命诗,绝食二十三日而逝。其学生祁彪佳拒绝清人持书币来聘,置《别庙文》和《绝命词》于桌前,赴门前水池端坐而谢世,展现其视死如归的忠节风貌;清末的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剖膛挖心,碧血丹心,彪炳千古。巾帼英雄秋瑾在听到安庆起义失败消息后,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坚拒撤离,留在大通学堂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寡不敌众,从容就义;而被称为民族脊梁的鲁迅,其硬骨头精神、韧性精神和孺子牛精神无不渊源于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晚年在信中引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13)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被康生、陈伯达一伙诬灭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煽起全国规模的大围攻。他单枪匹马出来应战,拒绝作检讨,发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4)另一条则是敏慧善谋的柔性,这在明清时期越地文人开辟的仕途之外的幕僚(师爷)参政中尤为突出,以至“无绍不成衙”。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15)幕僚(师爷)之所以多越人,这与其民众文化素养高、善权变、富足智等特点无不关联。在此,卧薪尝胆以越地民众刚柔并济的行为方式再现了越文化精神所蕴含的本质特征。

三是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的现实考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竞争力的强弱,社会进步及其和谐的程度,现代化进程及其质量的高低,都离不开精神动力的支撑。对此,马克斯·韦伯认为:“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之往往归功于新教。”(16)这种源自新教伦理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气质是促使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30多年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开拓出了一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一系列惊人的奇迹,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规模总量位居全国第四的“经济大省”,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这为韦伯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对“浙江现象”的剖析,使人们不得不把目光从物转向人,从外部条件转向发展主体的自身,进而转向浙江文化,探寻“浙江现象”背后的文化奥秘。浙江文化的源流众多,但越文化始终是其主流,卧薪尝胆已成为流淌在浙江民众血脉中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被全面激活,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浙江精神”。可以看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发展,再到“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提升,卧薪尝胆成为一条贯穿如一的“红线”,构成了“浙江精神”最本质的特征。卧薪尝胆所彰显的发愤图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有强烈的时代特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卧薪尝胆为本质特征的越文化精神揭示了浙江这个特定地域内渗透于浙江人共同行为方式之中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卧薪尝胆以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现实需要诠释了越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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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重点课题《基于绍兴建城2500年视角的越文化精神的传承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5313)。

(2) 参见董楚平:《横看成岭侧成峰——“越文化”面面观》,见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第67—76页。

(3) 何信恩:《对“越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应作出科学的界定》,见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40页。

(4) 潘承玉:《越文化研究纲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5) 陈桥驿:《古代于越研究》,《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6) 张兵:《越文化特征新论》,《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7) 参见梁涌:《生活中的越文化张力略论》,见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350页。

(8) 参见朱志勇:《越文化精神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9) 董楚平:《祭禹三题》,《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

(10)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54页。

(11) 同上,第199、452页。

(12) (唐)房玄龄等:《晋书·嵇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4页。

(13) 《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14) 马寅初:中国经济学泰斗[EB/OL].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zhuanti/xzgjjlsn/2009-07/22/content_18185546.htm,2009-07-22/2010-08-08.

(15)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7页。

(16)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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