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失

上篇　价值迷失的导因

王鲁湘：自杀与抑郁症高发，消费主义盛行，仇富心理滋生，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革。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剧烈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心理和社会的双重考验。那么，如何理解社会悲剧的价值诱因，如何描绘断裂社会的价值图景，又如何理解中国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建构？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剑涛先生。任先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世纪大讲堂》。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做的题目是关于和谐社会。

任剑涛：对。

王鲁湘：我记得当时我们讨论的结果是现在还不是一个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今天我们中国社会应该说还有很多不和谐的事情发生，而且有时候经常有一些激烈的不和谐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幼儿园和小学门口的凶杀案，还有一些灭门案和跳楼事件。这些事件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非常困惑，就是一个社会明显在进步，社会经济的总量在不断地提升，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也不断在提高，可是与此同时产生这么多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过去好像没有经历过。面对这么多前所未有的不和谐的事情，我们往往在分析的时候会用到一个词，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型社会”。当然有些人可以用它来掩盖很多的矛盾，但是事实上这个词是学者提炼出来的一个有学术性和学术价值的概念。那么您怎么来理解“转型社会”这个词？

任剑涛：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把握。第一是我们告别了传统农业社会。我们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角度作出了一个概括：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又向城市社会转型。

第二是我们的转型社会是对于我们三十年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那是一个以农业社会为基础，以计划经济的外观经济组织形式为条件，以中央集中权力的行政体制为奠基而形成的体制。可以说近三十年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行政管理体制跟着在转变，接下来政治体制也要改革。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是从一种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转变。这个转型非常剧烈，而出现的失误令人感到突兀。一方面可能有新鲜感，另一方面可能有悲痛感；一方面可能有局部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有全局的难以把握的变化。所以这样一种转型，很难说它把这个社会的转变完全概括了。因为一种转型可能是和平的、渐进的、理性的；而另一种转型又可能是剧烈的、断裂的、突变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所以转型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酸甜苦辣在其中都有。

王鲁湘：对，一百多年以前，李鸿章说中国碰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个社会转型，很可能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革。这样大的变动，带来的这种社会的剧烈动荡，包括我们的心理，可能都要有一个新的适应过程。

任剑涛：那是啊。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心理上有考验，甚至生理上也难以忍耐，和心理上的剧烈考验一扣合，可能造成非常多的社会悲剧，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难以承受的一些灾难性事件。

王鲁湘：那么在转型社会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甚至是断裂呢？

任剑涛：我们应当起码有两种心理准备。一种就是，我们将要经受的转型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对它的持续、剧烈、深刻和结构性的转变，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即使这样，在现实的具体感受当中，那种痛苦的特点，也不以我们的心理准备为转移。这就意味着转型的剧烈性和我们感受的痛苦性之间还在冲撞着。尤其是在个人生活的艰难程度和社会整体转变的痛苦感受之间，有非常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可能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能消除的。也许我们在告别贫穷的那三十年的经济转型当中，社会体验不够深刻，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体制要开始转型了，下一步也许我们的行政体制要开始转型了。这样一种深刻持续的转型愈向纵深推进，我们感受的痛苦应该会愈外向，而社会悲剧性事件和我们对于生活那种不顺的感受，以及心理上那种剧烈的断裂感，会和社会结构的断裂感相互重叠起来。我相信这对我们这个民族和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王鲁湘：所以啊，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都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准备活得更深刻。下面欢迎任教授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失”。

任剑涛：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在生活的模式、情态和个人感受上，跟改革开放前相比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如果说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主要是要解决物质匮乏的问题，那么2008年告别这个三十年之后，我们忽然发现，在解决贫困、匮乏的物质生活背后，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逐渐变成今天这样的复杂感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感、安宁感、幸福感，受到一些让我们高度没有安全感的事件的冲击。

这些事件可以粗略分为三类：一类就是攻击性事件，这是没有兜住人的道德底线而出现的问题。当一个人对这个社会不满的时候，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他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下手。不能说他绝望，因此他反抗社会、反抗规则，就有道理，这种极端行为已经丧失了人的底线原则，那就是对弱者的同情，对生命价值的基本尊重，和对他人生存权利的尊重。这些事件也许是偶发的，让我们目瞪口呆，痛彻反省，但是又不能寻找到现成的答案。

第二类是对个体的生活来讲，我们感觉到现实的无聊。经过三十年经济发展以后，在京、津、沪这样一些大城市里，尤其像南方的深圳、广州这样一些城市，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感受已经没有快感，进入一种后现代的无聊状态。所以我们见着什么崇高的东西，就想去恶搞。你想在我面前装崇高，想显示你是利他的，比我的道德境界要高，我就利用网络媒体的手段来恶搞你、丑化你，使你的崇高必须还原为一种生存的本来状态，就是既有崇高，也有不崇高；既有上帝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我们不要显示崇高，我们要显示的是真实，真实本身变成了日常生活当中物欲横流的动力。所以恶搞是跟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是要通过买LV包包、劳斯莱斯、宾利，才能够显示我们人生的价值。如果我们外在没有这样一些物欲的标志来衡量价值的话，就会不知道人活着要干什么。

所以第三类是在日常生活情态上，也显示出一种特殊性来。当我们问青少年一辈他们有什么人生追求的时候，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你提供物化指标。比如，我要有一套200平方米的房子，我25岁要买一辆车，我30岁要发财，财产达到几千万元，我们的努力目标就变成了对人生目标的物化的换算过程。或者我要去环游世界，旅游本身的快感只显示为物化的快感。为什么“到此一游”这样的字会到处刻写呢？就是因为消费主义推动我们，通过物化的遗留来认识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目标。

所以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消费主义，再加上日常生活的情态，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物质生活改善如此巨大，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如此困惑，以致我们的人生价值开始丧失的时候，自杀已经变成了一种具有从众性的行为。

2010年，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工厂富士康陷入“跳楼门”，成为公众舆论广泛关注和探讨的话题。对于跳楼原因的讨论五花八门，从企业文化使然、管理出了问题，到自杀从众心理在作怪，甚至还说到了风水问题，不一而足。

所以大家都聚焦到深圳，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富士康的雇主苹果公司高层、地方党政干部、研究者，都跑到富士康，媒体记者也到富士康去蹲点，最后还是无法理解，这个并不能被称为血汗工厂的地方，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年轻人接二连三、奋不顾身往楼下跳去。这样的一种基本情形，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三十年来物化发展导致的人生意义的丧失。中国社会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在现代社会形成的结构当中，这一系列现象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命题已经摆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那就是社会结构断裂情形下的价值迷失，以及如何重建我们的价值世界。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的总体失范是让每个人感受到切肤之痛的问题。也许我们有一种典型心态：人人都想做雷锋，但最好别要求我做雷锋；我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而要我帮助别人的话，就感觉到非常困难；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要把我打扮成一个高尚的道德个体，我觉得痛苦。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学会了笑里藏刀，躲避崇高。即使人人有利他行为，也不觉得崇高；而即使人人有利己心理，也要略加掩盖。似乎生活既不能赤裸裸，又不能太崇高。

这样一种社会断裂中的价值摇摆，导致我们每个人在行为上进退失据。前后、左右、高低，都要通过我们个人的理性衡量，来为人生寻找到一个准确的价值坐标。纵横两个坐标之间没有摆平，我们的人生行为，如何在这个价值坐标当中来摆正，从而寻求进退有据，判断是非、善恶、好坏呢？由于这样一种判断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丧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普遍存在价值冷漠。我们不愿意去追究日常生活背后的是非、善恶、好坏。在这样一种道德冷漠当中，我们对社会的不公现象表示强烈的愤怒，但很少有人追问，这种社会不公如何消除，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只把这样一种责任尽可能推给一个断裂的社会，推给一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或者政府，推给可能对我表示冷漠的他人，而个人的责任和个人的价值追问在哪里？实际上我们是同样冷漠的。我们的愤怒伴随着冷漠，以致社会悲剧不断地循环，不断地重复。而这种社会悲剧背后，个案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制度安排的根据在哪？我们一般很迅速地把它上升为要看个案背后的社会原因，这样一种空洞化的归咎，更难解决悲剧的普遍发生和循环发生。而当人们把一种抽象的高尚道德作为提倡的对象，把惩罚只当作对犯罪分子的惩戒的时候，日常生活的价值规范，已经消失于无形。

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今天必须重提，在社会结构断裂的情形下，要重新召唤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国家机构的组成人员，以及我们整个制度安排的价值反思，重回生活现场。我们曾经历过一个绝对主义的政治评判阶段，在那个阶段我们有不幸，但也有很幸运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可挑衅、不容置疑，你只能实践的价值准则。不用去理性思考，它已经由社会赋予给你了。因此你不会觉得价值迷失。但是这样一种绝对主义价值一旦遭到挑战，它本身的社会号召力会荡然无存，迅速消失。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告别了绝对主义的政治价值的时候，迎来了相对主义的社会价值。相对主义的社会价值有不幸的地方，也有幸运的地方。不幸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相对主义的价值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恒定一个价值偏好。而幸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有了价值选择的可能。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高尚的、日常的、卑鄙的，各种价值理念摆到了我们面前。但恰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逃避自由、逃避选择，每个人都觉得，价值选择的负重难以忍受。所以，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价值虚无主义的增长，导致今天社会失范，出现如此之多的极端事件、恶搞事件，如此之多的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拒绝、价值冷漠。换言之，既然我们对一种价值把握不住，而面对相对多的价值又有选择的困惑，我们干脆不追问价值。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就可以来反省一下，中国社会结构断裂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图景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妨从四个方面来做一个归纳。

第一方面，今天中国社会的崇高价值，已经被普遍疏离了。人们认识到，人生苦短，因此生命哲学非常流行。也许大家还记得被封掉的张悟本的《养生堂》栏目。张悟本自称出身中医世家，用绿豆、茄子和白萝卜攻克了世界医学难题。他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曾是保健类图书中最大的“黑马”。2000元的挂号费让许多百姓趋之若鹜。2010年5月，张悟本的学历背景遭受质疑；随后，从他的身份到治疗方法都受到各界全面揭露和批判，“悟本堂”也被停业并遭拆除。

张悟本用“绿豆”两个字就概括了全民族的养生理念，它既背离我们千年的养生智慧，也背离现代中医和西医的养生科学，把所有的问题都遮蔽了。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点科学思维，有一点价值追问，就会对张悟本的说辞产生怀疑，回归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但是绿豆养生法让全民族如此疯狂，以致国家发改委都特别强调，因为张悟本的“炒作”，绿豆价格飞涨。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实际上就是因为除了维持有机生命体，其他问题进入不了大众关注的视野。

所以，崇高价值的丧失，实际上在对我们这个社会提出考验、提出挑战，对我们的人生价值基本追问进行挑衅，其带来的结果一定是悲剧性的。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规则的价值非常轻视。譬如，不能随地吐痰，不能翻越交通栏杆，必须尊重他人，工作一定要履行职业道德，等等。在许多人看来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红灯时我横穿一下马路算什么呢？在一个人情社会里，如果我走在斑马线上，你就不能把车开过来将我撞死，你撞死了人一定是你不是东西，而我浩然正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严格的社会规则、法治规则，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我们是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中国人追求在生活相对富裕的复杂社会里，仍能闲庭信步。我们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没有认识到在一个复杂的城市社会中，严格的社会生活规则有其重要价值。即便我们在斑马线上，遇到红灯，也绝对不应该穿越马路。出了一切交通事故，应当把那些违反规则的人，作为惩罚的对象。但是我们以所谓以人为本的理念，混淆了规则至上的现代生活原则。以人为本就意味着人可以不尊重规则，但我尊重规则而发生了伤害，却要受到惩罚。在这样的情形下，每个人对规则有什么感受呢？那就是拒绝规则。因而规则背后的一套套价值设计，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价值、人与人的相互利他，也就消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规则的不信守过程中。

第三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规范也是稀缺的。所谓日常生活价值规范，强调我们在日常的行为当中，似乎不需要价值判断的那一刻，有没有考虑价值问题。中国社会到今天还是一个革命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为崇高而献身。为崇高而献身有两个价值引导力：第一是只讲崇高，不讲日常，因而我们把日常生活的世界实践价值遗忘了；第二是因为要为崇高而献身，只要不到献身的时候，就不必有价值追问。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觉得要谈论价值问题，这多么沉重啊，我们把它交给伦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去解决。而就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只要惬意就行。要像德国人和英国人那样肃然起敬、脱帽敬礼，只因为你对日常生活有深刻的看法，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日常生活当中的价值迷失导致我们对小小的伤害不以为意，经日积月累，对大大的伤害也不以为意。因此，日常生活当中的价值判断涉及我们对规则的尊重和对崇高的奉献。

第四方面，中国人今天的非常价值，完全遮蔽了日常价值和规则价值。什么叫非常价值呢？就是人们对这个社会不满了，要革命、暴动，要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被压迫了是反抗最重要、最正当的理由。这样一种非常价值作为一种反抗哲学，在革命时代毫无疑问有凝聚革命力量的最强烈的价值感召力。所以“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我们就能够理解。但在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后来人”跟自己是无关的。所以人们就会把革命价值和非常价值安顿到我的日常价值和生命价值当中来，导致了人们以崇高、以牺牲来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崇高就是只要做一个伟大人物，即使不尊重日常规则，没有职业道德。我作为教书匠教得不好，但是我愿意每天帮助别人，那我也不会被人谴责。实际上作为日常道德来说，一个教书匠首先要教好书，然后才去帮助别人。你有职业道德，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在此前提下帮助别人，你的利他才是真正的崇高。

不到最后的关头，绝不轻言战斗，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常见的一种儒家智慧。而我们最关键的是要日常生活当中的价值智慧，因为人生说到底就是在起居，就是在日常工作，就是在面对人情伦理。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人生日常生活状态掉以轻心，随时想到要造反、革命、付出生命代价，这个社会的秩序和规则就荡然无存。

因此，我们今天遭遇一系列社会悲剧后，必须强调深刻的人生的、道德的、制度的和我们个人价值目标的反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王鲁湘：非常感谢任教授精彩的演讲。中国社会的这种急剧变革，使我们想起一些问题。中国传统社会讲究儒释道合一，但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它和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宗法制的社会。每一个宗祠就是一个道德堡垒。你在这个宗族里犯了事，宗祠一定是惩治你的地方，它也是平时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因此在茫茫人海中，一个一个的宗祠，或者一个一个的寺庙，就是一个一个的道德支柱。

任剑涛：熟人道德就此建立起来。

王鲁湘：它就是一个道德的堡垒，或者是一个道德的岛屿。我要被淹死的时候，有一个岛可以爬上去。但是现在我们的岛屿没有了，宗祠没有了，宗法制社会崩溃了。而各种道德理念又没有深入我们的社区和生活中间，偌大一个城市，看到的都是世俗社会功利的茫茫人海，但是看不到一个亲近的岛屿。

任剑涛：中国的道德社会建构，确实像主持人提到的，过去我们有一些选择，现在可能要进行深刻的历史反省。

我们在提倡国家道德的时候，以为它能包办一切。这个实践在今天看来，是对道德判断的一个误解。当国家完全替代社会的时候，社会没有办法培育合格的个体。所以道德的三个层次都发生了扭曲。国家代表一切，社会消失，社会中的个体直接面对国家。而国家这个强大机器来面对每一个个体的时候，它应付不过来，实际上，它是面对着抽象的公众。这不是一个个体的道德行为。

王鲁湘：国家面对的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叫作“人民”，没有个体。

任剑涛：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道德的行为规则就开始乱了。然后从社会规则上来说，因为它政治化和权力化了，所以也乱了。尽管现在我们承认，有抽象的人的道德，从底线原则到崇高原则都有。但是整体说来，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革命文化里头，都是抽象的人民道德，所以可以在抽象的人的道德上建立的个体行为原则，其实今天还是空缺的。

这个空缺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每个人在丧失了个人道德判断的情况下，道德理念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退席了。但我们的道德判断又是每天每时或偶发性地剧烈冲突。当道德判断一退席，日常生活陷入一个价值真空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悲剧问题。

1978—2008年，我们用物欲的满足暂时填补了道德的缺席。而当我们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从解决温饱发展到相当多的地区进入小康的时候，其占领的道德空间逐渐萎缩了。于是原来的道德真空又开始重新复原。过去我们有道德真空的时候，可以通过权力填补。但后来由物质填补这个真空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这生活比较幸福，有物质；现在物质一退去，没有东西可以填补，一旦出现道德危机，我们就会把道德的基本判断抛在脑后。

无论是对个人、他人，还是对社会、国家而言，这个时候的道德真空就变成了无道德现象或者道德虚无现象。所谓无道德，就是根本不进行道德判断，觉得只要能够泄愤，怎么都是有道理的。这是道德真空出现时普遍的道德现象，或者叫做正义的自我期许。就是说，我代表正义，因为你对我不公平，我对你的任何报复，都是代表正义的报复。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道德观念。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填补这个道德真空，可能导致的社会悲剧还会更多，也许方式还更激烈。

王鲁湘：有一个网友，她的网名就叫作“我想嫁给富二代”，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她向任教授提问。她说前不久发布了一个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这个红皮书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调查女孩希望嫁给富二代，引起媒体轩然大波，说这是社会精神的退化。她就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一定要找一个和我共同奋斗的苦孩子才算是价值观正确吗？这个问题她想请教一下任教授，她想嫁给富二代错没错？

任剑涛：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判断呢，你究竟嫁给富二代，还是嫁给穷二代，我认为这都不是关键问题。因为现实生活的选择，不在于你有什么主观意图，你想嫁给富二代，于是富二代就来了；你想嫁给穷二代，穷二代就跟你有伟大的爱情。个体的处境是复杂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换算为一种价值判断，这个时候就确实是一个应当受到社会重视的价值问题。所以媒体对这个调查结果感到很惊奇，而这个提问者觉得不惊奇的原因恰恰显示了一个物化价值世界的错位。因为作为社会道德的提倡者，媒体也是一个载体，它就觉得站在社会道德价值立场上来说，一段伟大的爱情对于显示你人生的价值很重要，管他富二代还是穷二代。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个体人生来讲，这个“我要想嫁给富二代”的个体选择，我们也不能指责她有什么错误。也许她只不过想有物欲享受，没有违背社会规则的话，也不用批评她。但是这件事可以引起我们的某种道德忧虑，或者说道德思考，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在我们选择恋爱、婚姻，或者在完成社会化以后的成熟人生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也许通过嫁富二代，我们可以通过物质条件去实现更多的人生理想。那么这个时候不仅没有错误，还有了动力。也许我们嫁给穷二代的时候能体会到人生奋斗的重要性，人生价值就在奋斗中得到体现。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嫁给穷二代也未必就是一个灾难。而且穷二代本身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奋斗变成富一代呢？“一代”“二代”是相对的概念。这其中有两个原则需要强调。第一，对个体的道德价值选择，我们确实不应该充满着社会的惊诧。我不反对“我想嫁给富二代”的说法，我们不要通过媒体或社会机构的领导人员，来表示你怎么这么堕落呢，想嫁给富二代不涉及堕落问题。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思考的重点是，不管嫁给富二代还是穷二代，一定要保持对个人价值所在的思考能力。不要因为嫁给了富二代，就沉迷在物欲里头，丧失自己的价值；也不要因为嫁给了穷二代，就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如果因婚姻迷失了自我，可以说是严重的价值迷失。

当然，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要提倡由爱情主导的人生价值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我想嫁给富二代”这一类人可能会有一个悲剧，那就是她很难体会到刻骨铭心的爱情。这对于人生价值思考来说，可能是一个遗憾。可能你的人生价值付诸你的物质代价，虽然人生有了物质动力，但可能精神动力就疲软了，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呢？这里我不下结论，而留给“我想嫁给富二代”的人自己去思考。

王鲁湘：现在开始现场提问。有问题的观众请举手。

观众一：任老师您好，我想接着刚才那个网友关于富二代的问题说，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最近网上有一个数据，说在国际奢侈品市场上，中国籍以外的消费群体的平均年龄是在46—47岁，而中国籍的消费群体，大概是35岁左右，并且这个群体当中，大部分都是富二代、富三代。很多外国的评论说，中国现在的年轻人讲究的是继承财富，而国外的年轻人依然秉承着一种奋斗的概念。那么在继承与奋斗之间，我们年轻人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财富的问题？谢谢。

任剑涛：谢谢你的问题。对于一般的人生价值来讲，我们当然提倡奋斗哲学、行动哲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从知识的角度来讲。而对于财富享受的这种宝贵感，那种通过自己付出汗水和劳动而获得的财富，及在此过程中对人生价值的深刻体验，富二代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而富二代这样一种拒斥奋斗、贪图享受的理念，可能来自于三重动力。第一重动力跟富一代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中国的富一代毫无疑问是奋斗的一代，而且是艰苦朴素的一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本身奋斗的艰难过程，使他们形成了一种错误的代际哲学或者代际价值，就是我这么艰苦，我人生奋斗这么难得，终于达到了一种相对富裕的状态，我不要让子女再吃亏。他就没有想到，这种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和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省，带来的结果是耽误了第二代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念。

第二重动力就是社会也有误区。中国告别千百年来贫困的农业社会以后，突然人们手中有了财富，却不知道这个财富往哪里花，因而提倡消费主义。消费主义进入中国社会，可以说比进入西方社会更快。我们告别了贫穷，有了财富，为什么不消费呢？我消费的是我自己的财富，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要接受指责呢？所以这无疑给富二代提供了社会层面的正当理由，我消费我自己的财富，我该干吗干吗，关你什么事。

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财富本身就是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如果不能拿来实现社会价值，而主要用于个人穷奢极欲的享受，那这个财富的积累是封闭性的、没有价值的。所以，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应该去推动富二代思考一下，在穷奢极欲享受的背后，他们自己能有什么价值，消费完之后别人对他们有没有尊重。譬如说前面那位网友“我想嫁给富二代”，也可能她是一位有修养、有文化，既漂亮，又吸引公众眼球的卓越女性，却嫁给了一个不思进取、只会设想未来生活的奢侈状态的富二代，其实她内心对他没有尊重，夫妻关系如同动物关系。那这个时候富二代丈夫是不是该思考一下自己怎么样呢？但是现今社会来提倡这些东西的时候，太过崇高，所以反而从负面去推进了富二代对奢侈品的占有。全世界的奢侈品43%由中国的消费者购买，这是很恐怖的，我们的GDP只占世界的7%—8%而已，如此购买力相当于我们的GDP翻了多少倍啊。

第三重动力就在于有些人对价值判断的提倡，第一，太陈旧；第二，太武断。所谓陈旧，就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对改革开放前的价值理念抱有一种迷恋；就是我要你崇高，强迫你崇高，不崇高我就对你进行教育。比如，最近有些省，专门由培训机构来对富二代进行培训，试图通过一种简单的耳提面命告诉富二代，人生的价值原来是这样的。我相信这个是没什么作用的，而是需要有一种社会氛围，促使个人反省，才能够使奋斗哲学真正渗透到社会生活当中。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只有现世观念而没有来世观念。关于财富本身如何用于一个长久的目的，基本上我们的文化不会激发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知道财富只在有生之年可以享用，尤其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到老的时候有些财富就享用不动了，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加重了享受的迫切感，使富二代在没有价值追问的情况下去纵欲。

今天富二代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中国上层社会秩序化建构和召唤价值重新回到现场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富二代在某种意义上跟官二代联手，会在上层社会造成严重的失序。而且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官二代和富二代都在急于享受权力和财富，那底层社会普遍存在的行动逻辑又是什么呢？人生想要幸福，得去谋权、谋财。从低端来说，那就是要不择手段；从高端来说，那就是要按照社会可以容忍的规则钻营拍马。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社会的道德秩序很难重回现场；而富二代要在迷茫的人生中发现自己物欲满足之外的价值，也相当具有挑战性。

观众二：我想再接着问任老师一个问题，富二代的父辈母辈积累了很多原始的财富，然后这帮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导致中国社会心理问题日益严重，然后社会的结构分层也有很大的差异。富二代、官二代之间的结构有变化，那么底层呢？底层的民众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呢？他们的结构或者心理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任剑涛：这就涉及现代社会公平分配政策的一个导向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端。一端就是国家政策要合理、合情、合法，约束富一代和富二代。换言之，要使富二代在享受富一代财富的时候，付出一定的代价。譬如说，富一代不能够随意给富二代购买房屋。日本这一点做得是非常到位的。富一代要给富二代购买房产，属于遗产继承限制的范围，征重税。当然，富一代积累财富的时候，我们不能故意用税收去压制他，使之无法积累财富，但是这里财富要有两个流向。第一，富一代向富二代转移的时候，法律限制够不够。富二代继承的财富，多少份额必须作为税收，最高可以课税65%，让他们不可能穷奢极欲地享受。第二，还可以向社会转移。这里头就要求富一代自身必须有比发财致富更崇高的动力。也就是说，你的财富本身是社会财富，绝对不是你个人积累起来的。因此你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政策导向也要及时地跟进，政策布局也要及时地到位。换言之，比如说有富人给社会捐善款，给教育捐善款，我们得免除他相应的税务负担。如果给社会捐善款还要继续缴税，富人就会认为既然我还要缴税，干吗要捐款，还不如我自己穷奢极欲地享受。

如何对富一代、富二代进行约束，相应的政策供给今天在中国还非常短缺。比如现在住房价格人人都说很高，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富一代和富二代大量购买住房，那个太草率，但是能够为富二代或者是为子女购房的父母非常多，而基本上房产继承还属于无偿赠予，这是不应该的。凡是富二代没有经过劳动所得到的享受，付出的代价几乎等于第一代谋取同样享受付出的代价，至少差距不大，这样我们才能抑制富二代那种嚣张的消费气焰。这种嚣张的消费气焰就是对穷二代的蔑视。而这样的蔑视又导致贫富的严重对立，也导致贫困社会中的二代人对权贵社会中的二代人的嫉恨。对穷一代来讲，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那种红眼状态非常强烈。这样一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社会政治秩序具有瓦解力。我们必须满足一个现代公平的基本原则，即“杀富济贫”。所谓“杀富”不是在身体上杀，而是尽量在财富上“杀”，不让你穷奢极欲地享受，以至于变成社会公敌，或者变成消费公敌；而“济贫”要让底层人生活的基本尊严得以保持。

对一个人来说，如果生活的最起码的物质条件都满足不了，他酝酿着的就是反社会的心理，最后有可能走向反社会的行动，有可能对弱者下手；而机会一适当，也可能通过浩大的社会暴力革命，向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强者下手。所以当抵抗现有秩序的心理在社会普遍蔓延的时候，这不是就一般的仇富心理来解释贫富对抗的问题，而要负责调节贫富关系，建构一个在调解冲突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因而我们要从政治危机的角度，或者从一般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贫富的对立问题。通过努力地调节，使社会不至于于沦为一种对立社会。

王鲁湘：非常感谢任教授充满激情的演讲。五千年来，我们似乎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时代：它的物质极大丰富，视野更为开阔，但与此同时，崇高衰落了，规范稀缺了，理想也具化为金钱。任教授为我们精准地描绘了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当代价值的图景。

下篇　价值秩序的重建

王鲁湘：任剑涛先生为我们解读了社会悲剧的深层原因，描绘了当代社会的价值图景。那么，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价值批判与重建该如何进行？有请任剑涛先生继续为我们剖析。

改革开放第十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大型纪录片。那个时候从创作者到受访者来看，大家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做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纪录片时，前后的物质对比仍然让大家充满着一种幸福感。但是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录片时突然发现，这种幸福指数在下降。我们实际社会财富的积累在增加，但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在下降，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发现，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已经出现在人们的心中了。我想等到我们做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纪录片时，很可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这种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指数会急剧上升。

任剑涛：幸福指数作为一个物化指数来讲，是指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日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非常顺利的、渐进积累的丰富的物欲世界。但这个物欲背后呢，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们在贫困的时候，物欲本身就是一切；而我们在相对富裕的时候，物欲之外的世界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时，我们对他人更丰富、更奢侈，而且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不能够感受到的那种生活状态的嫉恨心理，有可能开始浮现。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看到还有更贫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生命的无常，要不要珍惜当下、展望未来、回忆过去，各种交叠的、复杂的心理开始撕咬我们的内心。这就比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一种很简单的物化要求复杂多了。因为物化的指数是一个无穷尽的指数。当心理的指数跟物化的指数一脱钩，可能痛苦指数和幸福指数就对等了，甚至错位了，痛苦指数开始盖过幸福指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考，这一生究竟要做什么，怎么活着是值得的，在这个社会里我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必须强调深刻的人生、道德、制度和个人价值目标反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要看一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不是在某些价值基因的角度略有缺失。中国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很多价值瑰宝，它提供给我们日常的价值规范，也提供给我们制度的价值规范。诸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善与不善的日常生活判断，就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间。而在制度伦理上，我们也有一套智慧，那就是一定要强调儒家的德政。如果施行德政，就如众星拱月，大家都服从于你。但是在这样的千年积累当中，和我们在革命时代积累的宝贵的献身崇高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当中，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可能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妨碍的价值因素。而这样一些价值因素就要求我们深刻地反省、痛彻地思考、全新地建构，找出我们究竟缺失哪些价值，从而来确定解决社会悲剧事件、个体悲剧事件和恶搞性事件，以及消费主义流行这些价值迷失的方案。

让我们从几个方面进行归纳。第一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价值教育体系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个是从教育的纵向发展来看，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以及大学后教育，可以说都是崇高的政治教育。这种教育是要使人社会化，使人尊重秩序，成为社会化的人。这当然没错，但问题在于，只是崇高的政治教育，而免除了政治教育之外的经济教育、做人的教育、规则的教育等，对处理人际关系的实际日常生活智慧的教育就没了。因而在以政治教育替代了所有教育的情况下，我们以现代教育楔进传统教育中的时候，增加了政治教育之外的知识训练。然而人的价值判断，既不因政治控制，也不因知识教育就可以摆在我们面前。因为知识越多，并不见得价值判断就越准；政治教育越强，也不见得价值判断的是非准则就越明晰。在这样一种日常生活教育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一旦跟人发生冲突，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不能战胜你的时候，我就忍耐；要么我能战胜你的时候，就克敌制胜，一把打倒你，踩上一只脚，叫你不得翻身。

这样两种价值判断，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出现忍耐和恶性事件的两极跳跃。平常的恶性事件少，就在于我们都能忍耐。因为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们能够忍耐。但当我们发现明天不会更好，幸福生活指数直线下降的时候，我们就逮着谁看不顺眼就想踩谁了。一些悲剧事件的背后体现了文化教育基因缺失，为此我们要深刻反省。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强调，千百年来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传统社会的政府机构或者国家机构来进行管理的时候，追求的是一种声势浩大、气势恢宏的行政措施，用今天我们熟悉的词语来说叫作“举国体制”。它使我们的价值诱导、价值教育、价值塑造，丧失了把问题从细微、具体、可行的角度，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加以引导的可能性。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生该如何引导，人生矛盾该如何排查，突发事件该怎么处理，而突发事件后我们又怎么样去挽救价值迷失，基本上就在忙于应付的举国体制当中渐渐地消失了。我们只是把社会危机事件和个体危害社会事件当作法律事件来对待，而法律的政治化管理，掩盖了化解社会事件本身所需要的长期的、细微的功夫，丧失了我们对价值引导和价值培育这样一个细致功夫的培养。

这就导致我们反省中国人价值迷失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传统文化上有一些政治文化的偏差。中国可以说是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政治上极不成熟的国家。中国人政治上成熟就在于千百年来有发达的政治思维，一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能举一反三。所以一个社会事件背后的政治因素，中国人都能够看穿。通过一个小小的苗头，就可以把一切个别的社会事件背后相互联系的政治串联性因素组合起来。而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思维，一方面使中国人千百年来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让我们有绵延的智慧，所以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能够绵延五千年之久不中断；但另外一方面不幸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当这种政治文化主导我们的时候，最后会发展为暴力文化，而不是协商文化，因为协商文化是现代政治规范的产物，而暴力文化是革命政治的产物。在古代社会叫“替天行道”“汤武革命”，到现代社会则是以反对阶级压迫进行政治革命，这样一些革命的传统可以说都跟暴力密切相连。在革命氛围中，暴力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但是到了要建立和谐宁静的幸福人生和幸福生活的时候，这样一种暴力的革命文化就不适用了。它会使我们这个社会把尊重他人的生命、他人的判断、他人的理性，把人与人之间的宽容、理解、共同发展这样一些现代价值忽略掉。所以，我们要深刻反省一下，在文化的基本价值基因方面，我们是否有缺失。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是尊重生命的，主要以道家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智慧为写照；但个体生命价值的哲学追问、文化尊重和制度保障，个体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文化培育和激发，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缺乏的。

我们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在何种情况下是仁、是义；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付出杀身的代价，分水岭究竟在哪里？判断的刻度究竟在哪里？传统文化总是通过一种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气势，掩盖具体的判断，使我们对爱的教育、尊重的教育和对后果本身的日常担忧等问题都被掩盖起来。我们对于生命和爱的价值的追究，比之于我们对某种社会悲剧性事件的恨，要弱得多。因而才导致我们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价值判断失准。

讲到这里，我们就需要来思考一下，中国社会在急剧转型，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断裂，因为我们正在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其深刻的结构鸿沟可以说三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在现代历史上，以十年为时间限度，来判断告别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断裂带以及社会结构断裂状况，中国是第一例。

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典型现代国家，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形成现代规则，到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一个基本稳定的现代社会，也费了四百多年时间。美国更为迅速，19世纪70年代开始复制英国体制，成为一个强国，但也用了一百来年的时间。日本是最快的，其崛起可以说是畸形现代化，造成了军国主义的国家价值悲剧，但从明治维新一直到其完成现代化，日本人也是耗费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结构断裂越迅速，现代社会的建构越急速，我们对于现代价值的塑造和行为的失措也就越剧烈。

在中国遭遇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断裂的现实处境下，我们确确实实在价值世界经受了考验，而面对物欲世界那种眼花缭乱、穷奢极欲生活的价值魅惑，可以说是双重价值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今天要建构起适应于社会结构断裂的价值规则，就得明确一个原则，也就是要强调，今天在社会结构断裂的条件下，我们的价值建构目标是什么。我们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建立两种不可行的价值目标。一种价值目标是太过理想，因为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失范深表痛心，因此我们急于要恢复原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井然有序的价值状态，通过一种回流的方式来重建价值世界，这成为对中国人最有诱惑的一种选择。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在一种低端平等的价值秩序下容易得到价值满足，这种秩序让我们非常缅怀。人们希望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价值和社会依然是有序的。但这是一种浪漫主义追求附加上的色彩。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马上恢复到整个社会认同崇高的那种理想价值状态，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的结构断裂还在继续，而价值的裂变还在进行。因而我们得选择一个相对比较现实的价值目标，当然又不等于是我们谋生的需求解决了之后，就有一种物欲上的价值满足感。物欲满足感基础上的价值迷失，不是价值满足，而是价值幻灭。价值幻灭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价值虚无主义，使人兜不住行为的价值底线。这是另一种价值目标。

我们今天的价值规范或者价值目标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对它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一是“化解紧张”。价值引导是化解紧张最重要的动力，意味着我们不要让这个社会富裕的人太过露富、显示傲慢、不尊重规则、不反思人生价值何在，同时也不要对贫困者表示蔑视，使其对自己的生命价值产生幻灭。贫富阶层之间的紧张、社会上层和底层的紧张、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紧张、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的紧张、制度价值和理想价值的紧张，都需要化解。因而我们的目标首先是现实的，化解紧张意味着我们不是要把这种紧张感煞住，重回崇高，蔑视现实。我们要强调化解紧张的目的是现实主义的，但又不完全臣服于现实。它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理想导向的。

二是“趋于理性”。告别传统价值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经过市场经济发展三十年的强大冲击，我们要把价值理性还给个人，让个人真正能够基于他的生活、基于他的组织状态、基于他的社会要求、基于他的人生发展，使每个人内心能够质疑，能够判断事情的好坏、对错、善恶。个人的价值理性是我们得以在日常生活行为当中，保持价值判断力，从而用价值理性合理地引导自身行为的最重要的根据。

三是“接受规范”。从传统社会来讲，我们强调信念道德；从革命文化上来讲，我们也强调信念道德。而我们知道，现代道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从信念道德转变为规则道德。我们要讲究规范，哪些事情是禁止的，哪些事情是提倡的，当然有道德价值的说辞，但更关键的是我们要把道德价值说辞变为社会法律的规则和工作的规范。譬如说，你在一个岗位上履行基本责任，这个责任禁止的范围你不能跨越，就像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就远远超越了规范诉求，违背了规则的价值，这是绝对应当禁止的。

而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社会生活规则当中，尊重他人、不侵害他人的规则，那也是一种社会律令、道德律令。社会的律令就是法律，道德的律令就是你要有良心判断。如果不诉诸这样一种接受规范的价值意识，还只是每个人基于相信我是一个好人的信念来行动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违背道德规则，丧失价值判断，进而违反法律，走向犯罪道路。当犯罪分子出现犯罪情况的时候，也许他们的邻居和同学会说，哎呀，这个人平常很老实，他是个好人啊，为什么突然由好人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杀害儿童的罪人呢？那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行为规范已经长期缺乏判断和约束。因而我们说，接受规范也是非常重要的。

四是“约束行为”。所谓约束也就是控制你的行为。当你有某种心理冲动的时候，能不能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再，斯可矣”。我们通常讲三思而后行，负担很重，但是你再思考一次，再冷静一下，把行为控制住，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你的价值判断在你冲动的时候失落了，重新一思考，价值判断又召唤回来了。这个时候你就有是非、善恶、好坏的判断。某些事情的自我绝对禁止，那就是可能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冲动的过滤，没有约束、规范、控制行为的能力，任由自己的行为朝自然的方向泛滥，而不对它进行价值控制和约束，就会对这个社会的规范掉以轻心，在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想到诉诸暴力解决的方式，到最后就不是一个价值迷失的问题，而是违法犯罪的问题，要接受社会的惩罚。

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目标，我们需要阐述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国家价值观。所谓国家价值观，是指整个国家通过权力而提倡的现代价值观。它有权力背景，但绝对不是权力强加。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以四个指标或者四个结论为支柱。首先，要承认革命价值理念开始蜕变。有一批人对革命价值理念特别眷念。红色文化是宝贵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只谈红色文化和红色价值，就会太迷恋革命价值而不能适应和平时代价值的要求。其次，我们要承认，倡导疏解紧张的适度价值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国家价值。既不要太崇高，也不要太现实，叫作中性价值理念。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做一个合格的人，一开始就想做理想的人、伟大的公民，那是不可能的。你先履行一个合格人和普通公民的价值规范，对法律、社会、道德禁止的行为，你要能够有一种内心的判断准则。再次，是要树立潜移默化的引导方针。这是一个长期的功夫。在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结构断裂的当下，随着新型社会的兴起，价值建构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都要有这种精神准备。最后，是要强调在国家价值里建立价值底线原则之上的崇高走向。我们要兜住生命底线，生命来之不易，诚属宝贵。而兜住这个底线的时候，我们对社会价值的底线也要兜住，你不能妨碍、伤害他人。只有你成为一个有公民道德基本选择能力的行为体，才能够更进一步兜住个人的生命底线、价值原则，兜住社会的价值底线和法律规则，最后通过个人的努力和争取，你才能够成为崇高的人。

成为崇高的人只是提倡，而成为合格的人是严格的社会规则。只有在国家价值观重构的时候，兜住上述四个基本原则，最后我们现代人在社会价值剧烈变迁、社会结构瞬间断裂或者社会结构转型急剧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够反省人生价值最重要的两个指标，第一就是人际关系，第二就是义利关系。所谓人际关系就是我跟别人相处，我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员，我怎么处理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的关系问题。当我们要去恶搞、对他人生命不尊重、危害社会的时候，需要一个强烈的、具有诱导力的价值反省的东西。第二就是要对义利关系进行反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是我们传统的智慧，也是现代的要求。可以说义利的问题是我们现代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生在一个物化的世界，我们要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但仅仅有物质财富又是不够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选择中，我们的价值思考一定要沉得住气，以义制利，而不要利欲熏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我们在利益之外，就会发现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乐趣、他人的价值、利他的崇高，这样悲剧就可以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候，减少到可以忍受和接纳的程度。

王鲁湘：非常感谢任教授精彩的演讲。中国社会的这种急剧的变革，使我们有时候想起一些问题。比如，您刚才说到人际关系和义利关系，这两个关系实际上是所有文化中道德伦理建设的两块基石，也是我们中国儒家伦理的主要议题，历代对此都有讨论。比如孔夫子关于人际关系就提出两个原则：一个是“己欲达而达人”，这是我们一般说的道德伦理上的金律；还有一个是银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际关系中间，我们发现，对于维持一个和谐社会，可能银律比金律更重要，为什么会是这样？

任剑涛：因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一个人高尚，换言之单纯地以利他的原则来作为自己的人生原则，是罕见的道德崇高个体才能够做到的事。而大多数普通人不过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凡夫俗子，可能要高尚，他偶尔能够高尚，要鄙俗，他偶尔会鄙俗，但是最关键的是他有一个道德底线，就是不违背社会规则，不丧失个人价值的基本判断。所以他的高尚可能没到那种非常高的道德境界，一方面他觉悟不了这种道德境界，另一方面要他对自我的道德约束很严厉，他也做不到。道德高尚的个体必须对自己有非常严厉和苛刻的道德约束，有非常崇高的道德目标，才可能实践道德金律。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我们能做到道德的银律，甚至有人说道德的铜铁律，都是值得提倡的。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自己觉得是正当的事，想施加给别人，别人却拒绝，这个时候你怎么禁止。这个是日常生活情态，它给人类的道德历史和我们感受到的道德经验，提供了一个普遍证明。

王鲁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我们知道，进行社会的道德动员的结构，其实是很复杂的。它不仅仅是通过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政党这样的政治体制来做这个事情。它可能由相当多的其他社会组织和文化机构或者宗教社团来做这个工作，是一个全社会动员的体制。但是我发现行政机构大包大揽，几乎承担起了整个社会道德动员和管理的全部责任。这是不是造成社会困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任剑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的道德动员主要有以下两种力量：第一就是国家力量，第二是社会力量。后者在西方传统中主要是宗教组织，因为在政教分离之后，宗教在西方国家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社会生活中。它通过宗教组织的活动，通过礼拜，通过神的感召和一些神学教育，让人们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换言之，有所提倡，有所禁止；有所敢做，有所畏惧。它提供了一个宗教判断准则。由于它基于信仰，所以这种约束力量是比较强的。

生命价值首先是什么？对于自己来说，就是重视个体生命，不要自杀；努力发展，坚韧不拔，克服困难。在生命价值教育中，必须有这一项内容，即不要受挫就付出生命代价。那么对别人的生命价值来说，最底线的原则就是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不能抢掠，尊重别人的财产。实际上中国儒家学说中也有这些东西，在古代社会里发挥了很有效的作用。

王鲁湘：好，现在我们现场提问。有问题的观众请举手。

观众：任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时期，应该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这种社会价值的挑战，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就会显得这么激烈？除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外，能不能理解为之前我们提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压抑，以致我们在现代这种个性解放的时代，在面对个人价值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拿捏？第二个问题是，那些已经经历过这种价值重构的欧美国家，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有没有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谢谢。

任剑涛：谢谢你的问题。如果我分析起来，当然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因为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基本上都是一个集体主义史。儒家也很少讲个体道德，主要是讲集体道德。到了1949年之后，我们这样一种集体道德，换成了一种现代形态。近三十年来，我们主要提倡个人价值。个人价值跟集体价值的冲突，本身应该说没有这么剧烈。因为即使中国传统主流价值是集体价值，但也有道家对个体生命修养的关怀，对吧？所以它有一种张力，就是儒道互补。古代许多人在庙堂上主要讲集体价值，但如果退隐于个人生活，重视的却是个体生命价值，其中有一种缓解张力的文化安排。然而我们正好遇上了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断裂时期，可以说社会变迁、价值转型、个体选择诸种因素搅在一起，一团乱麻。所以你的体验是非常准确的，就转型的剧烈程度和体验的痛苦程度，恐怕没有三五十年，很难缓解。如果我们的社会发展还没有能够真正地使国家、社会、市场，使政治、经济、道德、文化，都能够有序作用的话，这种局面还会继续延续，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与你的第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的既有经验我们一定要虚心地学习。总结西方国家现代转型中道德引导的经验有几条，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强调的。

第一条，在国家价值建构中，国家基于公正、公平的政策建构。就所有的社会机会向一切人士公正、公平、平等地开放，这非常重要。机会公平是缓解个人紧张、社会紧张、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最重要的正义原则。

第二条，要使社会调节价值的状态得到保证。换言之，要发挥公民组织、公益组织、公民自治组织各自的作用，使在社会自治逻辑中能够解决的价值紧张，不至于上升到由国家权力来矫正。社会自治的解决，是一种和平的解决、良性的解决、公民可以理性接受的解决，它与习惯和日常生活不矛盾，因而顺理成章。

第三条，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日常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方式中要克制道德冷漠。我们尊重生命、尊重价值、尊重道德，然后相互关爱。在教育体系中，从小学到大学，不要以政治教育把道德教育、人生教育给偷换了。我们对日常的一些人生教育，比如生命教育，生活不可能突破的一些道德的底线要求，或者遇见危机我们怎么去化解，这些基本的面对人生冲突的应有状态，要教给学生，而面对危机本身我们如何调整状态也要教给学生。而这些方面西方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可以谦虚学很长时间，然后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道德生活模式。

王鲁湘：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民间社会有一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像刚才听任老师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听过两句话，现在理性告诉我那其实是错的，但是它已经变成了我内心的一种禁忌。那两句话叫：“拾刀莫拾斧，长大变成皇马股。”就是说，小孩子偶尔拿一把刀是可以的，但是斧子一定不能碰。你拿斧子长大以后要变成一只癞蛤蟆。皇马股，就是癞蛤蟆。民间社会就用这类谚语教小孩，于是我从小就不敢摸斧头。你想一个连斧头都不敢摸的人，会拿斧头去劈人、砍人吗？

任剑涛：对。

王鲁湘：好，再次感谢任教授的精彩演讲。是爱，不是恨，是和平，不是诉诸暴力，是尊重生命、宽容待人，而不是将和谐打破，将崇高拉下神坛。和平盛世，我们需要的是相应的价值教育，需要的是相应的规则建设与行为引导。让我们再一次对任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也让我们感谢今天在座的观众。

【注释】

[1]本文系2010年7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演讲的记录整理稿。承栏目编导韩松笑邀请演讲，并将演讲记录成稿，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