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失衡及社会结构断裂下的利益表达

（二）权利失衡及社会结构断裂下的利益表达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我国已进入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各种矛盾冲突凸现并存的关键时期，社会各群体基于自身多元化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沟通与利益表达机制，让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党委政府表达自身利益要求，以期对政治系统公共政策输出产生影响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低、利益表达话语权的缺失与渠道的不畅通，加之政府官员的观念滞后和角色错位，往往不能有效地参与政策制定，不能系统、深入地表达其利益诉求，从而陷入了“利益失衡—权利失衡—利益失衡”的困境，社会地位日益边缘化。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由于金融危机与产业政策调控的影响，加上人多负担重、利润微薄等因素的制约，林钢企业效益不断下滑，职工福利受到较大影响。据调查，工人们对改制方案不满，主要纠结于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标准。此外，河南凤宝没有落实劳动合同法，工人们超负荷工作，并经常发生被克扣工资、罚款，甚至被打骂等现象，使得林钢工人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濮阳市林钢改制实施方案中显示，公司改制时，解除职工与原企业的劳动关系，同时对在职职工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但因补偿金远未达到职工的预期而受到一部分职工的抗议。另一方面，林钢被凤宝并购后，将参照中钢集团模式进行改制，无论是员工还是高层的收入都要跟企业的经营挂起钩来，以帮助企业提高经营效益。但因这种考核模式体现在工资结构上，干部与职工的差距很大。

成功的改革应该惠及大多数人，或者至少使大多数人不因改革措施而处于更糟的境况。否则，改制政策的制定必然加剧既有的社会结构断裂从而激发对立双方的矛盾与冲突。与利益失衡相伴随的是管理层和企业普通职工间的权利失衡，而后者又进而加剧了利益失衡的程度，带来社会结构的断裂。

韦伯曾经指出，“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而且特别是一种社会关系，可能以参加者的一种合法制度存在的观念为取向。这种事情真正发生的机会应该称之为有关制度的‘适用’”。⁽⁸⁾对于群体性利益表达这种社会行为来说，参与者的选择同样构成了制度的适用条件。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是维持社会系统间利益均衡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基本条件。而在利益结构断裂的社会，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制度渠道的阻塞将导致公共政策严重倾斜，以及社会弱势群体被剥夺情形的加剧，从而迫使弱势群体采取非常规的利益表达形式，对社会发展与稳定带来巨大的隐患。

社会结构的断裂对社会主体间的无缝隙沟通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模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用。在林钢案例中，面对改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大量的工人在短时间内形成集体力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其实是他们在正常的沟通渠道低效而制度性救济渠道缺乏的环境下自身利益表达的无奈选择。有学者在研究农民的群体性意见表达时就发现，公民的利益表达方式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紧密相关，“农民向政府表达意见方式的选择，系以对政府权威和现行制度的信念为基础，这反映了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换言之，他们对政府有什么样的信念和看法，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方式。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为。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采取‘敌视性’行动。”⁽⁹⁾林钢工人的维权行动体现出类似的行动逻辑。工人维权性集体行动的主要手段有罢工、怠工、请愿、示威等体制外但合法的方式，但也可能发展成为软禁政府官员、冲击政府机关和打砸等非法行为方式。

不断涌现出来的集体维权事件表明，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大多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或市民的合法利益受损而其权利救济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所引发的，属于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在林钢事件的处理中，河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六条意见，包括要求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停林钢企业改制，凤宝不再介入林钢改制事件等，这对于当时缓和林钢工人情绪，解救被困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8月18日，河南省政府林钢改制小组宣布，将在林钢内重启民意调查，综合归纳工人们对改制的意见。但是暂停改制工作的决定，又损害了以合法方式并购林钢的凤宝钢铁公司的合法权益，也给企业今后的改制工作带来了困难。河南凤宝钢铁公司就声称，保留通过法律渠道追究濮阳市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的责任的权利。有关人士认为，工人以违法的形式维权，当地政府以违法的形式维稳，将引发系列性连锁反应，成为后来者模仿对比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