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音”的节制

纪实是创作的手法，也是一种姿态，而非一种体裁。纪实小说属于“纪实类小说”，而不能把“纪实小说”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纪实小说和虚构小说的最大区别在于创作主体的真实在文本中有不同的体现，创作主体附着于作品的不同真实，影响了作者运用虚构的创作方法和读者的接受态度。

纪实小说最大的忌讳是作者恣意改编事实、过分地张扬作者的主观意志。张爱玲创作“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原因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我回了封短信说我近年来尽量de－personalize读者对我的印象，希望他不要写”^[16]。张爱玲不想让台湾作家朱西宁写她的传记，其中主要理由是张爱玲想赋予关于自己的这个传记以自己喜欢的“个性”、客观性和真实度。她在1975年7月18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17]张爱玲还说：“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但是为了国家主义的制裁，一直无法写。”^[18]一个作家为他人写传记或传记小说，所掌握的材料未必是“最深知的材料”，写出来的作品会带些抑扬褒贬的主观情感，甚至会有遮蔽某些真实情形的可能。朱西宁给张爱玲写传记，所得的真实也是朱西宁所认为的真实，未必是张爱玲所想要的真实，甚至未必是合乎张爱玲实际的客观真实。这种真实的差距正在于朱西宁这个主体与张爱玲这个主体处理事实的态度和方法不同。张爱玲不想让他人或藏或掖，或偏或依地书写真实的自己，这是一个作家追求纪实之真实的同时避免“主体膨胀”的一种艺术警觉。

纪实小说的真实性内涵除了作品中故事情节的真实，还包括作者创作愿望的真实和表达这种愿望的“合度”，也即作者不能随意地取舍、夸大或缩小故事情节的本源形态，作者不宜在作品中过多添加自己的评判态度。作者只是彰显这种“真事”的媒介，所以媒介不能是“主角”。譬如，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之《论语》就与《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有所不同，《论语》是“记言”的，贤人、君子的言论本质上说带有主观意愿，整个《论语》体现的是叙述主体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一种倾向性观念，“雄辩”言辞之中凸显的是主体的意志。可《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的纪实性不亚于《论语》，但又强于《论语》的一点是以事实言说，以事立论、以事立言、以事论理，事实胜于雄辩。

新世纪的纪实小说最精彩的篇章还是那些“合度”地讲述真实事件的作品。这些作品把作者的“主体”位置安排得比较好，作者的主体理念与事件的糅合处理得较为巧妙。如果在纪实小说中过分地宣扬作者的主观意志，就会产生遮蔽和取代读者判断的嫌疑，甚至产生强行左右读者判断的偏激，反而使作品失去了让读者在阅读故事中建构审美指向的力量，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驱力。相比而言，像梁鸿的《梁庄》《梁庄在中国》、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梅洁的《西部的倾诉》、魏荣汉与董江爱合著的《昂贵的选票》、谢丽萍主编的《寻梦》等，就有些“主体膨胀”——过多地注入了作者的主体因素，过多地强调了作者的好恶立场，过分地张扬了作者存在和言说的合理性与价值评判。

纪实小说还是要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思考和对社会评判，作者的“主体膨胀”无疑会削弱甚至遮蔽读者的审美判断，使作品的力量与内涵“大大地缩水”。也就是说，纪实小说中作者不能“抢戏”，作者的心声应该是适当的“画外音”，而不能是人物和事件的“配音”，可以是“鼓音”而不能是“主音”。譬如说，梁鸿的《梁庄》中本来表现的是像梁庄这样的中国农村的故事，结果在该作中，作者过频地出场，过多地掺入了作者的经历、感慨，《梁庄》就变成了“梁鸿的故事”，而不是“梁庄的故事”，“主体膨胀”使作者“梁鸿”变成了作品的主题，“梁庄”似乎反倒成了“背景”。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曾认为，纪实作品谨防的通病是主体膨胀。《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的“留言”如此表达了《人民文学》的“声音”：“我们认为，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19]的确，好多纪实文学的作者就像一个史学家，总是刻意标举作品中对事实的忠实度，并且在强调事实的同时添加了过多的主体感知，把凸显事实和凸显作者真实感想抬升到了同一水平线，结果把作者的主体形象树立成了作品的一大主题。所以那些过度的议论、过度的抒情、过度的修辞，就有了强迫读者顺应自己思路和思维的嫌疑，使作品中“谁在讲故事”“为什么讲故事”变得比“讲了什么样的故事”更重要，这种“主体膨胀”带来的一种效果是：那种“一厢情愿”或“底气不足”的主观气息，反而让人对作者的“煽情”和“鼓动”产生一种虚假感。

不管怎样说，读者对纪实小说的阅读应该要有自己的判断，哪些地方必信其真、哪些地方可容其假，对不同的作品、作品中的不同内容有不同对待。在相信其真实性的基础上再来评析作品的其他方面，才能使作者与读者对作品的认识与感悟趋于统一的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