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之奢靡，规范与节制

酒德的衰落，使酒走到了不可不规范的地步。

皇甫松成书于公元845年的《醉乡日月》是中国第一部谈论品饮艺术的著作。在此之前的大量茶、酒文献，都没有具体谈论品饮的艺术与审美情趣。饮品从国家典章、国礼范畴，再到私人解放之媒介，情思之滥觞，已经完成了由公性到私性的历程。

品饮艺术的出现，是对茶、酒社会属性的再次规范，把茶、酒在宗教、国家之礼与个人之情所霸占的江山进行重新分配，是一群品饮爱好者的圭臬。新阶层的闲情逸致，既要与国家意识形态划分界限，又要区别于纯粹的滥情，需要花很多工夫。

明代袁宏道著有《觞政》，对后世影响亦大，其思路和行文都借鉴了《醉乡日月》，为我们保留了某种程度上的可寻空间。谈论茶、酒的文章，历代抄袭都很严重，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好在文本自身都在自我校正。

《醉乡日月》虽然是以酒为主体，但我们今天阅读会发现，这些描述用在茶身上，同样成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从晚唐开始，茶、酒已经不分家，它们联袂构筑了影响深远的品饮文化，从宋、明开始，就难从具体的环境中把茶与酒剥离开。

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将离宜鸣鼍（一本作蛙或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慎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以审其宜，考其景；反此，则失饮也。

白天花下饮酒，晚上雪前饮酒，是饮酒的时令与场合，既有自然环境，也有人为环境，这是视觉层面的要求。自然环境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遇到佳境自然是好。明代吴彬在《酒政六则》给出一份时令清单：春郊、花时、清秋、新绿、雨霁、积雪、新月、晚凉。夏天上高楼喝酒，清风可以降暑；秋天在水边喝酒，秋水共长天一色。

《酒政六则》进一步扩展了适宜饮地：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曲涧、平畴、荷亭，这些都与环境清幽、洁净有关。饮酒之人在佳境时，酒香也仿佛溢纸而出。过分的是，这些谈酒的良时与胜地，改下主题，就出现在谈茶的文字里。徐渭在《秘集致品》里说：“茶宜精舍，宜云林，宜瓷瓶，宜竹灶，宜幽人雅士，宜衲子仙朋，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石，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

在冰箱之类的电器出现前，有人能在炎炎夏日取出冰雪下酒，就意味着极端的奢靡已经出现，人会为自己的品味付出极高的代价；同样，当有人把山林移回家而形成私属园林时，我们同样会感慨其不易性。稀缺性与金钱挂钩，就像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指出的那样，金钱某种程度上确定了爱好的标准。

人生得意须饮酒，适合高唱艳歌，能疏通意气；遇到离别这样的失意事，也要饮酒，借着敲打声，能壮人的神色，这是酒伴音乐所能烘托出的气氛。听觉与味觉的结合，是中国传统礼乐的规范，也是有闲阶层的追求。

与文人喝酒和与豪俊之人喝酒也有区别，与文人喝酒要矜持，要讲章程，以免遭到他们的侮辱，自己丢了面子；与豪俊之人喝酒，最好多准备一些大小不一的酒器和旗纛一类的道具，喝出豪迈之风。作出选择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从视觉、听觉、味觉到场合论的出现，经历了环境与气候的主动选择，最终到了对人的被动选择。

被动，就意味着不可控，越是不可控，就越要规范。我们常

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环境不错，气候宜人，可偏偏就是来的人胡天胡帝，将整个氛围全都破坏。故对人的要求，成为饮酒的首要条件。皇甫松花了很大力气来谈论酒对人所能造成的可能影响，袁宏道则在《觞政》里把饮酒之人置于统领位置，并且直接用了皇甫松的标准。

在《醉乡日月》中，皇甫松把饮酒之人划分为三等：

一等人以酒德自怡，与云岩高山、林莽乡野为伍，把醉意融合到自然中，有真趣，有玄思，在混浊之中，履洁清之节，这类人以陶渊明作代表。

二等人借酒待客，增进友谊，把酒当做激发诗文与徵引场合的灵感之物，上追古人，身前求舒适，可将李白视为这类人的代表人物。

三等人则是以享乐为主，在莺歌燕舞、红烛飘翠的宴会中借酒高谈阔论，左拥右抱……这类人从古到今都很多。酒的享乐层面，与物质基础密切相关，越往后，饮酒为乐的主题就越鲜明。

其实倘若要继续划分，还可以分出许多种人。吴彬说的饮人就包含了“高雅、豪侠、真率、忘机、知己、故交、玉人、可儿”。大部分饮酒场合，并非是某一类型的人组成，混杂导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情景：一个酒徒端着酒杯，在依红偎绿的喧闹中，连连摇头，并为自己成功捍卫了饮酒荣誉感而暗自得意，也在那个时候，他的思绪也飘向了酒中之圣贤。

皇甫松感慨酒德的衰落，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三等人饮酒的氛围之中。他是聪明的人，审时度势，择景而饮，都是为了增加饮酒人的雅兴，消除心中的忧虑，如果连参与人都违背这些原则，就违背了饮酒的本意。

袁宏道发展的“宜饮论”，无论是说“醉月宜楼，醉暑宜舟，醉宜幽……”，还是“醉佳人宜微酡，醉文人宜妙令无苛酌……”，都来自皇甫松，后缀是可以无限增加的语码，故到了明末，吴彬在《酒政六则》单独把“饮人”“饮地”和“饮候”列项、细分，是对皇甫松的无限性做了有限地努力。

清代廷极北轩辑的《胜饮篇》用了大量篇幅来谈“良时”与“胜地”，这种饮酒的气氛营造，在民国年间还有余风。也像廷极北轩所说“娱心景物，慰眼风光，合终岁而计之，寥寥无几，假非欢伯，何物堪酬。第须吾侪兴会，适与感触尔”。

良景、胜地、饮酒触发的感怀，是汉文化里的铿锵传统，今天也是稀缺资源与情怀。

《晋书》中《羊祜传》里说：“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

羊祜把酒言景，由山及人，此后便有“堕泪碑”。历代到砚山者，也无不因酒而泪沾襟。于是，砚山就成为一个饮酒胜地，此后孟浩然、欧阳修、袁宏道诸人皆在此借酒抒怀。

《胜饮篇》中的胜地，有竹林七贤饮酒之地“竹林”，有王羲之曲水通觞的“兰亭”，有王勃饮酒赋文的“滕王阁”，有金谷二十四友聚会的“金谷园”，有王弘结识陶渊明的“庐山半道”，有白乐天、苏东坡醉过的“西湖”，也少不了欧阳修的“醉翁亭”，李白的“太白酒楼”……这实际上是把名人轶事与景结合起来，是谓胜地。

杨联升在分析中国奢靡文化的《奢靡论》里，给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引用命相书《演禽斗数三世相》里的十二种禄说

描述了从“满禄”时“全然好运、幸运、九瓮酒，十二串钱，一石三斗米，十斤肉，一箱衣服，终身悠闲，地位崇高”，到“破禄”时变成了“酒难饮，一石米，四串零九个钱，三斤肉，满地生姜，三升大豆与两件衣服”。

好命的人，酒多人闲，地位高；命不好的人，酒没得喝，更谈不上什么品味了。袁天罡这本书，我手上的版本中找不到杨联升谈到的这个事例，无法补全，不过书中《演禽斗数三世相》里同样谈到了不同命相的人所得到物质的差别。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说：“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直到今日，一般有思想的人，均以为相当的闲暇与避免操业——维持生活的

操业——是有价值的、美丽的，甚至是无可非难的人类生活的必需条件。在一切文明人的心目中，闲暇的生活，无论就其本身或其结果而论，都是美丽的高尚的。”

中国古代物质生活水平虽遥遥领先世界，但其尚俭的传统一直是绝对主流。儒家一直强调要分配公平，奢靡似乎是极为个别的例子，并且不美丽不高尚。思想上，除了《管子》中有“奢靡论”外，再也没有后文，明代再现“奢靡论”，是陆楫这样的人看到了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与今天诸多人买奢侈品以显品位是一个道理。

杨联升以戏谑的口吻谈论古代中国所谓奢靡下的品位就是把鸡蛋先染色再烹煮，木头先雕好再放到火里焚烧。太多的粮食用来造酒，太多酒用来比拼，酒带来的奢靡之风，备受历代指责，加之酒德的衰落，酒走到了不可不规范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