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汪精卫和唐生智等人正式分共以后,大约七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电,严厉斥责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指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的指导权,同时训令改组中共中央,调鲍罗廷回国。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领导职务。五人常委会对转变党的路线,确立党的新方针是有重要贡献的。五人常委会从成立到八七会议召开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发表对政局的宣言;二是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南昌暴动是其中的一部分;三是召开紧急会议。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因此,“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54]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进行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表得太晚了,但在当时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机。

7月20日,五人常委会发布了《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通告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不强健,工农武装没有建设,我们党动摇不定的政策错误,以及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叛变。《通告》宣布中国已“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以推翻地主的乡村统治,”“建设农民的革命政权”即农会政权,而“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须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这就明确肯定了党应当领导农民建立武装,进行土地革命,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是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进步。对于农民武装的出路,通告指出,“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下存在:A.以合法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尖类;B.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它说明党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有了新的认识,把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土地革命联系在一起了,这无疑是正确的。诚然,这种保存武装的办法是不完善的,是一种退却的权宜之计,带有“避战主义”的消极因素,但同意农民武装“上山”,显然是接受了毛泽东等人的提议。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等人到达武汉,他们根据共产国际七月会议精神,要求五人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中共中央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声称,如果你们不召集,国际代表有权直接召集,五人常委会同意国际代表的意见。7月25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送走鲍罗廷以后,即与罗明纳兹及李维汉、张太雷等一起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8月3日,中央常委召开筹备会议,参加的人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林育南等。毛泽东因回湖南同省委商讨发动湘南起义问题,没有参加。会上李维汉报告了与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商谈的意见,并讨论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

8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山西、广东省委的信中,通报了中央已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此同时进行了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罗明纳兹和瞿秋白起草了会议的文件,即《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苏兆征起草了《职工运动决议草案》。随后确定了会议的议程为:接受共产国际的最近训令;通过告全党党员书,批评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方针;通过农民、职工、组织等问题决议案;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八七会议的召开是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的迫切需要。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生死存亡,重新确立新方针的迫切需要。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们建立的新军阀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支持下,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和反攻倒算。在农村,农民原来获得的减租减息,变成了加租加息。在城市,工人增加的工资被取消,且不断减少,工人大量失业,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青年学生,失业、失学。城市资产阶级也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排挤,工厂倒闭破产。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从5万多人下降到一万多人,280万工会会员只剩下3万多,原有一千多万会员的农会组织全部被打散,整个中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和腥风血雨之中。中国革命有被敌人彻底扼杀和消灭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有被敌人摧残和瓦解的危险。面对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压迫和摧残,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惨无人道的野蛮屠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着狂风恶浪,继续坚持战斗,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制定新时期党的路线和方针,必须召开党的紧急会议,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开辟新的道路,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党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本想多通知一些中央执监委员参加。但由于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困难,28日未能如期集会。到了八月三日,五人常委会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会议议程。“可是仍然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邓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负责同志开会。”^[55]于是会议于即日正式召开。

为了组织好这次会议,当时在党中央机关任秘书的邓小平,在李维汉等常委委领导下,作了具体的组织安排,他在会前三天首先到达会场,直到会议结束,全体代表离开会场后才离去。参加会议的同志由党的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几批带进会场,与会者入场后不得再外出。当时规定,如果突然有人进来问什么,就说是开股东会议。会议地址是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莫卓夫的寓所。出席会议的共25 人,中共中央委员10人,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3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军委代表1人,王一厾;共青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兰、陆定一;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和房东洛莫卓天。^[56]邓小平同志1972年9月22日所写的《八七会议的简单回忆》中说:“到会的大约只有二十多人,分两三天由交通分批带至会所,到后即睡在那里,不能外出,会后又分批散走,吃的是干粮面包等。”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会议主持人瞿秋白,会议执行主席李维汉,他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过程,随后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由共产党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报告;二是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三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接着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就《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重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国际代表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一、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二、工人问题;三、农民问题;四、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五、对国际的关系问题。报告完毕后,李维汉说,中央常委已经接受这个报告,各位同志可以发言讨论。

瞿秋自在代表中央常委的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然后又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的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现,报告提出了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最后,李维汉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后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接着瞿秋白宣读三个议决草案全文,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由瞿秋白同志作结论,共产国际代表答复问题。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利交临时中央政治局。

第三项议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由正式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五人组成,并提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又决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二名,并得到国际代表认可。然后付诸表决,表决结果、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澎湃、任弼时等九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七人为候补委员,至此选举完毕,会议结束。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对历时三年多的第一次大革命进行了基本的总结,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战略方针和斗争任务作了部署。会议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当作当前最重要的作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坚持革命和战斗。这是它的主要历史功绩。对于这次会议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八七会议对党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斗争历史作了基本的总结,找到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革命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到了这个阶段的后期,革命遭到了失败,客观上是由于敌人的力量太强大,它们联合起来向革命进攻,先是把蒋介石拉过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过去,使革命遭到失败。主观上是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年幼时期,经验不足,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特点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采取了不要领导权、不要土地革命、不要武装斗争的错误的指导方针。正如这次会议的文件所指出的:“过去党的领导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总认为既要联合国民党,便必须要有一种让步的政策于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免泯灭了,”“中央的政策客观上不仅让步,且是放弃领导权。”^[57]

关于不要土地革命,《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在第五次大会时,《土地问题解决议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解决深入土地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两次都是看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力求“解决”。当农民起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时陈独秀等人起来制止,说什么“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动,这种情形必须纠正。”^[58]

关于不要无产阶级的武装,陈独秀等人认为共产党员搞军队会蜕变成军阀。所以,告党员书指出:“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就是使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训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马日事变后湖南十万农军进攻长沙,完全采取妥协投降方针,“长沙事变之后……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末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民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政治局的委员湖南省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命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等一等进攻……这一总退却的结果使反革命大奏凯歌。”^[59]就这样湖南十万农军进攻长沙的武装斗争的壮举被取消了。

陈独秀的“三不要”,是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最主要的内容。也是造成第一次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这是八七会议对历史的最基本的总结。如果不使全党了解这个错误,明确这个错误的主要内容,就不可能找到开辟革命新局面的钥匙。

第二,八七会议坚决批判和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中吸取了可贵的教训。失败的原因找到了,陈独秀错误的主要内容也明确了,接着就是对这种错误进行批判和清算。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与会同志在发言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遣责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可以说这个内容构成了会议的主旋律,这是会议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任弼时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忽视了要以革命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结果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使民众遭致摧残,我们失掉了群众。”罗亦农说:“中国共产党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我意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此。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蔡和森说:“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成立了很好的决议,但五大以后中央不实行”。“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邓中夏说:“机会主义发生不自今日始,由来已久,”以前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看得太低,第五次大会又把小资产阶级看得太高,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这样还说什么土地革命呢?”另外,彭公达,李子芬,张国涛,陆沉等也都发言先后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了坚决的批判。这些发言本身就包含了总结可贵的历史教训。

上述发言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领导权,反对土地革命、取消武装斗争的严重错误,并指出这些错误“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这是八七会议的又一历史功绩。

第三,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进一步部署了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的秋收起义。会议充分肯定了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在《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中指出:“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对于小地主则减租”。党必须领导千百万农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这些主张不仅表明党对土地问题的认识比大革命时期更深刻了,而且作为行动纲领在实践中实施。

会议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在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提出“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农民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的同时,“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暴动,而推翻反革命政权”在《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作农民暴动的组织者”这都表明“八七会议确立了以武装暴动去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即通过暴动夺取政权。这一方针的确立,给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后来对这一问题的回顾时所说的:“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党采取了新的路线,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的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现在开始了,”^[60]而作为武装起义的行动部署,则是集中在湘、鄂、赣、粤四省首先发动秋收起义。会议前党就领导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会后又领导和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一系列的武装暴动,并在此基础上,终于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第四,八七会议建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即临时中央政治局,确立了党在秘密状态下的组织和工作方法问题的各项原则。会议责成临时政治局在六个月内召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适应新时期斗争的需要,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南方局于广东,并成立政治局领导的出版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加强党在秘密状态下的宣传工作,同时还讨论了派人到北方局去加强工作,会后决定王荷波、蔡和森同志去北方。会议指出:“现在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面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整个党的组织从公开转入地下,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秘密的党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关系原则。会议所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对此作了详细规定。会后不久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号,又进一步对此作出了解释。根据这两个文件的规定,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中制,成立精悍的常委班子,以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会议决定建立全国秘密的交通机关,以掌握敌情,传送宣传品,进行工作联系。在各级党委中应挑选最可靠的负责同志召集党的各种会议。每一党部都应成立组织委员会,审查党内不可靠分手、可疑分子,要严守党的纪律,“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应当绝当服从”。这一切都是适应白区的工作环境,相应改变党的组织和工作方法的必要措施。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八七会议,他是八月初接中央通知后由长沙到武汉的。在会议过程中,他围绕会议的主题,做了七次重要发言。在讨论国际代表的报告时他是第一个发言的。这些发言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为党制定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这次会议虽然时间很短,但由于开得及时,会议的内容又很集中,讨论非常热烈,特别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时,先后发言的同志很多,许多同志的发言都有份量,也都各具特色。他们都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像毛泽东那样全面、系统的、深刻的总结教训,为会后提出正确方针的,却是少有的。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刻揭露了陈独秀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的严重错误,阐明了革命统一战线必须由我党领导的重要思想。他说:“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而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应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的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桥一样勉强挪到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是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61]这个论述,回顾了我党同国民党从建立统一战线到大革命失败的整个历史过程,深刻总结了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不当“主人”当“客人”,只当“媳妇”不当“婆婆”,自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重错误。为党今后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尖锐批评了党在农民问题上反对农民革命,压制党内的正确意见,跟着国民党叫喊农民运动“过火”的根本性错误。毛泽东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于党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甚可怪的,唐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影响太少。”^[62]这个论述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农民问题是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中心问题。强调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如何,是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分水岭,为党今后领导农民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第三,提出要从根本上取消地主制的土地革命纲领,为党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时,毛泽东说:“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中地主,我意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小地主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如此方可以安民。自耕农问题。富农与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即划定中农与富农的标准)。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讲究策略。有些同志认为这只可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认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63]他提出这些意见和办法使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方针在政策上具体化了,同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相比较,毛泽东的意见既具体又符合实际。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并没被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所接受。

第四,深刻阐明了我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放弃武装斗争,导致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64]这个论述总结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动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导致革命惨败的沉痛教训,又向新的中央提出今后要非常注意军事,对武装斗争要有坚决的概念,再也不能重犯主观书生的错误了。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有着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李维汉对此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针。”^[65]

八七会议在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过程中,一开始国际代表和中央常委提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中没有毛泽东。在酝酿过程讨论中,蔡和森首先提出自己不加入,一是自己过去有错误,二是已决定回湘。他提议“毛泽东应加入”。并说明很久以来,毛泽东就反对中央错误的农民政策,完全代表湖南农民革命及土地问题的革命倾向,为一切敌人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又主张他在中央。”^[66]而毛泽东表示自己要上山打游击和绿林交朋友,接着,李维汉,陆沉等又提议毛泽东加入政治局。毛泽东一再表示“自己非到外面工作不可”,^[67]即回湖南去参加秋收起义。最后,选举结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伟大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急险关头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是我党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以坚定的革命方针重新团结了受到严重创伤而队伍散乱的党,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扭转了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严重袭击革命的悲观主义情绪。正如党的六大决议所肯定的那样:“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在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八七会议用布尔什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党同群众动员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的成份,改变旧的指导机关一一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当时如果不开这个紧急会议,就不能纠正中央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就不可能确定新的方针政策,就不可能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因而也就不能实现新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走上胜利的道路。八七会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出一条真理:中国共产党不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愧是马列主义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也会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但是,纠正这种错误的恰恰是她自己。党正是在战胜自己的错误中加强自己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

诚然,这次会议也有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同时在组织上,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单纯的工人成份,并开始了惩办主义的党内过火斗争。

八七会议出现这些缺点,从主观方面看,党还年幼不成熟,面对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党内比较普遍产生了对阶级敌人的极端仇恨和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愤怒情绪,这种情绪往往以感情代替政策,使“左”的东西容易滋长起来。从客观上看,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的估计是“左”的,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去义和组织上惩办主义的打击政策。

有的研究者提出,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它在组织上的合法性是值得研究的。参加八七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13人,不足五届中委、候补中委37人的半数。这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来说,是不完备的。但笔者认为必须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研究:第一,八七会议之所以不能召集全部中委、候补中委到会,是因为形势非常紧张,会期又十分紧迫,交通非常不便。第二,召集八七会议是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决定的,经中央临时常委讨论同意的。当时我党是第三国际领导的一个下属支部,中国党有执行的义务。会议本身是合法的。第三,中央临时常委五人中有三人不在武汉,这当然有所不足,但这三人是处在南昌起义的指挥岗位上。对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我们不能苛求。瞿秋白受命于共产国际,作为当时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挑起召集会议的重担,也是合法的。八七会议召集时的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使它本身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合法性。这次会议不是一次正式的中央全会,而是一次紧急会议,但在实质上却执行了中央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职权,因而会议的决议是有效的,对全党是有约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