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得重用”的人和他的杰作

百团大战的命令,是由朱、彭、左联名签署发布的。

凡代表八路军总部发布的重大作战命令,都必须由这3人联名签署。

如果这个“左”不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之上的话,解放后授勋的中国元帅榜上也一定少不了他的名字。

这里的“左”,就是八路军在前方的参谋长左权。

但善良的人们(包括左权夫人在内)在1985年陆定一透露一件重大的史实之前,只知道八路军有这样一个参谋长,中国山西的左权县是为纪念这位优秀领导人而命名的,而不知道:

“从1932年到1942年(即左权牺牲的那一年),10年之久,我们的左权同志是背着奸人的诬陷和‘不得重用’的包袱为革命奋斗的。”

他的档案为什么会留下“不得重用”的“组织”结论,为什么又被重用为八路军前方参谋长呢?

原原本本说起来,简直是个笑话。

1928年,在莫斯科学习的孙冶方由学员升为教员,同学们闹着要他请客,他就买来一些食品,一二十个人就在宿舍里吃起来。一位“神经病”立即向王明报告,王明的“神经病”更严重,又去报告米夫,说发现了一个“有托派嫌疑”的“江浙同乡会”。

一查,左权也是会餐人员之一。

天啊!左权是湖南人呀!

但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左权的档案袋里就装上了这份黑材料。

这时王明还没掌权,这种无凭无据而又有明显漏洞的黑材料仅供参考而已,对左权有一定影响,但影响还不大。

1931年,王明掌权了,他对他杜撰的那个“江浙同乡会”还念念不忘。终于又通过一点微不足道而且是无中生有的小事把已任军长的左权撤职,时在1932年6月。后来又将左权列入专案审查。周恩来实在看不过去,说:“左权这么年轻(时年27岁),有什么问题,应该派他到前线去。”于是,王明中央便给左权一个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以维持自己的面子,并做出了“不得重用”的结论。

如果左权是个一般人物,他这一辈子也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去了。但他并不是一般人物,而是红军队伍中极少有的文化基础坚实、受过长期正规军事教育、有过长期指挥实践的人物。

少年时代,他毕业于著名的湖南醴陵渌江中学,这是一所每期学费高达40块光洋的名牌中学,教员除中文教员外,全部是归国的留学生。

他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不但如此,他还是黄埔军校前身之一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

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在教导第1团任排长,参加了讨伐叛军的东征。

1925年10月,他由程潜保送去莫斯科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第1期第7班就读,与邓小平同学。

1927年8月,由中山大学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刘伯承同学。

1930年8月,与刘伯承一起返回中国。他由中央军委分配到福建龙岩任军校分校的校长,而刘伯承任中央军委委员。王明的黑材料对左权的任用显然有影响。

名牌中学、黄埔1期、中大1期、伏龙芝军事学院,这四大名牌学历兼而有之者,在红军队伍中是少之又少,在整个民国时期的军界也不多,因而左权不仅是红军中,也是全中国“有数之军事家”。只有王明这种狂妄分子才会对这种难得的专门人才弃之不用。

刘伯承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山城堡战斗时,左权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根据当时的规定,红军三大主力,在战场上由红一军团统一指挥。

这一仗,左权根据敌军装备精良,善于正规战争和阵地战的特点及整个战区敌众我寡,我军被260个团的敌军紧紧围困的特征,决定采取夜袭的形式,集中打击敌军的1个师。

夜袭部队只有13个精干连,但警戒部队和箝制队则包括红军三大方面军的主力,因而是一个很大的战役。

战斗完全像左权估计的那样发展,很顺利地歼灭了敌军1个王牌师的大部,再加上不久后西安事变爆发,左权指挥的山城堡战役就成了10年内战结束的标志。

山城堡战斗,左权部署指挥红军三大主力的大部,充分体现了他策划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能。1937年2月,他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改编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改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敌参谋长。因参谋长叶剑英一直在后方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参谋长的职责实际上也是由他全部担负。这样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仍受了王明的诬陷的影响。因此时王明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党内仍有影响。王明回国后,还气势汹汹地指责中央:“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么让他当参谋长?”

对此,左权不是完全没有怨言,他曾对彭德怀说:“只要有王明在中央,我就没有出头之时。”彭德怀也想为密友鸣冤,曾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在王明的干扰下,中共中央只是实际上对他委以重任,对左权的“托派嫌疑”与受党内处分之事一直没有重新作出结论。

左权并没因此而影响工作,反而是更勤奋地工作。随军作家刘白羽写道: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朱德总司令则高度评价说:“在他的策划下,八路军发展成为数十万劲旅。”

1942年左权牺牲后,毛泽东特电志哀,后又到其墓前志哀。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彪、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及其他大批领导人都撰写纪念文章,深切地悼念这位战友。其中,聂荣臻满怀激情地写道: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一致高呼着: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举拳头向你宣誓着:我们一定要报仇!

左权一生,建树很多。我们这里只介绍他的一件“杰作”。

八路军总部,原来有个兵工厂。因厂址无险可据,工人们只好经常“背着工厂”打游击。

当时,八路军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武器弹药严重缺乏。向委员长领,左磨右磨,才能磨来七八万发子弹,分给战士,每人半粒子弹也没有。靠战斗缴获,抗战两年,虽缴获了步马枪20000多支,轻重机关枪400多挺,远远满足不了部队发展的需要;而且子弹极为有限,枪支弹药成了制约八路军发展的“瓶颈”。所以,八路军很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办一个相对稳定的兵工厂。

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左权。因为厂址是否合适,需要许多专门的军事知识。在这方面,左权是最佳人选。

左权足蹬一双布鞋,肩挂几双草鞋,跋山涉水,走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总觉得这个山头难守,那个山头也没退路,都不太满意。

一天,他来到一个山头。

一进山口,他就被那里的地形吸引住了。

好家伙!一条长长窄窄的峡谷,成了从正面进山的惟一的通道。走进峡谷,抬头一线天,低头难伸拳。地雷一埋,火力一封锁,不丢下几百千把具尸体,谁进得来。

穿过这条长达1000米左右的峡谷之后,来到一个较开阔的地带。这个地带的前方,又一左一右地耸立着两个制高点,一个叫跑马站,一个叫桃花寨。这里方圆十几里无人烟,留下这样一个地名,也许是某朝某代,这里驻过一支军队吧!左权一看,知道又找到了一道绝妙的第二防线。

再往前走,又是一处断壁,一道飞瀑从对面的悬崖上倾泻而下,断口处有10余米深。联接两壁石台的是一架四五米长的云梯,供进山采药的人走,人称“断桥”。

好!这里可筑成第三道防线。

过了断桥,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带。右面的主峰有个大石洞,因而这个地方也就叫黄烟洞(或黄崖洞)。

工厂的厂房就建在开阔地,山洞是天然掩蔽所、防空洞。再将山洞挖出几条秘密坑道,万一敌人打进来了,机器也好转移。

现在只剩下退路的问题了。

撤退的路线也不错,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往八路军总部驻地的所在县——武乡。因路途较远,地形复杂,敌人无法从这条路进攻黄烟洞,而装备轻便,善走山路的我军则可从这里安全转移。

回总部一说,朱、彭总副司令立即拍板,决定成立工事(工程主体是工事)委员会。朱德还自告奋勇地出任委员会主任,说这样好与友军及各师部队交涉。因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不少物资。左权任副主任,具体负责实施。

委员会一成立,左权就忙得连轴转。当时还是1939年冬天,他冒着数九严寒,每天上山,一寸一寸地勘察,制图作业。一连几天,他把整个黄崖山,上上下下,沟沟岭岭,南北东西都走遍了。他每天都是啃几个冷馒头,喝半壶冷开水,没吃上一顿热饭。

对这项工作,左权是很兴奋的。除了军工生产是八路军发展巩固的一个要害问题外,还有一个因素。他是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但从红军到八路军,打的都是游击战,没有修过永久性的工事,他学到的这方面的知识还没派过用场。现在第一次修永久性工事,对一个军事专家来说,难道不像一个医学专家首次做大手术那样兴奋吗?

设计完毕后,施工部队进入工地,先后调了五六个工兵连、3个炮兵连和1个警卫营前来施工。

全军及延安听说总部要搞一个计划每年装备20个团的大兵工厂,兴奋得很,各部队凡是带机字号的缴获品,立即上缴总部,延安还弄来了几台进口的新设备。

这样一个工程,还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紧张时有几百匹骡马和大车突击运料。

当时的八路军还真有办法,不知他们从哪儿弄来了这么多的物资。只有一条途径是清楚的,如扒来的铁轨,稍一加工,就成了高质量的柱梁钢筋;收来的电线,绞成一股一股的也可代替小钢筋。

几个月后,一座振奋人心的工厂和一个现代的防御体系出现在八路军将士眼前:整个厂(防)区面积2平方公里,防御工事中,明堡、暗堡、战壕纵横交错,厂区内,几栋厂房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拔地而起,机器设备有车、锯、刨床20多部,其他设备40多部,动力装置50匹马力。可生产步枪、掷弹筒、炮弹、手榴弹、地雷、子弹等产品。

产品试制出来了,朱德高兴地打了几枪,说:“好!不亚于汉阳造。”

彭德怀在左权陪同下前来视察工厂。

彭问:“朱老总交代了,一年的产品要能装备20个团,咬咬牙能完成吗?”

左权琢磨了一阵,说:“20个团困难,十五六个团是完全有把握的。主要是新工人多,技术力量少,硬赶,质量没保证。”

“行呀!每年平地腾起一二万只猛虎,也够鬼子受的了。”彭德怀满意地大声叫好。

工厂边施工,边生产,到百团大战爆发时全面竣工,并生产了大量的产品,特别是手榴弹。

百团大战爆发后,大批的枪支(生产的、修理的、更多的是修理的)、弹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日军在作战中惊奇地发现:“共军比过去装备良好……攻击部队有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手榴弹很多,均是粗制品。”

尽管自己还只能生产“粗制品”,但同过黄河时每人只有二三颗手榴弹甚至平均每人还没有1颗手榴弹相比,“手榴弹很多”,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吗?因此,朱德喜爱地把黄烟洞兵工厂称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由于长期的片面宣传,八路军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支一下又来了,一下又去了的军队,除了穿军装,人数多一点,武器好一点外,同游击队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八路军还是有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的,有各种设施的。中共中央也在争取把八路军建设为一支设施更为齐备的大兵团,黄烟洞兵工厂及其防御工程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但是,黄烟洞兵工厂毕竟仅50匹马力,绝大部分仍是手工生产,开工时每月产步枪100支。这表明八路军又毕竟是一支受制于国民党,在敌后作战的部队,同国民党军队相比,在物质条件上还有很大的距离。

如阎锡山不过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他的太原兵工厂有多大的生产能力呢?

在抗日战争前夕,太原兵工厂每月能生产步枪3000支,轻机关枪300挺,重机关枪50挺,冲锋枪800支,七五山炮3000门,野战重炮12门,火药120吨。

这种物质条件,如果在八路军手上,那还得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发展是多么艰难,然而八路军的迅速壮大以及在抗战中的远播声誉,又更突出说明,最珍贵的还是人,还是人才,以及一条正确的用人之道。百团大战是红军成立以来一个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战役,没有一批造诣很深的军事家,这个仗还真的打不起来。因为这种大兵团作战,除了热情、勇气、魄力及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外,还需要有许多精确的军事科学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统御、组织、指挥才能。套用刘伯承的一句话说,没有这些,连一个团、一个连都摆不开,更别说一下将20多万人摆开,还要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