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中国的“生命线”

16亿,中国的“生命线”

现代的人们,已经从拥挤的街道与日益缩小的村庄,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在世界各国科学家在研究地球能承载多少人口的时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不考虑我们脚下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到底能养活多少中国人。

早在1956年,中国学者孙本文就曾从耕地状况出发,提出中国人口容量为8亿的观点。70年代末以来,更多的学者从食物供应、淡水资源、经济发展等角度,计算中国环境的人口容量问题,并分别提出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7.5亿、6.3～6.53亿、6.5～7亿、9.5亿等。如田雪原、陈玉光等从就业的角度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宋健等从食物供应和水资源供应的角度提出了在百年时间里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的水平,理想人口应在7亿以下,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用水标准衡量,则应在6.3～6.5亿之间;胡保生等对20多个社会、经济、资源因素进行可能性和满意性分析,提出中国100年后人口应保持在7～10亿之间,这些研究均是以80年代初的现状为基础进行外推或预测的。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的人口早已超过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并还在继续攀升。

我们这一代,正好是与这一理想状态擦肩而过的一代。错过了太阳,不能再错过月亮!我们现在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中国的土地能承载的极限状态之内。如果说人口的理想状态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发展,那么极限状态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

我们不能再犯下过去同样的错误。

那么,中国的土地承载极限到底是多大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土地最多能养活多少人呢?当然,任何预测都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因为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难以预料的,但这并不排斥基本的估计。

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在80年代初曾对发展中国家土地资源的潜在人口承载力进行综合的测算,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参照这一方法,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曾于80年代末对中国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及其人口承载量作过大型的研究,得出了迄今为止最具综合性的中国环境人口容量的评价。其结果是,中国土地资源的最大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粮食标准为500公斤计算,最大人口承载量为16.6亿人;以人均粮食标准550公斤计算,最大人口承载量为15.1亿人。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环境的最大人口容量为15～16亿人。

有鉴于此,我们把16亿划作中国人口的“生命线”。如果超过这一限度,我们就有生存的危机。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人口控制在这一极限容量之内呢?答案是肯定的。科学家推算表明,只要我们将人口出生率控制和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随着年龄结构的继续增长和稳定化,中国人口可望在一定时期后进入零增长状态。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人口进入零增长状态的时间,大约在2030～2050年间,是时,中国人口的总数刚好达到15～16亿人,亦即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近4亿人。从此后,中国的人口便逐渐下降,大约21世纪的末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将稳定在6～8亿的理想状态。

这是十分乐观的估计,而只要我们的人口控制稍微放松,人口增长便会出现反弹,进入零增长的时间便将向后推迟,达到零增长时的人口峰值则会大大突破我们划定的16亿生命线。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人口一旦突破16亿,中华民族的生存便将受到威胁,最突出的问题便是粮食不足,届时的中国人又有可能重新体会我们的先辈们那饿肚子的感觉。

由于无知和自负,我们白白丧失了一个保持理想人口的机会。而现在,则绝不能因为我们的轻率与放纵,不负责任地把中华民族推向危险的深渊。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我们后代有一个理想的发展环境,我们必须死死守住这条“生命线”,坚决把人口控制在16亿之下。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继续贯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大力推行“一胎化”。我国目前实行的“提倡生一胎,控制生二胎,杜绝生三胎”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过于庞大、未来人口增长速度有过快趋势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而且要把重点放在农村,努力建立适合中国情况的人口控制新体制。专家和学者们提出,下一阶段中国人口控制宜采取以下的具体措施:

一是改变家庭的生育需求。要从调节家庭生育需求入手,间接引导家庭生育行为,形成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要想改变家庭的生育需求,就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施加实质性影响:第一,降低家庭生育孩子的社会经济价值。国家通过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多种手段,使具有不同质量的劳动力在就业选择和经济收入上拉开差距,以致使现在生育数量较多而将来素质较差的孩子在实际中降低或失去其社会经济价值,从而诱导实现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第二,提高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国家今后应通过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多种手段,使家庭多育孩子在生育、养育特别是教育上付出的成本要比少育孩子多到足以与那些孩子以后可能带来的收入相比变得得不偿失,从而诱导实现其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

二是建立多种形式的计划生育承包责任制。要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长的旧体制,找到一种适应现阶段实行计划生育的新方式。通过在计划生育上的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引进竞争机制,实施奖优罚劣,理顺与计划生育有关各方及人员之间的关系,增强各级领导机构领导干部的压力感,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以及广大婚育人员的法制感,把计划生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使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得到切实保证。

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级计划生育机构。要加强由专职和兼职人员共同组成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伍,重视对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素质,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

四是建立和实施既能保证控制人口增长,又能提供群众自愿选择的避孕节育的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

五是实施计划生育的奖励和限制政策。要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增强政策的吸引力和约束力。通过奖励措施向婚育龄者提供一种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对早婚早育和多生的替代;通过制裁措施向不实行计划生育者索取相当数量的、他们应向社会支付的补偿。采取奖励和限制措施为婚育龄者提供不同的机会选择,从而诱导他们作出有利于缩小家庭规模、控制人口增长的决策。

六是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知识性和服务性。把宣传教育与避孕节育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要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针对性地宣传有关知识,把观念上的宣传教育与实际上的提供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宣传教育,引导观念更新和意识转变。首先是从人口的国内意识转向全球意识;其次是从经济总量意识转向经济人均意识;第三是从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转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婚姻观念;第四是从“人多力量大”转向优化人口的意识。

除此之外,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便是抓紧计划生育法规建设,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计划生育管理,尽快制定并颁布实施节制生育法,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来控制人口的增长。把人口从根本上控制住,不仅强化行政措施和经济措施,而且要采取和实施法律手段,真正做到使节制生育、人口计划和控制政策及措施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中国的人口控制下来,才能真正保证中国的人口不会出现超过极限的难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