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赵泽宗

前言

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于2006年4月立项至今（2011年4月）已完成研究、实验任务，达到研究、实验目标。这个课题是国内最早提出的原创性的整体研究“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课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中几个概念的提出时间：

1.钱学森形成“大成智慧学”思想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他提出思维科学的时间大体同步，稍后一点。这个时期是他总结自己一生科学思想结晶的时期。这个时期他已提出科学与艺术体系11个门类的框架。（2005年3月24日，赵泽宗教授与钱学敏教授探讨的结论。）

2.钱学森“大成智慧学”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92年11月13日钱学森与他的学术研究班子中六个人谈话时第一次提出的。这六个人是：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涂元季。（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一书中有较早介绍“大成智慧学”概念的文章。）

3.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是钱学森于1993年10月7日给钱学敏的一封信，谈到18岁的硕士是“大成智慧教育的硕士”。

4.申报课题的名称为：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这个课题名称（概念）的创意是赵泽宗教授于2004年5月6日携同钱学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学森堂妹）与朱小蔓教授（时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三人共同探讨申报国家课题时首次提出的。赵泽宗教授又向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思维科学研究所所长田运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斌贤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张妙弟教授、北京创新学会会长汪馥郁教授及余华东博士等专家介绍了这个课题名称（概念），得到大家一致认同。课题名称（概念）于2005年3月27日得到北京市创新学会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工作委员会（后改为专业委员会，由赵泽宗教授创建，并任首届主任、理事长）首次会议全体与会者的认同，由这个机构出面申报课题。2005年3月30日申报课题时，赵泽宗教授亲自到中国人民大学会见钱学敏教授，再一次得到她的确认和支持。

5.课题于2006年4月21日被中国教育学会审批为“十一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之后，赵泽宗教授邀请钱永刚教授来中央教科所商谈课题研究计划，钱永刚教授讲：“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下，培养能发明创造的创新型杰出人才。”

其次要说明的是，本文资料的原始性：

主要是指作者赵泽宗记录、摘选钱老的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如钱永刚、钱学敏、于景元、顾吉环等同志）的访谈记录、资料，以及钱老给这些同志的书信；也有钱老的学生（如：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中科院力学所前书记肖林奎等）、钱老中学时代的母校“北师大附中”现任校长刘沪等同志的回顾谈话。这些谈话资料不再一一注明。如果引用了其他资料，凡有出处的，都在有关段落末尾有所注释。在此，对以上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一、关于大成智慧学的概念

大成智慧学，为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首创。大成智慧学概念的形成时间和过程“前言”已略有表述。

大成智慧学（Theory of Metasynthetic Wisdom），是引导人们如何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其目的在于使人们面对浩瀚的宇宙和神秘的微观世界，面对新世纪各种飞速发展、变幻莫测而又错综复杂的事物时，能够迅速作出科学、准确而又灵活、明智的判断与决策，并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大成智慧，是以科学的哲学为指导，把理、工、文、艺结合起来走向大成智慧的过程。简要而通俗地说，就是“集大成，得智慧”。

“应该向恩格斯、列宁学习，要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达到大成智慧。不然怎么能称‘大成’，又怎么能得‘智慧’？大成智慧要大家来努力创造！”（钱学森致钱学敏、涂元季的信，1996.9.1）

大成智慧学的特点有五个结合：

1.“量智”和“性智”的结合。一个有才智的人，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操。人的智慧有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

什么是“量智”和“性智”呢？“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10大科学技术部门的知识是性智、量智的结合，主要表现为“量智”；而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人文、文艺实践活动，也是性智与量智的结合，但主要表现为“性智”。

“量智”主要是科学技术，总是从局部到整体，从研究量变到质变，“量”非常重要。当然科学技术也重视由量变所引起的质变，所以科学技术也要有“性智”，也很重要。大科学家尤其要有“性智”。

“性智”是从整体感受入手去理解事物，中国古代学者就如此。所以是从整体，从“质”入手去认识世界的。

大成智慧学告诉我们：在处理复杂的问题时，既不能只顾“量智”，搞还原论，“死心眼儿”，也不能只顾“性智”，空谈整体论，浮于幻想。要“量智”和“性智”结合，既要量，又要质，缺一不可。

2.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哲学是上层建筑，是战略思想，可以高屋建瓴地看问题，科学是战术思想，是对哲学的验证，先有哲学，后有科学。科学只有在哲学指导下才能创新，才能深入。科学与哲学结合才能走得远、走得广、走得稳、走得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认识客观与主观世界的科学。科学与哲学结合才会培养出将帅之才、杰出人才。

3.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科学与艺术结合才会产生高新科学技术，才会培养出高新科技人才。

4.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从思维方式来看，逻辑思维方式，大多用于科学研究与实验，所以也叫做科学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方式，大多用于艺术创造与艺术活动，所以，也叫做艺术思维方式。一个杰出人才必须具备以上两种思维方式。

5.微观认识与宏观认识的结合。在处理各种复杂事物时，既要弄清其微观的、细节的、量的准确变化，掌握好“度”，又要注意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地把握其各层次、各因素、各方面质的变化与飞跃。不能只搞还原论，“死心眼儿”，也不能空谈整体论，浮于幻想。而是要把微观与宏观、还原论与整体论、理论与实践、部分与总体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观察和解决问题。

大成智慧学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完成大成智慧杰出人才的培养。

二、关于《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三观三论六个思路

（一）学制观——学龄提前学制缩短，在人类智力高峰期早成才的观点和思路

钱老设想的大成智慧教育，从学制讲，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段教育：

1.8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岁到12岁是打基础。

2.接着的5年（高中加大学），12岁到17岁，是完成大成智慧的学习。

3.后1年是“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成为大成智慧教育硕士。（钱老1989年致钱学敏的信）

钱老讲：“我在3年前就提过一个意见，我说这里浪费的时间很多，我不说什么新的发展，就拿我本人自己学习的经验来说，就可以缩短（学制）。我从前上的中学是20年代的北师大附中，主任（校长）是林励儒，建国后，曾任过教育部的副部长，是个很有水平的人。另外，那个学校的很多教员，实际上是大学水平，因为许多教员是师范大学的教师。所以，3年的初中，3年的高中，学习的效果是很好的。同学的考分都在70来分，班里拔尖的有那么几个，他们的分数是80多分。从来没有听说要争取90多分的，这都是笑话，得90多分那准是背的，就是这种学习方式，学习的气氛也很好。20年代，我们这些高中生也不知道马克思，只知道世界上有两大伟人，一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大科学家，另一个是列宁。这也说明学生感兴趣的范围是很广的，科学、政治。另外选课也很多，高中有很多选课。有各种各样的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也有深一点的大学物理选课。数学上甚至有这样的选课：非欧几里得几何。现在要学非欧几里得几何，要到大学才学。我们那个时候在高中就有这门选课。外语除了第一外国语还学第二外国语，可以学德语或法语。也不限于自然科学，还有的课如伦理学，这是社会科学。那时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实际上，解析几何、大代数、微积分这几门都学了。所以那时高中毕业的程度至少是现在大学一年学历或者还多一点。后来我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交大的头一年，我就感到没什么学，因为那些课基本都学过。在上海交大学习中真正感到新的课实际上是二年级的后半年和三年级。三年级觉得很踏实，到了四年级，就准备毕业了。一准备毕业，就又放羊了，又不行了，因为工科最后的课是跟工程技术密切联系起来。在这4年里我认为只有两年是踏踏实实学习的。所以，我在三年前建议，不说新的，就从我们在旧中国的二三十年代已经做到的来看，我们现在可以做得比那时好得多。怎么一个计划呢？6岁入学，小学和中学共12年，学完这12年，就18岁，此时，学生已具有大学二年级的水平。要达到现在大学生的水平（学士），再学两年就行了，18岁加2岁，20岁。要是大学生学4年，那应该可以达到硕士的水平，也就是22岁达到硕士水平，那就比现在节约好几年。这是我三年前说的话。”（《论人的潜力与教育革命》，见《钱学森谈教育》，第74页，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

“我观察了我家里的第三代，本来4岁就可以开始学了，但是中国不让学，还得送到幼儿园去再泡两年，到6岁才能进小学。在幼儿园里的这两年是可以节约的。4岁可以入学，再加上北京的景山学校实行的是10年一贯制，据说上海还有9年一贯制，4岁入学，10年到高中，那就是14岁，然后再加上我刚说的两年的大学，两年的硕士研究生，18岁就可以学到硕士的水平。两年前刘静和同志（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跟我说了，认为我的计划要改变，我也想了，如果搞得好，到2000年可以实现22岁的硕士，那18岁的硕士就得等到21世纪去了，就更难了，但这是可以做到的事，这不是什么瞎吹的事。我讲这个，是想说明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教育制度中的问题，我们不要泄气，完全可以改进。要做得好，到2000年就是22岁的硕士，要是再进一步，用刘静和的方法，还可以提前，18岁可以达到硕士，但这可能还不是极限。因为去年年底以前，张震寰同志带了一个神童去找我，这名神童6岁，叫津津，这6岁的津津是武汉大学的大学生，他当着我的面又说英语，又背诵古典著作，还真行。这给我更大的启发，什么22岁的硕士18岁的硕士，那都太保守了，当然我也不是说津津真正成为学者了，毕竟还是孩子嘛，有的东西的道理他还讲不清楚，但他记忆和理解的能力很强，还可以发展，我这个计划可以发展。”（《论人的潜力与教育革命》，见《钱学森谈教育》，第76页）

钱老提出4岁入学，是有脑科学、认知学、心理学、思维科学为依据的。这是另外的话题。钱老对学龄提前学制缩短的设想、观点和思路是大胆的原始创新，这是前沿的，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实验的重大教育科研课题。如果能够实现，将大大加快人才的培养，加速中华民族的腾飞。

尽管目前我们的教育法规还不允许4岁、5岁入学，但是一些“超常教育”的实验证明，4岁、5岁入学是可行的。而8年义务教育已蔚然成风，现在有的学校还想搞5年制高中加大学的模式，我们将支持这些实验。

（二）人才观——培养全才、通才、创新型人才、杰出人才的观点和思路

198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上，钱学森被授予“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9年他又被选为“影响20世纪科技发展的20位世界级科技巨人”之一。这20位巨人中第一位是爱因斯坦，之后是玻耳、海森堡、居里夫人、冯·卡门等，钱学森排名第18，是20位巨人中唯一的亚洲人。

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人才。

但是，新中国建国60年来，我们培养出多少像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我们国家怎样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究竟卡在哪里？

钱老的基本观点有两个：一个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个是“我们的学科专业不能分得太细，要理、工、文、艺兼收并蓄”，“要全面发展，要培养全才、通才”。这应当是“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思路。

钱老讲：“我在这几天又在想中国21世纪的教育，我1989年的那篇东西（指‘学制观’的那些内容——作者）不够了；是要人人大学毕业成硕士，18岁的硕士，但什么样的硕士？现在我想是大成智慧学的硕士。具体讲：

1.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

2.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

3.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

这样的人是全才。”（“要成为全才”，钱老致钱学敏的信）

“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以后如工作需要，改行也毫无困难。当然，他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那主要是搞科学技术研究，开拓知识领域。”（“要成为通才”，钱老致钱学敏的信）

“怎样培养帅才？我提出五点建议：

1.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帅才要在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真正下点工夫。

2.要了解整个科学技术，即我们前面所讲的十个部门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的发展情况，即要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态。杨振宁教授最近提出到图书馆翻翻，这很重要。多到图书馆去看看，从中发现新动向，然后组织人去研究，帅才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要了解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情况。

3.要学习世界的知识，如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等，要了解它的起因、历史，等等，这样才能迎接世界的挑战。

4.当今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竞争实际上就是打仗，所以要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也包括组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才能。

5.学点文学艺术，它可以培养一个人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避免‘死心眼’和机械唯物论。老一辈革命家文艺修养都比较高，是我们的榜样。

当然，帅才还要身体健康。

以上五点，或者说六点，我在中央党校讲过多次，因为中央党校就是培养领导干部，培养帅才的。

今天我再次提出来，请中央考虑。”（“要成为帅才、杰出人才”，选自上海交通大学编《智慧的钥匙——钱学森论系统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开始试行，但愿不久的将来，杰出人才和世界著名人才不断脱颖而出、后继有人，这一天早日到来就是对钱老最好的告慰。

“其实，钱老自己的人生传奇，就是对于科学大师培养的最好注脚。在培养杰出人才问题上，也不必总拿‘诺贝尔奖’说事。钱学森是中国的科技巨人，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国人不必为没有诺贝尔奖自卑，钱学森是20世纪百年一遇的‘双重五维’伟大科学家，他的成就远远超过一年一遇的诺贝尔奖得主。”（2008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院士）

（三）创新观——科技、教育必须创新的观点和思路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什么样的成果称得上科技“重大创新”呢？

“两弹一星”之外，就要属“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了。钱老多次提到，这是他很欣赏的一个项目，“毕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媒体曾举办“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研讨会，他自谦：“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他在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过，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灵感出来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辑思维，去推导，去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

晚年，钱学森更加关注教育的创新。在钱学森的心目中，什么样的教育称得上“教育创新”呢？那就是“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个教育创新的思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形成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苏联实施教育改革，按照苏联的模式，大学学科专业都分得很细。在钱老内心里面，他对苏联那一套不欣赏，他比较欣赏美国的那一套，就是理工结合。这源自他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的亲身体会。

钱老从回国后，就一直对这个问题有看法、有意见，他认为学科分得这么细，培养不出拔尖人才。

尽管囿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他不能提出这些意见，但在工作中他还是尽其可能积极而巧妙地推动一些改革。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立时，他作为倡导者之一，就是按照理工结合的模式设置最初的八个专业与课程的。为给学生打下深厚的理论功底，他曾经邀请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和化学家蒋丽金为他执教的近代力学系的学生分别讲授物理和化学。

钱学森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最后一次系统谈话的重点就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认为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

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我是在20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

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艺术）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人民日报》2009.11.4，作者：涂元季、顾吉环、李明）

这就是钱老内心的话，毫不客气地说，会得罪那么多大学校长。但钱老讲话向来是有棱有角、一针见血。他不满意当前的教育，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在与秘书那次系统谈话（2005年3月29日）之后四个月，即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探望钱学森时，钱老对温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5年7月30日“新闻联播”资料）

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温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这就是钱学森的遗言，这就是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钱学森问题”或“钱学森之问”。其实质是中国教育的体制问题、创新问题、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

（四）全面学习的方法论——全面学习才能全面发展的论述和思路

1955年，从美国归来刚到北京不久，钱学森就到师大附中看望老师们。回忆起中学时代的生活，他总是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6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纵观钱老的一生，德智体美无不达到顶峰，钱学森是全面发展的典范。”

钱学森的全面发展，得益于他的全面学习，钱学森多次宣传他的这个观点。

钱老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这种伟大的爱国情怀一直令国人感动和钦佩。钱老曾经这样回忆：“我们在附中上学，就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在他心中，祖国最重。

1923年至1929年，钱学森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那是一段令他最难忘的青春岁月。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不怕考试，不死记书本，玩得也很痛快，天黑才回家。教几何的傅钟荪老师用古汉语自编讲义，把道理讲得很透，常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这使钱学森“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化学老师王鹤清启发了他对科学的兴趣，只要跟老师说一声，不受课程科目的限制，学生可以自由进出实验室。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开设多门选修课，如欧几里得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学生饱览各种课外书籍。学生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

钱学森除了学习广博的知识，还有广泛的艺术爱好、体育爱好。出生于20世纪初的钱老，经历了时代变换的风云，承受了美国监禁的苦难、科学研究的辛劳，其生命轨迹却长达近一个世纪。这和他从小热爱艺术、热爱体育、热爱生活也有直接的关系。

钱学森的兴趣非常广泛。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擅长吹圆号、吹小号、吹口琴，他曾经是上海交大乐队的号手。他还喜爱摄影，有一本传记里就用了他自己拍的几幅摄影作品，其中一幅是他在美国为自己拍摄的照片，取景、灯光用得都非常好。钱老喜欢画画，而且画技不俗。

钱学森还喜欢收集剪报。“他每天看8份报纸，按顺序摆好。钱老有三个秘书，但剪报全是钱老自己仔细地剪下来，贴在A4大小的白纸上，写明年月日，占了几个大书柜。”（传记作家叶永烈）

钱学森的手稿也令人赞叹，钱老喜爱用白纸写作，书写得工工整整，行距留白间，就如同画过线一样整齐。更让人称赞的是，他在美国生活了20年，但回国后，在正式场合演讲，从来不讲英文，全使用中文，讲标准的普通话。另外，他过去写的是一手漂亮的繁体字，自从回国后，他就开始用简体字写文章，在他回国后的手稿中，没有发现一个繁体字，真让人钦佩。爱艺术的钱老一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钱学森学生时代没有那么重视分数，超脱地看待考试和分数，不搞考前突击和死记硬背。当时钱学森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出五道题，如果学生都答对了，但是解决的方法比较平淡那也只给80分。如果答对了四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创新，那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励。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而且当时学生考试也不是提前要作大量的准备，完全就看平时的准备跟记忆，那些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急功近利获得高分的反而让同学们瞧不起。后来，钱老回忆的时候说，一生当中有两个难忘的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正是这两段教育培养了他的全面学习，全面发展的思维方式，让他快速地成长。

钱老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老师给他的卷子判了100分，钱老后来发现卷子上有一个小错误，要求老师重新判分，最终改成了96分。

可能正是钱老对分数这种“蔑视”的态度，才能让他从分数中解放出来，钱老坚决反对中学是上大学的台阶，认为中学只是青少年全面成长发展的一个阶段。

“全人格教育”造就全面学习、全面发展的全才。

钱学森所受的教育，第一点一定要提到当时在师大附中的老校长林励儒先生。他认为，随着青少年的身心成长，应该辅之以“全人格教育”，使青少年的人格、素养得到最充分的发展。钱学森非常幸运，他是在林励儒先生当校长时，完整地六年接受“全人格教育”。这一点对钱学森的影响非常重要。

第二点就是1922年，中国教育开始实行六三三新学制。六三三学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作为“中学教育的开路先锋”，北师大附中第一个试行，自订大纲、自编教材，引入现代科学课程，聘用有学识、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员等等一系列变革，让这所曾经因循守旧的学校变得焕然一新。除了科学家钱学森，哲学家张岱年、经济学家于光远，还有十多位中科院院士，都是同一时期受益的北师大附中学生。

第三点就是名师出高徒。当时最重要的有三位名师，一位就是林励儒校长，一位董鲁安先生，还有一位傅仲荪先生。林校长不仅当校长办出了一所好学校，他自身还教授伦理学。钱学森的这种道德高尚，和他从小受到的伦理学的教育有关。语文老师董鲁安，把语文课变成了类似政治课，当然语文教得也很好，同时对同学们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深深地影响了钱学森的世界观。数学老师傅仲荪先生，也是影响钱学森非常大的老师，使得钱学森第一次得知科学的严谨性。

有一份珍贵的手稿，是钱学森自己写的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17个人，除去父母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他从小到大求知路上的恩师，其中北师大附中就占去了七席。而在这份名单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引领钱学森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功臣”——加州理工大学的冯·卡门教授。据《钱学森在美国》一书（作者苏文洋）记载：每周冯·卡门都会带着他的这些学生们开两次研讨会、讨论会，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发展，研究喷气火箭的远景。大家畅所欲言，而且包括国际力学的顶尖的教授和他们一块平等讨论，谁都可以发言，都可以批评对方。在钱学森的记忆中，“和权威辩论是很平常的事”，而在这所“弥漫着创新精神”的校园中，和他一起“开窍”的，还有两弹一星的元勋钱伟长、郭永怀，以及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等等一批顶尖科学家。

钱老还对“打好基础，艰苦劳动，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有过论述：

“有人不赞成熟记公式，主张用的时候去查笔记或手册，那就不妨算一算，一生工作中浪费在反复查阅笔记的时间有多少，就知道比较便宜的办法还是花时间把它们记在脑子里。”

应该如何掌握基本理论，如何有效地阅读、学习、记忆，钱老很推崇华罗庚的学习方法“从薄到厚”和“从厚到薄”。获得书本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的过程。

“什么是书里最基本的理论？什么是派生出来的理论？什么又是第三次推出的理论？

什么是基本概念？各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主要的，次要的？概念的来源是正确的，但不能代表事实，概念是有局限性的。不必把书本里的大量内容和事实都记住，而只要‘提纲挈领’地装到脑子里。善于‘提纲挈领’，就是‘从厚到薄’把基本内容掌握得非常熟练。

写一本如何‘提纲挈领’的书？一切要靠自己去摸索，多向自己提问题，多分析多比较。从众多的内容提炼出最基本的概念，跳出大量具体、琐碎计算的圈子，站在更高的地方，来检查自己的科学工作有没有错误。”（钱学森在北京力学学会的报告，1962年1月）

有了全面学习，全面发展的基础，才能在某一个领域成为杰出人才。

（五）教育教学的系统论——教育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的论述和思路

钱学森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立体地全方位地审视中国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1.教育系统工程论

对中国系统工程理论的贡献，这是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的理由之一。

什么是系统工程呢？简单地说，系统就是许多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部分组成的整体。在系统概念基础上建立的系统论主要体现四项原则：其一，整体性，强调系统的整体不可分割；其二，相关性，强调系统内各部分及其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互相关联；其三，有序性，强调系统形成特定功能的稳定结构；其四，动态性，强调系统有目的有方向的发展变化。关于系统工程，钱学森认为：“系统工程就是从系统的认识出发，设计和实施一个整体，以求达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效果。”（钱学森：《论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见《论系统工程》，第204页，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

科学、技术和管理已公认为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他认为，“教育工程不是泛泛地讲什么培养人才的工程”，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把教育工程看作是一门技术、一门组织管理、一所学校、一座高等院校、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中技校、业余学校、各种干部学校等）的技术”。（钱学森：《论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见《论系统工程》，第206页）

他还特别指出：教育不只是教育工作者的事，而是需要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乃至动员所有人来参加的，需要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全社会大力协同的工作。（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第4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他曾焦灼地说：“我们不但要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先进组织管理方法。否则，我们就会继续浪费时间、人力和资金，就不能完成我们在本世纪要完成的宏伟任务。”（钱学森：《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见《论系统工程》，第7页）

2.教育的历史和未来论

钱学森教育系统工程论的另一部分，就是从历史到未来长时间大跨度地、动态发展地思考教育的昨天和明天，其目的也即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他的教育历史观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不是轻易地废弃，而是认真地总结。几年前他就多次提出，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要有信心地从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中总结出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尤其要认真总结我们教育事业半个世纪以来的成功和失败教训，既要参考现代教育科学理论，又不要简单地引用别国的现成经验，从而找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办教育道路。在他看来，教育工程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教育学，而教育学作为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又是从过去的教育经验总结而来的。

钱学森认为教育已成为当前和未来世界的“智力战”，谁不重视这场无硝烟的“战争”，谁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在《教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关于我国教育问题笔谈中，钱学森满怀热情地撰写了《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一文。他指出：“尽管现在还看不清21世纪的事，但回顾总结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对劳动者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见《教育研究》1989年第7期）

为此，他提出了“全民教育”这样一个我国教育必须努力的未来方向，并把我国教育事业规划成“本世纪（20世纪）末”和“建党一百周年”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的轮廓是：每年约有6年制小学毕业生2000万，其中一半进职业学校，另一半进初中，均3年毕业；1000万初中毕业生中的600万进中等专科学校、职业中学和技术学校，其余400万升入高中，也均为3年毕业；高中毕业生中的300万左右入大学，4年毕业。其中18岁的高中毕业生须达到今年大学二年级的水平，而大学毕业生则要达到硕士水平。估算实现这一教育体系需要年经费1000亿元，而此仅占本世纪末（20世纪）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6000亿元的4%。

第二阶段，即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应“要求我国教育事业有更大的进步，要为21世纪做好准备”，“到那时，我国要为每一个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建立必要的体制”，“要把国家全部青年培养成硕士和硕士以上的毕业生”。他估算这一教育体系年经费是8400亿元，也仅占202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00万亿元的8.4%，是今天一般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故这也是可行的。（钱学森：《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见《教育研究》1989年第7期）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智力挑战，如无这样的远见和气魄，落伍乃至陷入长期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

3.教育观念、体制、方法的革新论

教育具有整体性质的系统，其存在的问题自然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欲取得教育改革的成效，就有待于教育系统工程的目标全面实现，从现在起就要使宏观和微观方面的改革同步进行。钱学森之所以能够立体全方位地审视教育问题，就在于他能够跨越空间的障碍，既看到具有价值指导作用的教育观念和具有结构控制性质的教育体制问题，又看到教育内部本身的教育方法和手段问题，从而提出共同变革的任务。

钱学森认为，教育科学中最艰难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只有清楚了解这一教育科学的基础问题后，才能采取最优的教学方法以开启受教育者的智力。开发智力是教育最具重要性的问题之一。由于思维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提出开发智力的多种方法和途径，因此，钱学森不仅率先倡导在全国进行思维科学的研究，而且自己在思维科学的一般理论方面作了较多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他对小学就可引入抽象思维教育的实验结果尤感兴奋，并认为这是教学方法上“一件非常重要的革新”。可以预见，从发展思维能力的角度考虑对教学方法的改革，并用思维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这一改革，是使这种改革获得根本成效的趋势。

在教育手段的改进改革方面，钱学森主张“要研究充分使用高科技手段”，要“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教学中来”。这些高技术手段包括卫星通信和电子计算机技术。这些现代教育传播媒体和信息处理技术的运用，不仅更新了教学手段，而且促成了教学方法的革新。“使用它们可以使电化教育进入新的高水平，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并节约教学劳动及工作量，数量级地提高教育效果及经济效益”。（钱学森：《我们要看到21世纪》，见《自然辩证法报》1989年第5期）

以上是钱老宏观的教育系统工程论。

对于学校管理、科系建设、教学方法钱老也有自己的见解。

对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钱老根据自己的经验，有过这样的论述：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把学生认真教好，要学生有比较全面的工作能力，那我们就不能那样搞（不能只学专业课，不学基础理论）。学习前人主要靠读书，在学校里学习就是继承前人的经验。在早先也不是有数学、物理、化学这样的学科划分的，统而言之叫做‘自然哲学’。今天的每一个基础学科比起早先的自然哲学有更强的系统性，更精炼了，更概括了。但它们的理论却是比较稳定的。例如我们今天还在大量使用的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等那是至少一百多年没有变了；我们常用的物理和化学原理也都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技术的革新和革命，它们是日新月异的，不掌握好基础课，不先掌握好自然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现象的共性，就难以应付变化很快的专业科学技术；先有一个不大变化的坚固基础，就好在这上面随着需要建起强大的结构。”

（六）教育教学科研的实践论——教育教学科研必须来自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思路

钱老把科研工作分四大类：1.基础理论研究；2.应用基础研究；3.应用研究；4.推广、技术设计、型号研究。“我们培养的理想的大学生，不应是只埋头数学，不联系实际的人，这是没有用的。”“人们往往一听说理论就是数学公式，我看，也许最高深的理论连一个数学公式也没有。理论，就是人们的实践经验的概括，最概括的理论也许不是用数学表达，而是对现象的理解能力。”（1979年12月4日在上海交大的讲话）

“我不赞成把现在的教育学说得那么科学，从脑科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一股脑儿下来，好像说得很清楚，就像有了牛顿定律，科学可以推断、控制一切物质运动似的。其实，现在这些科学还不像牛顿三定律那么清楚，所以把教育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恐怕很困难。因此我认为，应该采用客观的、半经验半理论的方法，有点理论的指导，但更多的还要靠经验、靠实践。”（《关于教育改革》，《钱学森谈教育》，第56页）

必须不断地根据教学实践，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多快好省地加强基础课的讲授，以及使学生在习题和实验课中得到必需的锻炼，只要条件成熟，硬实可行，就应大胆地突破陈规，我们今天不是否定教学，而是要纠正那种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教学改革的偏向。

三、《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对教育改革、教育创新、教育发展的启示

1.钱学森的学制观给我们的启示

钱老讲：“我从前讲过一些老话，现在我们是6岁入学，小学6年，中学6年，所以高中毕业就18岁了，假设考了大学，大学也考取了，比较顺利，大学一般是4年，念完了就22岁了。现在还要当研究生，要念硕士的话，2年或3年，也就是说，读完硕士生就24或25岁了，那么如果要读博士，又得加上几年，都快30岁了。这么一个学习制度，从6岁开始，一直这么学，这还是说比较顺利的，学得都快30岁了才学完，当然也不能说全学完，因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论人的潜力与教育革命》，《集大成得智慧——钱学森谈教育》，第74页，上海交大出版社，2007）

“我在3年前就提过一个意见，我说这里浪费的时间很多，我不说什么新的发展，就拿我本人自己学习的经验来说，就可以缩短（学制）。”（《论人的潜力与教育革命》）

“有同志问：为什么要把学制搞得那么短？因为，现在的科学技术知识太多了，博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就认为博士只是刚开始，没有这些学识，就无法认识和应付复杂的科学技术。今后要做真正的科学技术工作，博士是必要的条件，也就像从前的大学生一样。前几天我去部队放炮，说肖克同志前几年讲，军队的干部必须有大学水平。我说根据这样的观点，连排长是学士，师长必须是硕士，军长必须是博士。这一点也不夸张。美国、苏联都是这样。美国在30年代，打仗的军官是军事院校毕业的，近几年中，许多将军就是博士。地方上也是这样，司局长是硕士，部长一定要是博士。这不是说一定要强调博士文凭，而是讲知识一定要达到那个程度。不然的话，在21世纪就无法竞争。不但如此，而且在工作中还要不断地继续学习，更新知识。我同意童大林的意见，把教育作为第一位的事情。中央讲得很清楚，第一步2000年翻两番；第二步建党100周年，2021年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建国100周年，2049年达到或接近那个时候的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实现这三部曲，没有教育的发展是不可能的。21世纪是智力竞争的时代，上海应当带头。现在同志们考虑教育发展战略，也就是这样的战略。”（《关于教育改革》，《集大成得智慧——钱学森谈教育》，第58页）

“学制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还有神童的问题，假设我们用得好，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呢？从前是中国对有智慧的人叫贤人，有道德的人叫圣人，我们要做到那个地步，那么人人皆圣贤。古代的这些理想，我们可以实现。”（同上）

启示一：钱学森主张4岁入学，17岁大学毕业，18岁学成硕士。他的学制观给我们的启示是——入学年龄可以降低，学制可以缩短，要在人类智力高峰期学有所成。

实际上四五岁入学，十七八岁大学毕业，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先例，而且许多杰出人才在这个年龄段脱颖而出。人类在与时俱进，入学年龄降低，学制缩短，势在必行。

启示二：钱学森的学制观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是——我们应该研究“学习的成本”：即有效学习时间和时间的成本；最低学习费用和成才的成本。

①应该避免重复学习。例如，小学与初中、初中与高中某些课程要衔接，但不要重复。高中与大学一二年级一些课程内容一贯重复；

②应该避免把学习复杂化。例如，上完课，还必须课外辅导才能学会、学好；辅导书品种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杂，本来很简单的知识，越说越复杂；

③应该避免题海式教学。练习题每天作业量几十页，全家总动员也难以完成；

④应该避免惩罚式教学。发现学生作业错误，惩罚学生重写、重做10—100遍，这不是教育，是酷刑，是摧残；

⑤应该避免教育上的多花钱，少办事、不办事、办傻事的浪费现象、怪异现象。

2.钱学森的人才观给我们的启示

“想到21世纪是智力战，中国要向这方面去做，我想我们那时真能成为世界的楷模，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啊！因为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大事。”

钱学森认为教育已成为当前和未来世界的“智力战”，谁不重视这场无硝烟的“战争”，谁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启示三：钱学森的人才观给我们的启示是——大成智慧者应该是一个全才、通才、杰出人才。这样的人才要具备三个条件：

①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

②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

③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

启示四：钱学森的人才观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是——杰出人才培养模式要符合大成智慧的三层次结构：

①知识层：它是由各种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经验、感受等要素构成的；

②情感层：它是由人们的价值观念、需要意识、精神、品德、意志、意向、情趣等等因素构成的。是思维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动力与调控层次。这是大成智慧的核心；

③智慧层：它是以知识层和情感层的整体综合为基础的。

大成智慧的三个条件和三个层次结构，是钱学森为我们设计的杰出人才最佳培养模式。

3.钱学森的创新观给我们的启示

钱老讲：“第一件已经有了实验结果的是：小学就可以引入抽象思维的教育。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刘静和同志和她的同事从50年代就开始对小学生进行数学教学试验，而且用辩证逻辑作指导，试验很成功，近年来已在全国办了上千个实验班，教材已汇编出版。实验的结果是学生理论推理的能力大大提高，比以前可以提前6～7年。小学里因为有了抽象思维的能力，不但数学知识丰富了，同时其他课程的学习也变得更聪明了，对课本不要教师讲，自己就能读懂。这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革新吗？

“第二件也是已经试验的：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教学中来，即电化教育。这就是用通信卫星，把一个教师的讲课用电视广播到全国的课堂，而课堂也不是传统的一大间教室，全国都成为一个大课堂了。这样，一位优秀教师可以代替上千万教师向全国的学生授课，学生旁边只需有辅导老师就可以了。而利用通信卫星远距离传播电视节目的技术和电视录像技术我国已经完全掌握，设备生产能力也有，用到教育事业上只是一个推广应用的问题。

“第三件是教学方法的革新：电子计算机教育。这已经有了开端，但还需要开拓发展。把电视机作为监视器，把录音机作为存储器和语言系统，家庭再花几百元买个中华学习机，将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系统”。这不是说我们在计算机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开端吗？今后再在软件和数据库方面加以努力，那么诸如使用电子字典和电子辞书之类的工具（经手写和打字后就读音及条文解释，不必翻书）是容易做到的。

“还有一件教学方法的革新：用电子计算机和必要的信息数据库同学生对话的教学系统。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问题不是规定一些条文、规则所能解决的，而是要在复杂条件下根据决策人作出的正确判断才能解决的；判断错误，就会受损失。我们常常把这种判断能力称为工作经验；而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初出茅庐，没有经验，常常失误。办法是把复杂的问题放到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数据库系统中去，让操作的人，也就是学生跟它对话，显示屏上显示出一个复杂的情况，学生根据自己的判断，回答处理的答案，打入电子系统；然后电子系统下评语，是优良，还是可以，或失误，给出结果。全过程几分钟，不像实际生活中要几天、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时间间隔，而且无实际风险损失。这样，青年人学得很快，一个星期或最多几个月就锻炼出来了。这实际上是把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用到人才培训上。这不是教学方法的革新吗？”（《要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集大成得智慧——钱学森谈教育》，第82页）

启示五：钱学森的创新观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拿“创新”当口号，创新是实实在在地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的能力和智慧。一个有科学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必须具有科学创新思维和智慧，必须创造出“别人没有的东西”，绝不是“人云亦云”，要敢说别人没说过的话，要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中国到现在仍然“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仍然“缺乏创新精神。”

启示六：钱学森的创新观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是——艺术、形象思维、非智力因素给创新以灵感、以活力，所以文理不要分家，科学与艺术也不要分离。

4.全面学习的方法论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七：钱学森的全面学习的方法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实行“全人格教育”，把人格健全，学会做人放到首位。要实行全学科学习，不要只为应付考试学习知识，不要只学会几个支离破碎的“考点”就以为掌握了系统知识，要超脱地看待考试和分数，要真正把握全面系统的知识，掌握各门学科的体系，开拓科学创新思维，这样才能造就全面学习、全面发展的全才、通才。而在“高考”指挥棒下，难以培养出全面学习、全面发展的人才。

5.教育系统论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八：钱学森的教育系统论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也应符合钱学森所设计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系统论主要体现四项原则：其一，整体性原则；其二，相关性原则；其三，有序性原则；其四，动态性原则。关于系统工程，钱学森认为：“系统工程就是从系统的认识出发，设计和实施一个整体，以求达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学生是教育系统工程的核心；教师、学生、教学、教材、设备、校园等等，都是教育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要把各个子系统、各个环节、各个点有机链接起来，才能把教育带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6.教育教学科研实践论的启示

启示九：钱学森的教育教学科研实践论给我们的启示是——科研不是为好看，不是为高高在上，而是为实践服务。理论重要，实践更重要。实践是为了检验理论的，检验科研的。钱老反对“以科研带教学”的观点，正是指出了人们把科研与实践颠倒的错误认识。钱老说：“我认为（教改），应该采用客观的、半经验半理论的方法，有点理论的指导，但更多的还要靠经验、靠实践。”教育科学中最艰难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钱学森），我们只有清楚了解这一教育科学的基础问题后，才能采取最优的教学方法以开启受教育者的智力。开发智力是教育最具重要性的问题之一（钱学森）。

本课题是国内最早起步研究、实践“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课题。参与研究的子课题学校应用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取得了可贵的经验和可嘉的效果。在机器人研制开发方面，课题为实现钱老预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为人机、人网结合，综合集成大成智慧的新人类的出现，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课题集中展示的钱老教育思想对当前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本文原载于《汉字文化》2011年第3期，作者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思维科学研究所脑动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