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伟丈夫”史量才

“古之伟丈夫”泛指有胆有识有为、品格高尚的君子，尤其具有文人气节和伟岸风骨者。著名学者、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家章太炎先生在他撰写的《史君墓志铭》最后感叹不已的一句总评语，称史量才：“斯古之伟丈夫欤。”

史量才生于晚清1880年，算不上“古人”。章太炎称其为“古之伟丈夫”是对他的高度赞扬；是相对并不具备伟岸风骨、抑或“今之丈夫”少“伟男”而言。但凡“古之伟丈夫”，一般都秉承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职，对家国天下都有立德、立功、立言建树的令人敬仰的人物。

对今天而言，史量才可谓历史人物，他具备“古之伟丈夫”共性及其个性。他不仅集儒道释三家传统思想于一身，而且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1917年就接受马列主义并为之及时宣传报道。受现代先进思想影响，早就在他“大同诗”表达出来：“破除国界兮天下公……公身公利兮乐大同……申报四万号兮庆成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为实现大同世界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驱使他不能明哲保身、得过且过，要尽全力干一番事业来报效国家。他的功德言行对今天的我们都有着不该忽视、不可低估的楷模作用。

新闻家的私德观

1931年，天津报业四大金刚之一的《庸报》新馆落成时，作为该报董事长（1928年起兼任），史量才曾在《庸报新屋落成纪念增刊》的贺文中阐述了他对新闻家“私德”的理解：“新闻家既为国医，国魂民命系焉，其私德可不重乎？新闻家私德唯何？慈廉忠实而已”。综观史公的办报生涯，“慈”、“廉”、“忠”、“实”四字诚为其新闻家“私德”观的高度概括，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四字之首的“慈”字，融化他在对民族命运、国家社稷和百姓生活的关注中。史量才在《申报》创刊二万号大庆演讲时说：“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申报》总编辑张蕴和在《追悼史总经理·办报果罪孽耶》中写他办文化公益事业的原由：“社会赖舆论以改进，苟稍不力即罪孽也；他若贫民之如何救济，水旱天灾之如何防救，苟不热心倡导，尽力设法，亦即罪孽也。……年来余尝思所以忏悔之，然忏悔之道，念佛非所用，小小善事亦无济，因思想在社会上做些文化建设等事业。”为补救日报的不力，1932年起，在《申报》之外开创了普及提高劳苦大众知识水平的文化机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只收取低廉的书学费；“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为出身贫寒的失学青年、店铺学徒、一般职工提供免费学习机会；为使当时社会地位仍很低下的妇女获取新知，史量才还创办了“申报妇女补习学校”；他所创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同样面向无钱买书上学的市民免费借阅书籍（每人只需交一元押金），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聘请进步青年柳湜、艾思奇和夏征农做读书指导员，并在《申报》上辟出“读者问答”，更好服务读者。

史量才将新闻家喻为“国医”，他说“新闻家国医也，黄连苦口而不能死人，一日不死，则国医之重任一日不容息其肩。吾知报界中不乏年富力强饱学深思之士，当此国病垂危，必能并力同心诊察其症结所在，处方下处，起死回生，挽救浩劫于万一……”以此来呼吁作为舆论先锋的新闻家们在国运倾危之际应戮力同心，寻找国运衰微之病因，共同担负起新闻界所承载的时代使命和民族重托。这种超越私情的“大慈”和“大爱”是对国家、民族忠诚不渝的心理根源所在。

“廉”由“慈”生，“壁立千尺，无欲则刚”，新闻家欲求报道的客观公允、保持“无党无偏”的立场，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不为物欲所动、不受私惠，即使这种私惠来自最高当局。史量才当年面对行贿而断然拒绝的义举，便是新闻家“不饮盗泉之水”的最佳诠释。1915年，《申报》惨遭原馆主席子佩设谋的官司，赔款之巨，几成灭顶之灾。正逢袁世凯意欲变更国体，为恢复帝制大造舆论。袁氏派人携重金南下运动报界，舆论界影响力巨大的老牌媒体《申报》更是他必争之地。史公不为之所动，反于次日（9月3日）将这一丑行揭露于《申报》报端。当遭最高当局蒋介石的软硬兼施、打压拉拢时，他针锋相对、无畏地直面。在最高当局的私惠与办报原则发生原则冲突时，史量才表现出不谋私利的廉洁品质，无论金钱、地位都不能动摇他坚决捍卫办报原则立场。为使《申报》这一舆论公器成为民主的喉舌，力图保持新闻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天职，在强权面前，他表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无欲则刚”的“古之伟丈夫”气节，给所有的报人做出了捍卫报格、人格的表率。

一个“忠”字不仅意味着史量才忠于国家、民族，更意味着对新闻事业和客观事实的忠诚。1929年初，史量才买进美国老板福开森《新闻报》股份，遭到《新闻报》职员的强烈反对，在市党部插手、明示下，掀起波及全国的反所谓史量才新闻托拉斯的运动。史量才向《新闻报》代表解释：“我买讲《新闻报》不在资产，是为了从外人手里夺回一块本属于我们自己的舆论阵地！”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本国、本民族的舆论喉舌。在日军入侵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期间，他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的身份，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充分发挥《申报》冲锋战斗作用，率全市人民坚决做十九路军坚强后盾。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作为新闻家的史量才始终坚持“新闻自强”路线，表现了他对国家对民族对新闻事业的最大忠诚。

在中山文化教育馆落成时，史量才演说道：“今哲生先生创设文化教育馆，论公论私，均为切要。甚望哲生先生此后以全副精神办理馆务，更望哲生先生右党国要人而为党国医生，于民族于国家于社会寻其病之所在，下一有效之方，期之以五年十年，中国或有起死回生之望，苟能确定旨趣，准此而行，我人均愿分工合作，以底于成。”也以“国医”喻国事，对国家前途命运、民族忧患的深切体察担忧，体现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文情怀。

1921年12月19日，来访的美国新闻学家、新闻出版协会会长格拉士评价《申报》说：“列邦报纸亦多能有独立精神不受潮流之浸润与打击。如是则心力专一，得惟人民之幸福是谋。故深愿贵国报界亦莫不如是。……今见贵馆设备完善而富进取之心”。东道主史量才答曰：“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今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同年12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主人、世界报界泰斗北岩爵士来访，在申报新大楼参观时高度赞扬《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纸，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百闻不如一见’，此次广观贵国情形，对贵馆方面深抱乐观。”与世界新闻家的沟通，更坚定了他办报为“世界幸福之所赖”的信念。

1928年，蒋介石设立新闻检查所，给各报派员指导，唯独《申报》拒绝，坚定不移地维护其“独立之新闻乃世界幸福之所赖”的信念。史、蒋之间“你有枪，我有报”的对峙更将这种新闻自由的主张发挥到了极致，史公也为捍卫自己的新闻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理想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所谓“实”，即报纸所作报道须要真实、客观、公正符合实际情况。人们称史量才办报是“史家办报”，坚持“史家精神”，可谓语涉双关。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他自觉报纸必须肩负“通史之任务”，本着为社会记录历史的宗旨，令报社全体同仁必须“以史自役”。在1928年的《申报》二万号庆祝会上，他表达了办报的良苦用心之所在：“慨自17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之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他上任伊始就百般搜求征收全份旧《申报》，反复刊登征收广告逾半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沪南一位张仲照先生终于被打动，将他自《申报》问世起整整订阅、收藏40年（仅缺7张）的所有《申报》全部奉出，使《申报》建立起完整的资料档案，为后人修史提供可信史料便利服务，这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的贡献是何等功德无量！

这“慈、廉、忠、实”的人格私德又直接决定了《申报》的“报格”，从而成就了该报数十年的精彩和辉煌，其影响深远至今未灭。史公的新闻家“私德”观仍应成为今天新闻工作者个人职业操守和道德修养的自律准绳。

1929年12月6日，《上海画报》刊登了《律和票房协会十周年纪念特刊》首页右上方有史量才的题词：“韩李继响”，而在题词左边被注了几行小字：“中国报界大王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庸报主人史量才先生题字。他国报界大王不免有政治上之野心，经济上之操纵，史先生勤恳诚笃，凡事公开，完全以舆论机关公诸社会，不偏不倚，洵难能也。”

“勤恳诚笃”一生的史公给历史留下的珍贵足迹已成为文化积累，在为民族复兴、构筑和谐社会的今天，同样需要传承当年史公勇于担当的大公德，让我们呼唤当今大公德文化积累更丰厚！

有大功德于民

1934年，在八十一公团举办的《各界追悼史量才先生大会》上市商会会长的讲演称：“礼记祭文有这么几句话叫做‘有大功德于民则祀之，以死事勤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古人祭祀的制度，原是一种追念崇报的意思，与现在举行的追悼会意思是一样的……史量才先生真能做到以死事勤、为地方捍大患……史量才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推动的效力其价值是不能用数字来估计的。他一生的尽瘁，非但应了古人所说以死事勤的一句话，且够得上‘有大功德于民’六个字”；会上，市长吴铁城则赞扬说：“……史先生在上海‘一·二八’战事中领导上海地方各团体……他的号召力不但及于全国，且及到海外华侨，使各方爱国同胞纷纷捐助物品，赞助战争。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力、最有效的一个公共团体，一个能在危急存亡枪林弹雨中，尽力救国的团体。这是永可纪念的事”。

史公为富国福民的千秋大业可谓鞠躬尽瘁一生。早在1902年的学生时代，杭州蚕学馆放年假回泗泾，就为镇上创办了首家“泗泾米业养正小学”；1905年，他创办的“上海女子蚕业学校”开了中国教育史上女子学科技之先河，并促使环太湖诸郡蚕桑业得以兴盛发达（此校现已发展易名为苏州大学），他实现了青年时代理想蓝图。发达后，仍念念不忘教育，他出资为江宁家乡创办“杨板桥小学”（现易名“量才小学”），所有师生教、学费全由他包揽。他还先后资助六所大专院校。到了20世纪30年代，为提高劳苦大众文化程度，便利他们从业，他自掏腰包，创办了“申报三校一馆”。

1912年，他毅然盘进《申报》，凭借其权威、老牌之平台，开始了艰辛又光辉的报人生涯。他曾拥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天津《庸报》，成为实力雄厚的中国报业大王。1921年，他被公推为世界报业大会副会长，为尚处幼年的中国报业赢得了可贵的国际地位。

22年的办报生涯，除了坚持舆论公道，替民众说话，为共产党仗义执言（《三论剿匪与造匪》曾直言不讳指出：“所谓匪，乃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铤而走险的良民百姓”；“所谓匪，乃黑暗政治所造成”），他还成就了几件意义非凡的伟业：1．建立《申报》完整的档案，使后人有了一部方便查证的近现代史的真实可信之史料；2．建造了使用至今的堪称当年世界一流的中国报业大厦——申报馆大楼；3．编撰出版发行了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刊物《最近之五十年》、权威的扛鼎之作《申报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地图〉》、开风气之先的《申报年鉴》等等。

除报业外，他的实业厚民生之路很宽广，天上、地下的交通都有他出资出力的贡献；他关心民众健康，为及时防治流行病，他曾亲任上海时疫医院院长。1934年，他荣任了“万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在又一领域为国人扩大了可敬的国际影响。

他的慈善、大爱泽被多方，感动着无数人。凡灾情严重的地方，他都频频雪中送炭。当东北遭受冰雹、蝗虫、水涝、干旱等五大灾难时，他与人组织“征物救助会”及时运送大批衣食物；当苏北遭运河决口之灾，他十万火急给筹集救灾款；当家乡每遇水灾、荒年或孤寡老人生活无靠者，或特困家庭，他皆责无旁贷地救助，至今，老人还在传颂当年他派人按人挨户送米、衣、钱、物等往事；溧阳有座旱灾赈济塔，上刻有“狄平子、史量才二善士，情关桑梓，输款尤多”；海宁则为他二度树碑建亭作永久的纪念；“一·二八”战时，除了以他为会长的地方维持会办了39所伤兵医院，他自己出资，帮助宋庆龄办伤兵医院。他曾资助中山医院筹建并捐赠一栋护士学校楼；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都有他的捐助；他重视体魄锻炼，捐赠给之江大学体育办公楼以及同怀堂钟楼等；为普及科学知识于民众，他毫不犹豫捐资陶行知十万大洋搞“科学下嫁”。他如此大手笔散财，不仅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事业家的豪情壮举，更是他义不容辞“古之伟丈夫”的社会责任心和慈善心。

社会地位

《申报》二校一馆负责人李公朴在《申报流通图书馆第二年工作报告·纪念创办人史量才先生》中说：“史先生为国家为人类做事情，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等等文化事业，处处为我们青年利益国家前途设想……史先生决不是想利用它在他个人方面得到什么利益，他完全是为了社会大众的福利着想”。“史先生做了不少的事情，这许多事情决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所能做的”。“……要继承史先生‘为公而不为己’的遗志”。“要像史先生一样的纯洁，尽自己的力量……希望追悼史先生的人能继承他这种精神。进取是有一定的标准，不当做也有一定的标准，根据这种标准去做，很可以养成一个高贵的人格……”“纯洁、高贵”这无价的名词鲜见用于有金钱地位的大人物身上，而用来点缀史量才人格恰到好处。自古惺惺惜惺惺，在史量才麾下工作了几年的申报二校一馆负责人李公朴深知其人，他发自肺腑之言毫无恭维作秀之意，这是史量才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难撼的丰碑。

1934年11月14日《晨报·社论·悼史量才》：“不特足为我报界中人之榜范，即全国各界各业亦应举奉为楷模……就事实而言之，史氏在中国报界，已为惟一之权威者，殆为全国人士所公认……望全国同业同志尤深盼其追踪史氏共同奋斗，期为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光明之异彩，史氏泉下有知，当亦深喜吾道不孤耳。”崇高的人格地位，使反对他、害怕他的御用报纸也不得不发表悼文，予以认可。

2007年底，复旦大学博士后赵日迪告诉笔者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她在日本留学期间获悉：“史量才是被日本人暗杀的！这是民间传说，但有资料查证他于1918年为造申报馆大楼向日本借贷了8万两银，由文部省批准，横滨正金银行担保，事后借款还清。大概是‘九一八’、‘一·二八’，日本侵华，史量才用《申报》激烈反日所致。”大概是日人认为他忘恩负义。如果此事被完全查实，那么史量才为捍卫国格义无反顾地抵抗日本侵略者，完全符合他的人格行为，他会毫不考虑个人声名、恩怨和得失。前有“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的岳飞精神，后来者岂能退避三舍自保身家性命？“古之伟丈夫”风骨气概是一脉相承的。

1934年11月16日《时代日报·史量才被狙击之种种》：“史氏在沪，固因其种种地位关系，有不可思议之潜势力，但史氏从不用此作任何重要活动，亦为人所共知”。继史后的《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中写着：史量才生前经常谆嘱《申报》同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为维护人格、报格、国格而牺牲，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孤高自立与蝇营狗苟之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泾渭分明。诚如黄炎培在《史量才先生之生平》称他：“贞介以自洁，婉约以自全”。

1934年12月24日，在上海市八十一公团、五千余人举办的《各界追悼史量才先生大会》上，上海市地方协会副会长王晓籁的讲演：“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史先生能够致力于文化服务于社会能够感动千万人的爱戴，所以才有今天的追悼会”。可见，史量才以身殉职，重于泰山，死得其所。在这大会上，一代大儒、史先生生前老友、《申报》主笔沈信卿的讲演：“惟先生生前足为吾人效法者即精神与思想，史先生有进取精神与沉毅思想，才能造就今日之事业……中华民族多像史先生，吾国早已太平……其效力于中华民族具有极大功绩。”吴铁城市长的讲演更具概括意义：“史量才先生是社会的一个领袖……他的影响于国家，影响于社会是很大的。他从事于文化事业……史先生尽力于中国的舆论，来开发民智，把申报近十年来的功绩看来，史先生对于上海社会的各种事业，凡是有利于国家社会的，他无不参加、提倡，他还用他的资财来参加、提倡。上海社会上许多事业，因为他的资财来参加、提倡，辅助发达不少。”

他死后没有“盖棺论定”，漫天飞雪般的唁电唁函和追悼是人们给他安顿的最好最高的地位。

联想到今天，那些贪赃枉法、贪生怕死之流唯恐天下之水不浑，置国家、民众利益和法律道义于不顾，制造损公肥私的勾当，活得多么滋润、潇洒，真让人不齿！而为社会、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古之伟丈夫”史量才，至今没有充分展示他光辉一生之地。李公朴在1934年12月10日《申报》附属文化团体“史量才先生追悼大会”上的讲演：“史先生的事业能永久，在中国有很好的地位，也就很够维持中国了。”在今天亦应振聋发聩。史量才几乎全方位的贡献，足见他在这个世界上应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原《申报》旧同事、《新闻报》的郭步陶在申报同人举办的史量才追悼会上第一个作讲演：“史先生之死实为有意义的牺牲……而演成今日的文明，中外古今，史册所载可为参证，如耶稣牺牲于十字架上，其伟大的博爱精神，能使全世界人类同受感化。佛教慈悲的精义，千古流传，至今勿衰。孔子万世师表……量才先生为当代名流，报界先进，不幸而牺牲性命，躯体虽死，而精神彪炳中外，永远不死。”

古之伟丈夫史量才不朽！

（《烈士与纪念馆研究》，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