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抢救”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口述历史第一手资料，不久前，我与新成立的史量才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副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傅德华教授特赴北京，去聆听年已97岁的原中国文化部部长、文联主席周巍峙老人讲述他记忆中的史量才。
周老说他曾在申报馆做过练习生，是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的学生。2000年，我在电话里就听周老说过：“我个人对史量才没什么好感，他说我穿了西装，只是一条西装裤，就把我开除了。（那是“一·二八”期间，史量才任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号召民众抵制日货、不用仇货，他以身作则，身边人、他在圣约翰洋大学读书的独子都不允许违反）李公朴穿西装，他不管的。李为我说情也没用。”那年为纪念史量才诞辰120周年，松江泗泾镇把史量才故居翻修一新，请周老为故居牌楼题写楹联（顺应时代进步潮流、鼓舞民众爱国斗志）、横额（史量才故居）。
“从他对社会、对民众所做了许多贡献来看，应该肯定他是爱国的民主人士。”周老打开了记忆闸门：“我是1930年初进申报馆，“一·二八”战后离开的。初进申报馆我才十几岁，跟戈公振作练习生。戈公振是我二舅，在《申报》‘改良、革新’图书参考资料，我做些剪报、编辑，把归类整理的资料做成书，发向全国。当时，资料部里有史量才外甥杨墨逸、我、罗平三人。薪水，在两个月试用期是5块，期满10块。我们资料部在3楼，隔壁是排字房。史量才开除我后，李公朴把我留在他那儿。当时，他是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通图书馆总负责人，都在大陆商场。李公朴让我做他秘书，给我每个月15块。”“业余学校的‘新生合唱团’要我负责。我学英语，记得有一位叫陈其英的老师，教日文、德文的，那时日文、德文不普及，他后来出去自己开班了。”“您在申报业余补习学校读书，收多少学费？”“一分钱也不要。”“那馆外学生呢？”“一样的，都不收。我在那儿边工作边读书，一共读了7年书，1937、1938年间离开图书馆。我父亲周慰堂是申报流通图书馆第一个负责阅览室的，看门，怕有人拿走书。我帮他们写图书馆章程。我也是读书指导员之一，指导青年如何选读关于恋爱、寻求职业的书，在‘读者信箱’里解答青年的学习苦闷。那时，夏征农是主任，负责文学指导。……我见过史量才，到过他家，感觉蛮朴素的。有一次，报纸上登了一则‘不除庭草斋夫’（陶行知在申报自由谈上的笔名）给‘抄稿先生’启事，我拿了原稿找到住在史公馆的陶行知，说明我没抄错他的稿子。”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高士其在纪念史量才遇难50周年文中，说他做解剖实验中得了脑炎症，回国后到史量才家求职，被安排到陶行知的“自然乐园”，创作了大量科普读物。他笔下的史公馆“很有气派，全是红木家具”。两人所见截然不同，也许，是他们所进去的房间不同。
周老说：“后来，我对史量才看法改变了，认为他是改革派。看《申报》几个阶段打破历史框框的改革变化，不是领导说了算，是跟着时代需要改变。他一生不断在改变，最后成为民主主义者，很不容易。他不是为个人牺牲，他是在争民主斗争中壮烈牺牲的。他的为人、他的死就说明一切，他是跟时代前进的。”
最后，傅教授问道：“史量才研究应该怎么才有突破？”“从时代突破！”可谓锦囊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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