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强硬的反共内战分子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人民大众与美国政府支持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白崇禧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既有强烈反共色彩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首脑，是封建残余的军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他的阶级和集团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他必然是强硬的反共分子。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极端强硬的反共建议，力主内战。

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时，国内斗争的焦点是受降权问题。白崇禧鉴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还远在西南、华南以及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之中，而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处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控制之下。由于时空限制，国民党军队要开往华北、华东乃至东北去接收并非易事。

对此，白崇禧感到十分焦虑，亲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提出延期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张。白崇禧在信中大意说：当前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迅速接收华北和东北，确实控制沦陷区。因此，应责成日军暂驻原防，确保交通，严防破坏。同时，应由接近华北的战区迅速派队收复华北各省，进而安定东北，待华北各省完全安定后，再接受日军投降。［26］由于白崇禧的建议过于荒谬，主持接受日军投降的蒋介石、何应钦不敢接受。何应钦对李宗仁说：“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国家威信。”［27］

我们知道，何应钦是国民党内有名的亲日派巨头之一，他也是一个极端反共的人物。他说：“共产党好比人身上长了一个毒瘤，根本医治，就要使用快刀割掉它。”他对人说：“我已经建议蒋介石在黄河两岸使用日军部队协助‘国军’作战。……山西阎锡山已经这样做了。”［28］

何应钦、白崇禧的建议过于荒谬，他们的后台大老板——美国显然不会同意，蒋介石自然也不敢接受。

蒋介石虽然没有全盘接受白崇禧的建议，但仍然采取了一系列变相措施，企图由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剥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权利。8月10日，蒋介石获悉日本乞降的消息后，就急匆匆地对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出训令，要其“警告辖区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29］

8月11日，蒋又连下三道命令：

第一道给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命令要求“我各战区前线将领及全体官兵，务当严密警戒防范，加倍奋斗，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执行，绝不可稍有松懈，致涉贻误”。［30］

第二道命令给伪军，令其“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乘机赎罪，努力自新……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31］

第三道命令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18集团军。［32］命令声称：“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除分令外，希即严饬所部一体遵照。”［33］这道命令完全剥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接受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所有权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战场的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却企图依据他的一纸电令剥夺他们受降的一切正当权利，理所当然要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和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10日、11日，中国共产党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连续发出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第一至七号命令。其中第一号命令规定：（1）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2）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3）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4）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34］

第二至第七号命令则对各部队接受日本投降的范围、步骤、方法等具体问题做了规定。［35］

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规定：“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36］

对于蒋介石企图剥夺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受降权利的命令，中共中央还公开进行了反驳。8月13日和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两份电报，以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给蒋介石。

8月13日的电报说：“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37］

8月16日的电报则向蒋介石提出六项要求，不仅要求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有权参加受降及受降后的工作，还要求国民党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38］

显然，蒋介石剥夺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接受日伪军投降权利的企图遭到了严厉驳斥和反抗，其企图是失败了。面对这种局面，白崇禧十分焦虑，他于8月24日再次上书蒋介石，就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整个战略态势作出判断。白崇禧指出：长江、珠江流域，国民党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问题尚不十分严重；唯黄河以北，国民党党政军力量均属微弱，东北问题尤为严重，要求蒋介石及时采取对策，挽救被动局面。信件原文如下：

委员长钧鉴：

近查华北各省，自敌军投降后，中共军队乘机积极进展，压迫伪军，侵夺要点，并思利用敌伪武器扩军抗命。谨将急需处置各项胪列于下：

一、请迅速由陆空两途推进，派遣部队控制要点，以免归顺或观望之伪军被奸党威迫利诱。

二、请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以便先遣要员，率一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以保持交通联络，并安定民心及归顺军之军心。

三、令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之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军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因苏军进入伪满境内，其撤退完毕有三个月以内之时间，倘此时如任奸军渗入，苏军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实，想不至拒止。我对奸军投鼠忌器，东北环境恐日趋困难矣。

四、黄河以北，党政军各机关渐次向北推进，联络通信既已困难，协同一致亦属不易，请划定行营管辖区域及所属战区，俾便督导指挥。

以上各项仅就管见所及，择其要者陈明。至长江、珠江流域，有陆军总司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就近督导，国民党军队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

五、惟黄河以北，我党政军力量均属微弱，故敢冒昧渎呈。是否有当，谨请钧核。肃叩钧安。

职白制崇禧谨呈。八月二十四日。［39］

从信中可以看出，白崇禧用词十分谦卑，表明白、蒋在反共内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处于良好时期。至于白崇禧的上述建议，是否引起了蒋介石的足够重视，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热河、绥远、河北、山东、苏北等地的武装力量紧靠东北，国民党要阻止中共武装进入东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1946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白崇禧再次就东北问题发言，他声称：“如不迅速遏止‘共军’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就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40］当会议讨论王世杰的外交报告时，白崇禧甚至主张对苏联“诉诸武力”［41］，表现出了十分强硬的态度。

据刘仲容回忆，白崇禧还于此时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万言书”，并拟定了一份详细的进攻解放区的军事计划，受到蒋介石的赞赏。［42］

抗战胜利后的白崇禧，处处表现出十分强硬的反共立场。他无论是公开演讲还是私人谈话时，总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43］白崇禧在立法院发表演说时，甚至“狂叫消灭中共，反对一切和谈”。［44］

白崇禧尽管没有能够制止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但他对国民党的力量和反共内战的前景还是十分盲目乐观甚至是狂妄的，他“力称六个月内可以武力解决中共”。［45］1946年11月19日，白氏在所谓绥靖区政务会议上讲话时还大打包票说：“我们‘剿匪’军事上具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过，要肃清匪患，使其根绝，不再死灰复燃，还要政治经济力量和军事密切配合。”［46］

当然，国民党军方上层不止白崇禧一人如此乐观、如此狂妄，蒋介石、陈诚、陈立夫等国民党上层大多数都与白崇禧一样“都认为只有用武力才可以解决”［47］。蒋介石与陈诚就在国民党第六届三中全会上叫嚣“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一百万乌合之众”［48］。

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披露说：“我军事诸领袖复表示，数月之内必可以武力解决中共。予乃计划于年内以军事配合外交收复东北。”［49］

刘峙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当时国防部、参谋本部对于‘剿匪’进展所作的状况判断，其结论是，在六个月之内，可以将‘共匪’剿灭。”［50］

当然，白崇禧与蒋介石、陈诚等人如此狂妄，不是盲目的，而是有他们的基本依据的。这些基本依据就是：

第一，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悬殊。

根据中共方面的统计，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陆军正规军（野战部队）有86个军（或整编师），248个师（或整编旅），200万人；非正规军有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海军、空军19万人（有各类种舰艇129艘，各种飞机443架）；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总兵力430万人。［51］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总兵力是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24个纵队另11个旅），地方部队66万人。其分布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晋绥军区5万人，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晋察冀军区20万人，中原军区5万人。除上述陆军外，海空军都是空白。［52］

国民党军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解放军，而且武器装备也占有绝对的优势。以国民党主力整编第11师与中共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来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支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大炮440门（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而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没有汽车。［53］应该指出，解放军部队中能够有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那样装备的部队是不多的，大部分的部队，除了缴获来的各色步枪、手枪等轻武器外，基本上没有重武器。在火力上，国民党军也占有绝对的优势。

国共军事实力的悬殊对比，是国民党军方上层敢于挑起全面内战的基本依据。1946年4月3日，蒋介石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开学典礼演讲中是如此自信地对他将官学员们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因此大家相信，‘共匪’虽然决心叛乱，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的把握，能将‘共匪’消灭。这一点，不但各将领知之甚详，就是全国普通民众，亦皆有此信念。”［54］

对于蒋介石的得意忘形，周恩来于1946年10月1日在上海对中外记者揭露说：“现在，国民党军队动员了208个师，即85%以上的兵力来进攻解放区，出动飞机800多架轰炸解放区，就是沿海的军舰，也在许多海口巡弋，并担任运输。中国政府在战场上，从来没有用过这样大的兵力。最近蒋介石主席夸耀过去江西‘剿共’时的‘功绩’，那时国民党在全国用的兵力不过80几个师，现在则是3倍于它的数目；空军那时也没有现在多，海军没有动用。抗战初期，虽然动员了全国极大数目的军队，但那时师的数目只有100多，现在却比抗战时增加了1倍多。所以说现时内战规模之大是空前的。”［55］

第二，从国际环境看，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本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而且大发战争横财，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生产比战前增加了1倍，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其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都是世界第一。他还拥有了杀伤力极大的原子弹，并且在日本的广岛、长崎验证了这种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以后，美国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后台老板。为了争取美国的全力支持，蒋介石不惜出卖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权利，以换取美国的支持。到1946年6月止，美国共装备了国民党45个师。根据美国公布的数字，从1937至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45亿多美元（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美国承认，美国的援助，等于国民党政府货币支出的50%以上。［56］1947年以前，美国援助国民党的军事装备计有：飞机1150架、巡洋舰3艘、驱逐舰45艘，连同战斗登陆等舰艇及其他船只，计有47l艘。除大批坦克外，各种车辆计有67000辆，各种大炮7250门，轻重机枪32000挺，自动步枪60万支。［57］

与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相反，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德国法西斯的重创，伤亡惨重，元气大伤。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及工业产值不及美国的30%，总的经济水平不及美国的1/3。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58］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很害怕同美国打仗”［59］。在中国问题上，苏联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与美国搞幕后交易压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部分特权等）的同时，对美国作了许多让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承担了支持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义务。对于中国共产党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苏联方面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不相信中共能够凭借自己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蒋介石发动和平攻势，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时候，斯大林连续打电报给毛泽东，要他去重庆谈判，并说毛泽东的安全由美、苏两家保证。后来毛泽东总结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60］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能够得到的苏联的实际援助是很有限的。

第三，从国共内战的历史经验看。蒋介石自1927年春向中共举起屠刀以来，已经有了近20年的反共历史，他一直牢牢占据着上风（只有西安事变蒋被张、杨活捉时有求于中共说情是例外）。在10年内战时期（1927—1937），蒋介石先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革命根据地发动5次大规模的“围剿”，动用了70多个师，就将百万红军全部赶出根据地。与10年内战时期相比，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了，已经有了240多个师，而解放军的力量比较红军时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这使蒋介石认为，凭他拥有的军事力量足以对付100万装备很差的解放军。［61］

早在1941年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对着国民党籍的参政员说了一通牛气十足的狂言：“我们军事力量大于他们95%以上，我对他们已早有准备，不虞他们来攻击。……我在抗战开始，便已准备了防制他们的兵力，仅在西北一地，就有20师以上的军队在那里等候他们。什么时候要消灭他们，便能消灭他们，决不容虑。……我可以断言，至多3个月便可以消灭他的主力。”［62］

之后，蒋介石又策划以闪电战的形式攻占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只是因为美国后台老板的极力反对才不得不暂时作罢。［63］

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从蒋介石及国民党主战派的角度来说，一是应付国际国内要求和平民主的舆论压力，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压力。二是借以摸中共的底牌，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让中共主动交出武器和解放区（根据地），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上上策。因此，在重庆谈判中，对于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傲慢地认为“实无一驳之价值”［64］。蒋也知道中共不会轻易交出武器交出解放区，故一面谈判，一面秘密向国民党军队官兵印发修订的《“剿匪”手本》和编撰所谓的《“剿匪”战术》手册。《“剿匪”战术》声称：“以我装备之优势，较往日江西‘剿匪’时代，何异天壤？故宜有必胜之信心，以坚强之意志，主动打击‘奸匪’，并注意杀伤其人员，收缴其武器，以歼灭其战力。”［65］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边谈判边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在密切关注解放军的战斗力。经过近1年的观察，蒋介石得出解放军战斗力并没有比红军时代提高多少的结论。他说：“我这次（引者按：1946年5月）到东北，曾召集前线将领，问他们这次在东北的‘剿匪’战役中，共产党的战术究竟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在四平街，在本溪湖各战役，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66］

有了这样绝对的把握，蒋介石终于在这个月以进攻中共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面内战。

宋希濂认为，白崇禧反对和谈，坚持内战，其企图就在于使蒋介石集团和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桂系就可渔翁得利。［67］笔者认为，宋希濂的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不能因为后来白崇禧公开逼蒋下野，而联想到白崇禧此时的言行。

从1946年4月起，国共两党军队在东北四平街地区展开激战。蒋介石见四平街久攻不下，非常着急。4月17日，蒋派白崇禧飞沈阳督战。白到沈阳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向白崇禧介绍了双方态势。白对杜说：“只要将四平街打下，对中共和谈就有了面子。蒋介石指示不应再向长春前进，俾可缓和舆论和整训部队。待与中共和谈不成，再大举进攻。”对此，杜聿明不以为然，坚持要一口气拿下长春。白见杜意志坚决，也不好强烈反对，便对杜说：“我看只要能拿下长春，蒋先生也不会不高兴吧！咱们明天到前方看看再决定。”［68］

18日，白同杜一道到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设在开原的前线指挥所，磋商下一步行动计划。他们一致认为打下四平街不成问题，但白崇禧对于下一步攻打长春、永吉的计划仍有些担忧。由于杜聿明力争一举攻下长春、永吉，郑洞国也同意杜聿明的意见，白崇禧听了杜、郑两人的陈述，也认为有道理。［69］正在磋商中，传来了右翼兵团已迂回到赫尔苏附近，并未遇到解放军的有力抵抗，正在继续向公主岭前进的消息。白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预感到中共军队可能不会固守长春，遂又拉着杜聿明一同到红庙前方视察。白崇禧在车中还一再问杜：“有无把握攻下长春、永吉？”杜肯定地说：“绝对有把握！”白见杜如此有信心，也只好说：“如确有把握的话，我也同意一举收复长春、永吉。那么，你照原计划打，我马上回去向委员长讲，收复长、永，再和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70］

5月19日，白崇禧从沈阳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

四平保卫战是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全国战略要求进行的第一个大规模城市防御战，从1946年4月中旬开始的一个多月中，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死守四平，寸土必争”。以8000名指战员的牺牲顶住了国民党优势兵力发起的强大进攻，毙伤国民党军10000余人，加上在此期间在长春地区歼灭近20000反动武装，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使国民党军在占领长春、吉林后，无力继续进攻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基地哈尔滨，赢得了东北地区4个月的休整局面。5月18日夜晚，林彪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主动放弃四平街，至天明，全部守城部队有次序地撤退到离四平20余公里的地方，国民党进攻部队尚未发觉，仍然在盲目地向城内射击。5月19日下午1时，国民党才进入市区。［71］

国民党在军事上得手，使白崇禧大为兴奋。他乘机向蒋介石提出：“在东北军事方面应作犁庭扫穴的打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蒋听了“唔！唔！”连声。

23日，白崇禧准备再飞沈阳，蒋对白说：“我们一起走。”这样，白崇禧偕蒋介石于23日飞抵沈阳。刚走下飞机，即传来了国民党军攻下长春的消息。蒋听了很高兴，连忙对白崇禧说：“吃了饭，我们到长春。”白崇禧乘机又向蒋提出：“打下长春打哈尔滨，直取佳木斯，编练300万民团，保卫地方。”白并且向蒋毛遂自荐，表示自己“希望在东北负一些责任”。［72］

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无力发动新的进攻，而且美国总统特使乔治·马歇尔正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宣布停战。6月24日，乔治·马歇尔致函蒋介石，建议他命令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不再攻击及追击中共军队。蒋慑于乔治·马歇尔的压力，对白崇禧说：“怕马歇尔不高兴。”［73］“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74］

白仍不甘心，对蒋说：“你在此，我也在此！”蒋回答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还要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75］

由于蒋介石的态度坚决，白崇禧只好怏怏不快地飞回南京就任国防部长。

白崇禧走后，蒋介石于6月3日飞往长春视察，并召见郑洞国、廖耀湘等前方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准备近日内下达停战令。蒋介石再三向他们强调，在停战期间抓紧整训军队，调整部署。

在乔治·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分别于6月6日下达自6月7日起在东北停战15天的声明。6月20日，蒋介石又下令将停战时间延长至6月30日。

白崇禧认为，这次停战，予东北民主联军以休整、补充及反攻机会，以此为转折点，东北军事形势逐渐不利于国民党。他认为“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而后抽兵入关内，则对于整个大局或可改观”。［76］

1947年10月22日，白崇禧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报告时仍声称：“去岁攻下长春，如依渠主张，不顾一切进追，当可攻达佳木斯一带。因受马歇尔压迫，未能如愿，至为惋惜云云。”［77］

当然，这只不过是白崇禧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