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国民党全局的尝试

蒋介石下野，一方面化解了宁汉之间兵戎相见的可能性，但一方面使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纷繁的阶段。在这场极端复杂的多头绪的权力角逐中，李宗仁及其新桂系再次显示出驾驭政治局面的能力，但也暴露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要顺利继承蒋介石遗留下来的权力，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首先，作为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在国民党内的根基还很浅。他及他的搭档黄绍竑、白崇禧等加入国民党时间都还不到3年，正式加入国民政府仅1年多。从国民党的党统来说，蒋介石是无可争议的嫡系，而李宗仁则只能算是旁系。尽管李宗仁率领的第7军在北伐战争初期建立了功勋，并且在“清党”反共逆流中充当了主力，但论起党内资历，李宗仁无法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内诸多元老政客相比，这种无法补救的缺憾，确实给李宗仁带来了不少困难。尽管桂系依靠军队实力而暂时掌握了南京的军政实权，但在名分上，无论是宁方的蒋介石以及拥护蒋氏的那些“长衫佬”，还是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唐生智，都不会承认李宗仁的领袖地位。

从蒋介石方面来看，首先他的下野是被逼无奈。宁汉党统之争使蒋成为汉方集矢的对象，蒋介石新败徐州威信受损，宁方内部因李、白存心拆台而呈现离心离德的现象，军令不行，所有这些，都给蒋氏带来了十分棘手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蒋介石的总参议张群对上海《申报》记者解释蒋介石下野的原因时即说：“国民革命军，一年以来，辗转数省，曾未少息，似此久战之师，一方北伐，一方西上，势难兼顾。就事实上言之，可云为必不可能之事。……此次最近战事，一方对北，一方虑及武汉；奉之对冯，宁之对鲁，汉之对宁，适成犄角之势。故蒋自前线归来，默察大势，内省诸躬，为党之团结及政府前途计，决心下野。”［73］

元老吴稚晖也说：“当时唐生智靠了汪精卫先生一班国民党到底反共的同志，便盛吹蒋之下野可以无事。当时北敌炽于北，唐军逼于西，左右实难应付。”［74］

张、吴两人的解释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蒋不下野，矛盾就无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历史学家们将蒋介石下野称之为“对于许多敌对者的竞争中一种光荣而成功的战术运用”。［75］

在内外皆敌，事乱如麻的情况下，蒋氏下野不失为摆脱困境、改变被动局面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正如蒋在8月11日的日记中所表达的：“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76］表现出胸有成竹的自信，这完全道出了他“以退为进”的动机。

对于蒋的以退为进的战术，时事观察家稍后也指出：“蒋介石虽名为下野，且已作扶桑之游，但其政治活动仍属积极。倘南方状况一有变化，彼或即挺身而出，再事周旋。”［77］

蒋介石一下野，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起到了蒋介石所预期的效果：

第一，蒋介石下野后，揭橥“讨蒋”旗帜的唐生智顿时失去了借口，处于尴尬境地，事实上武汉“东征”从此停顿下来，使南京方面能够专心对付孙传芳的进攻，并为后来桂系讨唐埋下了伏笔。

第二，宁方内部的那些元老政客只认同蒋介石而不认李宗仁。8月13日，胡汉民得知蒋介石辞职出走上海的消息后，立即与吴稚晖、蔡元培等商定，去上海挽留。但胡汉民等赶到上海时，蒋介石已转赴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胡汉民等挽蒋不成，决定与蒋共进退。14日，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联名致电冯玉祥，宣布他们与蒋介石同进退，说什么“一柱擎天，惟有公焉”。［78］接着，蒋介石的盟兄、上海市长黄郛以及陈果夫等蒋系人物纷纷也撂挑子，南京政府党务政务无人负责，立即陷入瘫痪状态。

雄踞中原腹地拥有数十万大军的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在蒋介石下野后，也好似失去了主心骨一样，积极活动，也一再表示愿与蒋氏共进退。8月14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蒋“一身系党国之安危，为民众之救主”，敦促他“克日返宁，主持大计”。冯并声称：如蒋一意坚辞，他本人也只能“一同退伍”。［79］冯玉祥还到处打电报，要求各方一致敦请蒋介石复出。

8月15日晚，国民党军政要人在南京丁园召开谈话会（一说是军委、党务联席会议），推军界元老李烈钧主持，何应钦、李宗仁、王宠惠、钱永铭、萧佛成、王伯群、贺耀组、胡宗铎、傅秉常等出席。李烈钧曾经附和李、白声气，但在蒋离宁后立即改变了态度，要求蒋回宁主持局面。李烈钧在会上说：“我国民革命几经奋斗，始有今日，万不能任劳苦功高、革命中心之蒋总司令引退；胡、吴诸同志皆党国柱石，亦不能任其洁身远引，应飞请即日回宁。一切军事、外交、财政等要政，应积极保持现状。”［80］8月16日，李烈钧还分别给蒋介石以及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发去电报，邀请他们迅速返回南京。

面对外界一致要求他出山的呼声，蒋介石似乎有些沉不住气了。倒是足智多谋的黄郛认为现在绝对不是蒋出山的时机，立即写了一封信托他们的盟弟张群送到溪口，劝阻契弟蒋介石仓促出山。

蒋介石接受了盟兄的忠告，决定远游日本，一则朝拜日本朝野要人进一步争取日本对他的支持，一则向在日本的宋美龄母亲请求批准他与宋美龄结婚。蒋介石甚至准备离开日本远去欧美进行长达1年的游历。

似乎所有的人眼里只有蒋介石，还没有他李宗仁，这是李宗仁、白崇禧暗中“逼宫”时未曾料到的，这种局面不能不让他们感到尴尬和难看。鉴于外界要求蒋东山再起的呼声，李、白也不能不有所表示。8月16日，宁方将领推资历较深的李济深领衔，杨树庄（海军总司令）、李宗仁、何应钦、黄绍竑、白崇禧联署发出请蒋总司令回宁的电报，电报称：“忠实分子，谋同一室，正赖钧座总领师干，长驱北上，竟此全功，完我任务。若钧座恝然不返，则坐令国失长城，党去柱石。于个人固高，于党国何忍？敬恳尅日移节回宁，主持军事。”［81］同一天，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3位总指挥还联名致电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叶楚伧、张静江、李石曾、陈果夫等，要求他们“联翩来宁，共维国是”。同时派人去上海敦请。［82］

这说明李宗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蒋介石作出了妥协姿态。但实际上，李宗仁对蒋介石的上述姿态只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李宗仁并不是真心希望蒋介石就此回来重掌大权，只不过是应付舆论的一个姿态，蒋介石等心知肚明，当然也不会就此轻易再出山。李宗仁尽管“逼宫”得手，但论起玩权弄术，他还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蒋氏为形势所迫，对李“逼宫”无可奈何；此时却因势利导，对李“劝驾”拿堂摆谱。8月16日，蒋介石回复李宗仁等，声称“中正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伏恳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之罪”。南京于17日再电请蒋“不避劳怨，勉任艰巨，克日回宁”；18日又电告蒋：“所请开去总司令职权，重治失职之处分，应毋庸议。”［83］蒋氏接阅电文，仍然不肯复出.他一面等待机会，伺机捞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一面继续向李氏施加压力，逼迫李氏就范。根据蒋介石的态度，上海江浙财团立即断绝了对李宗仁的经济援助，使南京政府“军饷奇绌，三军嗷嗷，不可终日”，全局几陷瘫痪。

为了防范蒋介石东山再起，李宗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首先，在军事指挥系统上，宣布在总司令未回任以前，由军事委员会负责执行；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任第一、第二、第三路军总指挥。作为军事最高指挥官的3位总指挥，行使总司令之职权。但何应钦为人温和，且孤掌难鸣，实权实际上由李宗仁、白崇禧掌握。

其次，为了在南京稳住阵脚，李宗仁暂时置孙传芳军的反攻于不顾，主动将部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桂系主力部署于南京地区。8月17日，孙军不战而得江北重镇浦口，从此，孙传芳部在从南京至镇江一线与国民革命军隔江对峙。

鉴于上海江浙财团的经济实力，李宗仁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取消原由蒋介石亲信杨虎、陈群把持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另成立淞沪卫戍司令部，派白崇禧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任淞沪卫戍司令。所有淞沪军警，统归卫戍司令调遣指挥，以一事权而维治安。［84］

白氏到上海后委派自己的参谋长张定璠接替已经辞职的黄郛出任上海市长。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团，不甘心听命于桂系，结果是“上海四商会则请许市长民选”［85］，不承认桂系安排的上海市长人选。

8月1 8日，白氏召集上海各界名流百余人开茶话会。白氏在致辞中向在座各位报告了北伐、“清党”反共的经过以及蒋介石下野的真实原因，白氏说：“现在总司令虽然暂时引退，而军事政治，武装同志及政府同志，不但照常维持，而且格外负责奋斗。因总理之主义，系民众之主义，党的主义，万万不能因总理之去世，在党各同志即不革命。蒋总司令系继续总理之遗志者，今因不得已之苦衷，暂时引退，而我武装同志及后方同志，亦不能因蒋总司令个人之引退，即中止应负之责任。故请诸位同志放心，蒋总司令虽暂引退，但我武装同志，仍各负责奋斗进行，非至完成总理之遗志不止。否则以私言，有负总理及总司令；以公言，有负我党之使命。”［86］白氏这段话是要竭力证明，没有蒋介石，他们照样可以应付局面，要大家安心。白氏随后谈到主题：“现在军事及政治均极有把握，独财政一端，颇觉困难。革命事业，与种田无异，须先培养，然后有秋收。总理主义有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目下正在军政时期，在在均需饷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时，增加各种税捐，作为军饷。因广东为革命发源地，不如此即不能出发北伐。有人谓革命军系为人民谋幸福之军队，现在只见增加捐税，而不见有丝毫幸福。此言兄弟亦当承认。惟革命军为人民所谋之幸福，不在革命之时，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只求革命达到成功，幸福即可圆满。现在我军正在继续北伐，故一切捐税，暂时不能取消。军事政治，均抱乐观，惟财政问题颇觉困难，希望各界竭力援助。我革命军自出发后，武装同志之死伤牺牲者十分之八九，更望各界诸同志，体恤已经牺牲者，仍请努力捐助，俾得早日完成北伐。”［87］

白氏讲话结束后，宁波帮大佬虞洽卿代表上海商界敷衍说：“只要当局改变错误政策，采取有利于商界发展的措施，财政问题不难解决，例如恢复水陆交通……”这是江浙财阀们给桂系吃的一个空心汤圆。

白崇禧几经努力，才从这些上海大亨手里搞到区区60万元款项。这个数目与当初上海大亨们给予蒋介石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数目相比，实在是太少了。很显然，李、白等人根本得不到江浙财阀的经济支持。中国因为国土辽阔，容易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以省籍为核心的地域观念，同一个省的人称同乡，很亲切，邻省的人要比相隔很远地方的人要亲切些。显然，江浙财阀的巨头们与蒋介石是江浙大同乡，而且他们中的有些人早期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与蒋介石共过事，他们之间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他们乐于支持蒋的事业。现在蒋已经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西南边陲的桂系李、白，则天生有一种疏远和不能信任的感觉。政治军事的基础在于经济，李宗仁及其桂系得不到江浙财阀经济上的支持和配合，他们在南京的统治就难以继续下去，这是李宗仁及其桂系的致命弱点或者说是无法改变的劣势。

第三，通过何应钦解散蒋介石成立的7个补充团。在北伐军攻占江浙后，蒋介石为了扩充嫡系军事势力，下令成立7个补充团，所有团长，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学生，如关麟征、李园、刘保定等。蒋介石还向外国购买了一批武器，主要是步枪、重机关枪、驳壳枪等武器，打算装备这7个补充团。蒋介石派浙江同乡蒋鼎文为宁波警备司令，将买来的武器存放在宁波附近，预备装备这7个补充团。这7个补充团当时大部分都驻在浙江境内。对于蒋介石的这支私家军，李宗仁、白崇禧不予承认，他们要求何应钦解散这7个补充团，何即遵从他们的意旨，下令解散。蒋介石在奉化闻悉此事，大为愤懑，痛骂何应钦愚蠢，误大事……并大骂黄埔同学会（当时主要负责人为曾扩情）为什么不号召补充团在职的同学加以抗拒，甚至说：“万不得已时上山当土匪都可以，也应把力量保持下来。”［88］

除了江浙财阀的不合作外，让李宗仁难以应付的另外一股政治势力便是分共以后的汪精卫集团。从汪精卫集团的立场来说，蒋介石的下野无疑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是，汪、唐等人并不认为蒋氏的下野是李、白、何的功劳，而认为这是他们武汉中央的胜利。这正如唐生智所说：“中央对于南京问题，现在可谓完全得到胜利。这种胜利，是党的胜利，不是军队或个人的胜利。”［89］汪精卫一直以国民党的正统领袖自居，他以胜利者的口气表示：“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只有一个”，“我们坚持我们的主张，务必达到提高党权的权威，武汉政府要搬到南京去”，“将来军队的分配，都归军事委员会决定”。［90］而汪、唐口中的所谓的中央，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所谓提高党权，实际上就是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要求别人完全服从他们的个人意志。

在蒋介石离开南京的次日，桂系将领白崇禧、夏威、胡宗铎等联名电告汉方将领唐生智、张发奎：“讨蒋事已设法解决，一二日内约可达到目的。”［91］8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声称：“现在党内纠纷业已消除，宁汉两方亟应一致，继续努力，南征共贼，北剿奉鲁，完成国民革命。”电报提出两点主张：（一）武汉政府请速移到南京，改组成一完全政府，整个政治生命力方有寄托。（二）孙传芳、张宗昌两部因我内讧，著著南下，南京方面准备调第1、第7两军加入运河、津浦两线反攻，请武汉方面将第4军开到南京担任总预备队，巩固京畿。［92］当天，李宗仁即派胡宗铎作为代表前往武汉欢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

8月17日，汪精卫在武昌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7次会议，汪精卫提议迁都南京，实际上是准备去接收蒋记南京国民政府。

8月19日，汉方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25次会议，汪精卫并在会上提议：撤销此前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对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开除党籍之处分。［93］会议还决定，政治诸问题待9月15日在南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会议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名义联名发表迁都宣言。

会议结束后，汪精卫电告李宗仁，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南京，同时邀请李宗仁等赴江西九江商谈宁汉合作事宜。会后，汉方同时还以党政名义发表声明，作为对李宗仁、白崇禧“寒”（14日）电主张的回复，声明指出：“4月中旬，蒋介石等在南京自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陷本党于分裂。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声明还提出要“铲除一切封建思想，铲除一切地盘观念，束身于军纪，尤束身于党纪”，强调要“以党治军”。［94］

对于汪精卫等人处处以国民党中央正统自居，要别人俯首听命的政治企图，李宗仁心里虽然十分清楚，但为南京腹背受敌的形势所迫，他又不得不暂时委曲求全。为表示谦恭姿态，李宗仁于8月21日晚由南京乘坐“决川”号军舰沿长江西上。“决川”号原是直系军阀集团的副帅吴佩孚的座舰，是一艘浅水军舰，速度很快，次日早晨便驶至安庆附近江面，李宗仁目睹武汉东征大军如云，心头便罩上了一层阴影。22日中午，李宗仁在九江登岸，当天晚上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潜等军政要人在九江举行会议。［95］参加会议的还有冯玉祥的代表刘骥。会上，李宗仁首先发言，说：“南京自蒋氏离京后，党、政府人员全已解体，津浦路军事亦颇紧张，非中央即日迁宁，不足鼓舞诸同志的精神，安内攘外。”［96］李宗仁在发言中还强调要求唐生智的东征军停止于安庆附近，使宁方军队得以专心应付孙传芳军。［97］

李宗仁的发言，主旨在于要求武汉“东征军”停止东进。对于他的这个要求，汉方将领唐生智、程潜都表示不同意，他们仍主张继续东进，与宁方军队“共同御敌”。唐生智的态度尤其坚决，他主张将军队一直开到与南京临近的安徽芜湖，引起李宗仁的极大不满，两人当场发生激烈争吵。［98］

李、唐之争的实质是地盘之争。在当时国民党内权力纷争未成定局的时候，李、唐二人作为同属虽无政治资历，却有相当军事实力的人物。李、唐此时所争的实际即是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九江会议经过调停，最后达成以下几项决定：（1）武汉政府于9月3日以前迁往南京，武汉改设政治分会。谭延闿、孙科先期赴宁，帮助筹备一切。（2）四中全会于9月15日前在南京召开；（3）唐生智部暂缓东进，南京拱卫暂令第7军负责。［99］

8月23日黄昏，李宗仁与谭延闿、孙科自九江乘坐“决川”号军舰前往南京。次日天明时分，军舰行至芜湖江面，第37军军长陈调元乘坐一小火轮从南京前往芜湖，见到李宗仁等乘坐的军舰后，立即掉头与“决川”号一同向下游南京驶去。这时，李宗仁发现孙传芳的部队正在乘坐小帆船悄悄向长江南岸偷渡，这种小帆船总数有百余艘。不久，偷渡的帆船发现了李宗仁等乘坐的军舰，并冲了过来。所幸“决川”号军舰上有携带驳壳枪的士兵1个排，军舰还装备有火炮5门；此外陈调元乘坐的小火轮还有1个连的士兵，都是清一色的手提机关枪；两艘军舰的火力加起来就相当强大，帆船数量虽然多，火力上不占优势。不过，由于帆船数量多，战斗依然十分激烈，枪弹横飞。经过20多分钟的激战，将孙传芳的部队击退，打死打伤孙军数百人，而两艘军舰上的官兵仅有数人受伤，无一人死亡。战毕，李氏不敢稍停，径直驶向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