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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嘉音的翻译成就

时间:2022-0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除了少数几种欧美书籍外,黄嘉音主要是从欧美报刊所载文章中加以选译。而且,其翻译对象大致可以分为文学、时政、医学及妇幼家庭四类。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译文是苏联亚佛司钦珂原著的《拜伦再世》,载于1934年3月16日出版的《论语》第37期。此后,黄嘉音的翻译活动一发不可收拾。1935年,黄嘉音发表的译文有所减少,仅有6篇。1936年,黄嘉音发表的译文数量回增,达到13篇。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除了少数几种欧美书籍外,黄嘉音主要是从欧美报刊所载文章中加以选译。而且,其翻译对象大致可以分为文学、时政、医学及妇幼家庭四类。

黄嘉音的翻译活动始于1934年。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译文是苏联亚佛司钦珂(外文名不详)原著的《拜伦再世》,载于1934年3月16日出版的《论语》第37期。此后,黄嘉音的翻译活动一发不可收拾。仅在1934年,他就在五种杂志上发表了总共12篇译文。其中,除了《拜伦再世》,载于《论语》的译文另有三篇,即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我的表—一个有教育价值的小故事》(第46期)与《一个好小孩的故事》(第50期)以及林语堂的《我的话:买鸟》(第52期)。载于《人间世》的译文也有三篇,即英国作家毛姆的《辜鸿铭访问记》(第12期)、韦恩·W.帕里(Wayne W.Parrih)的《何谓技术统制?》(第15期)与威廉·麦克斯韦尔·比克顿(William MaxWell Bickerton)的《日本的私刑》(第17期)。此外,他还在《长城》上发表了《人生的片断》(第1卷第4期)与钟司东(外文名不详)的《爱因斯坦》(第1卷第8期),在《新生周刊》第1卷第5期发表了路易女士(Anna Louis Strong,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加里宁夫人》,在《妇人画报》发表了美国学者培恩博士(外文名不详)的《新婚心理学》(第16期)与苏联作家卞蒲夫(外文名不详)的《我的婚姻》(第22期)。其中,《加里宁夫人》一文还收入倩之等选编的《人物评选续编》(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2月出版)。

1935年,黄嘉音发表的译文有所减少,仅有6篇。他在《论语》上发表了马克·吐温的《睡在床上的危险》(第56期)及《萧伯纳最近谈话》(第63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契珂夫夫人(Mrs Chekhov)的《追念契珂夫》、《军火商的秘密》(第23期)与凯思琳·诺里斯(Kathleen Norris)的《看我们娘儿们干吧》(第25期),又在《文艺电影》第1期上发表了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半张纸片》。

1936年,黄嘉音发表的译文数量回增,达到13篇。他先是在4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第15期上发表了斯蒂芬·利科克的《未来之国联》。而随着《西风》创刊,他在其上连续发表了多篇译文,包括W.利文顿·拉尼德(W.Livington Larned)的《父亲的后悔》、安杰洛·帕特里(Angelo Patri)的《低能儿童》、《科学婴孩》、《战争黑幕》与《流浪》(均载于第1期),《爸爸的日记》与乔治·F.康纳斯(George F.Corners)的《现代科学怪人》(均载于第2期),赛珍珠的《中国的创造精神》、威廉·锡布鲁克(William Seabrook)的《疯人院》与斯蒂芬·杜根(Stephen Duggan)的《苏联的书虫》(均载于第3期),盖尔·凯莉(Gail Carey)的《低能儿的母亲》与理查德·伊芙琳·伯德(Richard Evelyn Byrd)的《南极之夜》(均载于第4期)。

1937年,黄嘉音发表的译文数量急剧增加,达到33篇次。其中,《宇宙风•逸经•西风》刊登了4篇,即杰邦尼库斯(Japonicus)的《关东军侵华狡计》(第2期)、H.弗雷恩(H.Freyn)的《国际的狂人》(第2期)、穆利尔·莱斯特(Murial Lester)的《日本毒华铁证》(第3期)以及《日本自食其果》(第4期)。《西风》刊登了23篇,包括《粉笔生涯》与保罗·布朗(Paul Brown)的《海底历险记》(均载于第5期),《现代乌托邦》与莫利斯·E.福克斯(Maurice E.Fox)的《疯人村》(均载于第6期),《成功秘诀》与沃尔特·B.皮特金(Walter B.Pitkin)的《心理疗病术》(均载于第7期),《神秘人类》与雷蒙德·珀尔(Raymond Pearl)的《长寿秘诀》(均载于第8期),《大自然的教训》(第11期),《交友秘诀》、拉尔夫·卜森(Ralph Carson)的《天才疯子列传》、泰洛(Marion S.Taylor)的《经验之谈》(一、求偶戒条)、A.P.卢斯康比·怀特(A.P.Luscombe Whyte)的《六大新发明》、璧馨慈(Patience Abbe)等的《三姊弟漫游记》(均载于第12期),《苏俄与日德之战》、阿伦·霍顿·布罗德里克(Alan Houghton Brodrick)的《苏俄是不可征服的》与泰洛的《经验之谈》(二、择偶良箴)(均载于第13期),泰洛的《经验之谈》(三、择夫标准)、L.伊万诺夫(L.Ivanoff)的《形势严重的太平洋》与弗兰克·雷(Frank Reh)的《宇宙飞行记》(均载于第14期),泰洛的《经验之谈》(四、选妻准则)(第15期),泰洛的《经验之谈》(五、美满姻缘十诫)与奥斯卡·E.米勒德(Oscar E.Millard)的《小杰作》(均载于第16期)。此外,他还在《救亡漫画》第3期发表了《揭露日军暴行,同情中国抗战:日本侵华声中的美国漫画家》,在《国际言论》第4期发表了《评中苏不侵犯条约二则》,在上海《周报》第1卷第1~4期上连载了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所著《三同志》的第一章。《苏俄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后来还被收入战时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的《苏联与中日战争》一书。

1938年,黄嘉音继续以《西风》为主阵地,发表译文14篇次,包括泰洛的《经验之谈》(六、告失恋者)(第17期),泰洛的《经验之谈》(七、爱情与热情)与林白夫人(Anne Morrow Lindbergh)的《林白夫妇东飞记》(均载于第18期),亨利·A.戴维森(Henry A.Davidson)的《自杀研究》与刘易斯·E.劳斯(Lewis E.Lawes)的《狱中活剧》(均载于第19期),《人之初》与阿莱恩·艾尔兰(Alleyne Ireland)的《普利哲追忆录》(均载于第20期),《陷入情网》(第21期),艾芙·居里(Eve Curie)著、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英译的《居里夫人》(第22期),诺曼·阿奇博尔德(Norman Archibald)的《壮志凌霄》(第23期),刘易斯•E.毕什的《别怕难为情了》(第24期)。

1939年,黄嘉音主要在《西风》与《西风副刊》上发表译文。其中,他在《西风》上发表的译文包括阿伦·费恩(Allan Finn)的《未雨绸缪的大学生》(第29期),阿克塞尔·蒙特(Axel Munthe)的《大疫之年》(第30期)、《冒险的人生》(第31期),珀西·魏克司曼(Percy Waxman)的《发展观察力》(第33期),多萝西·坎菲尔德(Dorothy Canfield)的《现代人与空间》(第34期),《不要自暴自弃》与《生命的潜力》(均载于第37期),菲利普·亨利·克尔(Philip Henry Kerr[11th Marquess of Lothian])的《大同世界》(第39期)。他在《西风副刊》第5~10期上连载了美国作家威尔特(Thorton Wilder)的《大地的叹息》,又在第13期上发表了阿瑟·弗兰克·佩恩(Arthur Frank Payne)的《精神卫生金训》。同年,《大地的叹息》还由西风社推出了单行本,颇受欢迎,至1940年2月再版、1941年4月三版、1949年4月四版。

1940年,黄嘉音仅发表了四篇译文,即斯坦·斯威格(Stein Sweig)的《精神世界的拓荒者》(载于《西风》第41期)与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全神贯注》(载于《西风》第51期)、山额夫人(Margaret Sanger)的《山额夫人自传》(载于《西书精华》1940年第1册)以及《热情与爱情》(载于《沙漠画报》第3卷第38期)。其中,《山额夫人自传》还由西风社于同年推出了单行本,列入“西书精华小丛书”。

1941年,黄嘉音同样只发表了四篇译文,包括里奥·坎纳(Leo Kanner)的《好母亲》(载于《西风》第55期)、保罗·波普诺的《婚姻中的性生活》(载于《西风》第56期)、弥尔顿·麦凯(Milton Mackaye)的《急公好义的捐血会》(载于《西风副刊》第33期)以及《北极冒险记》(载于《沙漠画报》第4卷第47期)。此外,他还将法国作家贝朋诺(René Belbenoit)所著《流犯余生记》一书译成中文,由西风社于1941年1月出版,至1948年1月再版。1941年7月,西风社还推出了黄嘉音的译文选集《得意书》,内收《西风月刊》刊登过的《居里夫人》、《普利哲追忆录》、《林白夫妇东飞记》、《南极之夜》、《北极冒险记》、《三姊弟漫游记》、《粉笔生涯》、《神秘人类》、《成功秘诀》、《交友之道》、《大自然的教训》、《壮志凌霄》、《流浪》、《狱中话剧》、《现代乌托邦》等传记、回忆录与短篇小说共15篇。

1942年,黄嘉音只在《科学画报》第9卷第3期上发表了阿瑟·弗兰克·佩恩的《不要忧虑》一文。1943年,他也只在《天下》半月刊第1~6期上连载了贝朋诺的《流犯余生记》部分章节。1944年,他继续在《西风》上发表译文,包括《音乐医师》、汉娜·利斯(Hannah Lees)的《脑电波测定器》与拉尔夫·华莱士(Ralph Wallace)的《肺痨患者的新救星》(均载于第66期)、弗兰克•荷普钟斯(Frank Hope-Jones)的《新历法》(第67期)以及《维持生活的平衡》(第68期)。

1945年,黄嘉音发表的译文数量又增加到两位数。他在《西风》上发表了12篇次译文,包括曼却斯特(Harland Manchester)的《奇特怪异的新可塑物》与雷特(Virginia Reid)的《婴孩买卖》(均载于第75期),《战场访子》(第77期),巴尔玛(Gretta Palmer)的《你睡得着吗》、舒华兹中尉(Lieutenant Schwarty)的《伤兵院中》与贝朋诺的《流犯余生记》(序 早年的身世)(均载于第79期),《安眠摄合治疗术》、《未出世的婴孩》、《诊断的艺术》与《流犯余生记》(第一章 没有女人的世界)(均载于第80期),纽曼(Al Newman)笔录的《纳粹间谍上当》与《流犯余生记》(第二章 远渡重洋)(均载于第81期)。他还在《天地人》第2期上发表了杰西·B.利顿豪斯(Jessie B.Rittenhouse)的《人生的工价》。

1946年,黄嘉音继续在《西风》上发表了《流犯余生记》的第三至第十一章(第82~90期),奥勒斯(Fulton Oursler)的《利他使你得到新生》与戈登(Nathaniel Gordon)的《美军赔偿委员会》(均载于第87期),劳埃德·斯托弗(Lloyd Stouffer)的《万用纸》、卡普里奥(Frank S.Caprio)的《精神病常识测验》与迪安·詹宁斯(Dean Jennings)的《监狱中的好癖工厂》(均载于第88期),埃森豪威(Eisenhower)的《利他可使战祸消灭》(第90期)。此外,他还在《家》发表了福格森(Donita Ferguson)的《偷窃狂该当病医》(第4期)与赛珍珠的《养女谈收养子女问题》(第8期),在《一四七画报》第4卷第5期上发表了《美国女兵想回家》。此外,黄嘉音还将美国作家约翰•海尔赛(John Hersey)的《广岛被炸记》译成中文,由光出版社于1946年11月出版。

1947年,黄嘉音在《西风》上发表了16篇次的译文,包括《流犯余生记》第十二至第二十章(第91、93~100期),莫洛亚(Andre Maurois)的《人生是太短促了》(第91期),劳顿(George Lawton)的《脑力使你常保青春》(第92期),斐哲(Louis Fischer)的《甘地访问记》(第94期),胡安尼塔·韦格纳(Juanita Wegner)的《我是美国新公民》(第97期),阿伦·A.布朗(Alan A.Brown)的《遗传常识测验》与威廉·A.利德盖特《从节育到诊治不育》(均载于第98期),劳伦斯·拉德(Lawrence Lader)的《你为什么睡不着》(第100期)。

1948年,黄嘉音在《西风》上发表了10篇次的译文,包括米里亚姆·阿伦·德福特(Miriam Allen de Ford)的《最后一代的人类》(第102期),《人工受孕得子记》与约翰·E.吉普森的《脸红心理学》(均载于第105期),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的《最后的勇气》、阿姆兰·沙因费尔德(Amram Scheinfeld)的《女子的性冷感症》与厄本·H.弗鲁奇(Urban H.Flooge)的《心理健康十五法》(均载于第112期),塞尔温·詹姆斯(Selwyn James)的《男子性无能》(第113期),《免费住院看医生》与《三次大战的代价》(均载于第114期)。此外,家出版社还出版了黄嘉音与叶群合译的《婚姻生活指导》以及他与江同合作编译的《实用育婴问答》。这两本译著均十分畅销,后来曾多次重印。

1949年,黄嘉音在《西风》与《家》上分别发表了5篇与3篇译文。《西风》所载译文包括《性的恐惧危害健康》(第115期),今村笃志(Tokushi Imanura)的《广岛复生记》、罗伯特·扎克斯(Robert Zacks)的《有家不归》及J.D.劳伦斯(J.D.Lawrence)与劳伦斯·高尔顿(Lawrence Galton)合撰的《刷牙防蛀新法》(均载于第116期),莫里斯·菲什贝因(Morris Fishbein)的《走江湖的“心理学家”》(第117期)。他在《家》上发表的译文则均为苏联作家的作品,包括费丁娜(外文名不详)的《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自白》与莎士柯华(外文名不详)的《这里没有孤儿》(均载于第46期),博斯陀夫斯基(外文名不详)的《女领港》(第47期)。此外,家出版社还出版了黄嘉音翻译的《婴儿的权利》以及他与妻子朱绮合作编译的《斗争中的亚洲妇女》。

新中国成立之后,黄嘉音仅仅编译了古普佛(Grace H.Kupfer)的《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于1956年6月出版。黄嘉音停止翻译的原因尚不明确,但大概跟当时编辑出版界的剧变与政治运动的泛滥不无关系。不过,他此前产出的丰硕成果还是得到了翻译界的广泛认可。1951年,他被吸纳为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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