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师的思念

对老师的思念

在王庆同精神世界的私生活这一块，父母已逝，现在最要紧的当然是妻子、孩子；在社交这一块，学生、老师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学生，他说，在事业上，除了学生，一无所有；对于老师，他保持着长久的思念，因为老师对他的精神世界的形成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说起老师，他常常不能不动情。

最近，王庆同回南京参加第六中学高中毕业58周年同学聚会。都已经走路慢慢的，有的弯腰驼背，有的拄拐杖，好几位是由稍年轻的妻子陪来的，就这样，从四面八方聚在当年他们上体育课翻筋斗、练倒立的“行知馆”里（南京六中的前身之一是陶行知先生筹办的安徽中学，“行知馆”是半个多世纪前建的，后为纪念陶行知先生命名，现在，周围都是新建的校舍高楼，唯中间保留着低矮的“行知馆”），叙离别之情，怀念当年的老师。王庆同在聚会上较详细地回顾了高中班主任、语文课老师王闻幻先生。王庆同谈到，王闻幻先生备课非常认真，讲《分马》《青年近卫军》《生辰纲》时的仔细，朗读重点章节时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王闻幻先生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利用周末的时间，带一部分学生到夫子庙听说书（《水浒传》），听晚了，又请学生吃夜宵。有几位同学插话说，他们也一起叫王闻幻老师带去听过说书，至今难忘（后来聚会同学逛夫子庙，还去认过当年听说书的那个地方，地方还记得，只是房子是新的了）。王庆同说，王闻幻先生对自己的作文，每每给予鼓励，批改极为细致。王庆同在回忆中还谈到，自己上北大后，王闻幻先生还给他写信，鼓励他响应党的号召，向科学进军，定个规划，认真实施。王庆同说，大二的时候，他回到南京探亲，专门过长江去看望过王闻幻先生。1975年，王庆同部分平反，当公社干部，即给王闻幻先生去信，他立即回信，后又说，他得了胃癌，问王庆同能不能在农村找个偏方，治一治。王庆同说，当时他找了两个偏方寄去。此后再没有王闻幻先生的信息，后来听说他逝世了。说到细节处，王庆同极为动情。王庆同和好几位同学还一起回忆教英文的孙老师，教数学的南国让老师，教政治的张致和老师，教物理的王秉珪老师，教化学的薛静渊老师，教体育的谢德明老师，还有做团的工作、学生工作的何家书、张孟武等老师，谈到何、张两位老师对自己政治上的进步帮助很大。特别是教英文的孙老师，大家叫他over，因为他年轻，和学生打排球，老喊over（过去，意即把球打过去），大家也就在背后叫他over。这次聚会，很多同学都谈到，over嫌课文浅，自己打印、印刷《小二黑结婚》（英文），在课堂上讲这个文学作品，课文则让学生自己看。王庆同说，到大学后上面要求改学俄文，学了四年，现在忘光了，而英文至今还记得一些，这个基础是over打下的，不能忘记。

王庆同说，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在动情地回忆当年的老师，说明大家对年轻时影响过自己的人保持一份纯洁的真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一种人性的升华，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一个普遍的规律，自己当然也不会例外。

此前王庆同撰文回忆过小学班主任、语文课老师钟德鹤老师。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钟老师，您在哪里？

这是1949年二三月间的一张照片。

照片中唯一的男孩是我，身后那位英俊的小伙子是我的老师，叫钟德鹤，湖南人。他把我搂在胸前，挺喜欢我的。那时我12岁，在南京市评事街小学念书。

拍这张照片的具体情景，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拍完照片后，他分赠给我们每人一张写着字的条幅，上书“诚实”、“勤奋”之类的勉励话。没几天，他不见了，学校也不上课了，接着是南京解放。

可能是1951年，我在南京市第六中学念书，突然收到他的信，叫我约几个小学同学去他那里玩。记得那时他在一所部队学校教书。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他在玄武湖聚会。我们问他，解放前夕怎么不见了，他说，那时他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奉命赶回湖南执行一项任务，他怕再见不到我们，所以临走时拍照留念，分送条幅。

后来我到北京念书，到银川工作，还和钟老师通信。再往后，通信断了，我又很少回南京，再也没有见面。

现在，我把这张珍藏了45年的照片拿出来，一来是表示对启蒙老师的敬意，二来也是寄一线希望，钟老师，如果您能看到这篇短文，请给我来信（宁夏日报周末编辑室转），我至今怀念您。

这篇短文和照片，发表在1994年2月19日《宁夏日报·周末》二版上，至今，王庆同未能与钟老师重建联系。王庆同说，钟老师比自己大十几岁，应该接近90岁了，现在的人长寿，他可能还在世，仍希望钟老师见到这本书，有信给他。

1954～1958年，王庆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念书，他多次回忆他的大学老师。他在去年出版的回忆录《毕竟东流去——几只狗和一个人的记忆》里，有两节专门写这方面的事。

·甘惜分嘱我“独立思考”

1956年1月30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进行《新闻理论与实践》课的考试。考试采用口试。

授课和主考老师都是四十来岁的甘惜分。他开头在我的记分册上写了个“优”，随即圈掉改为“良”（五分制：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并且在上面盖了私章。这个有甘惜分私章的记分册我保存至今。

给学生出考试成绩，不惜圈掉重写，加盖私章，说明他的一丝不苟。如果我后来教学生也懂一点严谨，那是甘先生教的。

时隔35年，我出版第一本著作《新闻写作基础二十讲》，请他写序，我是充满信心的。我相信他没有忘记我。果然，很快寄来两千字的序，并在信说：““我并不感到为这样一本通俗小册子写序而降低了什么，正如你写了这样一本小册子而不感到低人一等一样。”当时我是宁夏大学副教授，为什么写通俗的小册子？因为我经常给外单位通讯员讲《新闻写作》，深感缺乏大众教材。甘先生理解我的用意，所以序中说，对新闻入门小册子“不屑一顾”的人，“对中国的国情未免隔膜”、“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一点”。这本小册子一再重印，发行1.72万册，说明甘先生的判断是对的。最近（2011年4月），他来信说，已把这篇序收入他的文集。这说明他至今不后悔替大众读物写序。这是我毕业后与甘先生的一次直接交往。

1996年，我还收到甘先生亲笔签名的推荐信，推荐全国高校新闻院校师生阅读《朱启平新闻通讯选》。他说：“我曾是朱先生作品的读者，深为他观察的细致入微和文笔的清新活泼所折服。”我的这本书是北京友人王炳尧先生（记得是《中华新闻信息报》的编辑）寄赠的。而1996年我已届退休，也就没有动员师生买，只写了两篇读后感，作为对甘先生关注的响应。甘先生主编并作序的《新闻学大辞典》——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大型辞书于1993年出版后，他刚拿到书，就题签邮赠我一本，甘先生的厚爱之情，我铭记在心。

甘惜分1938年赴延安，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调入北京大学任教，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我退休前多次与甘先生在全国新闻研讨会上相遇。会议日程都很紧，而且有许多人要借会议机会向甘先生讨教，我就没有挤上去与他个别接触。倒是那次写序后的十年间与他通信，使我获得教益。他对我出书要自己销售甚为不平，信中斥之为“陋规”，并说这个陋规“应得世界奇观大奖”。他在信中谈到，“新闻写作一定要客观……不能骗人，要为事实负责，要为人民负责”，嘱我写书“要深思熟虑，广求资料，务必有独立见解”，又说，“宁夏虽较偏僻，但书报还是有的，事在人为。注意各种事物，冷眼向洋看世界，未必无所发现”、“不可让琐务蹉跎岁月”、“人总要有点精神，年纪大了而意志不衰，不服老而且常用脑筋，这点异常重要”、“望善自珍摄，老而弥健，意志愈坚”……这些，都是1991年至2000年的来信说的。那时我是55岁到64岁。说实在的，没有别人对我说这些话，只有甘先生愿说。我感到特别珍贵。

2000年以后，我进入实质意义上的老年，甘先生则到85岁，身体可能不如以前，我们的通信中断。直到2011年4月，在他95岁华诞前半个月，我写信祝贺，他立即回信，并附一方毛笔题字“博览群书独立思考”。他生日那天，我打电话祝寿，他用我熟悉的四川口音复述我的话“健康长寿天天愉快”，并说，谢谢，字不好，请指正。

我很快用玻璃框镶装这方题字，挂在我的书房里。我记着他的教诲，“博览群书独立思考”。

甘先生95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在宁夏媒体发表了一篇短文《甘先生为什么长寿》，里面谈到，他从38岁开始一心教书，参与培养了数千名新闻系学生、上百名硕士、十名博士。1957年他与王中新闻观点不合，猛批王中。数十年后他俩在兰州相遇，甘先生一见面就说：“我们之间的新闻观点，是可以争论一辈子的，但是1957年我给你无限上纲，现在向你当面道歉。”甘先生为什么长寿，答案在其中了，那就是：精神有寄托，光明磊落，与时俱进，乐在其中。

但愿我的解答，符合甘先生长寿的实际。

·百年校庆恍苦隔世

退休后两年半，1998年5月月初，我回北大参加母校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见到分手40年的许多同窗和老师（1998年刚好是我毕业40周年），感慨万端，而寻访旧址更让我感到恍若隔世。

北京大学是一所让人终生难忘的学校。它对学子的吸引力，不是高楼，不是马路，而是影响了学生素质养成的文化底蕴。

所以，我们回到母校就是寻访老师，寻访同窗，寻访留下我们青春气息的旧址。5月4日上午，在中文系会议室，当年教过我们的甘惜分、罗列、方汉奇、秦珪、洪一龙、何梓华、郑兴东等，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我们这些华发学生仿佛又回到当年的课堂。

中午大家在五院（中文系）草坪上席地而坐，人手一份盒饭，边吃边聊。各人几十年的甘苦，在随意交谈中流淌。有的说：我觉得生活好像才开始。有的说：我们去找27斋（当年男生住过的宿舍）。三五成群，有的到未名湖畔照相，有的到当年课堂讨论的小教室坐一坐，我和几位同学还真找到那个27斋，只是现在已经不是学生宿舍，住着一些类似农民工的人。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到二楼我的宿舍门口看了看。凭印象，那个木板门里应该有我的睡过的双层床。但门锁着，只好在门口停留片刻。下楼时，我突然发现原来棱角分明的水泥台阶，已叫脚步磨得没有楞角。40年的时光，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在脚下留了痕迹。出门后，我又在当年常进常出、现在已经破烂的单元门口留影，作为纪念。

校园里有许多提供服务的摊子，如盖纪念邮戳、卖纪念品和书籍等。虽然人流如织，但在各种摊前人都排队，没有“加塞”的。特别是“五四”那天，四万多人进母校，都在各系、各单位的草地上吃盒饭，饭后没有看见一个随地乱扔的饭盒，都放到黑色大塑料袋里了。

我还拜访了当年《中国革命史》课的老师萧超然和夫人陆彬良。我是这门课的课代表，与萧先生的接触自然多一些。他俩非常热情的接待和回忆，对我坎坷人生的同情和鼓励，让我难忘。他俩赠我的《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萧超然主编）是本难得的好书，我珍藏至今。后来萧先生又寄赠新作《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厚厚一本，是学术价值很高的原创之作。2008年我出版《话一段》，寄他俩一本。他们回信给予肯定，“是难得的橄榄”，并嘱我“不要大意，走路注意不要摔跤，骨头老脆矣”。说句实在话，我从老师那里得来的温馨，使我明白我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语言来鼓励我的学生。

王庆同对这两节回忆，有一句归纳性的话：“我深深感到，师生的情感交流如品陈年老酒，弥久味更浓。”

王庆同说，关于他与萧超然老师的关系，还有一点补充：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萧先生到宁夏讲学。他打听“宁夏的王庆同”，并请有关同志带口信给王庆同，希望一见。等到口信传到王庆同耳中，已是一周以后。王庆同去宾馆找他，他已经回北京。失去一次见面的机会，留下一段萧先生念学生之情。王庆同说，最近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看到《后记》列出参加书稿审读者的名单中有萧超然，说明萧老师仍然活跃在史坛上。王庆同祝愿萧超然老师长寿。

还需要补充的是，王庆同与罗列、郑兴东两位老师的一些来往：

王庆同回忆说，罗列是他北大念书时的中文系副主任兼新闻学教研室主任。那时自己18岁到22岁，胆子小，没有与罗先生个别接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他在宁夏从“反革命分子”回归“同志”队伍的时候，有人向他透露当年罗列曾通过私人关系向宁夏有关同志打听这些学生究竟犯了什么事，并说他们（指在宁夏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三个北大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是好学生。知道罗先生担着风险曾经说过这句话，王庆同说：“我差点掉眼泪。”

1998年是北大建校100周年，又是毕业40周年，王庆同回去了。5月4日，在北大五院（中文系）会议室，他们同年级的近70位华发学子（毕业时有三个班，100多人）相聚，罗列、甘惜分等先生都到会。会前，罗先生一把抓住王庆同，四只手握在一起，王庆同向罗列表示感谢，感谢他当年关注自己的事。罗列说：“都过去了，你好好干几年。”王庆同看他满头白发，请他保重身体。这时，一位同学从侧后咔嚓一声，定格时光。这张照片，王庆同是侧后位，但他与罗列四手相握清晰可见。王庆同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

王庆同最近翻过去的工作笔记，突然看到1988年6月18日在中国新闻学会郑州会议上，罗列先生讲话中有一句：宁夏四百多万人（现在六百多万人了），为什么不可以办新闻教育？美国有一百多所新闻院校。噢！王庆同想起来了，那时有人怀疑宁夏有没有必要办新闻专业，罗列驳了这种看法。20多年过去，宁夏大学新闻专业（系）的毕业生补充了宁夏的新闻队伍（有一些人走向全国），取得不俗的工作成绩。王庆同说，罗列老师当年的“驳”是对的。

郑兴东是王庆同当年《编辑学》课的老师。20世纪90年代，一次全国新闻学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王庆同利用这个机会到郑老师家拜访（北大新闻专业从1959年起划入人大，大部分老师也进入人大）。郑老师热情地备了几样菜，在家与他小酌。后来在郑州，还是宜昌的一次会议上，郑老师约王庆同到他房间，赠予王庆同早期《新闻学论集》5册。《新闻学论集》是人大新闻系编辑的学术性出版物，当时郑先生任主编。这套出版物对王庆同的教学有用，可谓“及时雨”。与会的一位朋友得知此事，也问郑先生要，郑先生只好说，这是私人赠书，没有了。郑先生从北京带着一摞出版物来赠予王庆同一人，王庆同说：“这是郑老师‘私我也’。”

2011年秋，王庆同把他与北大老师的交往，写成一篇文章《我与北大老师》，投给《北大人》。1911年冬季号《北大人》全文发表这篇文章，还配发了照片。王庆同在文章的结尾说：“我与北大新闻专业这些老师的交往，在彼此先后进入老年后，因精力所限才逐渐中断。但彼此念及之情不会中断。我体会到，师生之情是世上很珍贵的情感联系。对母校之情很大部分是师生之情。愿世上师生情都弥久常青。”

关于师生沟通，王庆同有自己的见解。他写过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完整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老师的心愿

昨天（7月5日）《宁夏日报》7版有篇报道说，银川市高考考生王某考得不错，要请家长摆近千元的“谢师宴”。家长说，请老师吃顿便饭就可以表达谢意了。结果，王某负气出走，他妈为找儿子连续几夜未合眼。现在儿子回来了，也想通了，决定自己做礼物感谢老师。

笔者算是退休老师，就以老师的身份说说这事。

以前有的媒体说，当教师的不像话，要学生摆“谢师宴”。笔者知道的、有名有姓的老师至少是三位数吧，没有一个曾要学生摆“谢师宴”，而且，“谢师宴”这个名词也是商家造出来的（通过媒体传开）。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师不会要学生摆什么“谢师宴”。至于百分之一，哪个行业里没有百分之一？

那么，教师的心愿是什么呢？最大的心愿是学生有出息。什么是出息？不一定非要当大官，而是希望学生服务人民，为社会的进步而好好学习、工作，在正道上实现人生的价值（当然包括当领导干部）；希望学生过得愉快，是一个有人生追求的人，而不是一个混日子的人；是一个知恩感恩（这个恩比师恩要大得多）、精神世界高尚的人。你考上大学了，给老师打个电话，他心满意足了；你工作了，作出成绩了，给老师说一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当然，如果你有条件，请老师吃一碗面、吃一顿便饭，也许他会来，因为这是与你沟通的一个机会，他会珍惜，但他绝不是因为有好吃的才来。说句实在话，现在老师的待遇也可以，他想吃什么完全可以自己买了吃。

希望王某放下思想包袱。老师既然能把你教得考得不错（当然主要是你自己努力），他一定是明理的，心胸开阔的。把自己做的礼物送去或寄去，他会珍藏。师生沟通主要在精神上，如果有朝一日你当了老师，你会明白这一切。

·寻根是一种境界

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脑子里装着这个问题，就不容易迷失方向，并以谦虚、平静、开放的心态往前走。神经正常者大抵如此。

我从哪儿来，无关紧要；我到哪儿去，干你何事；关键是我已经在这儿，“我行故我在”。所谓“自我感觉良好，实则欠缺良好”者大概也是如此。

笔者前几天完成了《我与北大老师》的追忆长文。高龄老师寄来嘱我“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题字，我镶在镜框里，挂在书房。我明白我的身体来自父母，但我的知识来自老师。我知道我从哪儿来，也就大体明白我该朝哪儿去。我与年轻人交往不敢懈怠，我有一分社会责任。

最近，《法治新报》开辟《寻访政法老干部》专栏，已经报道了两位老干部。笔者觉得很好。这是一个媒体在寻访一条战线的工作业绩“从哪儿来”，是媒体的良心、媒体的理智。

放大来说，一个政党也是如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媒体许多栏目也在追寻中国共产党“从哪儿来”。各地还在开展学习党史的活动。这些栏目、活动定将有助于明白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定会更好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寻根是一种境界，忘本是一种劣行。

·师恩不可忘

9月7日，庆祝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北京科技大学建校元老魏寿昆先生百岁华诞暨从教77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年近70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恭恭敬敬站着说话，他说：“在老师面前，只能站着说话。”教育部部长周济院士、“两院”资深院士师昌绪先生和周国治院士，都是站着发言。是因为魏先生威严？当然不是。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散文里破解此谜，他说：“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和‘师’紧密地嵌在一起”，“中国人最懂得师恩”。愿普天之下的人懂得师恩的科学内涵，珍惜老师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美好印记。这是报师恩的最好方法。

王庆同继承中国人报师恩的传统，认真过好每一天，同时，对老师保持着长久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