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新诗的禅源

没有胜利的屠杀

英国人这样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次混蛋的、血腥的杀害一整代青年人的战争，由一代充满仇杀意识的军官指派。”

面对75万青年被牺牲的事实，史家和大众一致公认，1914至1918年的一战是人类最大的过错，它只建立了一个战犯在日后大量屠杀的基础，为20年后发生的二战做足准备。

“那些逃过铁丝网和机关枪子弹经验的生还者变成疯子，或者成为诗人。”有史家这样总结。

我记得读初中的时候看电影《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最深的印象是，在学校读书的青少年，都在无奈又充满报国的心情中准备走上战场。然后，蒙太奇一转间，一些疲倦不堪、目光无神的生还战士，走在乡村小径上，面对热心要拥抱他们的姑娘们，毫无反应。他们的心中充满恐惧和无力的怨叹，对于个人的生还感到深切的歉疚。

战后，这些生还者写下大量诗文，有些由他们在战壕里写下的日记整理而成，有些写他们对人类愚蠢的控诉，有些对未来寄发古怪的憧憬，对于明天不怀信心。

如今，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我看电视的战事报道，再见不到对士兵心理和伤痛的描写，有的是平民的哀号和死亡，而机关枪早已被导弹所代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的汽油火枪，被称为化学武器，而今的却是隐形的细菌武器了。假如1918年的诗人写的是战争的愚蠢和毫无用处，那么，为何今天的总统和将军每出现在镜头面前，都表现着那么威风和满怀正义的模样呢？

史书记载1914年的战争为“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正面的描述说它兴起民主体制以代替帝国主义。反面的描述讥讽它是西方的虚伪，因为100年后的今天，英皇的皇冠仍然装饰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庄严国家大事，而美国的武器和士兵打着民主平等的旗帜毫不掩饰地覆盖全球的每个角落。

今天，没有战争被冠上“伟大”的形容词了，因为它已经被接受为平凡事，出现在每日的“今天新闻”。

向东方寻求诗灵

就在欧洲人深切感到愚蠢与无奈的状况中，一代步入中年的诗人开始反叛旧思维的妥协和死板，希望寻着诗的新方法和新意境，帮他们减少时代的疑惑，产生希望。他们既然对欧洲文明感到失望，自然希望越过海洋与文化，到古老中国寻宝，体会方块字的魅力、老庄智慧的安心方法、禅的自然自在以及这些智慧在中国古诗的千姿百态的表达和呈现。简言之，他们驰骛中华文化的安心和满足。

由儒、道、释合一而成的中华文化，对于生、死、时、空以及人与宇宙阴阳动力的互相作用，都有独到的解释和调和方法，把人放在主宰生命的主位，脱离恐惧、忧心、绝望及无奈。这些智慧正是艰苦地逃脱战火的“被劫者”的精神救星。

20世纪上半叶的英语世界，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文人辈出，不胜枚举。那是一个众人寻求精神出路和艺术创新的大时代。本文略举三位与中华文化关系密切又充满创新动力的诗人——庞德、洛威尔和艾略特，都是影响诗坛文坛深远的名家。

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一生最为复杂多样。他是意象主义（Imagism）的创始人，毕生与诗和诗人为伍，反对战争。他驰骛中华文化，却又在离开美国、英国到意大利定居以后，声明拥护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结果在一战结束以后被判入狱，最后被关入精神病院，逃脱死刑。他活到87岁，即使在生命终结之前的20年间，亦写下大量诗文，并赢得数十位名诗人和文人的友谊，包括爱尔兰爱国诗人叶芝（W. B. Yeats），对他的文采和新诗倡导动力给予最高的评价。

他追求中华文化，做了可贵的翻译和出版，可惜没有为自己寻到安心。主要原因也许因为他不懂中文，不能深入中华智慧的精髓，也许因为他身处大时代，而且是欧洲人尝试步入现代的矛盾时代，受到的冲击太大。他临终前宣布：“我一生努力，却为怨恨所牵绊，不论做什么都搞成一窝泥浆，不少事情出于偶然。”这不是谦词，亦非托词，他50岁以后逐渐患上精神分裂症。

一般人或许不知，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数都聪明过人，而且勤奋向上。庞德自学中文，临终之前仍然身带《论语》和中文字典。

庞德于1915年出版由14首古诗组成的《神州集》（Cathay）。这些诗不是他译的。他的一位朋友田诺罗萨（Ernest Tenollosa）从日文版把这些诗译为英文，逝世之后由他的遗孀交给庞德处理，最后由他改写成书。

庞德用了很大的努力出版《神州集》，固然为了呈现中国诗的意象美和禅道，然而，最迫切的动机是借用中华文化的仁慈、和平之心，对抗当年欧洲人的仇恨和暴力表现。诗评家肯纳（Hugh Kenner）说：“庞德是为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行而出版《神州集》的。他希望帮助同代人认识中国式的冥想和友谊情怀，对抗暴力残杀，进行个人及集体的反思。”

英文新诗的诞生

《神州集》面世5年以后，意象派新诗出现第二位先锋——诗人洛威尔（Amy Lowell, 1874—1925）。她出身美国的豪门望族，一位姊妹是著名天文学家，另一位兄弟是哈佛大学校长。她为了提倡意象诗和自由诗（free verse），在大西洋两岸推广以中国诗为榜样的诗艺和诗意，极力反对当时在英语世界流行的乔治亚浪漫式诗体（Georgean Romanticism）和维多利亚时代精神（Victorian Spirit），力陈它们自大和故步自封，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作为这些旧体诗的代替，她努力翻译，并运用她的财富出版英译的中国古诗，推动英文诗改革。为此，她与艾斯库（F.Ayscough）合作翻译了150首中国古诗，命名《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出版。

这些诗，包括李白、杜甫、王维和另十位诗人的名句，意象清晰幽深，用字简练，即使写成英文，亦美胜松花。诗集在当时的英国和美国诗坛掀起翻天波涛，令英语世界的学者叹为观止。

意象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心雕龙》载：“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说明意象在心不在物，是人心从客观世界摄取加工而成的意念形象。诗人借助客观物象表现自己的主观情意，内涵诗人审美的淘洗、情感的染色及意向的化合，表现理想人格。它是一种创造，自由又主观，充满追求崇高的活力。可以想象，对于当时大西洋两岸的青年诗人来说，这种创造活力有多么强大的鼓舞作用。

我们今天翻看历史，不能不佩服古人的革新动力，尤其是像洛威尔那样出身富贵人家的女性。她为了推动一个新的观念和方法，以无限的勇敢和毅力，跨越地区、文化、语言，借用中国诗的魅力，为她自己的时代树立新诗的里程碑。

在《松花笺》序里，她劈头便声明“我不识中文”，然后解释，为了开辟“通向中国那壮丽庄严的世界的路径”（A pathway to that magnificent world），她与认识中文却不懂写诗的艾斯库女士合作，兼查字典，译写成《松花笺》的妙句。

读了这些诗，欧美人的震撼不单在见到人性自由的原始（与大自然同在）的呼喊，而且体会到中国的“乐感文化”和“安心文化”。比对欧洲人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所尊敬的人的自由自主及安心满足，只有此岸（当下）的可能和奋斗，没有彼岸（天堂）的赎罪和约束，给欧洲人提供了新的自由和希望。

自由诗无须死守古诗的规范，只求意象清晰。它的理论来自心理学家伯格森（Henry Bergson）。他在《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里探索人与时间的关系，说明人的意志本质自由，不由上帝的意旨凌驾其上。在现实中，人与时间为伍，人的最大自由发生在他的静谧中，即如静坐，不受任何东西所干扰，包括时间。

就在这样的大时代与新思潮的境状中，诗人艾略特（T. S.Eliot，1888—1965）宣布：“诗人就是诗的媒介。”同时，他又说：“当今的作家是最大的集体，他们从死人集体中诞生，亦为人的无辜牺牲发出控诉。”

用意象描摹时代

艾略特于1922年发表《荒地》（The Waste Land），由436行诗所组成。1948年，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文学家。那是一次特别盛大的庆典，因为瑞典皇家学院的颁奖词不同平常。演讲者用了一篇特长的讲话说明，该次文学盛会不在奖励一个人，而在庆贺一个文学时代的将来。

演讲词说，20年前出现的《荒地》的四百多行诗所说的话，要比一部四百多页的小说所说的更多。它说明当代（西方）文明的荒芜和无能，同时预述了人生活在原子弹阴影下的无奈与踟蹰不安。它呈现一首由字构成的冥想乐曲，预告一个诗的新时代的来临。它像一座高山从海面升起，光洁，花岗岩的，无装饰的，由突然闪照的一缕阳光所照显，没有时限。《荒地》开创了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声。它揭露了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同时又探究了人类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新天地，焕发了我们对世界事物的关注及热情。

今天回顾历史，原子弹的杀戮果然于1945年出现，而战后以来的世界，自称文明先锋的美国动用最先进的武器，在全人类的大小社区维持秩序或者进行劫杀，一定要别人拥护美国的信仰和生活模式，任他们抢掠资源、金钱。怪不得当年英文世界的文学权威宣称，《荒地》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作之一。

在诗与文学的近代发展史上，艾略特的名字是我的同代人的钟声，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喜欢读他的诗文或时评，尊敬他对现代文明的卓见。及至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黑山派诗人”和“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都是意象诗和新诗的忠诚继承者。用庞德的界定说，意象主义是：“那些呈现一个时间片刻的智知和情感心结的诗句，用通俗的字、创新的韵律、自由的题材、清晰毫不含糊的符号所浓缩的意义。”

试看艾略特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的98行诗最后4行的控诉力：

这是世界告终的式样，

这是世界告终的式样，

这是世界告终的式样，

没有巨响只有呜咽。

意象的塑造

中国古诗惯于排列一些用来表达具体事物的名词，不用连结词或方位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像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英美意象派诗人看上了这一特点的意韵，在翻译和创作上做出大胆的艺术尝试，为英文诗开拓了意境无穷的新景象。

庞德把李白的“惊沙乱海日”妙句译为：

惊奇，沙漠的迷惑，大海的太阳。

他的《雨中旅途》说：

雨，空旷的河，一个旅人。

……

秋月，山临湖而起。

1911年某日，庞德站在巴黎地下铁路的月台上，猛然闪出一个念头，把当时所见所思写成《地铁月台》（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最初写了30行诗，半年后改为15行，一年后改为2行。诗云：

人群中幽灵般的脸面，

潮湿铁枝条上的花瓣。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原文两句14个字的简洁诗，把他所瞥见的一幕，叙述鲜明清晰，刻画出都市人那千人一面了无表情的形态。这是意象派诗的佳作。

庞德翻译《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用创意十足的想象，把“習”字折为两段，译（写）为：

学习，时间让白色翅膀带走了，怎不叫人高兴？

洛威尔写《日记》，运用中国诗对意象的描绘和美国人对情感的坦露，创出英文诗的东方魅力。诗云：

狂风摇撼树枝，银灯在绿叶间颠荡，

老人低回追寻，青年爱情的梦影。

她写《中年》用隐喻着色，力求绘出明确的意象。诗云：

像黑色的冰地，由笨拙的溜冰者，

划下无条理的图式，我阴暗的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