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靖难之役后明代政治的几个变化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到四年(1402)六月的靖难之役,是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皇族内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军事集团与建文帝朱允炆争夺皇位的流血战争,也是明初历史中极为令人注目的重大政治事件。靖难之役前后延续四年,双方用兵达数百万之多,战火延及冀鲁至江淮流域广大地区,暴殄天物,涂炭生灵,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战争本身来说,确无积极意义。但是,作为明初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和牵涉皇位更替的政治事件,却使精明强悍的朱棣借用屠刀之力颠覆了“仁柔少断”的建文帝统治,结束了昙花一现的建文新政,揭开了永乐继统时代的帷幕,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有明一代政治方面的诸多变化。本文拟就靖难之役后明代政治变化谈几点认识,兼及论述永乐年间朱棣政治方面所作所为的功过是非,以请教于学界同仁。

一

“穷治党与”,“瓜蔓抄”,人事上更朝换代。这是靖难之役后,明代政治的第一个变化。

朱棣是以北鄙燕兵问鼎南京,用“非法”手段取代建文帝的。称帝之初,虽然军事力量已控制南京及今京沪沿线地区,但在皇权正统观念浓厚的明初,追随建文帝者依然大有人在,他们或者公开拒绝合作、举兵反抗;或者阳奉阴违,图谋行刺,对朱棣篡位称帝,表示出莫名的仇视。有“读书种子”之称的一代鸿儒方孝孺,就以“成王安在”揭露朱棣“法周公辅成王”的伪托,“且哭且骂”朱棣“奸臣得计”,以头可断,“诏不可草”的决绝态度,断然拒绝代朱棣起草即位诏[1]。身为开国“功臣庙位皆第一”的中山王徐达之长子、朱棣之妻舅的徐辉祖,在“成祖入京师”时,“独守父祠弗迎”[2],至死无推戴意。左佥都御史景清“绯衣怀刃”,图谋朱棣,“欲为故主报仇”[3]。苏州知府姚善练兵勤王,南京陷落后仍决心守土与城共存亡[4]。袁州知府杨任亦准备复仇,惟因计谋泄露才未遂[5]。

面对严峻的现实,朱棣为巩固血战夺取的皇位,采用“转相攀染”,“瓜蔓抄”式的株连屠杀,血腥地镇压这些政敌们。“始而募悬赏格,继且穷治党与。一士秉贞则袒免并及,一人厉操则里落为墟。”“方孝孺之党,坐死者470人;邹谨之案,诛戮者440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150人;陈迪之党,杖戍者180人;司中之系,姻娅从死者80余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者217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者230人;以及卓敬、黄观、齐泰、黄子澄、魏冕、王度、卢原质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6]“方黄之狱,杀几万人,即不杀,谪戍边不死于道而死于边者,又几万人。”[7]可以说,在朱棣的追杀下,建文朝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等中央机构的重臣,地方上的封疆大吏,除降附者外,死硬的皇权正统派尽成为刀下之冤鬼,化外之流徒。正如《明史·陈瑛传》所说,“诸忠臣无遗种矣”。朱棣创造的“瓜蔓抄”诛十族的历史纪录,实际上对朱明王朝进行了一次人事上的改朝换代。

毫无疑问,这是一幕人才被摧残的悲剧。谷应泰评价此事时发出“嗟呼”、“呜呼”之长叹,谓“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远,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成祖之作法凉矣。”[8]应该说,这种指责决不过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朱棣的屠杀,只是他在武力夺位后为巩固皇权这一特殊情况下的非常措施,而且只是针对那些对抗到底,坚决拒绝为他服务的人们所施用。正如朱棣的臣僚所说,“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9]。历史上像朱棣这样为了巩固政权之目的而大开杀戒的就不乏其人。诛戮本身除充分暴露封建统治者为皇权而骨肉相残,肆意杀戮的野蛮本性外,过多的指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倒是要看到,朱棣的屠杀,并没有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在新生的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过去后,朱棣实行了用法当以宽不以猛,待人当以诚不以伪的善后治国方针,使洪武以来急猛治国,刑滥法苛,律外加罪,以至朝廷内外、君臣上下间十分紧张的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和。

首先,表现在对待靖难功臣宿将上。朱棣论功行赏,给予较优厚的待遇和妥善的安排,真正做到君臣共享安乐。终永乐之世,洪武时代那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式的历史悲剧没有重演。

其次,表现在对待建文朝的旧臣故吏上。只要不是建文帝死党,朱棣亦能以“彼食其禄,自尽其心耳”的宽容态度推诚任用。据李贽《续藏书·逊国名臣记》所载:“文皇即位之岁八月,得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命解缙等检阅,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览,其词涉干犯者,悉焚不问。”这种做法,比起朱元璋时大兴文字狱,无故猜忌诛杀臣下,无疑更为宽诚。对于消除曾为建文帝效劳,尔后又归附他的大臣们的顾虑,增进君臣间的相互信赖,以至君臣通力合作,有着一定的作用。

再次,表现在对待永乐初被诛杀、流放的建文党人及亲属上。朱棣对他们并不始终耿耿于怀。永乐十一年开放党禁,“勒法司解建文诸臣令”。永乐十四年“谕法司,奸恶齐、黄等远亲未拿者悉宥之”。永乐廿一年,“尽敕诸死义家”[10]。

此外,朱棣还慎用刑法,善待臣谏,抑谀去佞,这一切对于促进君臣协力同心,和衷共济,形成较为宽松、融洽、安定的政治局面,推动国势的蒸蒸日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

削藩迁都,“重门御暴”[11],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是靖难之役后明代政治的第二大变化。

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定都南京。自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克集庆并改名应天后,此地就是他的发祥之地,由此南扫江左,北定中原,在群雄角逐中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开国大业。南京地处江浙,水陆畅通,生产发达,且自古“钟山龙盘,石城虎踞”,实属“进则越两淮而北进,退则画长江而自守”[12]的形胜之地。此外,朱元璋针对“故元遗兵”的威胁,封燕宁等九王立国塞上,“莫不敷险狭,控要害”,又于内地封周、齐诸王作为第二条防线,“用资夹辅”[13],挡住了“故元遗兵”的南下骚扰。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看,南京作为都城亦未尝不可。不过,从长治久安角度考,定鼎南京毕竟对北边防守有鞭长莫及之忧。因为偏居江南的南京,“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14],所以朱元璋在垂暮之年还有过迁都于“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15]的长安的动念。

第二代君主建文帝,自幼生长于深宫,未经政治风雨的锻炼,“仁柔少断”,胸无大志,最大作为不过守成中主,在靖难之役中连事关皇位得失的亲征都从未考虑过,更不会想到择地迁都,开创一代新的业绩。靖难之役后朱棣君临天下,情况就大不同了。

朱棣长年戍守北平,在建文帝削藩策下得以苟生,又以藩王身份起兵“靖难”得以成功,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对于与中央集权保留着矛盾对抗因索,其政治、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中央集权的诸王,以及“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随时准备“蹛林祭纛,大举报仇”[16]的蒙古贵族,都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为了夺回诸王的军权,杜绝诸王叛乱的潜在危机,在皇位稍稳后,旋即徙封藩邸于宣府的谷王于内地长沙。永乐元年又将对中央威胁最大的宁王徙封于南昌。此后,朱棣接连削藩,尽夺诸王兵权,使其“兵力不足与一镇抗”[17],彻底改变了洪武时代“宗藩备边,军戎受制”的封藩制。从此宗藩成为一代“徒拥虚名,坐糜厚禄”[18]的社会赘疣。

朱棣自撤藩篱,“于是洪武间所筑诸城悉废,而辽东、宣府之声援一旦为之隔绝”[19],北防遂逐渐削弱。重新配置国防力量成为朱棣急需解决的军国大事。若仍朱元璋之旧定都南京,势必派大将领重兵屯守北边,但“非居重驭轻之道”[20];若再封王戍边,势必重新培养一批对中央集权有严重威胁的异己力量。权衡利弊,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以天子之尊,自将屯边”[21]。即国都北迁,以帝王坐镇代替诸王或大将戍边。在经过徙民屯田,开发经济;疏浚运河,转漕东南;大兴土木,竭力营建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将政治、军事中心北移,形成了“重门御暴”,帝王镇边的政治格局。

朱棣削藩迁都,人民是做出了一代牺牲的。“肇造北京……几二十年,工费浩大,调度甚广……工夫之作,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躬耕田亩”[22]。但是,“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3]。有人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未必是好事[24],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国都北迁,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纵观中国历史,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的制约,没有哪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朝代不是定都北方的。空前强盛的秦、汉、隋、唐,就是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诸形势建都咸阳、长安、洛阳,就近全力抵御来自北方的匈奴、突厥游牧民族的骚扰而得以成功的(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唯有东晋、南宋诸朝,迫于军事压力而定鼎建康或临安,但此时中国无不南北分裂,战乱频繁,最后还是被北方政权所灭亡。朱棣迁都虽在永乐十九年正月,但实际上自永乐七年始朱棣就久滞北京,并以此为基地五征漠北使蒙古贵族无力南窥。朱棣身后的“土木堡之变”,若非景泰帝与于谦力排都城南迁之朝议,坚守北京御敌,出现新的南北朝不无可能,而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格局将会如何,就很难预料。

第二,北京是最佳定都之地。从当时北方诸重镇看,雄踞中原的洛阳,虽自古就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说,但金元时代已遭到严重破坏,城郭宫室已无从寻觅;西安虽有“秦川自古帝王州”之称,“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25],兼之物产丰富,在军事、交通、贸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既远离东南财富之地,又不能就近统兵镇边,控制东北,牵制蒙古。只有北京(永乐元年由北平改,北京之名由此而来),乃朱棣“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特别是北京地接蒙古和东北,又是东北与内地联系的必经之路,乃重要的战略要地,定都于此可更及时地掌握战事的变化,更迅速地调整军事力量,有百利而无一害。此外,它与南方的联系,不论是取道海上还是取道运河都比较方便。而历史上辽曾以此为陪都(称南京),金也以此为中都,元更以此为大都,作为幽燕地区政治中心的北京已经完成了由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向全国政治中心的转移。用朱棣大臣的话来说,“诚帝王万世之都也”[26]。朱棣君臣择北京为都,天子镇边,固然“稍有差池,则举国浮动”[27],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应该说极有历史的、战略的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失为遗泽千古,恩荫万代的事业。

第三,迁都北京是极富进取性、创业性的事业。南京地处江浙,气候温暖,自然条件优越,而朱元璋又惨淡经营了几十年,无论是市政建设的规模还是繁华的程度都远在北京之上。朱棣放弃繁华的南京而举家、举国迁往相对萧索的北京,离开安逸舒适的后方而亲自坐镇劳苦前线,虽然本质上是为了巩固其统治,但毕竟是有进取精神的创业,而不是贪图享受的守成。从这一点上说,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

创立内阁,沟通皇帝与行政机构的中枢连接,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是靖难之役后明代政治的第三大变化。

明初的行政机构设置,大体上因循元制。朝中设中书省,是为最高行政机构。丞相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统率百官,仅对皇帝个人负责。洪武十三年(1380),以胡惟庸为代表的相权与朱元璋的皇权发生激烈的冲突。朱元璋遂罗织罪名,残杀胡惟庸及其同党,断然废中书省,析其权归六部,罢宰相制,自己亲自问政。洪武十五年(1382)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但仅“侍左右,备顾问而已”[28]。洪武廿八年(1395),朱元璋犹恐后世设相,侵害君权,再次下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于重刑”[29]。从此,“丞相”一事成为朱明政治之大忌。

朱元璋废中书,罢宰相,固然促进了绝对君主专制局面的初步形成,但国事万机,君主一人根本就无力事事躬亲,这就造成了皇帝与中央行政机构间的权力真空。建文帝继位,不论是精力还是能力都无法适应这种极端专制统治体制,必须进行一些更定官制的工作。但他与方孝孺等除了倡导以仁义礼乐化民,抬高文臣地位外,大部分只是不切实际地玩了一下文字游戏,意义并不很大。其如“升六部尚书为一品,设左右侍中位侍郎上,改都察院为御史府……改通政司为寺,大理司为寺”[30]等,就很难谈得上实质性的突破。

朱棣南面天下后,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全盘否定了建文帝的复古改制。“凡中外大小衙门有创革升降,官员额数有增减者及更改文武散官并一合遵循旧制”[31],亲自简选对自己忠诚而与建文帝瓜葛不深,且品级低、年纪轻、有能力的解缙七人入直文渊阁,并预机务。此七人“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32]。自后,“内阁”之名及参予机务之事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

朱棣的内阁,只是简用几个他所赏识的儒臣入阁议政以备顾问,并不专门设置机关衙门,人员也无定数,亦不得专制各部、司政务,臣下的奏章、报告也不必经过内阁,而是“直达御前,多出宸断”。阁员皆“编、检、讲读之官”,虽入阁,实俱系职翰林院。据《明史·职官志》和《明史·三杨传》所载,内阁主办的事务主要是“点检题奏,票拟批答”,扈从皇帝郊祀、巡视、征战,知经筵事,修实录、史、志,主持科举会试等。总的来说,尚无一面独决之权,但却基本上解决了君主既要高度集权又无法事必躬亲的矛盾。

朱棣死后,中经洪熙、宣德两朝,“阁职渐崇”,内阁制亦逐渐完备,景泰中也有属员即西制敕房、东诰敕房,都有专职的中书舍人。“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执持是非,辄以败”[33]。嘉靖以后,内阁成为明代中央政权机构的核心,“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阁臣多兼六部尚书,其首辅俨然无冕宰相。不过,“独相”极少见,有,亦时不长。内阁的最大权力是“票拟”,还须取决于“批朱”,仍由皇帝最后裁定[34],一旦超过“从容论思”的范围,轻则罢官,重则逮办。另外,内阁的权力还受到宦官的挑战,尤其司礼监更甚。二者相互钳制,内外低昂,时为轻重。正因此,终明之世,虽然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激烈,皇权虽时有减弱而终未动摇,甚至地方势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形成藩镇割据而与中央集权分庭抗礼的局面。即使明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农民战争烈火燃遍整个中国,唐末那种藩镇称雄的局面也没有出现,这就不能不认为与靖难之变后朱棣创立的内阁制,沟通了皇帝与中央行政机构间的权力真空有很大的因果关系。

君主专制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固然阻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未出现,依然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牢固地统治全国,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局面,未必没有积极意义。从这一角度看,朱棣创立的内阁制,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四

突破洪武时禁令,任用宦官,沟通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靖难之变后明代政治的第四大变化。

宦官,是起源于古代宫刑阉人,作为失掉男性生理特征的男性劳动力,最宜在皇宫王府供事,实为帝王三宫六院糜烂生活中所必不可缺少的宫廷奴仆。自问世以来就君子不齿,受尽人格侮辱。宦官专权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情况下政治腐败的主要内容之一。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虽然设置了庞大的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在内的宦官二十四衙门,对宦官也有奉使、观兵之遣[35],但毕竟不经常。总的来看,他还是时刻不忘汉唐宦官专权误政的教训,严格控制宦官,如“不预政”、“不典兵”、“不得知书识字、不得超过四品”就是明证[36]。

建文帝时,基本上沿袭朱元璋的定制,“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37]。派往外国的使臣都是文臣及监生,宦官未见一人[38]。朱棣上台后则不然。靖难之役时,他得到建文帝身边宦官的帮助,使之在关键时刻了解到建文帝南京防守的虚实,从而下决心疾师南下,一举攻占南京,推翻建文朝。阉竖狗儿辈又屡建战功[39]。这种特殊的经历,使朱棣对宦官怀有特殊的感情。兼之即位之初滥杀建文党,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也需要宦官帮助他实行专制统治。因而,朱棣虽一再表示“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调发”,“有私役应天工匠者,立命锦衣卫逮治”[40]。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他做起来并非如此。自永乐元年遣有谋略的宦官拜以公侯爵随大将顾成镇守贵州,置京师三大营时又委宦官提监京军[41]起,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出征漠北,病死榆木川止,贯穿永乐朝二十二年之始终,在朱棣扶持下,宦官势力深入到明政权最高权力中心,成为他的心腹、耳目和爪牙。《明史·宦官传序》说:“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虽然在某些事实上有些出入,但总的看来还是有些道理的。

宦官专权的严重危害,《明史·职官志序》曾明确指出:“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间有贤辅,率蒿目而不能救。”“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至大坏,明祚不可支矣。”将“明祚不可支”尽归结于宦官擅权,不能不说是过分夸大了其恶劣影响。不过,有两点我们必须作些具体分析。第一,朱棣时的宦官参政与朱棣身后的宦官专权的区别;第二,宦官专权是否贯穿永乐后的明代统治之始终,而朱棣对其身后出现的宦官专权又应负何责任。不搞清这几个问题,我们对朱棣及明代宦官问题就很难做出公允的评价。

首先,宦官参政与宦官专权是有很大区别的,朱棣时代的宦官参政与他身后的宦官专权区别就更大。正常的宦官参政如朝官参政一样,都是地主阶级统治的表现,即使参政广泛也只是作为巩固皇权的工具而已。因为宦官、朝官除掉出身、生理特征有所不同外,在阶级本质上是难以区别的。而宦官专权则不然,它超出了加强皇权这一范围,是以皇权的一定旁落为前提的。

朱棣重用宦官,本质上如同乃父封王诸子一样,也是从现实政治斗争之需要出发,在洪武旧臣、建文新党愤懑不平,新的政权机构又不能马上建立的情况下,为巩固其专制统治服务的。在这种形势下,要他不重用宦官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人们在评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宦官参政的危害性,而没有考虑到朱棣精明强干,勤于政事,既敢用宦官参政,也能严格控制宦官的胡作非为,使之如同朝官一样,朝着皇权巩固这一目标协调前进。此外,我们还特别要看到,被传统观念认为“耻莫大焉”的“刑余之人”中也不乏人才,而朱棣时代的宦官中,经过靖难之役四年之久的血与火的锻炼、有真才实学者更是不少。朱棣在人才使用问题上,不分宦官、朝官,不分出身高贵、卑贱,唯才唯功是用,就更难厚非。朱棣用侯显出使西域,用马彬出使爪哇、苏门答腊,用李兴出使暹罗,用严庆出使满剌加、柯枝,就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42]。而自永乐三年起,用“初事燕王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43]的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数下西洋,虽说有踪迹建文帝以斩草除根之嫌,但客观上就开放了中国的门户,改变了洪武时代的闭关政策,沟通了中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远洋航行的世界壮举,不仅在永乐时代,在明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是一起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人们在钦佩郑和这一杰出人物,高度评价郑和卓越的历史功勋的时候,往往没有与郑和就是朱棣的亲信宦官,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重用宦官的典型事实相联系,一方面讴歌宦官郑和,另一方又谴责朱棣重用宦官,这是不公道的。

其次,宦官专权固然是有明一代的秕政,但也不是自永乐后就久盛不衰。仁宗、宣宗、孝宗三帝亲临朝政,稍勤政事,就没有出现宦官专权祸政的情况。孝宗继英宗时王振专权、宪宗时汪直擅政之后登极而没有出现宦官窃权的事实,更启示人们:宦官专权,它只是皇帝昏腐无能、生活腐化而又懒于问政的恶果。如明神宗“自二十四年群臣始得一望龙颜,上下相隔,君门万里”[44],简直昏庸毁政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要不出现宦官专权真是咄咄怪事!所以说,在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明代,也只有这种特殊情况下才会出宦官狐假虎威,怙势熏灼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明一代的宦官专权,朱棣应该负一些责任,因为他毕竟突破了洪武时代的定制,公开重用了宦官,为其不肖的后代开启了方便之门。但是,他没有理由负主要的责任。我们不能将后代的罪孽归罪于前人,正如北宋之亡不能归咎于宋太祖、宋太宗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主义君主专制本身。即使没有宦官,朱明王朝由于地主阶级固有的腐朽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千秋万代,永世长存。爱新觉罗王朝借鉴明训,严制宦官,参政者基本上是朝官,但依旧走着兴起、强盛、衰弱、灭亡的旧路就是佐证。

客观地说,朱棣鉴于靖难之役后严重复杂的形势而重用宦官,对于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促进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确实起过重要作用。而后来出现的宦官专权,走向事物的反面则是他所未曾料及到,也不可能料及到的。

以上各点,仅为靖难之役后朱明政治的几个突出变化,并非靖难之役后政治情况的全部内容。但仅此数端,亦可见靖难之役在明代政治方面的巨大影响。朱棣作为靖难之役中和靖难之役后二十余年的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主角,演出了一幕颇具影响的活剧,难怪其后人认为“太宗”之庙号不足以追叙其功勋,而用“成祖”之尊与开国君主朱元璋“太祖”之崇并驾齐驱。

注:

[1]《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方孝孺是反时朱棣篡位称帝的典型代表。为“义”之所使,虽杀十族亦不改初衷。慷慨就难前书绝命词云:“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忧。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2]《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附辉祖传》。

[3]《明史》卷一四一,《景清传》。

[4]《明史》券一四二,《姚善传》。

[5]《建文逊国之际月表》上,33叶上。

[6][8]《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壬午殉难》。

[7]李贽:《续藏书·雪庵和尚传》。

[9]《明史》卷三○八,《陈瑛传》。

[10]《续藏书·逊国名臣记》。

[11]《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12]《明史》卷一三五,《叶兑传》。

[13]何乔远:《名山藏·分藩记》。

[14]郑晓:《今言》卷二七四。

[15][26]《明会要·方城·国都》。

[16]《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17]万言:《管村文妙内编》,《诸王内系表》。

[18]《明史》卷一二○,《诸王传论赞》。

[19]《明通鉴》永乐三年。

[20]章潢:《图书编·论北龙帝都垣局》。

[21]辛升:《寒香馆遗稿》卷2。

[22]《明史》卷一六四,《邹缉传》。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9,第149页。

[24][27]参见毛佩奇:《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2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28][32][33][34][40]《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29]《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

[30]《明通鉴》建文元年。

[31]《明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

[35]参见《明会要·职官十一·宦官》。

[36]参见《明通鉴》洪武元年、二年、四年、十七年。

[37][43]《明史》卷三○四,《宦官传》。

[38]参见《奉天靖难记注》第24页。

[39]《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41][42]参见《明通鉴》永乐元年。

[44]赵翼:《陔除丛考》卷十八。

(《抚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1992年获江西省抚州地区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