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围邯郸之役的失败

秦围邯郸之役的失败——《史记》“互见法”典型一例

秦昭王五十年、赵孝成王九年（前257），在赵、楚、魏三国军队的夹击之下，围攻赵都邯郸两年之久的秦师败于邯郸城下。秦将王龁撤邯郸之围败走，秦帅郑安平率二万人降赵，这一历史事件，《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如下：

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

单看这一段文字，许多读者会生出这样的印象：“信陵君窃符救赵”是挽救赵国危局的决定因素。但是，联系《史记》的其他记载，全面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便可知这一判断是有欠准确的，甚至是极其片面的。

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彼此牵连的。秦围邯郸之役的失败，决定于多种因素。考量秦与赵、楚、魏三国政治、外交、军事的复杂关系，便可知秦围邯郸之役的失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赵、楚、魏三国军事力量的联合作战令围城秦军全面溃败，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赵国的军事力量。

首先是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赵孝成王六年（前260）9月，赵王任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造成长平之败，赵军四十余万人被俘。秦帅武安君白起仅释放240名年幼战俘，一举坑杀战俘40余万。一年多后，秦将王陵率军攻取邯郸，面对的是难以攻克的一座坚城和同仇敌忾的赵国军民。其时，赵国处境十分困难。“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炊骨易子而食”“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平原君虞卿列传》）。但是，赵孝成王决心倾全国之力抗击到底，赵相平原君“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而赵国40余万冤魂的亲朋则视秦军为洪水猛兽，宁死也欲与之一搏。兵临城下的秦军缺乏攻坚决心，屯兵坚城之下，徒唤奈何。邯郸传舍吏子李谈（司马迁写作“李同”，避父亲司马谈之讳），说平原君散财募士，冲击秦军。《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

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

李谈率敢死队冲击秦军，说明赵军并非一味死守，而是采用较为灵活的防守反击战术，给秦军以震慑威胁。时廉颇、蔺相如尚在，秦军要啃掉邯郸这块硬骨头又谈何容易。事实上，平原君及其使者尚可冠盖相属赴楚、魏求援，说明秦军的包围圈并非十分严密。故自前259年9月秦军始攻邯郸，至前257年10月秦军败降邯郸，秦军未能实现原定的战略目的攻克邯郸。如果没有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这种旷日持久的抗击不可能坚持下去。

其次是秦国内部的种种矛盾。长平之役后，武安君白起主张一鼓作气攻克邯郸，遭到秦相应侯范雎的反对。其时，韩、赵恐惧，使苏代厚币游说范雎：“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白起王翦列传》）范雎听信苏代之言，延缓了进军邯郸的步伐，也埋下了秦国将相不睦的祸根。《白起王翦列传》记载：

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由是与应侯有隙。

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9月，秦昭王任用五大夫王陵攻取邯郸，作战失利，秦军阵亡4000余人。秦昭王欲用武安君白起代之。白起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白起王翦列传》）白起称病不愿领军出征，秦王逼其自裁，乃以原白起裨将左庶长王龁代替王陵，但久攻依然不能得手。范雎推荐郑安平接替王龁，任秦军主帅。秦王先后任用的三个将领，一个比一个平庸，秦军最后彻底失败于范雎推荐的将军郑安平之手。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应侯之罪当收三族。秦王虽恕范雎之罪，但范雎自此失势，并很快从秦国政治舞台上消失。秦军兵临邯郸期间，秦国将相失和，用人失当，面对日益恢复信心的赵军，秦军的失败是必然的。

再次是楚、魏两国的联袂出兵。楚、魏两国的援手，皆有戏剧性成份。一是毛遂自荐，一是窃符救赵。平原君带毛遂等十九人赴楚救援，毛遂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楚王歃血为盟，出兵援赵。平原君返赵后，楚使春申君将兵救赵，《春申君列传》记载：

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五年，围邯郸。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

楚、魏、赵三国皆与秦接壤，多年饱受侵凌。楚、魏皆畏秦，然唇亡齿寒，援赵是符合楚、魏的长远政治利益的。楚国为秦国宿敌。“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平原君虞卿列传》）这应当是楚国出兵的重要原因。魏与秦亦有深仇大恨。秦昭王时，秦三次围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目的是灭亡魏国，打通进攻齐国的通道。但因为魏国是“天下之中身”，秦围大梁，是“示天下腰断山东之脊”（《战国策·魏策四》），天下必救之，故秦国攻魏小胜即退兵。魏安釐王二十年，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军救赵。魏王令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所谓“持两端”，即存在救与不救两种可能性。笔者有理由认为，在邯郸久攻不下和楚国援兵先至的情形之下，晋鄙的十万军队也会投入战场，因为这样做完全符合魏国的切身利益。邯郸久攻不下，楚、魏的生力军投入战场势在必然。在敌对两国斗得筋疲力尽之时，任何政治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在宿敌的背上插上一刀。也就是说，信陵君矫夺晋鄙军权救赵的作用，仅仅是加速了秦围邯郸之役的失败。无论是毛遂的自荐，还是信陵君的窃符，在“救赵”问题上起的都是催化剂的作用。

所以，综合起来看，秦军或退或降，是受到三股兵力联合压迫的结果，而真正和秦军拼命的，还是李谈的敢死队。

秦围邯郸之役的失败是战国末期关涉秦、赵、楚、魏的政治、外交、军事的一件大事。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将历史人物一个个分散来写，势必造成记事的不完整，这是纪传体结构本身的不足。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为了突出信陵君的高大形象，不可能将秦、赵、楚三国政治、军事、外交的情形作全面交待，这就造成了读者“信陵君窃符救赵”这样一种错觉。

但这怪不得司马迁。纪事本末体这种述史方式其时还没有出现。但《史记》已用“互见法”，展示出秦围邯郸之役失败这桩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述史方法，为纪传体史书所特有。“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李笠《史记订补》）“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则互文相足尚焉。”（靳德俊《史记释例》）了解“救赵”的全过程，仅仅读《魏公子列传》是远远不够的。评价历史事件，不能局限于一篇传记提供的材料，还要依靠其他篇章提供的材料，如此，史事才首尾完具，这是“互见法”的基本要求。秦围邯郸之役，堪称太史公成功运用“互见法”叙述历史事件之典型一例。

（原载《新语文学习》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