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命运的选择

权威的预测为什么落了空

1949年，东京盟军总部的技术专家爱德华•阿克曼曾预言，日本在今后的30年中，如果人口达到或超过1亿，海外援助又不能无限持续下去，日本经济将只能向着仅可维持生存的方向发展。研究世界经济多年的苏联学者瓦尔加当时也断言，同德国一样，日本这个世界强国将可能永远从列强的行列中脱落出来。然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事实无可辩驳地宣布，阿克曼与瓦尔加的预言错了：到1955年，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并转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55~1975年的20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7%，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大致翻了两番，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权威的预测为什么落空了呢?

这是因为，阿克曼与瓦尔加是根据日本当时产业结构现状预测日本经济发展趋势的。二次大战前，日本约有40%的劳动力躬耕于田野，工业劳动力中则有40%从事纺纱织布，出口的商品是价廉质劣的“东洋货”，若保持这种产业结构，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确实是不容乐观的。问题是，二次大战后，日本政府抓住了产业结构这个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根据日本国情与国民经济、技术环境，及时制定了产业结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转换，从而导致了经济的飞跃增长。这一点已成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公开秘密之一，引起日本国内经济学界和国外经济学家的重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1977年在为大西洋国际学会撰写的特约论文《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中，干脆做出如下结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史，就是其产业结构急剧转变的历史。”

受日本经验的启发，人们一下子破译了许多秘密：结构主义经济学家钱纳里•塞尔昆根据1950年~1970年100多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纵向、横断面的统计资料，发现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有10个慢变量(协同论认为，在影响系统运动变化的变量中，只有少数几个变量发挥着决定系统变化方向与过程特征的作用)。其中产业结构就是一个慢变量；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发现，增长速度快慢，不仅取决于资源总量，更取决于资源的综合生产率，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状况；有人从系统论的方法入手，用结构对系统整体功能的作用解释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原本不承认产业政策作用的欧美经济学家，也大声疾呼要制定系统的产业政策，否则也要染上“20世纪英国病”—经济衰落、停滞。

我国正处在经济较快增长和产业结构急剧转变的时代，研究一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政策，肯定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限定与选择：日本主导产业的转换

产业结构政策的最重要内容是确定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大，有广阔市场，增长较快并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产业部门。选择主导产业部门，一方面要根据国内外现实经济条件，诸如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科学技术进步状况，国内市场情况等；同时要在可能的空间内进行正确选择。一般来说，主导产业的选择是有一定风险的，选择正确，会使经济产生大的飞跃；选择失误，则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不利影响。因此，日本政府在确定主导产业过程中，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态度。在通产省属下成立了产业政策审议会，发动各方面充分发表意见，提出各种方案，由产业政策审议会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论证，最后提交通产省，由通产省确定主导产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由于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工作做得细致，日本战后几次产业结构转换都比较成功，促进了经济发展。

日本从战后到80年代，主导产业已经发生了几次重大转换，即由战后以轻纺工业为主导产业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由重化工业为主导部门到以汽车、家用电器为主导部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汽车、电器为主导部门到以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部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每一次主导产业的转换都使日本抓住了一个机会，给日本经济带来一次新的增长浪潮。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对主导产业的选择过程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打破了传统的“比较成本学说”，而基本上遵奉李斯特的“生产力论”，进行主导产业选择。按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一国只有生产成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才会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因此，日本在战后应该以轻纺工业作为主导产业。而按照李斯特的“生产力论”，一国在确定主导产业时，不应该以国际贸易中是否暂时有利为标准，而应该以增强本国经济实力为标准，从本国经济长期增长出发，扶植幼小产业的发展。40年代末、50年代初，日本国内围绕是以轻纺工业为主导产业，还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认为，按照国际分工原则，日本所需轿车和机械产品从美国进口比较有利，日本应重点发展轻纺工业，而不应以机械工业等其他重化工业为发展重点，提出“轿车无用论”。但是通产省官员则认为，发展轿车工业，关系到日本的机械工业及整个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应该以轿车等机械行业为主导部门，通过国家扶持，把它们培育成可以与欧美抗衡的出口产业。这场争论直到1952年通产省制定出“企业合理化诸问题”文件时，才做出结论：“着眼于长远，必须把重工业、特别是汽车等综合机械加工、冶金和化工等工业作为发展出口的主力产业。”

其二是把主导产业的选择放在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考虑，主导产业的市场两头都放在国外，主导产业同时是主要的出口产业。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能源、矿藏贫乏的国家，50年代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75美元。如果仅仅从国内需求与供给结构出发，那么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显然是不合适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当时日本国内不少人对重点发展重化工业表示异议。但是通产省官员认为，如果考虑到国际市场的资源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发展重化工业就是有前途的。更为重要的，只有面向国际市场，使重化工业发展起来，日本经济才能迅速增长，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保证产业结构转换的政策手段

主导产业确定以后，要保证它们得到充分发展，必须对社会资源分配结构进行调整，使主导产业优先得到资金、技术、能源、原材料。在这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是意味深长的。

第一，对重点发展的产业实行扶植，给以财政上的补贴和贷款，利息上的优惠。尤其是对那些国家确定为出口行业的产品，在开始时免税、补贴，支持它们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第二，资源分配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流程。日本主要不是用财政拨款的办法来满足主导产业对资金的需要，而是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大部分收入成为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大部分变成了储蓄存款。国家用金融政策引导资金进入主导产业。这样保证了资金利用的高效益，避免了财政拨款造成的浪费，同时保证了资源向主导产业的流动。

第三，充分开展企业竞争，用搞活企业的办法实行产业结构转换目标。产业结构转换要求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以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日本政府在推行产业结构政策时，一方面注意对主导产业实行保护和扶持，另一方面又鼓励企业开展竞争，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利润水平。尤其是采取外向型政策，使企业面向国际市场，企业虽然得到国家的部分支持，但要生存与发展，主要靠改进经营，提高技术水平，这就始终使企业具有一种压力和竞争意识，保证了资源利用的高效益。

第四，日本不仅有大的产业政策，诸如支持主导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外贸政策，而且有比较具体的产业政策。如日本1952年制定了《工业标准化法》，对重点产品，从设备、工艺、技术、性能、质量到成本，要求与国际最先进水平相比较，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达到国际最先进标准。凡是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企业，日本开发银行将给予优惠贷款。这种政策大大促进了日本机械工业和其他主导产业部门的现代化。

日本产业结构政策的借鉴意义

如前所述，我国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大转换。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产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必然引起国际市场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化。只要我国沿着对外开放的路子走下去，对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就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另一方面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400美元左右，根据钱纳里的分析，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1000美元这个区间，是产业结构变化最大的时期；再者，三十几年来重工业倾斜发展的产业结构政策，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严重偏差，当前大量生产能力闲置。那么，从日本的产业结构政策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使我们少走点弯路呢？

第一，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尤其是主导产业的选择有一定的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要引起高度重视，组织起由专家、实际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组成的专门班子，对各种选择进行比较、论证，找出一种最佳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切忌盲目行事。

第二，选择主导产业，既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又要考虑产业结构发展的长期趋势；既要立足于国内市场（我国与日本情况不同，不可能把整个经济搞成外向型经济)，又要利用国际市场提供的条件。如我国目前资源供给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又要考虑到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耐用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小汽车的需求会增加，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因此要适当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考虑到国际市场初级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小，今后需求总量将下降，我们在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应该加强我国重工业尤其是机电行业的技术改造，扩大机电产品的出口。

第三，产业结构转换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一方面要对经济实行干预，包括采取财政、金融手段，保证主导产业对资源的需求，对主导产业的发展实行一定的保护；同时，要搞活企业，防止垄断的产生，使企业之间开展竞争，使企业产生提高技术水平和利润率的动力，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因此，要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原载于《自学》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