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精神高地的价值与追求

瓦楞草

散文是人类精神审美的体现，它饱含散文作家的生命感悟与灵魂的探求，也记录其向着精神高度攀援的坚实足迹。当我们梳理宁夏散文的历史时可以看到，冯剑华的散文独抒性灵，以真诚素朴的抒怀展现了蓬勃豪健的生命伟力，成为宁夏文坛一个时期女性散文的一处闪光的坐标。

一、对于散文创作的洞察与认知

冯剑华生于20世纪50年代，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著有散文集《冯剑华文选》（阳光出版社，2014年）。其散文《遥远的泸沽湖》《西北二题》《鹊雀为邻》分别收录于《宁夏文学作品精选散文卷》《宁夏文学精品丛书散文卷》；散文《煤城树》荣获宁夏第一次文艺评奖二等奖；《情在名山中》在宁夏第四次文艺评奖中获奖（不分名次）；《鹊雀为邻》荣获宁夏第五次文艺评奖一等奖；《西北二题》荣获宁夏第七次文艺评奖一等奖。

我们知道，文学表现为一种生命的渴望，作家自我内倾化、私人化的文学观必然对作品内容和主体的形成起着促进与催化的作用。说起冯剑华的散文创作，首先要谈到她对于散文创作的洞察和认知。众所周知，作家对于创作的认识和见解,对其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说，作家的文学观承载了个人思想和情绪，对于写作者来说，我们认为在思想层面上，作品的语言与思想具有一致性，因此作家的文学观是其作品中始终涌动着的一股暗流，而我们对于冯剑华散文创作观点的考察为了解其创作状态的全貌提供了启发。

例如20世纪90年代，冯剑华在《宁夏散文创作八人谈》（《朔方》1996年第5期）一文中阐述自己散文创作理念的精神旨归时这样说：“写散文有虚构的,但绝大多数是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别人看起来就感到亲切，容易进入。我看散文最好不要虚构。”这段话表现了她的文学观，事实上她的散文创作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铺开的。翻阅《冯剑华文选》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篇章都和其人生的经历有关，无论写人和事，景和物以及思和感都取材于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应和了她的散文注重写实的观点，同时，其散文也形象地表明了当时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对于自然万物的敏锐洞察。基于这种观点，冯剑华的创作有独到的写法，正确的思辨能力使其笔下的散文更易于叙抒生存现实，包容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对于事件、人物、山水风情、生活点滴的深入挖掘。她的散文倾向于日常生活场景的捕捉和微妙心理阐述的叙事，善于运用文学叙事的综合要素，更大程度地发掘散文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并融入个人思考，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散文叙事风格和美学。她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书写家园，展现心灵史，面对文坛纷繁复杂的现状始终坚守精神高地，秉承自身的创作准则，构建精神的家园，为宁夏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冯剑华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在宁夏文坛乃至国内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

在《朔方》1991年第1期发表的散文《爱情故事》被《散文选刊》转载，这篇文章之后被《语文与教学》杂志转载并配发了评论。

发表在《朔方》1992年第1期的散文《故乡人物》被《散文选刊》1993年第5期转载。同年，发表于《文艺报》1993年9月期刊的《散文二题》被《散文·海外版》1994年1月期刊转载，被《散文选刊》1994年第6期转载。

发表于《人民文学》1996年第9期的《遥远的泸沽湖》收入《中国散文精品》和冰心文学奖《千花集》；发表于《人民日报》1996年7月26日副刊的《喊叫水》同年被《文艺报》9月20日转载；发表于《中国作家》1996年第2期的《散文六题》，被《散文选刊》1996年第9期转载。

此外，冯剑华发表于《人民文学》1994年第12期的《王村》，发表于《九州诗文》1996年第1期的《戒与开戒》，发表于《十月》1996年第2期的《女人与自行车》，发表于《美文》1996年第9期的《走出花季》，发表于《宁夏日报》1997年6月29日副刊的《海原二题》，发表于《文艺报》1997年8月刊的《到胡同去》等作品，同样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在表现手法、语言特色和审美风格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都是以现实生活体验为基础，以独特的笔触呈现了自然环境、地域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人物内心的启迪和感悟。从文本出发我们去看冯剑华的散文会发现，透过语言描述简单表层彰显的是其背后的精神力量，这也使我们意识到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

除了执着于以写实为本的散文创作，我们还可以透过冯剑华的一些发言看到其对于文学写作者的批评立场，如她在《精神写作的难度——马吉福作品研讨会摘要》（《黄河文学》2009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写作之所以出现大家很少，我觉得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没有进入到哲学思想，没有进入到精神层面，大家都沉溺于前两年的人体写作、欲望写作了，种种文学界的诟病，也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所在。”综上可见，冯剑华对于散文写作的关注先由个人开始，之后到了对于中国文学的担忧，这体现了一个作家耽于求真、勇于切近、敢于直面的品质与品味，也使我们看到作家对于文学承担的责任与肩负的使命。

二、饱含人性的关怀与体察

文学作品无论以何种形式、何种内容出现，其重要的意义是对人性的叩问与关怀。一个优秀的作家多能把底层人物内心和生命意义的体现作为写作的理想和追求，也能够对凡俗甚至被人忽略的人生图景进行生命本质与真相的探索，冯剑华对文学自身精神内涵和独特审美特质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她认识到散文作品不是简单的抒怀，是以关注人的命运和情感为主旨，是以人性关怀和人性感悟为要意，文学表现的手法和方式都服务于人性的关怀和体悟。冯剑华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以饱含人性关怀的思想体察社会，将目光投向底层生活，关注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书写篇章、拓展话题。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古代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人性尊重和人性关怀的文学观念，如《聊斋志异》《红楼梦》《窦娥冤》等耳熟能详的名著都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这表明文学一直不缺乏对人性的洞悉和体悟，不缺少对人性的关切和悯怀，也正是这种文学作品中可贵的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怜悯形成了衡量作品价值的关键所在。

在《冯剑华文选》中，我们看到一部分作品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和描写，对他们的遭遇和思想或赞美或揭露，无不渗透出人性关怀。如冯剑华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文中对于环境的描写：一是自然环境，它包括人物活动的地点、地理风貌等。如：“滔滔黄河，雄浑、浩荡”，“茫茫沙海，丘壑起伏，一匹强壮的骆驼，背搭红毡，在沙海里漫游。驼背上，一位戴眼镜的回族女同志，在引吭高歌”。这些对表现人物身份，对渲染气氛抒发感情、衬托人物心境、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有积极作用。二是反映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时，揭示人物命运的必然趋势，对人物性格起到了强化作用，对主题起到了暗示作用。如：“一场春寒袭来，她被扣上了‘地方民主主义’的帽子”，“抄家，把她的衣服扔了满地，把她当年在歌舞剧院时的剧照也翻走了，作为‘三名三高’的典型材料展览批判”等等。这些描写赋予文学浓厚的政治性价值，由此使人联想社会变革对于人物命运的改变，也彰显了作家隐逸在文本深层的抗争，正如茅盾所指出的，一个时代的文学是一个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或纠正。三是凸显人物命运的起伏。在此文中，冯剑华以传奇般的笔触赋予文章中人物安妮以神秘的色彩，勾画了一幅细致生动的时代人物奋斗的图景，她从独特的社会视角出发，记录对于一个时代的体察与感受，而这些体察与感受所达到的深度是许多作家所不能及的。

在《冯剑华文选》中，我们看到一些文章旨在揭示某个时期社会现象的扭曲、摧残和变异，以求刺痛读者麻木的心灵，唤醒觉悟，包含着作家的人性关怀和体察。如在《走过花季》一文中，冯剑华以亲身经历描写的“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她“失学”的孤独和忧伤，给人淡淡的惆怅：“狂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在这里刚刚泛起涟漪。我们原以为那是遥远的事情，现在却切切实实走到我们生活中来了。从那天起，我们便停下了功课”；“我等待着。没有等来复课的消息，却等来了‘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当我离开学校那一刻，回头望一眼校门，心中充满了巨大的失落与眷恋”。这篇文章像是一段历史的微小切片，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发现的巨大历史创伤和深刻的感受。它以抒情为主，又把叙述、议论熔为一炉，从细节处落笔，小中见大，行文自由，结构灵活，又以冷峻和追忆的笔调展示了人的生命价值被剥夺和损害，揭示了时代生活背景下的悲剧，也使我们看到无论命运如何波折，人总是对生活饱含着希望。冯剑华以此呼唤对人的生命价值体验的尊重与关注，肯定了人对理想的追求，由此传达出她对社会的观察。她是个有深度的作家，在她眼中，小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淳朴、善良、真挚更值得关注，在人物性格塑造上，不同的人物有独特的写法，因此人物的形象就显得十分突出，既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又能反映社会的某些本质。

冯剑华在《山花朵朵——献给边疆的女战士》中这样描写放映员：“披一身风尘，映满脸霞光。肩头扛负着放映机箱”，“边疆部队的女放映员，你像沙漠上的红柳，沐朝阳，郁郁葱葱”；守机员“机台旁，年轻的守机员，头戴耳机，手握线绳，从日到夜，从黑到明，接通千万次电话”；卫生员“清晨，东方欲晓，朝霞似锦。你在起床号前起身，打扫病房，拖地板，送药片，量体温”等。

冯剑华在《故乡人物》中这样描写大嘴爷爷：“不记得他的嘴如何的大或大到什么程度。只记得一张黝黑倔强的老脸，密集的皱纹却又笑出一脸慈祥来”；乞学者“却时常看见他穿着破单裤，光着双脚走过满是泥雪的校园。一只胳膊窝下夹着书本笔墨，另一只胳膊窝下夹着双不知谁个送给他的单鞋——那鞋是进入教室才穿上的”；三姑娘“‘三姑娘’其实不是姑娘，是个男孩子的外号。叫他‘姑娘’是因为他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还有那圆圆脸蛋上圆圆的酒窝，更是因为他比姑娘家还灵巧的双手”。

上述人物描写无不展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散文中他们没名没姓，呈现出当年人物印象，冯剑华不着重刻画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而是在较小的空间范畴之内展示人物的历史性格命运，由此使读者获得一种远远超过某些小说中典型人物所引起的美感。她的这类散文很大程度上呈现人的命运波折和磨难以及人的追求和斗志，可以看出其努力挖掘人性的和对人性之美之善的高歌。在冯剑华的散文里，不乏对一种美好人性的描摹与展示，自然，这样一种美好的人性一定是在作家所关注的底层民众身上体现出来的。她笔下的人物没有高高在上之态，没有操纵命运的优越，而是有着一种平等、理解与宽容，尽力写出人性的复杂并赋予人物及作品一种温情。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感受到，社会底层的人多是有着淳朴、善良的人格和向上的追求，他们虽然是卑微的却向往着美好的生活。由此也说明冯剑华的散文笔触真正地走向了民间，她的写作是关怀底层大众的写作，具有巨大的表现力和洞察力。

此外，冯剑华的散文对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也体现出充满人性的观察。在其散文《西北二题》和《喊叫水》中，她大篇幅抒写着恶劣环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苦难，文章中关于风沙的描写，关于干旱缺水的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服务于文章的主题和这种环境背景下人们生活的刻画，重要的是，冯剑华注目于人的生存困境，揭示恶劣生存状态下人的抗争，从而表现出她对置身于困境中的人们给予的怜悯与关切。宁夏作家张学东在《赤子情怀与母性柔情——〈冯剑华文选〉读后》（《朔方》2014年第10期）一文中评价冯剑华的散文《西北二题》和《喊叫水》：“相对于时下那类软绵绵、无病呻吟、毫无激情可言的旅游和帮闲散文，这两篇作品可谓用心良苦。作者巧妙地将风和水这西北腹地最寻常的事物，以几何倍数放大在我们眼前，戳刺现代人脆弱的神经。风沙弥漫，大地一片干涸，乱砍乱抓（发菜）几乎让家园毁灭。女作家在扼腕叹息之余，发出自己最强有力的呐喊和呼吁，那份浓浓的赤子情怀叫人由衷敬佩。难怪当年这篇作品一经《十月》刊出便洛阳纸贵，《新华文摘》《读者》等名刊竞相给予转载和推介，并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冯剑华的散文，清晰流露着她所具有的强烈生命感、现实感，她用思想和心灵去感受生活，对生活里的生命状态，人和现实、命运等进行思考和探索，发现其深层的价值和意义。在发掘生命、现实之间本质的意义时，始终歌咏着自己熟稔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人们内在的精神和品格。她的散文在理性疏导下自始至终随象附形地自然流泻，将意象的情化或情化的意象连缀成篇，因此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

三、对于自然的描写与抒情

我们认为，冯剑华的一部分散文凸显自然万物强大的生命力以及生命存在的高贵和美丽，作品洋溢着人性的本真和精神生命的强大。她将生命的体验逐渐内化形成自觉意识，融入创作中，使其散文突出生命的真实与美感。通过阅读《冯剑华文选》，可见《情景六题》《遥远的泸沽湖》《海原二题》《鹊雀为邻》等散文呈现的美感与时代的审美要求达到一致，冯剑华无意于专注地叙事，而是着力于宁静、舒缓的节奏，着力于精神的张扬，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横向的当代生活画面。

《情景六题》是一组散文，包括《瀑布》《水鸟》《贝壳》《松树与牵牛》《蜀葵》《埙乐》六篇，文章托情于物，融情于景，在叙述、描写的字里行间渗透情感，注重情景交融、相映生辉，应能有效地激起读者的共鸣，营造动人的艺术境界。这组散文有以下特点。

一是发挥表述的传情功能。如在《瀑布》中，冯剑华写瀑布采用拟人的手法直抒情感：“‘前面无路，前面危险！’两旁山峰以历史老人般的严峻警告你。你摇摇头，莞尔一笑，纵有千难，纵有万险，既前行，何复归。”

二是采用细节的描写，增添抒发情感的直接功效。如《水鸟》中，冯剑华这样写道：“水中，有寸把长的小鱼游来游去，有美人长发般的水草袅袅娜娜微微飘漾，有黑色的小蝌蚪洒出满池雨点。”

三是凸显句式的表情特性，通过语气语调充分展示不同的情感，使表达逐层加深。如《贝壳》中的句子：“是什么时候海水消失了？是什么时候大海变成了沙漠？仰首问天，几丝白云抹出淡淡微笑。”如《松树与牵牛》中的句子：“如果说松树是宏幅巨作的清明上河图，牵牛便是白石老人笔下的一条小鱼。”如《埙乐》中的句子：“埙便是他们演绎与延伸感情的最早的乐器。埙，伴随过山顶洞人的篝火吧？”

通过这组散文可见，冯剑华在写作中一方面突出修辞的寓情特色，有意识地运用比喻、拟人、夸张、反问等常用的修辞手法使文章生动形象，达到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有效传情达意，抒写感受；一方面直抒胸臆，在文中直接表明爱憎，袒露胸襟，感情浓烈炽热，获得了很强的感染力。

评论家荆竹在《艺术传达方式的心灵沟通——冯剑华散文论》（《朔方》1998年第8期）一文中对冯剑华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

“《遥远的泸沽湖》的艺术能量主要肆放在对于现实生活的沉思中。”冯剑华能够使一些丰满起来的画面以各种美的意象引导阅读者的感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等物理感觉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感觉，甚至包括幻觉。她在此文中对于各种感觉的描写，直到散文结束似乎都没有正面回应读者的期待，这是有意制造的空当，只要用心阅读，这些空档就会充实起来，泸沽湖神秘的面纱就会被撩开，那种纯洁无瑕的至亲至爱就会留在读者心中。她在这篇文章里对场面人物的原委做了虚化处理，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写法，这样节省了大量笔墨，她对各种感觉的描写不是随意的，可以说标出的那些点必须具有延展性和导意性——即引导读者的意念向某处拓展，由此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使读者自觉置身于那个空间的驰骋和想象。

《海原二题》中“作家就把自己在南华山看到的景象如诗一般画下来，也将自己的感受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在绿的海洋中听见一两声鸟鸣，本是一种十分平凡的景象，但作家却打通感觉，移挪它们的位置，使客体主体化，自然的景象，就一下子鲜活起来，摇曳出生命的灵性、悟性、情性。”冯剑华这篇散文语言简洁、空灵、清澄、和谐、明朗和铺叙精致，每个句子的色彩、色调、气味和音乐性都十分讲究，如文章中“嫩嫩地茸茸地绿着”“一嘟噜”“黑黢黢的脸庞”之类的句子，看似平常的字词经她配置在一起就显得朴实而精美，流畅而清晰，显示出神奇的韵律和节奏，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荆竹说，冯剑华熟悉宁夏一草一木，塞上南华山的峭劲和黄灌平原的旷达，以及超拔与坦荡赋予她艺术气质和情感，赋予她散文创作的动力。在写作过程中，她对熟悉的吟咏对象有较深的感知度，因而切入任何一个角度都能够如鱼得水，自由腾挪，并能借助散文语言表达探索的途径，描景画像，抒情写意，使得散文意境恢宏，漫溢浓郁的抒情色彩。

荆竹在这篇文章中还重点提到《鹊雀为邻》一文，他称此文是“一曲当下人类生活状态下的生命挽歌，浪漫而又伤感。读这篇散文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现代生存的挤压使得大自然的生命受到了严重摧残，生命被钳制，生命在恐惧烦恼和焦灼中逃亡，这无疑已构成了该篇散文的显赫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篇散文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人性最基本层次出发来完成的纯粹个体化的生命显现，也是在大自然生命的漂流与分裂状态中进行的，带有瞬时展开的性质。这种性质，一方面展示了人类商业主义神话下的五色斑斓，另一方面也诉说着商业主义不仅对人性的异化和修改，也诉说着对大自然生命状态的恐惧与威逼。”荆竹还指出：《鹊雀为邻》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和人文传统异常飘浮不定的情况下，以它的思想感情的本根性和原生性，为读者提供了可以想象的生存的稳定感和在家感，她将文化和生存的假相遮盖下的东西异常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个东西与每个人的存在血肉气脉相连；《鹊雀为邻》是作品形态的自然呼吸和召唤，在作品中读者会被自然的气息熏得酣然陶醉，看到了人在破坏自然以及其他生命的同时，人的心理也在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人性的丧失。冯剑华笔下呈露的自然价值意象——鹊雀正是人类遗失的生存之根，正是现代生活需要回忆和拥抱的东西；《鹊雀为邻》用亲切温暖的家园记忆抒写本源性的德性，既是对自然的一种亲近和惜护，也是对自然之中人的栖居的最高肯定，自然不亡，生灵不灭，自然授予的尺度和德性就是冯剑华融化生存苦难的本源方式，就是有德性的自然的生存状态。

此外，作家张学东在《赤子情怀与母性柔情——〈冯剑华文选〉读后》（《朔方》2014年第10期）一文中对《鹊雀为邻》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篇散文“当属作者用情最深，而下笔最轻的优秀散文”，“在这里，鸟已不再单纯是鸟，而是家庭成员，一个个不可或缺的鲜活生命，人和鸟终日其乐融融。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诗情画意，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田园牧歌”。对于这篇文章，宁夏评论家牛学智在《动荡的文本——宁夏散文家散评》（《朔方》2005年第1期）一文中也认为：“我倒以为《鹊雀为邻》的价值在于，它营造了一种罕见的气氛，它构建了一个博大的内部空间——恰在于它主题的不确定性。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近几年在散文界产生强烈反响且可谓上升到哲性诗学层面的散文,它无疑是最好的之一。”

透过上述作家、评论家对冯剑华几篇散文的评析我们看到，冯剑华在描写自然与人的一部分文章中客观地描写，真切地再现了景物的原形，通过写景来写情，即我们所说的借景抒情。她带着主观情感去写客观景物，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主观感情融入景物之中。并且，对于人物活动场所及当地风土人情等描写也抓住重点，写得独具特色。写好自然环境，也就较为完美地烘托了人物，进而充分明确地表达散文的中心主题，带给我们独特的文本魅力。

四、女性柔情的多面性抒写

文章要有真情实感，才能久而弥香，缺乏真情实感的文章读来味同嚼蜡。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因此，作家不仅要有情感的体验，也要善于感情的抒写，文章方可情文并茂，冯剑华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她的散文能够用其丰富温暖的情思抓住读者的心，《冯剑华文选》中《儿子弹琴我唱歌》《爱情故事》《女为谁而容》《女人与自行车》等散文包含的众多形象实际上突出了她心目中那个理想的充满母性的人格，因此文章成为塑造理想人格血肉肌体的细胞与生命，这种颇具情感定向思维的聚合力决定了她散文创作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是艺术力量的所在。冯剑华此类散文基本凸显了三个方面。

一是写真实情感，母性尽现。如《儿子弹琴我唱歌》一文，冯剑华笔下呈现了母亲与儿子之间点点滴滴的情怀，文章被母亲这个形象附身，不由身心迸发出似水柔情，其中饱含冯剑华对人对事的包容、温和以及柔弱，带着极为显著的母性特征，让我们看到她以一颗关爱天下万物的心灵来展现眼前的世界，身心充盈着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满足，她的这篇散文充斥着女性视角，承载着柔情与爱。武汉作家玉儿在《情味·诗意·哲理——读冯剑华的〈儿子弹琴我唱歌〉》（《语文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12期）一文中这样评价：“发挥奇妙的想象来创造诗意”，“运用新颖的比喻来增强作品的诗意”，“善于选取富有诗意的细节”。玉儿强调，冯剑华在创作中将传统单一的抒情模式转化为多向度的抒情方式，增强了散文的表现力，并且在表现情味时很讲究技巧。《儿子弹琴我唱歌》一文中的情味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是细节。比如中午写儿子弹琴的一段文字不多，但情味浓郁有层次感，细腻入微，真切感人。其二是含蓄。冯剑华把浓郁的情感藏在朴素而简洁的字里行间，不一抒胸臆一吐无余，因此作品情味就显得含蓄耐人寻味。文章从富有情味的浅唱到灵魂深处的低吟，整篇贯穿对于情的理解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空，她所关注的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阻隔，而是人性的爱和美，通过这种升华，完成了散文这一体裁平素难以企及的使命——即塑造了亲切感人，可望可及，充满爱的人物性格与形象。

二是拟相应情景，多细节描写。真情实感离不开生动的、典型的细节，细节的多少和真实与否反映出作家对生活的体验程度，通过阅读《冯剑华文选》可以发现《爱情故事》以一组散文的形式出现，突出了细节的描写，作家笔下饱含了主人公从青年到中年的情，不是简单笼统的、概括的叙述，因此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这组散文运用时间与空间的元素，让故事变得耐人寻味。故事主人公的女性形象是社会语境下的独特隐喻，她在过去与现实之间穿梭，想跳出环境与社会秩序追求心灵自由和爱情自由。冯剑华在这些散文布局谋篇上表现手法有一定规律，文章的抒情一般是以某种感情为线索来组织和安排材料，或借人抒怀，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有些作品文章开头采用了中心句或关键句，它们是理解散文主旨的钥匙，如《爱情故事》中《邮包》一篇的开端：“在她如花的年龄时，她不知道什么是爱”；《月牙儿》一篇的开端：“没有得到的，才是最美的”。都是以中心句直接点明主题，形成散文的“文眼”，整篇文章开头和结尾呼应，也不断抒发这个主题。

宁夏作家吴淮生在《除去巫山不是云——冯剑华〈爱情故事〉赏析》（《吴淮生诗文选》，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一文评价：“说是一组，总共不过五千来字，每篇却都包含了主人公从青年到中年二十几年的跨度。艺术概括力不能说不强，作者以女性细腻的感应神经，敏锐的心灵触角和中年作家的人生体验，传达出了爱情长链上各个环节的况味。《邮包》写误了的少女爱情；《月牙儿》是对没有成功之爱的回想；《潭》显示着花好月圆后的平静；《情殇》呢，则是好梦的悲剧惊寤。用一句眼下时髦的话来说，作家多侧面地对爱情进行了审美的观照”。吴淮生还称：正如《爱情故事》中说的那样，冯剑华在其创作的“豆蔻年华”时期，少的是色彩，多的是苍凉的西北高原，看到的却是大山腹地创造出的并不缺少美的世界，因此给读者以美的滋润。她的作品虽然并不算很多，美感却与日俱增，艺术境界也随着人生经历的积累而不断升华，少了稚嫩气，多了深沉感。

三是以女性意识介入，展开话题。在《冯剑华文选》中，《女为谁而容》《女人与自行车》等文章完全以女性意识介入，铺展话题进行叙述。在这些文章里，冯剑华不仅仅对女性个体的存在十分关注，更对女性主体精神进行探索。如《女为谁而容》中，我们看到强烈的女性意识，正如她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她已经死过一次，她是涅槃的凤凰。她从此知道，此生价值，只在自身”。文中，冯剑华对女性特有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点进行深入挖掘，独具匠心地塑造独立的女性个体，与女性逆来顺受的传统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完成了女性新形象的解构；再如《女人与自行车》中，冯剑华从女人与自行车这个交通工具之间的联系开始展开话题，内容涉及女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她强调：“裹‘三寸金莲’的上辈女人们无权骑自行车，因为她们无权外出做事，无权承担本该由她们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她们便只能是别人的‘糟糠’‘贱内’和‘屋里的’”；“骑自行车，中国的女人们自己是自己的主人；骑自行车，中国的女性们完成自己自尊自强的平凡绚丽的人生”。

冯剑华散文中这些描写，无不暗含着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的控制，女性被对象化、客体化，然而却保持着道德和精神上的高贵，她在散文中建构一种新女性形象，她具有丰富的女性生活经验，更具有怀疑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她以透视心性的想象，审视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在这里，冯剑华对女性意识的诠释显得温和而直接，她所展示的女性没有抱怨，没有愤怒，只有在奋斗中不断体会与思考，用隐忍、包容和大度的情怀接受一切，用智慧坚韧和善良让自己获得尊重，实现女性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