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主义的精神追求

超验主义者主张在物质生活之上，人应该有更高更广的精神追求。爱默生在“超验主义者”一文中曾说过，“新的订货，改进服饰，改善牙医，建造新舍或开办大企业……经济进步与机械上的改良早晚都会比其他东西所取代，现有的生活方式也将会被人遗忘……但是，几位隐士默默阐发的和公开宣讲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不但体现在他们以往的行动上，也反映在他们发誓要做的事情上——将仍然保持他们的美与力量，并且在大自然中重新组合，在比我们更聪明、更幸福的一代新人身上重新萌发，与周围的环境愈加和谐一致。”^[11]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在爱默生看来，人生就是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不应当只有两种或三种生活方式，千百万人，应该有千百万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布鲁克农庄又充满敬佩之情，尤其对它将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大加赞赏，因为这也符合他一贯的学说：劳动与人的教育紧密相连。

事实上，对布鲁克农庄而言，爱默生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旁观者，而更是一位同情者甚至是参与者。应瑞普利的邀请，他和帕克、富勒及梭罗等人时常造访农庄，或做演讲，或与学生对话，或与友人晤谈。而每一次造访，他都满怀喜悦之情：这里各种讲座、研讨会和音乐会，以及各类书籍，应有尽有；这里没有等级社会里的头领，大家平等共处，其乐融融；这里不仅婴儿教育、女子教育及成人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且教师本人既是劳动者，也是学习者，教育不仅是生活的手段，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像爱默生总结的那样：“这是一方乐土（an agreeable place to live in）……所有的来客，即使最挑剔之人，都会发现这是最令人愉悦的居所(the pleasantest of residences)。”^[12]

霍桑曾将他在农庄的这一段生活比作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时代”(Heroic Age)^[13]。对此，爱默生也有同感。他本人也将这一场社会改革称为“小小的法国大革命”和“具体而微的理性时代”^[14]另外，这里的人物如瑞普利夫妇、皮博迪小姐，以及霍桑等人，在爱默生看来，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有智慧，有才情，有能力。另一个他较为钦佩的年轻人名叫纽康（Charles King Newcomb），是一个善于将思想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天才——后来成了新英格兰的文化名人。他还和一位来自普利茅斯的莫顿先生(Ichabod Morton)熟识，后者本是渔夫，出于对教育的热忱，举家搬迁来此并一直居住到1847年农庄解体。其他来自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各地的名媛淑女，和爱默生本人一样作为访客短期居留，也令他感到欣喜。^[15]这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至少代表了1830年美国人经济衰退之后并未完全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