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干部会上的“站罗汉”

(1964年　山西阳高)

1964年是文化艺术界多事之年。我们从密云县搞完“四清”工作回校以后，已经恢复正常学习课程，主要精力都转到为拍摄毕业作业影片、写毕业论文的准备工作之中，但“文艺整风”运动开始了。当然，这主要是领导干部、老师他们的事，可我们学生是党的文艺队伍后备军，也要把自己摆进去，参加学习。

文艺整风的主旨是学习落实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很重要，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深远，所以，得先把原文抄录下来，以供了解，否则，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就该看不明白了。

第一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第二个批示。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学院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师是怎么学习落实的不清楚；我们学生主要是学原文，检查思想，自己讲，同学互相帮助分析，还是和风细雨的。我一直在读书，进了学院才直接面对“文艺”，也想不出讲什么，最后憋了很久，选了“个人奋斗”的事实和思想加以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分析批判。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不靠个人奋斗怎么能走到今天，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可这该算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弄不明白。其他同学也都瞎讲了一气，讲的是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转瞬到了秋天，文化部决定，我们学院的导演、摄影、表演系全部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参加第二次“四清”工作。这次走得远，是山西省大同地区的阳高县。校总领队是钟敬之副院长，张客老师是副领队。我们师生一行300多人先到了大同市。那时候的政治紧张程度还没太激烈，考虑到我们是文化部直属艺术院校来的人，还安排参观了云冈石窟、华严寺大庙等文化活动，然后就按组织分配，去了阳高县。

我去的公社、大队离县城很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做一户“没有阶级觉悟”、至今仍住在老地主家小偏房里老长工的儿子的思想工作。老长工已去世。儿子没成家，与母亲相依为命。我需要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是为了更亲密的和贫下中农接触，以利工作。他们家房子很小，我得和他们挤在一个小炕上睡觉，每天早上起来我帮他们家担水，然后一起吃饭(当然必须交钱和粮票)。当地农民吃的饭主要是土豆，他们叫“山药蛋”。土豆不去皮，用水洗洗直接扔到锅里添水煮，上面撒几把带皮的小米，再放进一小块碱。我开始吃的时候还认真扒土豆皮，可看到人家娘俩根本不扒皮，用筷子夹起土豆，先把上面黏着的小米糊糊舔吃掉，然后就直接咬土豆吃，也就跟着效仿了。吃的菜主要是腌制的带有黏丝的酸大头菜(也叫圆白菜)，据当地人说，不这么吃，会撒不出尿来，可能是要酸碱平衡吧。平时老乡很少吃熟热菜。我们干的活儿是担沙改造土壤，因这里多是盐碱地，长出的苞米棵矮棒子小。担沙活儿很累，又没吃饱，很是辛苦，说是遭罪也不为过；但人家农民长年累月这么干，我们才干几天啊!什么也不能说了。我的工作是启发出这家娘俩的阶级觉悟，因为他们从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一直说正房住着的地主家是好人，一直感恩人家，常说他们的好处。我也感到很奇怪。地主家一直住着他们原来的坐北朝南大玻璃窗户房子，正门屋檐下的刻字横匾牌仍然悬挂着没动。据了解，这里解放时实行的是“和平土改”政策，不像东北的地主都被扫地出门了。我对这娘俩的教育工作不能说是没起一点作用，但绝对是甚微。他们和地主家里的人来往如故，反倒彼此更“客气”了。这家的儿子老实、憨厚，话语不多，只会干活儿。看来，我是无法把他改造培养成“四清”工作的积极分子了。

我接到的第二个任务是在广场的一个房山墙上画一幅宣传画，可能因为美术系的同学没来搞“四清”，就选上了我这个业余爱好者。实际工作并不需要什么美术知识和技能，只要把画报上的小画按比例画方格放大到墙上就可以了。这只是个认真细致的体力活儿，需要搭架子登高，一个方格一个方格地涂抹颜色。还别说，等这幅大宣传画临摹完成后，乡亲们来看，队友们也来瞧，真像完成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有点成就感。

正当我完成绘制壁画任务的收尾工作时，接到了通知，让我去参加县里举办的“三级干部会”。所谓“三级干部”是指县、公社、大队这3级。到县政府招待所报到时才知道，是张客老师把我调来的。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部队领导——朱指导员。我们3人“三同”：同住、同吃、同工作了。我们驻点大队还来了村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若干人。大队干部来参加会是要求个人交代、相互揭发批判“四不清”问题；积极分子骨干是来帮助他们的；工作队参与指导或领导工作。

按常规、常理说，这种三级干部会议每年都举行，有时还不止一次，都是大会大领导讲话，中会中领导讲话，小会小领导讲话，然后分组讨论，层层向上汇报会议进展情况，等等，好像没什么好写的；不过，这次会议非同一般，不是贯彻什么事情，而是整治干部，从底层做起。

阳高县招待所的确是为农村工作开会而设计，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招待所4个人或两个人一间屋式的。它是西北山西砖瓦结构起脊大平房，屋里南北两面各有通铺火炕。来人住，自带行李，像个骡马大车店；不过，它的面街大玻璃窗户很有特点，大而明净，从屋里向外望去，阳光明媚很敞亮。当然，招待所也有平时为来往客人配备的标准客房，我和张客老师、朱指导员就住在那里。

这次会议印象深刻的是清理经济问题：贪污了多少?多吃多占多少?偷盗了多少?挪用公家财物赖账不还多少?等等。干部自己回想交代。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帮助、敦促。我的工作是统计数额上报。开始时，大队干部有人说出了几样，都不严重，慢慢的没人说了，开闷会，一天下来没人交代什么。可是，上级每天要求报数字，好像谁家报的次数多、数额大，谁家就有成绩，干得好。无奈，工作队和村里来的骨干积极分子都着急上火，动脑筋想办法，多做些大队干部的工作。大会设广播站，每天公布各公社各大队的“成绩”，没有“成绩”的就感受到压力。一天中午，我和张客老师、朱指导员拿着碗筷去食堂吃饭，可食堂被哪个公社借用，正开大会，屋里的口号声频频传出，时有激昂呐喊使人震惊。就在我们耐心地等待他们散会后去就餐时，突然食堂的大门被冲开，一个人被踢滚出门外，随后跟出一群人围住倒在地上的人大声呵斥谩骂，围攻，有人还动了手脚。我们3人很受触动，但也只是相互看看，没说什么，不过，这顿午饭肯定没吃好。就在这一天吃晚饭时间，招待所的大喇叭里报出了惊人“喜讯”，说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某某干部交代出贪污上万元的罪行，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晚上，张客老师和朱指导员去县工作队领导那开会，学习传达更上一级工作队领导的指示精神，大意是“反右倾”思想，抓紧时间促进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经过学习、动员，三级干部会很快出现了“新”面貌，许多公社和大队出现了“新成绩”。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也稳不住了，直要求我们工作队支持他们改变“整治”方法。比如说，他们反映，有的大队是让大队干部跪玻璃碴子，这是不允许的。人家是把玻璃碴子撒在屋门后边，半开着的门板挡住了别人的视线。说这方法挺灵，很快都交代了问题。张客老师和朱指导员坚决反对，告诉他们，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别说是对大队干部，对阶级敌人也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张客老师是老共产党员，在田风老师之前当过导演系系主任，曾被组织重点培养去苏联莫斯科电影大学学习过，后来因“反右倾”，卸下了系主任职务。他肯定不会支持极“左”错误行为在我们大队发生。

朱指导员是解放军坦克学校的教官，相处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他对张客老师和我讲过他的人生经历，其中一个小情节印象深刻。他说：小时候父母为了他能好养活，别人指点，把小拇指的指尖剁下了一小块儿，结果还挺“灵”。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亲临纷飞战火洗礼，却全身没受一处伤，至今健康地活着。他当然是当趣事谈的，但可展示出他的为人和性格。所以，他也反对一些过激的错误做法。我就更没说的了，从小就看不惯打骂人的陋习。可是，大会的总趋势是斗争正在加温，我们也不能太例外。不知哪个大队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发明了“站罗汉”的奇招。“站罗汉”这词是我现在赋予的，当时也没人起什么名。这个招数是，在屋内地上画圈，让大队干部站到里面反省，什么时候想交代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出圈休息一下。圈画得很小，仅能容纳两只脚，很难有所活动。我们大队的积极分子向我们反映想效法，我们很难再反对。朱指导员说：让他们去整吧，爱怎么整就怎么整，咱们不能管了。从那天起，招待所的每间屋子里都出现了“站罗汉”的表演。晚上屋里亮了灯，从窗前走过，各个屋的大玻璃窗户里都能看见一个个大队干部站在圈里发呆。他们按职务排序，圈距相等，除了站姿相同，其上肢摆放位置和面部表情各异，基本僵直不动，很像大庙里雕塑的罗汉像。的确是一奇特景观，招待所仿佛变成了庙堂。想出这招的人起初哪来的灵感?是否如我猜想的这样，阳高县城西边有座明代的庙宇，叫云林寺，很有名，里面就有泥塑十八罗汉像。聪明人可能从那里得到启发?

“站罗汉”办法还挺灵，听说各个大队干部交代问题都积极起来，上报的钱款数额都逐渐上升。我们大队也有起色，每天都有人向我报数字，谁谁谁又交代了多少，有人交代的不是钱，是物，还得换算成钱数，一点一点相加。比如说，有人交代某年某月某日吃了谁家的“请”，白面饼、炒鸡蛋，还有鱼肉、蔬菜、酒茶等一顿该核算出多少钱。那几天我预备的大珠算盘子发挥了作用，整天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因为他们交代的几乎没有什么大宗的事，都是这些多吃多拿的小事。我也常去他们那看看，慢慢地发现了奥秘。他们站在圈里没法活动，时间长了很累，所以，有人不时地提出要请假上厕所，逃避一会儿惩罚；可是不能总说要上厕所呀，于是，就有人举手报告，说想出了问题要交代，这样就又可以出圈活动活动筋骨了，可是，哪有那么多问题要交代?他们也动了脑子，不知谁先开的头，总是交代多吃多占的事，一顿饭能吃出多少钱的问题?满打满算也就是三四角钱吧。当干部的这种事多了，交代了也不是大问题，随便说呗，瞎编都可以，谁去核实查证啊!说到核实查证，我还真接到一个大任务。我们蹲点的大队工作队员来县里向张客老师汇报，说某小队的会计被“整”出上万元的问题，这可是大收获，说者很兴奋。张客老师和朱指导员一商量，派我回去查证核实。我去了该小队，先面见了这位会计，询问考察了他的真伪言辞和表现，又看了他交代的钱款物核算数额明细材料，感到明显有假，有些都违反常识。我也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谁都不信，说那小子想出风头，胡说瞎编的，有点贪便宜的事可能，一个小队会计哪来的那么大的数啊。等再找他核实，他知道利害关系了，说了实话，全得推翻重新核实。我们当时管这个叫“肥皂泡”，一吹就破。不光我们队，其他公社大队也时有发生。我回县向张客老师汇报后，他认为，也不相信那会是事实。

“四清”工作在紧张进行，元旦也不放假，县工作队组织了文艺演出，宣传“四清”工作方面的事。我们学院师生也有节目参加。已留校当老师的马精武编导了夫妻二人唱故事节目。演妻子的是表演系的女同学，演丈夫的居然选中了我。我也没细问就服从了，可能是形象有点老农的味道?我们的唱腔用的是地方戏曲调，似山西梆子，声高音烈，很有气势，我们现学现唱，有点像喊叫，但是因为有“土”味，农民喜欢。至于讲的是什么故事，唱的什么词都记不清了。快过春节时，工作队放假回城，因为农村乡亲们忙累一年了，全靠这个阴历年放松放松，缓解一下全年的疲劳。

我们学院来搞“四清”的师生，在县城集结后一同回北京。我们回到校园里，忽然感到气氛不对劲儿，往日的琴声、歌声、笑语声没了，人们走路很安静，很少有人大声说话……没下乡的教职员工和同学都怎么啦?我们导演系首先知道了缘由：我们的系主任田风老师去世了，是扛不住文艺整风的政治斗争压力而自杀身亡的。凡是和田风老师有过亲密接触的人，无不感伤叹惜，控制不住的会忍声而泣，大家心里都有个问号：为什么?田风老师对我是有恩惠的，是他把我引进了电影学院的大门。沈阳的1959年的考试，我虽然没考成，没能进入他任主任教授的导59班；可他站在马路上对我的一席话，使我坚定了信心，相信了自我，第二年(1960年)来北京再考，并考取成功。我后来常说：引我入门者是田风老师；收我进门者是干学伟老师；送我出门者是张客老师。这个“门”是指北京电影学院校府的大门，也可以隐喻是电影艺术之门。3位教授都是我的至亲、至爱、至尊的恩师。

田风老师不仅作为系主任指导过我们班的教学，也亲自给我们授了一年的课。那是在我们升入三年级的时候，干学伟老师因拍摄《小二黑结婚》电影，离开了学院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田风老师主要给我们讲授的是场面调度课、戏剧排演课，并指导学生排演了几个戏剧片断。田风老师爱“才”如命出了名。他对有才华的学生倍加挚爱，对努力奋进的学生倍加推崇；而对懒惰懈怠不求进取的现象会给予痛斥，严厉批评。他只身一人住在北京，家属尚留在大连未迁来，因此他的家成了学生们常去聚会的地方，课堂上没谈得意尽的话题继续研究探讨，几乎不顾忌时段和时间。所以，我揣想，他被“文艺整风”之箭射中，原因在此。后来慢慢听到议论，说导59班出现了“反党小集团”，出现了反动学生，总后台是田风。当然，后来核查证实，都是“莫须有”，或牵强附会的“上纲”、“上线”。当然，若干年后给田风老师恢复了名誉，补办了隆重的追悼会；还为他出版了一本多位朋友和学生怀念他写的文章辑成书。大家很痛惜，也很感叹：一个酷爱戏剧、电影教育事业的老共产党员；爱“才”如命，视学生如弟子，备受学生拥戴的老教授；把“桃李满天下”作为人生追求的好老师，怎么就能一时糊涂，那么随随便便地走了呢?我翻阅了那本书，了解了田风老师一生的业绩和口碑，也知道了一些让他无法摆脱的导59班政治风波内幕。得出了我的一个见解：这既是大环境下的政治斗争误伤，也是田风老师爱“才”如命的性格悲剧。按理说，导59班都是他精选的得意门生，可他就是被这个班里的学生卷进了“文艺整风”的漩涡。一个是被打成“反动学生”的郭宝昌，那是他的至爱才子(郭宝昌被平反昭雪后显露才华，其编导的代表作品3部上百多集，包括电视剧《大宅门》)；另一个是检举揭发的所谓“告密者”，可能是政治敏感或“左”倾，都出在这个班。

过春节，师生都回了自己的家，我因家境不允许留在了学校里。春节最热闹的那几天我是在表哥表姐家度过的。张客老师知道了我的情况，派我先返回阳高县蹲点大队，一是为了稳定人心，二是可以提前做些群众工作。我回村后，照样是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政策，挨家挨户地去老乡家吃“派饭”(由村妇女主任安排，在贫下中农家一日一户吃饭)过年是农村大事、喜庆事，除了休息，也要改善一下伙食。按当地习俗家家都吃“油糕”、莜麦面做的“鱼儿”、“饸饹”一类的醋、蒜凉拌的或是汤面式的主食。也有少量的热菜了，比如说炒鸡蛋、炒蔬菜。我开始不好意思吃，感到有点太“奢华”了。老乡劝吃，说：“俺们这过年都吃这个，没有别的吃……”我也只好吃，临走多给钱，人家也不要，后来吃了几天，果然家家如此，少有变化。我等于过了一个月的“年”，吃了一个月的“油糕”、“莜麦面”。

大队人马回阳高县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可是，我们毕业班要再工作下去就没时间筹备和拍摄毕业影片作业了，所以，提前被调回学院。

我参加了两次“四清”工作。当时感到很神圣，也很严峻，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健康发展的大事情，肩负重担，只能积极认真参与，不允许消极懈怠。可是，对工作中有些事情的做法看不懂，比如说“人人过关”挨个儿审查，甚至还采取了一些“逼供信”的恶劣做法。另外，上级向下级层层要“成绩”，好像谁整治出来的数额大，人数多，谁就是“英雄”、“模范”，谁就是对“四清”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冤假错案肯定不少，还得事后一一平反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是，反倒减轻或者包庇了真正搞“四不清”的人，使他们在鱼龙混杂中溜之大吉。农村干部中的确有“四不清”问题，有的人、有的地方还很严重。我们搞“四清”的人曾交换过意见，说，到村里去找党支书或大队长，不用打听，看谁家的房子大，整得挺像样的就是。我去过我们大队书记的家，的确如此，印象深刻的是一进正屋门，迎面就看见一幅财神爷的画像，“招财进宝”几个大字很醒目，“像”前的供桌上还有香炉、供碗、蜡台等祭祀用具。可是，我们在北京密云县搞“四清”时，老乡们连买灶王爷画像都得偷偷摸摸的。卖灶王爷画的贩子把大宗货物藏在村口某个暗处，每次拿出几张，一个个卷成卷，藏在衣服袖筒里，然后进村挨家挨户偷着卖，生怕让工作队抓住，那可是搞封建迷信活动啊!令人费解的是，山西阳高县的党支部书记家还供着财神爷。因为我们提前回城，这位书记后来到底有没有“四不清”问题?问题多大?我们都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