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显至隐的影响

诗文：由显至隐的影响

闻一多在笃信基督教的时候，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基督教意象和典故。其中诗作名称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有《末日》、《秋之末日》、《忏悔》和《祈祷》等。另外，“上帝”、“绮甸之乐园”、“地狱”、“祈祷”、“天堂”、“安琪儿”、“地狱”、“主呀”等词汇屡见不鲜。其中，上帝这个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达到十几次之多。

1922年12月，闻一多曾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指出郭沫若的《女神》有“过于欧化的毛病”，一是内容，“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二是语言，夹用了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连用典也是西方的多”。对于闻一多诗歌中的这一现象，苏联汉学家B.T.苏霍鲁科夫认为，“看来只有一点不仅丝毫未能丰富闻一多的诗，反而在艺术上明显有损于它”。^[21]苏霍鲁科夫所说的不无道理，但他只是从技巧的层面来看，并没有从思想内容来考虑。如果了解闻一多的基督教背景的话，他或许会认为这一切源于闻一多的宗教信仰，并非仅仅是对西方意象的生搬硬套。

除此之外，闻一多在1922年4月写过一首典型的祈祷诗——《初夏一夜底印象》：“上帝啊！眼看着宇宙糟蹋到这样，可也有些寒心吗?仁慈的上帝哟！”生灵涂炭，除了祈祷上帝能够垂怜之外，他所能做的又有什么呢?这时，他的心中已经埋下了背离基督教的种子。

宗教信仰转变之后，闻一多诗歌中基督教词汇、意象和典故出现的概率明显降低，但是却集中体现在为数不多的几首诗歌里面，如《南海之神》和《祈祷》等。

相对于《初夏一夜底印象》，《祈祷》中的祈祷意味更加浓厚。这首诗采用间接的祈祷方式，激赏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诗中，诗人不断重复使用排比式的祷告词，使人完全沉浸在与外界绝缘的境界，进入“自我深化”的心态。

1923年秋至1924年夏，闻一多突然从报纸上得知孙中山病逝，立即发电查询得知是误传，但他仍然写下了《南海之神》，后来孙中山逝世之后，发表在1925年10月15日的《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他将孙中山比喻为南海之神，是上帝的使者、耶稣的化身。在第三节中，诗人代表被神庇佑的苍生忏悔：“仁爱的牧者啊！我们是亡告的羊群，豺狼当道，请你保护我们的生命！”“伟大的神！仁爱的神！勇武的神啊！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礼拜你！”其中有“你载着痛苦如同载着荣华一般——荆棘之冠在你头上变成了璀璨的玉冕”的诗句，“荆棘之冠”典出耶稣之死。此类典故在诗中俯拾皆是。

早在1921年，闻一多曾在《清华学生周刊》发表《节译阿诺底〈纳克培小会堂〉Rugby chapel by Matthew Arnold》。这首诗是阿诺德为去世的父亲而写的，诗中阿诺德将父亲比喻为上帝，其中的构思和情感与《南海之神》非常神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曾经在1929年6月1日，在武昌各界公祭孙中山的典礼上颂读了一篇自己撰写的祭文。同样是祭奠和缅怀，一个西化，一个中式，一个源自基督教，一个则是继承了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二者都相映成趣。采用何种方式祭奠是次要的，但《南海之神》的背后更多地反映出闻一多对基督教难以舍弃，哪怕此前刚刚宣称自己“失了基督教的信仰”。

闻一多的祈祷诗，从《初夏一夜底印象》，到《祈祷》，再到《南海之神》，其中的基督教意蕴更加深沉浓郁，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朱维之认为：“《旧约》中关于其国家民族繁荣的祷词非常之多，因为古代希伯来人底民族意识极强，同时又介於大国之间，外祸频仍，更使他们时刻不忘祈求本国底繁荣，侵略者底覆亡。”^[22]而中华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另一方面，这源于闻一多的基督教信仰，当自己的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时，祈祷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自然成为一个基督教徒的首选。

饶有趣味的是，1928年，闻一多出版诗集《死水》，将《洗衣歌》做了比较大的修改。除了分节和次序的调整之外，将一个诗行作了修改。“‘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的下面一句，他改为‘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接下去说：‘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耶苏的爸爸是做木匠出身，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就使这个诗段思想更深刻，成为浑然一体。”^[23]闻一多对耶稣这一典故的运用，一方面是出于艺术上的努力探索，另一方面也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关键所在。不管闻一多声称自己信仰与否，对耶稣的感情仍然会在他的内心深处涌动，并且时时泛起一层涟漪。

在后期的文章中，闻一多也对宗教着墨不少。1944年，他写了《从宗教论中西风格》，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对基督教的思考。他认为，一种健全的民族精神必然与宗教精神分不开，而中华民族的衰败正是在于缺乏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没有宗教的形式不要紧。只要有产生宗教的那股永不屈服，永远向上追求的精神，换言之，就是那铁的生命意志，有了这个，任凭你向宗教以外任何方向发展都好。”另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他认为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对中国文学造成了第一次冲击，而第二次就是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

这时的闻一多全面肯定西方的宗教文化，肯定其宗教精神培育出的爱国思想、恋爱哲学和科学精神，以及永不认输，永不屈服的人格精神。他的初衷是希望借着宗教鼓励国人向上追求、永不屈服，但是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些走极端，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