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道南”而“武夷”至“中原”

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时期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据经济史学家研究，“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文化思想是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也必然南移，并改变和提高其形态。

西汉时定儒家于一尊。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当时又产生道教。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佛教中国化，道教在与佛教论争中成为强大的宗教派别。儒、佛、道三教由此鼎立，而佛、道有压倒儒学之势。当时，朝廷大都崇奉佛、道，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大都出入佛、道，中国有跟印度一样成为佛教国家的趋势。

首先看出中华主体文化意识儒学到了危亡关头的是隋唐韩愈。他激烈排佛，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接着是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提出理学（新儒学）。他们分别创立的濂、洛、关等理学派别均在北方。刚刚在北方形成的旨在复兴中华主体文化意识儒学的理学，随着金人灭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代替北宋的金朝文化较为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唯一的出路是把当时在北宋刚刚形成的以理学为核心是中华文化重心转移至南方。当时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地气”即指国家的文化重心。

在这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到河南拜“二程”为师，“程门立雪”。学成归闽时，程颢目送之说：“吾道南矣！”他们“载道南归”，三传而之大成，创立闽学——武夷文化的核心，建立起完整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国家文化重心。南宋大理学家张栻说：“当今道在武夷。”说的就是国家的文化重心由北方的中原一带移到南方的武夷山一带。南宋的首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至此实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到了南宋末年，特别是到了元朝，朱子学由南至北而全国，以及日、韩等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一国际性的、极其深刻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以游酢、杨时等“道南”为源头活水的。清代著名学者张伯行深刻指出：“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于地会……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道之所谓流动而充满、弥沦而布濩者，于是乎统贯于‘载道’之人矣。”

对于游酢、杨时这一伟大功绩，南宋末年的理宗皇帝已有认识，他说：“皇天眷命，泰运南旋。祈我邦国，亿万斯年。伟哉圣道，先载南传。允矣君子，德业精专。春光融融，秋月娟娟。泰山之峻，河海之渊。先生风教，丽日中天。四方其训，朕有赖焉。”游酢、杨时等把新儒学（理学）移植到南方，使其有继续发展的契机。清人蒋坦说：“周敦颐理学之教得“二程”而益盛，闽福清王苹、将乐陈渊陈瓘、崇安游醇游酢皆从“二程”受业。濂、洛之教入闽亦由此而盛。”

明人刘童赞游酢说：“挺生哲人，春煦秋励。学宗伊洛，中立狂逝。崛起东南，诸儒斯继。豸山巍巍，道统攸系……师事伊洛，道传南闽。泽沾天下，足觉斯文。”

游酢、杨时等人把新儒学移植到南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大转机，开辟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未来。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以至东亚近古的文化昌盛，应该是由他们首先奠基的。

对于上述中国文化的演变，历代学者有所评论，一般视朱熹为孔子后之第一人。明大理学家陈献章《古诗教解》说：“元气塞天地，万古常周流。闽浙今洛阳，吾邦亦邹鲁。”厦门金榜山有陈献章“海滨邹鲁”墨迹石刻。金门朱子祠有今人徐世英“海滨邹鲁”墨迹匾额。清张伯行在为明朱衡《道南原委·序》中还谓“伊洛武夷”。近人蔡尚思书匾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由此可以综合为“武夷中原”。近年，笔者等基于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间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的中原转移到南方的武夷山一带，提出“武夷文化”说。武夷文化所表述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为核心的两宋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为国家的文化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