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州至安东之南道—燕郡

隋唐时由辽西“营州至安东”之南道，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参证隋、唐二史和有关碑志等材料，可知这条南道是由营州东南陆行，经大凌河下游的“燕郡”“汝罗城”，绕行“辽泽”之南，再经古“辽队县”，去往“安东都护府”（今辽阳）的古道。以其交通路线经行地名为序，可称为“燕郡、汝罗、辽队”道。

传世的“唐左监门大将军樊兴碑”记载：“公讳兴，字积庆，安陆人也。……（贞观）十九年，銮舆东指，袭行辽隧。”^[14]其碑文所指应即渡“辽泽”而至辽东郡“辽队县”的汉魏古之“南道”。在汉魏时为由“交黎”过辽泽，趋向“辽队”和“安市”“平郭”古道。其中过“辽泽”所经的汉代“辽队”是“南道”重要坐标。

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记：“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其建安城，正是汉“平郭”（今盖州）之北今青石关山城。

唐贞元年间，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在《道里记》中，也明确记载这条唐代由辽西“营州”渡辽水东行“安东都护府”的南道：

唐营州至安东陆路三道示意图

“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 ^[15]

上述史籍中所指的由“营州”东经“燕郡”“汝罗”，至“安东都护府”（汉襄平），南至“辽队”“建安”故城的陆路交通，是为唐代东征时的“南道”。确定这条陆路道为营州至安东之南道的重要的交通地理坐标，是这条交通线上的如下交通要镇即“燕郡”、“汝罗”和“辽队”“建安”诸城的地理位置。此分记如下。

（一）燕郡城

燕郡在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在唐代“燕州辽西郡”以南。《太平寰宇记》“燕州”条：“（燕州）今理辽西县，……乃燕郡之北，炀帝大业八年（612），为置辽西郡，并辽西、怀远、泸河三县以统之。”^[16]

此条之唐代“燕州辽西县”，至辽代继续设为“辽西州”。据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辽代辽西州应在“显州西五十里”“宜州南六十里” ^[17]。经考古调查，辽代“显州”在今北镇庙前古城；“宜州”为今辽西义县城。以如上二州为基本坐标，可审定隋、唐之“燕州”（辽西县）即辽代之“辽西州”,应置于今大凌河下游东岸义县以南、北镇以西的王民屯一带。近代于王民屯曾出土一方金代的“辽西镇”石碑，进一步确证了隋唐之“燕州辽西郡（县）”，应即辽代“辽西州”和金代“辽西镇”，同应在今义县东南大凌河下游的王民屯之地。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21°20′、北纬41°25′。其前身应是前燕时慕容廆创立的大凌河下游的“燕郡”。

唐代“燕州辽西郡”确定在今义县王民屯一带以后，以《太平寰宇记》所载（唐）辽西郡“乃燕郡之北”的方位看，唐代辽西交通重镇“燕郡”城，其相对位置应在王民屯稍南。参据唐贾耽《道里记》说，“营州（今朝阳）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则可将唐代“燕郡”置于今义县南大凌河下游七里河镇一带。考今义县七里河镇东北“开州城”村，有辽代“海北州开义县”古城遗址，七里河一带又多次有汉至隋唐文物出土。其开州城西北距朝阳为80多公里，折合《唐书》中记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于方位和道里亦基本相合。另外，辽代“海北州”之地，古今素为大凌河下游交通孔道。唐末五代时，晋少帝重贵为契丹北掳，即曾由“锦州”，经“海北州”，由南道东渡大凌河与辽河，过“十三山”后、东至“海州” ^[18]（今辽宁海城）。所以综合考察，初定唐代由“营州”东行南道首镇之“燕郡城”，置于义县七里河镇的辽代“海北州”，即今义县“开州城”村故城。这适与隋唐、五代和其后辽金时期的三道交通地理方向吻合。

（二）汝罗城

汝罗地名在史籍中始见于北魏以前。唐代设为“汝罗守捉城”，亦为辽西交通和军事镇城之一。前以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渝水（大凌河下游）又东南，迳一故城东，俗曰女（汝）罗城。”^[19]

郦注说明至少在北魏时期，今辽西大凌河下游西岸已有“女（汝）罗”城。其后在唐贾耽《郡国县道记》中亦有明确记载：“炀帝（大业）八年为置辽西郡，以突地稽为太守，理营州东二百里汝罗城。”^[20]可知唐之汝罗城是继承魏晋而设的“守捉”城。

贾耽《郡国县道记》的著录，以当世人记当代史事，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他既明确记载汝罗城在“营州东二百里”，如与前条“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比较，汝罗故城更应在“燕郡”以东约二十唐里的大凌河西岸。这一方位与里距，可把唐代辽西之“汝罗故城”推定在今辽宁义县南开州城村以东大凌河西岸的老君堡一带。义县老君堡一带，早在战国时即有人聚居。《东北通史》曾记此地文曰：“观老君堡大凌河岸，早年出土有数座战国初至汉代的‘明刀’钱和‘安阳币’。足证这一带早在燕秦时，也有人聚邑……”^[21]这条由辽西东渡大凌河，进入辽河下游的“辽泽”，再通向辽东的陆路孔道，在隋唐两代即称为营州之东的“燕郡—汝罗道”。而“汝罗城”可置于大凌河下游义县老君堡。

上述这条经由“营州—燕郡—汝罗”，东渡大凌河下游和“辽泽”，往趋辽东城的故道，从历史上看，应是前章记述的汉魏时由辽西“柳城—昌黎—辽队”至辽东“襄平”的古道。这条古道中渡大凌河下游，绕辽泽之南，先抵“辽队”城，而后再东北趋“襄平”，正是当年魏司马懿、毌丘俭兵发辽东的“南道”。因为此道需绕道辽泽之南曲行至襄平，故从营州（今朝阳）东至辽阳全程约七百里。宋曾公亮在其军事地理著作《武经总要》中记载：“按《皇华四达记》，营州东百八十里，凡九递至燕郡城。自燕郡东经汝罗守捉，渡辽州（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今以契丹地图校，至东京五百二十里。”^[22]

盖州青石岭山城（建安城）山上石墙

从《武经总要》引据的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皇华四达记》来看，这条“南道”应是隋唐至宋辽时的东北南部干线之一。审定从“燕郡”东至“安东都护府”共十七驿，凡“五百二十里”的里距看，唐代每驿距约合三十余里，恰与《旧唐书·百官志》记载驿传“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的著录相合。证明了当时这条辽东陆路之“南道”，实为唐代东北地区南部“营州”至“安东”境内的标准驿道。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宋人曾公亮以“契丹地图校”“燕郡至东京五百二十里”，加上贾耽所记由“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的里程，从“营州”东至“安东”合计恰为七百里。这与后代《明一统志》及清初《朝鲜八道记》中记载的由今朝阳（古营州）经义县、广宁、南盘山、高平、沙岭、牛庄，然后东北至辽阳七百里的干道，古今道里恰好勘合。它进一步证明，这条自汉魏隋唐以来的辽东“南道”，尽管古往今来历代建置多变，但在交通地理上并无大的变异。它保持着历久千年不衰的相对稳定性，由此形成了这条东西横向的陆路干线，使其在古代东北南部交通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延至明、清两代。

（三）辽队县与建安城

这两处交通故城，均是唐代继承了汉晋时代的东征名城旧称。前者“辽队”，在辽河下游今海城西下夹河卢屯古城，地处“辽泽”之险；后者“建安城”在今盖州境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