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辩证便由家而爱国

四、懂辩证便由家而爱国

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既有某种相同或相似之处，更有着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例如，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是将“天、地、人、时”合四维为一絷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而以之为指导来观察、研究、分析事物变化规律的。一维是线，二维成面，三维构成立体事物，加上时空变化观念，就是四维立体变化着的哲学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哲学根源，它比西方哲学的线性思维方法要科学得多。也只有这样的思想方法，才是真正的辩证思维思想方法。

我们在介绍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卦画传承载体中，就曾详细地分析并指出每一个卦画都包含有：天道阴阳，地道阴阳，人道阴阳，内因具体条件，外因具体情况，以内因为主体，以外因为条件，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产生变化的全部时间过程与每一个具体时段的具体条件分析。同时，又始终将这一事物变化过程视为一元事物的总体，在文字表述方面同样是如此。如论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就始终与天道、地道、阴阳相感紧密联系：“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义有所错”指的就是男女互爱，夫妻互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阴阳相感，上下相交，其志和同，互为依存的伦理道德规范。

《易》经中的这些话，不仅将人类的产生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自然性阴阳互依关系一语道破其机，而且也对家和国之间的关系，依据历史、唯物、伦理、道德、教育等多方面的辩证关系，而进行了准确的论述。对此，我们不妨稍加分析。其一，指出了家庭是由男女异性相引、相爱为基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而形成的一种基本社会生活组织形式；而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则正是在家庭组织出现后才有的。因此，国家组织正是家庭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的一种扩大性社会延伸，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辩证论述。当今世界，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历史研究中，充分证明了《易》经关于家与国之间的历史渊源的科学论断：没有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便不会产生社会财富私有制度，而没有私有制度的产生，便不会出现由此而引发的掠夺财物的战争，并由此而导致氏族联合为部落，最终又由部落兼并而形成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其二，《易》经又以阴阳辩证统一的观点，指出了国与家的关系，亦同男与女、夫与妇、父与子、君与臣、上与下的关系一样，是阴阳异性相引、互感互动、互为依存、互为己根，而又互为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两者之间，一方代表公利，一方代表私利，只有相异才互为依存，只有相反才能相成。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失根而不能独立存在了。因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与阳，任何一方失去其赖以存在的根本，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正因为有了以上的辩证思想理论为指导，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是立国之本。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民为邦本，本因邦宁”的道理。而对于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来说，则国又是家赖以存在、得以安居乐业的根本性保障。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明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之难保，何以为家”之理，由此而将为国尽忠作为人生操守之大节对待。其三，依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而言，举凡阴阳互依的双方，其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相互的。所以，在“国”与“家”的关系处理上，就是要求治国者要爱民，治家者要爱国，这就是哲理上的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为己根的体现。因此，轩辕黄帝就说：“吾畏天，爱地，亲民”，“尤为爱民，与天同道”。帝喾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周文王曾问吕望何为“国之大务”？吕望告诉周文王：“爱民而已”。对于如何爱民，吕望总结说，“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4]。

执政治国者爱民，以民为本，人民便爱国，以国为根。中国人自古以忠、孝为贤，教人入家事父母而尽孝，出门报国而尽忠。如赵武言：“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5]。公孙侨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6]。马融曰：“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不思报国，岂忠也哉”？^[7]说到底，爱国思想正是平等、博爱、民主思想的一部分。假如执政治国者不爱民，不保护一家一户的人民利益，则民也就不会爱国，对治国者而言，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之所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古及今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强敌的入侵，能够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地卫国，就是他们由于热爱自己的家园之所致，就是由古老的中国道理哺育之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