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1876—1951），近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现在的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40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

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在旧中国，南开作为私立学校，办学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它不同于国立学校，也不同于教会学校，一切经费来源都有赖于私人捐赠。从经费筹措、校址选择、校舍兴建、设备购置，无一不经过张伯苓的精心筹划，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时代，办学经费奇缺，处境十分困难。尤其在筹办大学时，屡遭挫折，学校有时因经费无着落，不得不暂时停课。张伯苓惨淡经营，本着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精神，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使南开不但维持下来，并且逐年都有发展。尽管他在筹措经费上时遭碰壁，但从不灰心。曾自喻“不倒翁”，谓“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他还时常说：“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左右两眼被蒙着，只许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甚至每棵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这番话反映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形象地描述出他内心的矛盾和苦恼。

张伯苓一生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凡属公款、公物一丝不取。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欢迎师生查看。

他不辞辛苦为学校兴建校舍种花植木，把荒僻的八里台，打扮成天津郊外的风景区。兴建舒适合用的半西式房屋作为教职员的住宅，但却没有计划用学校的经费替自己建一所“校长公寓”，而是住在毗郊贫民住宅区，被人称之为“贫民窟”。小院方丈，仅有简陋的坐北朝南平房数间，左侧靠大门处，加盖一排厅房，右侧加盖两间厢房，勉强凑成一个三合院。室内外清洁整齐，陈设十分简朴。

张学良到天津拜访张伯苓时，他所乘的汽车和随从，在张伯苓住宅附近的一条泥巴路面上转来转去，却找不到张伯苓家的住处。原来张学良久仰南开校长的声望，怎么也想不到那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便是张伯苓的“公馆”。

张伯苓出门，起初学校还备有“洋车”，方便外出洽谈、办事，但他不主张专用，任何同仁均可使用。每次公干到北平，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馆”。店费每日一元，他每次都带上一盒臭虫药，一包茶叶。北京旅馆的臭虫很多，臭虫药是必需的防护用品，这一包茶叶就算是他唯一的奢侈品了。

有一次，张伯苓在北京开会是从旅馆步行去的。散会时大门口的警卫人员问每个人的汽车号码，张伯苓被问及汽车号码时，便随口答道：“十一号”，警卫人员追寻，找不到“十一号”车，他笑着说：“我是两条腿的十一号。”一时被人们传为美谈。

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学校，长达半个世纪，筹款何止千万，但他把自己的工薪降到比一般教授还低的水平，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去世后，其夫人即过着较清苦的生活。有鉴于此，周总理曾送她500元人民币。这在贪污成风、贿赂盛行的旧中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