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爱国实业家的追求

刘鸿生是一位爱国的有作为的有成就的民族资本家，浙江定海人。早年在开滦煤矿公司任经纪人。从1920年起，陆续在国内开设中华码头公司、中华煤气公司、上海章华毛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在上海病逝。

1949年10月，他从香港回到上海。他亲眼看到共产党“空手”打下了上海，又很快解决了长久以来国民党无法解决的“二白一黑”（即米、棉、煤）问题，内心颇有感触。尽管，当时他对大局的看法，仍然还是动摇的。但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人民政府也不曾亏待他。活生生的事实，切身的感受，实实在在地教育了刘鸿生先生。

他的儿子刘念信一直在国外生活学习，对国内真实的情况了解甚少，再加上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恶意攻击和实际情况的歪曲，儿子有一些顾虑，没有打算回国工作，想继续留在国外。1950年年初，刘念信给父亲写信，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刘鸿生先生看后，百感交集。

他对儿子轻信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华宣传很生气，但儿子远在美国，也鞭长莫及，不能当面教导他。于是，在收到儿子的信后没几天，1950年3月28日，他给远在美国的儿子刘念信写了一封信。感情虽然甚为激动，但还是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亲眼见闻，摆事实，讲道理，殷切地希望并极力动员儿子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在信中说：“接汝二十日来信，借悉汝畏惧国内思想不自由，以为逗留外国比较妥善，此系重视个人本位主义兼受国际歪曲宣传之影响，遂致真相不明。照余观察，汝目下思想所以一时不易改变者，实由于下列三点：第一，汝出国太早，在美无年长者之商量，凡事全凭自己个人意见处理，渐至对父兄之劝导亦生怀疑。第二，汝两次返国，适在抗战未了及时代改变之际，工商业不振，寻事困难，致感失望。第三，汝留美日久，受美国宣传之影响，小见已深，一时不易改变。未识汝意如何。

“余当就自由问题一谈，供汝考虑。须知沪港两埠之发达，全由于欧、美人占据后靠不平等条约之保护，享受种种特别权利，兼以中国官吏贪污无能，人民知识浅薄，无世界眼光，但求舒适享乐，造成港沪两埠之畸形繁荣。对于国内之普遍穷困，民生憔悴，漠不关心，此乃无可否认之事实，谅汝亦甚明了。但究其实际，则所谓自由，完全虚假。

“先以上海论，在租界内高等华人，其言论行动亦受外国巡捕之管制，仅身受者在自觉耳。余生长租界内，对于丧失自由，初亦未觉。迨一九二七年游历欧美，见彼邦公园人人可以入内游览，反顾上海租界内之公园，却高挂‘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之告示，始恍然于欧美人对待华人之不合理。而国人留居香港，虽嫖、赌、吃、喝，无不自由，但若经营正当事业，如国际贸易之轮船公司等，其董事长或总经理非英国人或其他国籍人士不可，虽较美国自由，但法庭上所援用之英国法律，暗中包庇坏人，以达其繁荣香港之目的。故目下华人以香港为安乐窝，实与余未出国前不觉丧失自由之同样可怜也。

“余返沪已五月有余，眼见上海解放后与前大不相同。共产党办事谨慎小心，处处着重实际，务求彻底明了，不贪污、不徇情，人民不得隐瞒，不敢犯法，故除逃税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并不觉得所谓‘不自由’。

“若汝以上述各点为然，肯改变观念，毅然返国，为生产事业服务，余当负责在西北之私营或公私合营企业中，觅一适当位置。汝在美曾至毛毯厂试验毛样，必可大展所长，则有厚望焉。

“本月二十五日《美国之音》广播，谓余因逃避公债出走，中途被获等情。此种消息完全虚伪，可见国际宣传不尽可靠。”这封信，刘鸿生先生一直没有向别人公开过。在1956年逝世前，他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才拿出来，作为记者采访发表的《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一文的序幕。

刘鸿生先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工商业者。他写给儿子的信，没有简单地训斥儿子，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合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旧中国人民受屈辱的历史，新中国和旧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来耐心说服儿子。在他的劝导和动员下，他的儿子没有辜负他的殷切希望，终于回到了祖国，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来。

刘鸿生先生不仅在平时注意教育自己的儿子，在逝世之前，1956年还给四儿子写了一封信，教导儿子要自爱，要爱国，这封信成为他的遗嘱。

在信中他说：“四儿，你从国外回来后，一直跟在我的身边，你应该最了解我。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我可以安心地离开你们了！我死后，你要告诉你的兄弟妹子，包括异母弟弟，就说是我说的，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刘鸿生先生的爱国之情，在上海的工商业界，甚至在全国的工商业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儿女们，遵照父亲的遗嘱，自重、自尊、自爱、自强不息，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