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官求学由德而法

蔡元培决定再度到德国学习。一位刚卸任的教育总长，年龄已经四十六岁，有这样的抱负和精神，求之当世，恐无第二人。

他于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离京，在上海小作停留，以在野之身参与一些活动。他曾出席世界语学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发表演说。元培提倡世界语，早在德国读书的时候，曾经学习过世界语文法书。在北京教育部，曾在专门教育司设置世界语传习所；所拟学校章程，规定外国语学校设世界语科，师范学校以世界语为随意科。对于孙仲董在上海组织的世界语学会，他始终予以支持。在这次会上演说，他认为世界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最相宜，中国应将世界语作为辅助语，他主张设置世界语藏书楼，并办一兼设文理二科的私立大学，用世界语教学。⁽¹⁾九月三日他参加了中国公学的开学典礼，在讲话中说：“未光复以前，全国学风以破坏为目的，当时鄙人对于此旨亦颇赞成。现在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唯一之怀想。”⁽²⁾他的办学思想到此有所改变。但他没有料到革命后多年的政治混乱造成他所谓以建设为目的的学风并不可能实现，而形成了读书与救国的强烈矛盾。

这段时期，蔡元培参与了有关保卫人权的政治性活动。辛亥武昌首义党人张振武和方维由武昌到北京，与袁世凯讨论调查蒙古边务问题。八月十一日甫到，黎元洪即电袁世凯，指二人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请袁立予正法。十五日，袁世凯下令逮捕，即予枪杀。舆论哗然。在此之前，孙中山已决定偕黄兴北上和袁世凯会晤。此事发生，同盟会许多人反对孙、黄北上晤袁，元培是其中之一。最后决定孙仍北上，黄则缓行。元培又与吴稚晖等共十七人通电责问袁、黎，并发起组织法律维持会。法律维持会于二十日开会，到会千余人，抗议袁、黎暴行，并举元培为会长。⁽³⁾接着，又发生了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在汉口被黎元洪下令逮捕的事。中国社会党二十三日在上海开会，表示抗议，元培应邀到会，他在讲话中指此事“与满清时代之拘捕革命党如出一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⁴⁾。紧接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一些小党派加入，元培在二十五日举行的成立大会上被推为理事长。实际由宋教仁代理。

九月，元培启程赴德国。偕眷属同行，计有夫人黄仲玉（时为上海共和女学校长），长女威廉，三子柏龄。顾孟余夫妇同去，顾任元培秘书。元培到德国后，于十一月一日再入莱比锡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作研究工作。⁽⁵⁾至一九一三年四月因宋教仁案返国，此次在德为时不及半年，听课三门，一门为欧洲史，两门属美学及艺术课程。⁽⁶⁾

元培在德期间，前《苏报》主人陈范于一月十六日病逝上海。苏报案后，陈范财产均遭没收，他在日本过了九年流亡生活，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晚境凄凉，衣食不能自给。陈死后，吴稚晖发起函请政府授勋陈范，并抚恤家属。函稿由元培领衔，章士钊与孙毓筠同具名。⁽⁷⁾

元培写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在《民德报》发表，这年四月一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九卷第十号转载。这篇文章提出了世界观的重要意义，认为“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观，决无所容喙于人生观”。文章指出：“进化史所以诏示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人生的最大鹄的是：“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为达此大鹄的，则有无量之小鹄的。通常状态是大小鹄的并行不悖，如两者相违，就应“绌小以申大”。这样，“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⁸⁾。此文多引古人之说，作了新的阐释。

宋案的发生，把蔡元培从德国召回到多灾多难的中国。力倡责任内阁的宋教仁，以限制总统权力，遭袁世凯忌恨，于三月二十日在上海车站被袁派人刺杀，二十二日身死。全国大愤。孙中山于二十五日急忙从日本回到上海，于时责袁之声大起，而国民党内主战与主诉诸法律者相持不下。收买杀宋凶手之应夔丞及正凶武士英相继被捕，江苏都督程德全被迫公布所查获的宋案证据，真相大白，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和袁世凯本人实为主谋。国民党讨袁的决心尚不能定，而袁世凯一面出卖国家主权，向五国银行团签订大借款协议，以作财力准备，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南下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用武力统一南北。及至六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先后下令免国民党籍江西、广东、安徽三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职，李烈钧赴沪与孙中山等会商讨袁事宜，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举兵讨袁，“二次革命”发动。

宋案爆发之初，蔡元培奉孙中山之召返国，⁽⁹⁾与汪精卫偕行，六月二日返抵上海，途经大连，与弟元坚相晤。北京《时报》于十日发表《蔡元培回国之一夕话》（上海《时事新报》亦载）一文，记蔡氏兄弟对话，举出几个问题，竟谓元培赞成袁世凯向外国借款，不以国民党反对借款为然；又称元培现在也反对政党内阁；还说元培自称回国之目的在劝说孙、黄。元培于十二日《民立报》发表《对于〈时报〉及〈时事新报〉一夕话之更正》，指出“其中大半失实”，借款问题和政党内阁，他都未曾那么说。至于劝说孙、黄之事，元培更正中没有提及。此话有含混处，武力讨袁与否，孙中山与黄兴意见本不相同，这劝说是劝说什么？如果意指不主张武力讨袁，则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前，元培确曾参与了南北调解的事。如他在口述《传略》中所说：“奔走调停，亦无效果，率有赣宁之战。”⁽¹⁰⁾其时，著名立宪派人物张謇（季直）是参与调解最力的人，旧官僚岑春煊（西林）亦活动甚力，国民党人中，谭人凤、王芝祥、汪精卫等都积极进行调解。汪精卫于六月十日赴广东访胡汉民，“谋党见之一致”。行前，致函赵凤昌，谓有事可与元培和胡瑛（经武）商量。⁽¹¹⁾元培则留在上海，继续进行调解，其活动多经过张謇与赵凤昌。蔡汪还曾有北上之说，袁世凯佯表欢迎。

元培参与调解，本意如何，未能悬断，不能认为他会相信袁世凯有诚意，恐怕只能说是一副菩萨心肠，不愿发生战事而已。“二次革命”爆发，战争已不可免，元培连续发表文电，声讨袁世凯，支持讨袁战争，无所谓调解了。他于七月十九日与唐绍仪、汪精卫联名电致袁世凯，促其辞职，电称：“且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例当引避，而以是非付诸后日。”⁽¹²⁾（这一天，由元培与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等创办的《公论晚报》发刊，多刊讨袁文章，出刊不久即停。）二十二日，发表《敬告全国同胞》，谓：“其正当之战争，为保护吾侪安全幸福之间接作用，则吾侪不特不肯反对，且相率而助成之。”“时局之竅要何在？曰民军之起也，号曰讨袁，袁氏去而民军之目的达，战祸熄矣。”⁽¹³⁾二十三日，发表《敬告各省议会》文，促其“一、宜各电本省议员，速出北京；二、宜促联合会速电两议院，量移地点”⁽¹⁴⁾。使袁世凯失去凭借。二十五日发表《论非常议会》文，主张以省议会联合会代行国会职权。⁽¹⁵⁾二十七日，发表《成见》一文，驳斥我国宜用总统制之说，坚执内阁责任制。⁽¹⁶⁾这自然是他一贯主张，但也有针对袁世凯专权的现实意义。二十九日，发表《袁氏不能辞激成战祸之责》，指出：“今厌乱之人无不疾首痛心，于此次之战祸，当知罪魁祸首，实维袁氏。不必繁称失德，即此派兵激变一端，已足以证明之矣。”⁽¹⁷⁾三十日发表《野心欤？约法欤？让德欤？》痛斥袁世凯不守约法，谓“足见袁氏处心积虑，激成战祸，虽中立者亦不能为之讳”⁽¹⁸⁾。一系列的言论，连续发表，可见元培当时的激情与讨袁的坚决。至八月三日，又发表《悔祸》一文，借袁世凯七月二十六日所说“人人皆有悔祸之心，国家庶有自存之道”，加以发挥，以为袁世凯与讨袁者双方若均有悔祸而不咎既往之心，则战祸可以立弭。谓：“夫两方面所互相要求者，其简单若此。其所以不能解决者，互相猜疑，莫肯先发耳。使吾侪立第三地位者，一扫其单方挑拨之恶意，而以公平诚实之方法，对于两方，各为保证其所求，则战祸可以立弭，是即吾第三者悔祸之道，而不可不速尽其责者也。”⁽¹⁹⁾这当是眼见战争形势对袁日趋有利，为避免“二次革命”失败而作如是转圜语。紧接着，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至九月一日，袁军张勋、雷震春部攻占南京，“二次革命”遂以失败告终，元培即于五日再行出国。

“二次革命”爆发之前，六月十五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上海结婚，元培为之证婚。蔡、章二人相识多年，在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共事，同为光复会与同盟会员，共同为资产阶级革命奔走，出身教养亦多相近，但是，政见并不全同，学术思想上的旨趣距离很大，为人处世，性格作风更截然不同。两人并无深交，而彼此之间则仍相互敬重。太炎目中多无人，而请元培证婚，元培亦乐为之应，可以证明。在夫妇关系观念——男女观上，两人的表现完全不同。太炎曾于报端刊征婚条件，对女方要求：（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时下习气。对照一下前举元培征婚条件，一个是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不脱三从旧范，一个是表现了夫妻平等观念，二人差别可见。

元培偕同夫人黄仲玉和儿子无忌、柏龄，女儿威廉等出国去了法国。同行者为吴稚晖一家人。他们乘的是日本船北野丸。吴稚晖一家到英国居住，元培一家则到法国巴黎近郊，住在吴稚晖和李石曾创办的世界社的印刷局里。不久，李石曾偕家人也去了，与元培一家同住。元培在这里学习法语，并从事著译。早在出国之前，他和商务印书馆约定，到欧后，每天以半日时间编写书籍，商务印书馆每月酬稿费二百元。据《自写年谱》手稿：“学法语，常常是欧思乐君教的。欧君是比国人，专事音乐，欲改五线谱为三线谱。”“彼教我等法文，不用读本及文法，选一本文学书，选出几节，我们抄出来，有不解的辞句记出来，请其解释，有时讲文学史。所以我们的法语学得不切实。”⁽²⁰⁾李石曾回忆说：“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又与蔡孑民先生同在巴黎从事译名之研究，先后皆以译名之美化及适用求两者兼全，唯于译名还原问题，迄不得解决。”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后，元培迁居法国西南部都鲁士，后至罗埃，仍与李石曾有所往还探讨。李石曾记云：“时吾人共同努力于旅欧教育与学术问题之研究。即于其时吾与商榷译名问题，对我译名还原之意，颇为注意而加以鼓励，常常相互推敲，曾以所作试验之表刊行于《旅欧教育运动》一书之中，但终未能圆满解决所设之问题。”⁽²¹⁾李石曾所谓“共同努力于旅欧教育与学术问题之研究”，为后来办理华法教育会从事留法勤工俭学工作的嚆矢。

元培此次留法，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初起之时，留法学生经济困窘，元培和李石曾等组织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予以接济。有些学生倡议回国，元培不赞成，为西南维持会草写通告《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对于这次战争影响有所分析，认为：“此次战局，为百年所未有，不特影响所及，人权之消长，学说之抑扬，于世界文明史中必留一莫大之纪念；而且社会之组织，民族之心理，其缘此战祸而呈种种之变态者，皆足以新吾人蹈常习故之耳目，而资其研究。”意思是说应该留在这里研究战争的影响和带来的变化。“去留之间，关于学问之进退甚大，愿诸同学审思而熟虑之，勿遽为一时之感情所动也”⁽²²⁾。这是他一向认为不应牺牲学业的看法的表述。元培对于这次战争，在战时与结束之后，曾多次发表演讲，有所论述，或称为强权论与互助论之竞争，⁽²³⁾或称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²⁴⁾并往往从哲学上加以分析，总的是看得过分乐观，对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争夺性质，并无了解。但在战争期间，他亦曾表示过对这次战争的厌恶，据吴稚晖追述：“在欧战时，我和蔡孑民、李石曾、汪精卫诸先生在法国多罗斯，蔡先生说这种酷烈的战争，以后决不会再发生了吧！”⁽²⁵⁾吴稚晖在《致周恩来书》中又说：“弟于十一月与梁宇皋君由伦敦至法国之他罗斯，与蔡孑民、李石曾、汪精卫诸先生剧谈，彼等皆皱眉苦脸，希望以后无复战争。”⁽²⁶⁾

元培一生提倡科学，培育和支持科学事业，劳绩卓著。在法期间，一个重要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这是在美国哈佛和康奈尔两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主要成员有任鸿隽、赵元任、杨铨、胡适、周仁、秉志、章元善等，目的在提倡科学，以推进中国的近代化。一九一四年六月十日，他们在纽约州绮色佳城聚会，发起成立这个组织。一九一五年一月发刊《科学》杂志，同年十月二十五日通过社章，正式成立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成立以后，经多年努力，为发展和推广中国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元培得知中国科学社成立，即去信加以鼓励。⁽²⁷⁾此后多年，他一直是中国科学社的赞助人。一九一七年，他主持北京大学，由北大每月拨款二百元赞助出版《科学》杂志。⁽²⁸⁾一九一八年，中国科学社迁往国内，他被推任基金监察员，曾撰文为该社征集基金。⁽²⁹⁾一九二二年起任该社董事，参与了领导工作。

在法国数年，他曾多次与李石曾、汪精卫等筹办报刊，起初准备办《民德报》，没有成功。后来又拟办《学风》杂志，元培的发刊词也写好了，但仍未办成。据这篇发刊词所述，发刊这个杂志，在于将欧洲所学所见，报告给国内。这篇文章实际是探讨了世界文化学术交流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表现了元培的远识卓见，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爰详述之。文章认为：今天的时代，是全世界大交通的时代，应该“通力合作，增进世界之文化”。文章论述了历史上各国文化学术交流的事实，转而谈到现今中国人口、地理、气候、物产、历史等在世界所居地位，“其可以贡献于世界之科学美术者，何限？吾人试扪心而自问，其果有所贡献否？彼欧洲人所谓某学某术受中国之影响者，皆中国古代之学术，非吾人所可引以解嘲者也。且正惟吾侪之祖先在交通较隘之时期，其所作述尚能影响于今之世界，历千百年之遗传以底于吾人，乃仅仅求如千百年以前所尽之责任而不可得，吾人之无以对世界，伊于胡底耶”？徒夸古代文明，现代中国则无所贡献，这已是切肤痛感之言。紧接着，他列举属于中国人本应自己研究而为外人占先的各个门类，发表了甚为沉痛的看法：“且使吾人姑退一步，不遽责以如彼欧人能扩其学术势力于生活地盘之外，仅即吾人生活之地盘而核其学术之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例如中国之地质，吾人未之测绘也，而德人李希和为之。中国之宗教，吾人未之博考，而荷兰人格罗为之。中国之古物，吾人未能为有系统之研究也，即法人沙望、英人劳斐为之。中国之美术史，吾人未之试为也，而英人布绥尔爱铿、法人白罗克、德人孟德堡为之。中国古代之饰文，吾人未之疏证也，而德人贺斯曼及瑞士人谟脱为之。中国之地理，吾人未能准科学之律贯以纪录之也，而法人若可侣为之。西藏之地理风俗及古物，吾人未之详考也，而瑞典人海丁竭二十余年之力，考察而纪录之。辛亥之革命，吾人尚未有原原本本之记述也，法人法什乃为之。其他数世界地理、世界史、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学史、世界哲学史，莫不有中国一部分焉。庖人不治庖，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乎？”元培这种自愧之情，正是具有高度爱国心的民族感情的表现。当然，他并没有了解到，“庖人不治庖”，并非全由缺乏志气与能力，实与社会条件有关，而在有些部门中为人越俎，乃是帝国主义利用了侵略中国的条件所造成。文章接着批评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先秦学术较之欧洲诸国今日之所流行，业已具体而微”，只要复古就行了，何必远行游学；一种认为中国只要采取如同由汉至宋输入佛学那样的简易之道就行。对前一种观点，他以为西方学术是积希腊以来两千余年的进步才得到的，先秦文化并未超过希腊，中国与西方学术分道而驰已经两千余年，今天感到落后了，那就只有像日本欧化那样，采取最短的途径来达到，而不能以两千余年前先秦文化所达到的为出发点。而且欧洲各国今天学术文化交流之风大行，“故吾人而不认欧洲之学术为有价值也则已耳，苟其认之，则所以急取而直追之者固有其道矣”。对后一种观点，他认为佛学的范围只以哲学之理论为限，而欧洲今日的学术，则科学繁多，一科之中又有种种之条目，可资研究者极繁，不是浅尝就能翻译过来。再进一步，欧洲学术注重实物，精神科学也向实验发展，再加需要标本、图画、表目等，还有陈列所、博物院、图书馆等等参考的地方，所有这些，我国没有，短期内也不能具备。结论是：“然则，吾人所欲凭多数之译本以窥欧洲学术，较之游学欧洲者事倍而功半，固已了然。而况纯粹学术之译本，且求之而不可得耶？然则，吾人而无志于欧洲之学术则已，苟其有志，舍游学以外，无他道也。”⁽³⁰⁾这是一篇蔡元培对世界文化交流、输入西方文化的宣言书，涉及方面极广，至可注意。文章虽对于留学西方，有些强调过分，但其用心，却在求中国之进步。而文字亦复酣畅淋漓，如千江大河，一泻千里，与他一般文章的文风有所不同。历来研究蔡元培者，似乎都还没有注意到这篇重要文章。

《学风》杂志没有办成，到了一九一六年，由元培主编的《旅欧杂志》，则于八月十五日创刊了。前一年他曾经和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人组织劝学会，发行刊物，初定名为《欧学丛报》或《旅欧学报》，未果。⁽³¹⁾这个《旅欧杂志》是法华教育会办的刊物。他所编著的《华工学校讲义》四十篇，在这个杂志上陆续刊载。

在法国三年间，他的著述，除了《华工学校讲义》四十篇，另有几种，简述如下：《哲学大纲》一册，以德国厉希脱尔的《哲学导言》为本，兼采包尔生和冯德两人的《哲学入门》作补充，并参以他书，以及自己一些见解。他自己说，宗教思想一节所说“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创之说也”⁽³²⁾。编写《欧洲美学丛述》，写成《康德美术学》一卷，未印行。编《欧洲美术小史》，写成《赖斐尔》一卷，于《东方杂志》一九一六年八月号起连载。此外，就是他那本颇为引起议论的《石头记索隐》了。这是他历年所写，此时应《小说月报》之邀加以整理而成。他深信金陵十二钗都是清朝巨宦明珠的食客，各有其人，把小说当成了真人真事，穿凿附会，加以考证，用力虽勤，却把人们引入了迷魂阵，元培也因此而得到了红学研究中新索隐派之名。

在法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莫如提倡勤工俭学。从上面所述《学风杂志发刊词》，已经可以看出他把留学欧洲看得如何重要了。他自己业已中年，不顾语言障碍，两次出国留学，可见他的决心。早在一九一二年，他和曾经留法的李石曾、吴稚晖、张人杰（静江）、汪精卫、张继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国人赴法留学，宗旨是以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并于同年四月间在北京设立留法预备学校，让学生学习法文数月，即行赴法。这时元培是教育总长，极力提倡，并拨顺天高等学堂旧址为校舍之用。后来，李石曾在巴黎创设豆腐公司，招其乡人到法国做工，程度多半是工农出身，李石曾便设立以工兼学之制，在工余学习普通文化知识，行之有效，被认为有八大好处。于是推而广之，吸收青年学生赴法，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宗旨，于一九一五年六月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其与豆腐公司工人，“虽有偏重于学及偏重于工之殊，而其为工学兼营则一也”⁽³³⁾。勤工俭学会的发起人，是李石曾与蔡元培等。勤工俭学运动由是而起。到一九一六年三月，蔡元培、李石曾和巴黎大学历史教授法人欧乐等，“因感中法文化提携之必要”，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于同年六月正式成立。元培任中国会长，欧乐任法国会长，吴玉章任会计，在法在华均设有办事机构。吴玉章述华法教育会之组成及目的说：“此会为蔡、汪、李诸先生及旅欧同人联合法国学者所组织而成，其目的约有四端：一曰扩张国民教育，二曰输入世界文明，三曰阐扬先儒哲理，四曰发达国民经济。”⁽³⁴⁾蔡元培说：俭学会和勤工俭学会相继成立后，“来法人数日益增多，同时法国方面亦多注意中法两国文化之提携，为言欲达此种目的，非特设机关共同集议不可，于是始有华法教育会之组织，是华法教育会为两国文化上之总机关，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不过其事业内之一部分”⁽³⁵⁾。元培作此说明，已在一九二一年勤工俭学运动发生困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与华法教育会颇有冲突，他主张三会分立之时，如周恩来所述，“勤工俭学会本一空名”，事情都委诸华法教育会职员办理，“于是学生及社会两方面，遂视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会为一机关矣”⁽³⁶⁾。无论如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后，不少青年得到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的帮助，到法国一面作工一面学习，得益不少。而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不少出身于此，并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虽非创办者蔡元培等初意所及，要亦间接有其功绩。

当华法教育会发起之初，元培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巴黎自由教育会会所发表《华法教育会之意趣》演说时，认为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教育事业的障碍是君主与教会，“二者乃以其本国本教之人为奴隶，而以他国他教之人为仇敌者也”。他认为法国的教育已经完全脱离了君主和教会的障碍，而中国教育学说，自孔孟至黄梨洲，都具有民政精神，不虑君政复活；中国又素行信仰自由，没有教会障碍。他以中法两国作比较，举孔子三世说，大同世界之说，认为与法国一样，都是人道主义教育，只是中国的科学与美术不足，应该得到法国的帮助，“以促成其进化者也”⁽³⁷⁾。立论有精到处，但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学说看法，则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

和勤工俭学运动并无直接关系，但如前引元培所云虽偏于工，亦为工学兼营目的而设的教育机构，则有华工学校。当欧战发生以后，法国政府向中国大量招募工人，招募方法除了派人来华进行，并由巴黎招工局在法国招募，委托留法俭学会代办。俭学会书记李石曾按其对豆腐公司工人办理教育的经验，提出“须设工人教育”条件，便设立了这个华工学校。华工学校招考录取了二十余名教师，于一九一六年五月开学。元培的《华工学校讲义》，便是为这些教师教课所写，他自己亲自向教师讲授。《讲义》共四十篇，属于德育者三十篇，属于智育者十篇。前者多属伦理学及个人修养范围，借中西格言、名人轶事宣传立身行事之道，包罗内容众多。后者则为一些简单的知识介绍，诸如文学、图画、音乐、戏剧等。

元培在法三年之间，国内形势风云变幻。袁世凯先是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继之废止民元临时约法，终于宣布洪宪帝制。一九一五年底，云南起义，宣布讨袁，各地反对帝制呼声如雷，洪宪帝制被迫撤销，袁世凯羞愤以死，由黎元洪继任总统。这些，对远在国外的蔡元培，自然不会没有反应。当一九一五年二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之时，他和李石曾、谭仲逵、李圣章等筹组御侮会，曾函吴稚晖商议御侮会宗旨及向南洋募款事宜。⁽³⁹⁾袁死黎继之时，元培于八月间写了《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文，发表三点感想，一说：“袁氏之为人，盖棺论定，似可无事苛求。虽然，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呼？”这实是很深刻的见解。第二个感想，写袁氏归榇而想到厚葬陋习何时可以廓清。第三则重申不应总统专权，而强调责任内阁制，这当然是对黎元洪而发。⁽⁴⁰⁾元培对黎元洪尽管没有好印象，但毕竟元凶巨贼死掉了。元培辞教育总长任时，袁世凯曾邀请他做总统府顾问，他拒绝了，现在的形势有所不同了，元培自然有回国服务之心。段祺瑞担任了国务总理，元培的旧友范源濂、袁希涛分别担任教育总长和次长，于是而有请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议。一九一六年九月，元培收到驻法公使馆转去范源濂电报，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⁴¹⁾元培决意接受，并远道专程往访李石曾，约其同至北京大学，“以整理故都之学府，引为吾人共同之责任”，并约吴稚晖亦同去。⁽⁴²⁾可见元培当时确以为形势有变，此去必有可为。他自然没有料到，袁世凯虽死，此后是十年混战，北洋军阀政府腐败如故，政局黑暗如故。尽管如此，元培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终是最可庆幸的事。他以巨大的魄力和坚毅的精神，为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见作为之处。

元培在回国旅途中，黄兴于十月三十一日病逝上海，翌年四月归葬湖南。孙中山请元培为黄兴撰墓碑，元培曾复函说明迟未撰就的原故，信中说：“前奉惠示，催撰克强先生墓碑，以未有行状，恐叙事多所挂漏，曾托章行严先生代为觅取，至今未得，遂尚不能报命，已托人向湘省觅寄。顷又奉电催，而湘友尚未寄来，如尊处有克强先生行述（家传、哀启或墓志铭稿均可），请赐寄一份，当即属草。”⁽⁴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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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世界语学会之演说》，《蔡全集》第六九九～七〇三页。

(2) 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民立报》。

(3) 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民立报》。

(4) 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民立报》。

(5)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四页。

(6)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三八六页。

(7)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三八七～三八八页所引。

(8) 《蔡元培选集》第一六～二〇页。

(9)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三〇～三一页引《自写年谱》手稿。

(10)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四页。

(11)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四〇二页引台湾《革命文献》。

(12)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四一九页。

(13) 《蔡元培选集》第二一～二二页。

(14)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民立报》。

(15)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民立报》。

(16)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民立报》。

(17)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民立报》。

(18) 一九一三年七月三十日《民立报》。

(19) 一九一三年八月三日《民立报》。

(20)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三二～三三页。

(21)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四四二页引《石僧笔记》。

(22) 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三九〇～三九二页。

(23) 《我之欧战观》，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四九页。

(24)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八四页。

(25)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四五〇页引台湾出版《吴稚晖先生全集》第八卷第七四二页。

(26)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四五〇页引台湾出版《吴稚晖先生全集》第九卷第九九一～九九二页。

(27)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二十年之回顾》，《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出版。

(28) 竺可桢《中国科学社》，《教育大辞书》第七八页。

(29) 文见《中国科学社募集基金简章》。

(30) 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三五九～三七〇页。

(31)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四五四页引《吴稚晖先生年谱简解》。

(32)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五页。

(33)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一）勤工俭学之来源》，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编《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第五页；蔡元培《勤工俭学传序》，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三八五页。

(34) 《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六号第一八一页。

(35) 《对于勤工俭学之通告》，见《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第一〇页所引，并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九五页。

(36)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四）勤工俭学与华法教育会之关系》，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编《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第七一八页。

(37) 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三七一～三七六页。

(38) 陶英惠《关于蔡元培先生的三件事》所载元培致吴稚晖函影印件，文载《蔡元培传记资料》第四卷第八七页。

(39)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四五三页引《吴稚晖先生年谱简编》。

(40) 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四五九～四六三页。

(41)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三五页。

(42)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四七四页引李石曾《石僧笔记》。

(43) 《蔡全集》第五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