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异邦明

月是异邦明

我不是连月光也是外国的亮派，可是实事求是，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或在某一方面，外国的什么确是值得效法，至少是参考。说效法，参考，不说买，是想把谈论的范围限定于唯心，而不及唯物。说到物，大如汽车，追奔驰，小如饮料，追可口可乐，甚至纯土而不洋的，包装上印几行洋字，档次就像是提高了不少，总之是已经有口皆碑，再说就等于颂扬人活着要吃饭为真理，将为三尺童子所笑。而说起唯心，我这里断章取义，是指对于某种事物，我们怎样看，或更具体些，怎样评价，还苦于范围太大。应该缩小，即指实说。可是有困难。困难之小者是千头万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困难还有大的，是事不只关己，而且及于古往今来的大己小己，说，求明确就难免是是非非，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但是还想说，怎么办？只好多叙事，以求因事见理。此开卷第一回也，宜于说说想说的因缘。也不好过于指实说，是近一个时期，见了一些什么，闻了一些什么，旧的胡思乱想之习不改，于是想到过去，想到将来，想到事，想到理，想到希望，想到幻灭，想到幸福，想到苦难，想到明智，想到愚昧，终于想到难难难，心里不免有些凄惨，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所以想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统统写出来。内容过杂，但也有个主线，是小民，数千年来，为求幸福，至少是安全，曾经有多种想法，这多种想法中有泪，也有理，可惜这理并不容易明，所以还值得深入想想；如果凭己力想不明白，那就学玄奘法师，到异邦去取点经也好。

也是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小民也是人，因而也就乐生。生有多种，专由苦乐一个角度看，有人很苦，如缺衣少食还要受欺压的小民；有人很乐，如帝王。苦乐的来源，可以是天，但绝大多数来于人；因为天灾是间或有，而且天塌砸众人，受害而心可以平和，人祸就不同，而是强凌弱，众暴寡，无孔不入。受人祸之害，苦而心不能平。不平则鸣，是韩文公的高论。这论其实还应该有下文，是一，鸣必无用，因为人祸来于力（绝大多数来于权）不均等，鸣不能改变权的不均等状态；二，也是由于权不均等，有权者可以使无权者不敢鸣（用刑罚之类的办法），甚至不能鸣（用垄断报纸、电台之类的办法）。而苦和不平则如故，怎么办？理显而易见，是求有某种力，能够变不平为平，或说得实惠些，来保障安全甚至幸福。这某种力，究竟应该是什么，如何取得，问题过于复杂，或者说太大，不好说；只好避近就远，或说数典不能忘祖，由高高的说起。

最高的，依旧的常识，是天。天，圣贤怕，所以说“畏天命”；帝王也怕，所以要定时祭祀，祭祀之前还要斋戒。如果天真能主持公道，维护正义，人间的不平，以及由不平而来的苦难，就可以没有至少是减少了吧？小民是这样希望甚至进而相信的，所以总是欣赏这样的话；“天道福善祸淫。”（《尚书·汤诰》）“天之所助者，顺也。”（《易经·系辞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但希望总是希望，事实呢，大量的循规蹈矩的小民还是备受苦难，不少杀人如麻的在上者还是享尽荣华富贵，最后寿终正寝。事实胜于雄辩，所以就是在古代，也还是有“天道远，人道迩”之叹。不信天道，有另想办法的，如荀子作《天论》，就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还有表示痛心的，如杨!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里说：“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祗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尔朱）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虚，实，难证，但总是远水不解近渴，又语云，得病乱投医，于是，放弃天道也罢，半信半疑也罢，而幸福和安全是迫切的，所以不得不另想，或兼想别的办法，其性质是娘娘庙烧香不灵，只好转往太上老君庙，或呼天不应，只好降而图实际，呼人。

这办法是许多人想出来的，但可以推孔孟为代表，因为信得最坚，喊得最响。办法是什么呢？是求高高在上者能够行王道，或说施仁政，爱民如子。小民的所求是明确的，用孟子的话说是“养生丧死无憾”。这仁政的办法是在实况制约之下想出来的。实况是有权无限的高高在上者，而在上者，因为权无限，就可以英雄造时势，甚至一张口就举国震动。以这种情况为背景，不只孔孟，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也会相信，“如果”在上者乐于施仁政，小民就可以福从天上来，一切与幸福、安全有关的问题就都不成问题。施仁政是老话，新说法是贤人政治，这就会引来两个新问题：一是如何能保证在上者必是贤人；二是贤人的所想（如太平天国要求小民拜天父天兄，然后分住男馆女馆），万一与小民的所求相左，怎么办？前一个问题更大，只说前一个，准情酌理，如果不贤，最好是换一个。可是不要说做，有几个人敢这样想呢？剩下的唯一办法，也是孔孟一再用的，是规劝加利诱，如孔说“先之，劳之”，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规劝；孔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孟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是利诱，可谓煞费苦心。而结果呢？理论上有两种可能，采纳和不采纳；而实际则几乎可以说只有一种可能，是你说你的，他干他的。事实正是这样，如孔孟奔波了半生，磨破了嘴皮，最后还是只能还乡，或授徒，或授徒兼著书。今天我们看，孔孟的办法，本质是乞怜，形态是磕头，其失败是必然的。这是孔孟的悲哀。也是其所代表的小民的悲哀，寄希望于天道，无所得，转而寄希望于（大）人，同样是一场空。

但是又不能不活，而且难于放弃奢望，幸福，至少是安全。于是只好再下降，或说变兼善天下为独善其身，具体说是寄希望于清官或好官，以求小范围之内，变欺压为公道，化不平为平。歌颂好官，推想应该是从有官民之分的时候开始，因为官是既有权又紧压在头上的，通例必作威作福，损民肥己，忽而出个例外，从小民方面说，以为送来的是棍棒，却是面包加果酱，怎么能不喜出望外？怎么能不焚香礼拜？其实还不只小民，即如太史公司马迁，不是也在《史记》中辟地，为一些循吏立传吗？等而下之，古今多种笔记，也是对于这种例外的官的嘉言懿行，无不津津乐道。小民不能写，甚至不能读，但盼望有好官则更为迫切，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于是应运而生，就有了不少好官的传说。其中最显赫的是宋朝的包拯，因为小民敬爱，尊称为包公。其后还有个明朝的海瑞，也许因为晚生几百年吧，却没有高抬为海公。专说这位包公，舞台形象必是小民想望的，黑脸，表示铁面无私；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探阴山，威风扩张到阳世以外。最让小民感兴趣的是只管公道而不管势力，所以如陈士美，与公主（相当于今日之高干子弟）结婚，也竟死在铡刀之下，为小民群里的秦香莲报了仇，雪了恨。真的包拯是否有胆量这样干，我们可以不管，姑且假定裘盛戎表演的就是真的，就是说，世间真有这样的好官，我们应该怎样看？一言难尽，只好多说几句。以一思、再思、三思为序。一思，我们应该与小民同道，说包公是大好人，值得钦敬，所行之事值得感激。再思呢，问题就复杂了，只说一些荦荦大者。其一，官是更大的官（包括最高的那位帝王）委派的，他好，也不能不具有两面性，即一只眼肯往下看，另一只眼不能不往上看，而眼往上一扫，爱民的思想和措施，还能保持多少，也就大成问题了。其二，要请数学家帮忙算算，包公式的官，脏官沈不清式的官，在所有的官中，究竟各占百分之多少？总不会包公占绝大多数吧？那么就来了其三，依概率论，比如父母官是包公的机会只是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小民的处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其四，靠官，官有权，他可以给你面包加果酱，也可以给你棍棒，除了听天由命以外，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他给你的必是面包加果酱，而不是棍棒？其五，这种歌颂包公式的好官，自然是因为苦难过多过深，渴望解倒悬的心情过于迫切，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这样说，我们就应该看到，比如陈士美被铡之后，人心大快的背后还藏着东西，是小民的长时期的普遍的深重苦难和无告，或说得形象些，泪水。还可以三思，是盼好官，歌颂好官，正如上面所指出，追问本质，是乞怜，表现的形式是磕头。我们现在标榜民主，乞怜与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又，歌颂包公，不管包公如何秉公爱民，究竟还是官治，官治与法治也是背道而驰的。还可以想得再深些，如果民真能主，真依法而治，官好不好就关系不大，因为不管你心地如何，总不能不依法办事，否则民有力量让你下台，法有力量让你走进牢房。所以再推而论之，颂扬好官就正好表示，民未能主，法未能治。

话像是扯远了，还是转回来，说小民为了幸福和安全，寄希望于好官，这条路也难通，怎么办？只要还活着，希望是万难割舍的，只好另找寄托之地。古圣有云。“人心惟危”，那就向和尚学习，近的此岸不成，干脆远走高飞，寄希望于神异的彼岸，就是说，靠人不成，只好求鬼神帮忙，主持公道，为有冤者报仇雪恨。前如《太平广记》，后如《聊斋志异》一类书，记因果报应的故事，真是太多了，都是这种希望的反映。这种形式的报仇雪恨，主角有强者，如李慧娘，是成为鬼后自己动手报。绝大多数是弱者，靠神鬼代为动手，如关公一挥青龙偃月刀，坏蛋人头落地之类就是。雷劈也应该算作这一类，因为劈死某人是由神决定的。关公挥刀，雷劈，都是现世报，痛快，解恨，可惜不常见，即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比如判窦娥死刑的那个坏官，虽然六月降雪，却没有说他受冻而死。有遗憾总是不快意的事，于是退一步，放弃亲见而满足于耳闻，甚至推想，是阎王老爷铁面无私，判官有善恶清楚的帐，欺人太甚的坏蛋躲过生前，躲不过死后，必上刀山或下油锅，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也。这想得不坏，可惜的是，许多压榨小民的人还是腰缠万贯，到林下享清福去了，关公和雷公并没有管。至于死后，更加可惜，报应云云只是传说或推想，谁也没见过。

到此，天道，仁政，好官，鬼神，一切己身以外的善心善力，作为小民幸福和安全的保障，就都成为画饼。剩下的真饼只是苦难，因为力或权不均等，自己总处于少的那一方，就难得摆脱这种困境。但还想活，怎么办呢？只好再退，用祖传的最后一个法宝，忍加认命。不问青红皂白，上堂重责四十大板，回家自己养伤，是忍。忍是心中有怨气而口不说，自然就更不会见诸行。但怨气终归是怨气，有违古圣贤不怨天、不尤人之道，总之就修养的造诣说还得算下乘。上乘是认命，即相信苦难是天命所定，或前生所定，命定，微弱如小民，又能如何呢？这样一想，也就可以释然了。这最后一种办法，表面看，不高明，因为是变有所求（求天道，求仁政，求好官，求鬼神）为无所求；可是用实用主义者的眼看，且不说高明不高明；总是最靠得住，就是说，靠天道、仁政、好官、鬼神之类，都会一场空，忍加认命就不然，而是必生效。也就因此，从有官民之分之日起，小民总是以这妙法为对付苦难的最后的武器，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也就居然能够活过来。

忍加认命，是承认有苦难。无论就理论说还是就事实说，苦难总不是可意的。所以要变，或说要现代化，话不离题，即应该想办法，求小民幸福和安全的没有保障，成为有保障。这不容易，因为，如上面所叙述，几千年来，小民想了多种办法，并没有生效，至少是不能保证，哪一种办法必能生效。看来，祖传的办法是行不通了，应该改弦更张。这是一种想法。但也只是“一种”想法，因为还有不少人（确数只有天知道）并不这样想。证据是电视中所见，如《无极之路》，仍在颂扬好官；还有推波助澜的，就我的孤陋寡闻所见，是会写旧体诗的，写成组诗，在报刊上助威。恕我重复上面的话，对于现代包公式的好官，我同属下的小民一样，认为既值得钦敬，又值得感激。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位好官不来，小民的幸福和安全，保障在哪里呢？所以，根据上面对于寄希望于好官的分析，我总认为，歌颂包公，歌颂海瑞，无论就事实说还是就思想说，都是可悲的，因为看前台，是小民的有告，看后台，是小民的无告。

现代化，不只应该要求不再有无告，也应该要求不再有有告，因为，如果幸福和安全有了可靠的保障，就不会有强凌弱，众暴寡，也就用不着告。这是个理想，如何实现呢？道理上容易说，也是上面提到，举国上上下下都首肯的，是变祖传的乞怜为现代的民主，变祖传的官治为现代的法治。祖传青毡，王献之舍不得，历代传为美谈，几千年来的想法和生活体系，变，又谈何容易！所以无妨听听鲁迅先生的劝告，暂且放下经史子集，看点异邦的。我当年盲人骑瞎马，在书林里乱闯，也看了些异邦的。专说与小民苦乐有密切关系的治道，有些书的讲法就很值得我们炎黄子孙三思。可举的书不少，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中译本，为了简便易行，只举近在手头的两种。一种是法国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两册。此书还有清末严复译本，名《法意》，不全）。几乎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讲三权分立的开山著作，其主旨是，只有分权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孟氏是18世纪前半的人，书应该算是老掉牙了，但西谚有云，书不像女人，老了便不成，所以还是值得热心于歌颂好官的诸公看看。看，是看靠法不靠官，他是怎么说的。自然未必有取信于一切人的说服力，总可以参考参考吧。再举一种半老而未掉牙的，是英国罗素在半个世纪前（1938年）著的《权力论》，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吴友三的中译本。这本书量不大，主旨很简单，是一，权力是怎么回事以及表现的各种形式，二，容易滥用与可怕，三，如何节制。同《论法的精神》一样，其中所讲，我们未必尽信，但总是值得参考。值得参考，是因为，其一，他们所讲，是我们的经史子集里不讲的，只是为广见闻吧，也应该看看。其二，在生活与治道的大问题上，我们一贯是寄希望于善心，结果所得是画饼，而仍想活，并活得如意，就应该看看人家不问善心，在权上打算盘是怎么讲的。其三，人祸的苦难，绝大部分由权来，我们乞援于善心而想不到如何对付权，是空想，人家实际，如果所想对了，并有办法，就会使画饼变为真饼，实惠，为什么不尝尝呢？总之，直截了当地说，在这方面，我觉得，外国的月光也还可以去看看，所以取古人什么什么与朋友共之义，希望有些人，于歌颂包公、海瑞之暇，也找这类书看看，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后想想。

【赏析】　王力（了一）教授译波特莱尔《恶之花》译本序说“莫作他人情绪读，最伤心处见今吾。”读之颇令人伤怀。生活的欢愉一闪而逝，或只是一种幻象，而悲惨的脚印却永远镌着，所以，“最伤心处”才成了无日根绝的循环，说灰凉也罢，说宿命也罢，总之事实就是事实。“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代诗人说的，质之前王后帝，皆然。

当然人类社会总体上是在向文明深化缓进的。但文明究竟是祸是福，尚难逆料。1749年秋的一天，卢梭在文桑公路的一颗树下自个儿哭了起来。“有一种神秘的直觉使他明白人类一切不幸均来自文明！”当天狄德罗就击掌赏叹他的观点。《狄德罗传》（商务版97页）

也许古人对文明这种东西已怀有隐约的不安，所以多有约束和规范。早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皇帝钦定法学阶梯》中，就提出正义和法律这两个关键概念。“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而法学呢？“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好像射钉枪一样，稳稳地把两个互为依存的概念点醒，钉牢。

“文明”虽有种种不堪，当其有所定义并大体呈良性运转时，“最伤心处”可减少，悲惨的脚印可减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总比无所作为，甚至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好些罢。

民主、法治、自由……这些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文明的内容，西方社会做得比其他地方好。比我们中国也好。这是年近九旬的名作家张老张中行先生得出的结论，详见《月是异邦明》一文。

我们实可就近代史而观之。中国多年战伐频仍，外患内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人权毫无保障，民国后期，我国旧式社会中淳朴忠厚的民风固已一扫无遗，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政体以及活泼淳朴的民风却毫无所染。这样，中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出现一个难以逾越的“类空区间”（space－like　interval），倘一个地区环境高洁，其上空的月色，总比饱受大气污染的地区要明亮些罢。政体、国家治理的“月色”亦然。

月是异邦明，毋庸置疑的了。张老起首声明“我不是连月光也是外国的亮派。”文章前半的“闲话”，充满辩证法精魂，发论警策，述理高浑，最后得出结论，也就铜锻铁铸一般了。张老说，在我们这里，“天道、仁政、好官、鬼神，一切己身以外的善心善力，作为小民幸福和安全的保障，就都成为画饼。剩下的真饼只是苦难。”难道中国就是这样下去吗？难道我们一读到古今中外的怨诗，就免不了“最伤心处见今吾”了吗？中国知识分子的高人总在找一个适当的药方。所以张老认为不妨放下经史子集，看点异邦的著作，如《论法的精神》《权力论》等等，深味其中分权与保障自由的关系，权力与滥用、节制之间的关系。看完多想，细想，裨使画饼变为真饼。老人的仁心仁术，真要教人铭诸五内的。

1944年秋，中国驻缅远征军发起反攻滇西龙陵战役，与日军精锐交锋失利。国军旋派黄埔名将第五军年轻的军长邱清泉（字雨庵）率主力增授，与盟军密窦顿、陈纳德相配合，邱亲拟火烧背阳山，水淹龙陵城战略，其间又辅以穿插、迂回截击战术，多方予日寇重创，于次年春初，攻占畹町城，滇缅公路随之打通，邱清泉战略深受克劳塞维茨影响，即使用无限暴力歼灭敌人战斗力。

兵法与文章之道屡有暗合。远征反攻战的水、火、断桥、截击种种准备俱为渲染，闪避；猛虎扑出般的直击是急收，是突接，是勾勒点醒。

当世文章又臭又滥，令人干哕欲呕，张先生文章却如泥中明荷，一枝独秀。它看上去不衫不履，实则颇有法度，其文章个性之鲜明独绝，难以方物，唤作“张体文”差可得其仿佛。“张体文”多以渲染，濡染开头，沉稳推进，神完气足之余，复加以勾勒点醒，神形俱出，文章意蕴饱满得很。先生胸中学养，笔下温情以及一肚皮的学问、典故、思索，散落密布在他独到的行文体式中，不免教人想起兵法中以无限暴力消灭敌人战斗力的举措，都要有充分的积储，才能游刃有余，力能担鼎。

张老运笔，时有岔断，行文讲话，叙述由他事的闯入而岔开，表象似乎支离破碎，实则有助于势的起伏跌宕。这是“张体文”与别的文章不同之所在。天然绝饰，不假磨砻雕琢是其句法特色，在章法上却如濑之旋，如马之奔，颇饶回复驰骋效果；如羊肠，如鸟道，多具萦洄曲折的情致。文章所涉及课题的先后、轻重、显晦、分合……张老总要不惮烦的诉与读者，看似多余，实则在渲染之时已多布伏笔———为著将临的论断，笔法上牵前摇后，脉络纵横，随时引发读者之深层思考。读张老的宏文，我们于人心的建设，人道的吁求，生存环境的保障，仁政与暴政，官吏与人民，人生诸苦，都会有所体认追索，并且不禁要为这样温醇老迈的孔门书生意气，这种上求大道，下化众生的有情菩提而合掌致礼。

（伍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