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陈敬容诗文集》

序二　诗行间的传记：序《陈敬容诗文集》

赵毅衡

乐山师院的陈俐老师说：你看到吗，就是在那个码头，一九三二年，不到十五岁的陈敬容就是从这儿偷偷上船，溜出了乐山这个小城，还未出川，又被父亲拦截回来。

我朝江面上张望，蒙蒙浓雾之后，淡灰色的船影飘飘浮浮。一九三四年她又偷偷离家出走，此后大雾锁江，古城沉落在记忆中。陈敬容晚年承认，第二次出走，是“曹葆华寄的路费”。

本文还刚开始，已经不小心捅出了第一个名字。曹葆华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中国第一个认真翻译西方现代文论的学者。新批评的创始人，英语世界文学批评泰斗瑞恰慈（I．A．Richards），三十年代长期留在中国，在清华讲授《文学理论》，在北京的学生都拥去听，能听懂的没有几个，敢于动手翻译的只有一个学生。这个清华学生的胆子不局限于学问：陈敬容是他在乐山县中教英文时的学生。对这桩轰动乐山的公案，两个人都没有留下文字，当年再人言沸沸，也早就烟消云散。这个少女跨上撑起帆的木船，对身后依然沉睡在中世纪的小城没有多少留恋，多年后在诗中只提过一次，“记忆已经发黄”。半个世纪后她回到乐山一次，也没有衣锦还乡之感。今日互联网时代，已经很难想象居住地对命运的影响：任何一个地方不允许超出地理宽度，像陈敬容那样的时代异数，最好朝变异允许度大一些的地方走，这是她一生不得不记取的教训。

传统传记写法有个共同点：讨论女艺术家，首先会问：曾经走在她身边的那个男人是谁？讨论男艺术家，身边的女人则可问可不问，芳影大可无名。毕竟，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并不比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开放，婚姻依然是女人一生的事业。

从这个角度写陈敬容，一开始就会遇到障碍写不下去。我认识的陈敬容不需要这个写法。这篇序言要谈陈敬容，但是不得不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写。

陈敬容写下过一些生平回忆，中规中矩的自我介绍，记下应该记下的材料，组成言之成理的情节：这些读者自己在书中可以看到。她的回忆遮蔽了一些“不该进入”回忆的事情，这些也是多少年大家遵守的律令，“历史”至今应该的写法；苦恼的是，我又不想在此写下一些她的“闲聊”，她告诉我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在三十年后辜负这份信任。虽然逝者没有隐私权，但是必须尊敬先行者。所以写作此文时，只能从她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找她的生平，找出那些被各种书面“回忆”掩盖的，却又是构成历史的真正细节。

幸运的是，陈敬容是个诗人，而且永远是用最少量的语言，说出最多的意义；更幸运的是：陈敬容写过一系列写自己的诗，为我这篇文字提供了雄辩的材料。“我没有我自己……一片阳光的暖意，织进别人的想象里”。所以这篇序文，是诗中的传记，诗人的序。

第一次见到陈敬容，是在1980年初吧，忘记了是《世界文学》编辑部哪位老师介绍的，说我既然研究诗，就应当认识诗人。记得那天去拜访，在她的宣武门西大街一栋大楼底层的寓所里。隔着冬天紧闭的窗子，依然车辆隆隆，不过谁都没有注意窗外的喧声：整整一个下午，陈敬容很高兴，不停地谈着。谈到近晚，才明白她高兴的原因不全是我的来访：小小的房间忽然来了不少人。辛笛从上海来了，是曹辛之带来的。介绍我们认识后，陈敬容爽朗地对我说：“跟我们一道去吃饭吧！”她是说客气话，但是她的遗憾绝不是伪装。

我告辞出门，那可能是“九叶”的第一次集合，因为陈敬容没有说到“九叶”二字。今天回忆，我觉得那个晚上对他们不平常，才森然觉得与历史擦肩而过的战栗，不过在那个近距离，当时并没有任何感觉：那是个历史正在发生的年代，那时在北京文学圈到处在发生历史事件，哪怕我事先知道，九叶诗人的集合，也不会是当时最让人激动的事。但是“九叶派”就此诞生了，文学史的一章预订了：被数进的叶子，就是九张之一的叶子，就得与另外八张叶子一道读。很有人为没有数进去的人抱怨，说历史是选家写成的。

不过，怎么数也不会把陈敬容数掉了：她实际上是把九叶的两半结合成一派的关键人物：一九四七年底《诗创造》分裂后，在上海创刊《中国新诗》的五位同人中，她首先著长文推荐寓居北方的“西南联大诗派”，写信联系他们。很多人至今认为“九叶派”不能成立，文学史上没有事隔三十年才互相认识并且命名的派别。这话不错，但是全世界也没有一群精神相契的诗友，大多居于同城而三十年不能相认相识。而在最后集合之前，恐怕也只有陈敬容与每个人都认识。郑敏在九十年代回忆说：九叶初次集合时，她只见过袁可嘉一人，其实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间她与陈敬容在外文所同事。不过陈敬容是个低调的人，或许郑敏忘了她的外文所老同事有两位：本序言要写的这一批文化人，一半在“学部文学所外国文学部”这个名字拗口的研究所工作过。其实，中国现代知识界，一直不是很大；今天的高校教师队伍，也只是看起来庞大而已。

那时北京尚是全世界著名的自行车城，我能从建国门社会科学院一直骑到北大去会朋友：那时知识分子突然有了交往的自由，很愿意好好享受这个自由。与辛笛见过几次，他住在上海。与曹辛之也见过多次，他的家兼工作室，在王府井之北。袁可嘉先生则受卞之琳先生委托，直接指导我研究理论，见的更多。与陈敬容见过几次，每次听她聊九叶往事。因此我与“九叶”中大部分人熟悉了。

说来奇怪：那几年拜会前辈，多半是听他们滔滔不绝谈往事，从三十年代一直谈到“文革”，很少说当前的人和事。其实他们知道我专攻理论，不做文学史，他们只是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放心的聆听者：三十年只是翻过去一页白纸，总算出了新一代后辈，竟然还对旧事感兴趣。在被迫沉默三十年后，可以任意说而不怕“犯错误”，我又与任何一方没有人事干系，尽兴说也不会得罪任何人。我感谢他们的这份信任，我也的确听得津津有味：那些已成文学史的传说人物，青春岁月竟然也有过许多鲁莽，也有过若干荒唐。如果有意记下，可以写出一本现代文坛的《世说新语》。但是我听陈敬容说得最多的，是九叶中她唯一从来没有见过的诗人穆旦：关于穆旦的诗才，关于穆旦的悲惨晚年。陈敬容的慈悲心怀让我感动，对她的了解也就多了起来。

一年多后，一九八一年，我得到Fulbright研究奖去美国做文学史研究。那时出国者不多，曹辛之和阿城给我手制了工艺品作礼物。记得穿过宣武门去与陈敬容告别。她知道我匆忙，只是说了一番鼓励的话。那是个新印象急急忙忙覆盖旧印象的年代，我想不起来如何与陈敬容告别的：她个子不高，头发灰白，令人惊奇的瘦削，不过在那个年月，不容易遇到不瘦削的灰发人。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我今天努力追寻的是两个三十年前的往事。

从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七，陈敬容住在清华北大附近，她的诗人生涯也像模像样地开始：在《大公报》副刊等一系列刊物发表诗歌。同时在清华北大旁听（偷听？）英文系课程，自己找老师学法语。若干年后陈敬容又学了俄语，以多种语言的翻译家鸣于世，但是她从不忘叮咛有志翻译的学生“珍惜正式课程”。一个连中学都没有读完的女子，成为外国文学界领军刊物《译文》的编辑组长，岂是易事？在其他艺术门类中，中国有的是冒牌名家，外国文学翻译却最货真价实，至少在那个译本很少的年代，丝毫假不得。

八十年代中期，当大学校园不再管理得像军营，中国大学宿舍又出现“文学北漂”，这些人是大学灰墙上闪闪发光的附生物：其实，最早的“文学北漂族”从丁玲到萧红，可以说出一大串名字。而三十年代陈敬容“北漂”那三年是她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

“听表的滴答，暂作火车吧，我枕下有长长的旅程”，这是陈敬容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所作。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我会得到她的青睐，她认为我既是卞之琳先生的学生，就应当理解她的诗：卞诗飘忽迷离的意境，是这个文学少女日夜揣摩的标本，这些“卞式诗句”或许是在半睡中涂下的。“谁啊，又在我梦里轻敲？”卞诗特有的戏剧独白调子，出现在这个艺术学徒的许多诗行里。

模仿大师如此迫近，已经不能再叫模仿。当时已经以诗闻名的曹葆华，又模仿得如何？曹葆华的传世代表作：“她这一点头，是一杯蔷薇酒；倾进了我的咽喉，散一阵凉风的清幽；我细玩滋味，意态悠悠，像湖上青鱼在雨后浮游”。这是对徐志摩三流之作“沙扬娜拉”的三流模仿。很抱歉我拿我的前辈英雄曹葆华来开刀，但是诗有别才，曹葆华是理论先行者，写诗比不上旁边的这位小女子。如今被文学史家列为后期新月派的，应当是陈敬容而不是曹葆华。虽然这首诗写于一九二九年，那时，曹葆华与陈敬容还未谋面。不过，我几乎可以想象，诗人当时的感觉是一种预言，后来者陈敬容作为这位“一点头，倾出蔷薇酒”的女郎更合适。之后，曹葆华不再会有这份体验——时代已经不允许。而他们相会在三十年代初，那是中国似乎可以酿成现代文化的第一次机会。而坚持写诗的陈敬容，应当是从三十年代链接到八十年代的深长渊源，中国诗现代性潜流的默默承载者。

一九三七年六月，燕卜荪（William Empson）受不了日本国内的“爱国主义”叫嚣，来到北京与他的剑桥恩师瑞恰慈会合，瑞恰慈写道：“在中国事情太顺利，恐怕要出差错”。差错果然来了，在七月七日。一个时代结束了，平津学生开始向南、向西：燕卜荪与瑞恰慈向南赶到长沙，参与了西南联大第一期的授课，而他们的弟子曹葆华与陈敬容一道离开北平，长途跋涉到了成都。北京的那个生机勃勃的文人圈，消失在戎马倥偬之中。

在成都，他们的缘分到了尽头，曹葆华西去陕北，陈敬容则漂到兰州。或许二十岁时她还不了解自己：她结了婚，到了兰州，在那个极端缺少现代生活设施的地方，为人妻，为人母，写作成了一个奢侈的偶然。她的本性完全不适合这种生活，“既不计较为什么活，也不计较怎么死……而叹息眼泪倒尽有的是，为了点缀无聊”。后来收在《盈盈集》中的文字，真是泪水盈盈：看来现代中国又添一个以“相夫教子”填空白简历的夭折才女。这时期偶有诗作，大多是平淡无奇的感伤。语句中偶尔闪过北京的那个学诗少女的影子：“谁，高高地投掷，一串滴血的，心的碎裂”。

终于在五年后，她再次离家出走。在旅途中，她就开始创作激情喷发：黄尘仆仆的路上，邠州，平凉旅次，让人感叹西北荒漠会给这个少妇如此多的灵感。该年五月她在重庆郊外的小镇磐溪做小学代课老师，几乎每天必有所作，有时一天三首诗，“创作的欲望烤炙我像火一样”。看来每次逃离，都是让她兴奋，看来陈敬容最无法忍受的是家庭的天鹅绒监狱：“我想起夏娃，想起她初尝禁果，那新奇的，新鲜的欢腾”：下午在清溪中游泳，然后回到她在山顶寄居的茅舍，在油灯下奋笔写下新作。

而在五月的作品激流中，我们看到了《假如你走来》这样动人的情诗。这个“你”是谁，就不是我们妄作猜测的事了。但是我们至少应当感谢此人，“是因为幸福，不是伤悲”。

我很抱歉，这篇序言成了陈敬容生平的追踪，而且捕风捉影的似乎是一个女子的私事，但是中国历史向来很少有个人面目，二十世纪上半期又是表情一致的岁月，走过的是一排一排制服一致的方阵。那个年代对私事羞说，今天对那个年代的私事也是休说，至今很少有学者愿意像我这样写序言。但是不涉及个人的文学史，已经压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人物。而我从自己与他们的简短的过从中，感觉到他们曾经活得非常有个性，心灵虎虎有生气。

一九四六年，落在大后方的文化机构，一个个渐次搬回北京上海，开始新的事业。曹辛之与臧克家等人联手，成立了星群出版社，到上海出版《诗创造》。不清楚陈敬容到上海，事先与这个约定有多少关系，正在创造力喷发时的陈敬容，很快成了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直接参加编务。曹辛之说：“《诗创造》的翻译专号，诗论专号，敬容和唐湜是出了大力的”。而且，当时的这些诗刊，除了大名家，其余都是不付稿费的。

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上海是中国唯一像个现代都市的城市。没有一个内地来者，面对现代城市的冲击能无动于衷。陈敬容在上海感到自己成了一个“陌生的我”：“当我在街头兀立，一片风猛然袭来，我看见一个陌生的我，对着陌生的世界”。她在上海住了三年，一直住到一九四九年初春，“除了偶然又偶然之外，我很少在一间屋子里住到半年以上，不是被迫迁出，就是为了自己觉得腻烦，想换一换”。最后她有了一个比较安定舒适的住所，不由得感慨“鸟儿有了巢了，流浪人有了家了”。

这也是陈敬容一生创作最丰富的三年。她翻译了中文印成两巨册的《巴黎圣母院》，翻译波德莱尔、里尔克、凡尔哈仑、安徒生；她写的更多，写诗，写散文，写散文诗，写批评。很少见到女诗人写批评。但是陈敬容评论郑敏、穆旦、杜运燮“联大三星”的这篇文字，不仅是“九叶”合成一个派别的关键事件，也是九叶诗人最早的自我评价。“默弓先生”的这篇论文《真诚的声音》至今值得一读，我没有看到过女诗人有如此尖锐的批评目光。

“文坛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这里包括诗人穆旦袁可嘉郑敏等这些‘乐意在大粪坑做哼哼唧唧的文字和苍蝇’……公然打着‘只要大的目标一致’的旗帜，进行其市侩主义的‘真实感情’”。四十年代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批评，而如此话语冲着陈敬容而来，要沉得住气真是不容易的事。

一九四七年《诗创造》的分裂，臧克家与九叶诗人的对垒，成为此后几十年极“左”分子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长期争论的先声。三十年后“九叶”定名时，辛笛说：“事实上我们不能成为花，我们只能衬托革命的花”。这种自甘边缘的态度，虽是文人本色，本身就不容于革命高潮时代。八十年代的文坛开门，这把火从诗坛烧起：全中国轰然争论的所谓朦胧诗，陈敬容坚决站在年轻人一边。因为她明白这是旧戏新演。一九四八年陈敬容就批评“有些诗看似热闹，实际空无一物，而且虚伪的不近情理”；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朦胧诗争论，双方阵容甚至人物都依旧，无怪乎陈敬容八十年代愤愤地说：“个别年逾古稀的老诗人，对自己向来不习惯的所谓‘朦胧诗’大张挞伐，骂它们是什么‘新诗的癌症’，这真也可称相当骇人听闻的了”。

陈敬容在上海出的诗集叫做《交响集》，如果要一个诗人必须有自信，这标题应当是自信之冠。当她对诗游刃有余时，她对世界也游刃有余。

她会郑重其事劝告某个人说：假若感情是一条鞭子，生活是一阵雷，假若整个世界只是，可以任你信足一踢的皮球……那么它将会带给你，一个比夜更黑的白昼。

她甚至会戏剧化地嘲弄某个人：“世界沸腾哪！”你将会叫喊，你将不再守牢你那可怜的小角落，守牢你的叹息当云霞，守牢你的啰唆当仙乐。

她甚至会洒脱幽默地挥挥手与某个人告别：任人说方不是方圆不是圆，我知道真理不同你翻脸。

我们不知道是谁把感情当鞭子，是谁在哀叹世界沸腾，永远和真理同在的又是何人。我们只知道她已经能把那些大知识分子称作“逻辑病人”，看到他们“渴死在绝望里”；她已经能看到这个巨大城市不值得畏惧，因为“无线电绞死春天”；我们甚至看到她能自嘲地对自己说：“嗯，我知道你顶瞧我不起”；她甚至能问一本眼泪过多的小说“可要点一支烟？”

至今为止的中国女诗人，经过了多少次解放，绝大部分作品依然一读就知道是女性之作。而《中国新诗》的男性批评者觉得面对的是一个重量级选手，话说得客气一些：“陈敬容对自己的疮痂是爱之成癖的，他不但振振有词地卫护波德莱尔，同时也为自己辩解，现在，不但他还承袭着一贯的歪曲作风，而且竟以图穷匕见的真面目出现，来死守没落阶级的破落文化堡垒”。

这个“他”字，倒是对陈敬容这个时期创作的高度评价，批评者看来没有想到坚持这个诗学立场，写出这样诗句的是一个女子。在总共出了五期的《中国新诗》中，我们看到一位优秀诗人出现在一九四八年，给中国诗带来一种成熟的现代性。而那种轻快而微妙的反讽基调，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男性气质。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还没有一位女诗人能做到这一点。我还必须说，连陈敬容本人以后再也没有能回到这个高度。

一九五七年，九叶中绝大部分人（袁可嘉、曹辛之、唐湜、唐祈、杜运燮）成为“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北大荒等地方劳动，穆旦甚至被判为“历史反革命”；晚至一九七八年，袁可嘉还做了一次“现行反革命”。我刚到社会科学院做研究生，看到一位中年人在打扫厕所，见到人进来低头让过，听所里人告诉我是袁可嘉，不禁骇然：“文革”已经“正式结束”两年，还有这种惩罚！话又说回来，四十年代对九叶诗人批判最力的“七月”诗人，全部落进“胡风反革命集团”之网，没有自杀的，就得长期坐狱劳改。不少人至今认为九叶派不成立，哪有过了三十年追认的诗派？不过看一看历史的逻辑，这个流派完全没有可能提前成立。那个年代，想写诗而不把自己写成反革命，恐怕不是容易事。每个时代都有年轻人前仆后继地要做诗人，条件是明白应如何作诗；看九叶的对手臧克家这位诗坛不倒翁歌颂“文革”的“民歌”，就可明白：如此诗不如九叶之无诗，而无诗如何有诗派？

陈敬容此后搁笔三十年，翻译成为她的主要工作。“文革”中，一九七三年，她才五十六岁就被迫退休，让出机关宿舍，住到京南法源寺后面的一所平房。据见过她的人说，法源寺当时破败不堪，冷如冰窖，厕所共用，厨房灰暗。其实当时大部分人，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住房都是如此。一九七八年改善退休人员条件，搬到宣武门西大街一栋楼房，那几乎是个半地下室，隆隆车辆整日在头顶轰鸣。诗人面对着都市喧嚣的街头，依然那种讥讽：“噪音它可不会老，它一天比一天年轻，同无法逃避的，种种折磨一起，他还在繁茂生长。”但搬出法源寺，陈敬容已经非常兴奋：“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样无忧无虑过，可以关起门来写诗”。一是总算有自己的厨房厕所，二是作为一个诗人，总算可以写诗了，也可以评诗了。离开法源寺，成了陈敬容的第三次逃离，而且与先前一样，引来又一次创作的高潮。

一九八四年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博士，每星期五下午最好的享受，是到DurantHall那座小巧而静雅的东亚图书馆翻翻国内来的杂志，新购的书单独列架。我欣慰地读到《诗刊》上陈敬容的新作，看到她依然活跃的思想：“我们的语言，了解的人至今十分稀少”。她进入了生命中第三个诗歌青春。

曾经有多少个世纪，《春秋》《左传》的编年范式，是中国人看历史的唯一方式。远离庙堂后，太史公才从容看出：历史是人构成的，事件只有归到人名之下，才获得意义，而名字也只有在后人的注视中，在可以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相比附的生命细节中，才能活成一个能携带历史的生命。

我这篇文字不是评价陈敬容：陈敬容已经承载了历史意义，我只求在她的字里行间寻找失落的，被历史擦抹掉的细节。

许多有关陈敬容的介绍，都是说她生平坎坷，晚景凄凉，甘愿被世界忘却。读了这些报道，我心里总是很纳闷：我见到的陈敬容老人，乐观，坦荡，善于交朋友。这是她一生最高兴的时刻，我认识陈敬容，也是在那个兴奋的年代。我太明白这话背后的逻辑，知道那些报道的话中之话是在说：陈敬容作为一个女人是悲惨的，因为没有稳定地落在一个婚姻中，哪怕作为一个寡妇了度晚年，也可以比无夫之妇骄傲，至少能住一套好一点的房子。

然而，对于杰出女性，被俘虏的历史，恐怕更是她俘虏的历史。为了给这篇诗中之传来个比较明白的结束，我在此点明陈敬容一生中遇到过的几个男人，让这篇反传记有个类似传记的结尾：除了本文提到过的曹葆华，抗战时在兰州嫁给诗人沙蕾；一九四八年秋与翻译家蒋天佐一起到解放区。其他还有谁我不得而知，不过是否有必要知道，才能读懂陈敬容的诗呢？

“你有你的孤傲，我有我的深蓝”。这是诗的回答。陈敬容的名字没有挂在任何一个男人的传记里，这正是陈敬容人格完整性的所在。陈敬容是个诗人，诗人可以兼做妻子：到书店看书买书，可以顺便带回一把做晚餐的小葱。但是去书店的旅程就是福，何必为一把小葱单独走一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