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方悔读书迟

我是四川成都人。现在的四川，俨然泱泱“大国”，人口达一亿以上。明末至清，可不是那样，那时四川人口少得很。所谓四川人，多是湖广去的，所以有“湖广填四川”之说。我家原籍湖南，由湖南而贵州，由贵州而四川。哪一代离开湖南，我已搞不清了。到了我祖父一代，便到了四川。幼小之时，家中堂屋悬一板对，上刻：“大德一篇尧典，清源万古湘川。”老辈每以联语讲示，自炫门第。和唐尧攀祖先，吹牛到了荒诞程度。“湘川”则是实情。大门挂一木牌，上书“黔南唐寓”。黔南指的是贵筑（即贵阳）。我父亲一代还自称是贵州人，到了我们弟兄辈，算是地道的四川人了。

我生于一九二二年旧历八月十七日，合公历为十月七日。命名之后，也曾有字，叫做子㫃。这个㫃字，人多不识，它的音义均同于偃。名字相连，何况给我命名、字的前辈，是著名饱学之士。但是，至今我找不出“振常”和“子㫃”的联系。一生没有用过子㫃，只是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过两三次，把“㫃”字拆为两半，用了方人为笔名。方人一词，在四川话中另有含义，有给人难堪的意思。有同学知道我用了这个怪笔名，颇加嘲笑，从此也就不再用它了。勉强和子㫃有关的，曾把它化为子游，冠以母姓，成龚子游，多次用作笔名。一九四七年，为上海地下《文萃》（原为周刊，后被迫转入地下，以丛刊形式出版）写的总题为《失踪人物志》的三篇报告文学，就是用龚子游之名。我也很讨厌振常之名，以为它封建得很，但始终没有改名。一生笔耕，写的文章不算少，用的笔名也就很多，用得最多的是唐致，其余多数不复能忆。因为工作关系，有时每天要凑稿子，边写边发排，稿成，或者是看清样的时候，随手加上一个名字，未加思索，亦了无含义。“文革”以前，用笔名发表文章，远多于署本名者。“文革”以后，不复使用笔名。

先父弟兄三人，先伯父汝声，字伯泉；先父凤声，字仲威；先叔父钧声，字叔均。他们青少年时代，都在家延师受教。被延请到我家来教过他们的几位老师，都是四川名人和著名学者。头一位是近代著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赵尧生先生。先生讳熙，字尧生，别号香宋，生于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丁卯），卒于一九四八年。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辛卯）领乡荐，一八九二年（清光绪十八年壬辰）成进士，入翰林院。先生同情维新，与戊戌六君子之杨锐、刘光第交厚。后为江西道监察御史，直言切谏，尝飞章弹劾庆亲王奕劻、部臣善耆、疆吏赵尔巽、杨文鼎等，后更以弹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借债卖路而去官。先生私淑弟子梁启超曾赞先生诗称：“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¹⁾尧生先生是我祖父门生。先祖讳家驹，又名选皋，字直夫。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丙子）进士。据尧生先生民国十八年纂修《荣县志·秩官第十》载：先祖“由工部主事改官荣县，十年到任。久于荣，熟悉民事，见闻中无其比。政多实益。当时无盛名，及其去，遂无趾美者，故民久而弥思之。”同书《事纪第十五》载：“光绪十八年……选皋调兴文。其去也，士民送之，六十里不绝。贫民呼泣，选皋亦泣。太平佳话如此。”另据尧生先生哲嗣念君先生不久前摘寄尧生先生《日记》得知，先祖于翌年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癸巳）又回任荣县，直至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始离任。尧生先生教先父弟兄时间最久。先祖早逝，尧生先生与先父弟兄，谊属师生，情同手足。通家之好，情亲多年。

他们的第二位老师是周孝怀善培先生。他是尧生先生的门人。尧生先生在任监察御史前后，历长川南川东各地书院学堂，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荐孝怀先生课馆，是年正月先生《日记》载：“晤直公，荐孝怀馆，直公甚欢。”孝怀先生后来成为政治名人、社会名流，一生功过，有待历史评定。但他在四川劝业道、巡警道任上，却为四川办了新政，做了不少开风气的事。从提倡实业，到开创警察，到改革川剧（其时称为改良），都属旧时难得治绩，应予肯定。旧时成都在今人民公园附近有一城楼，上悬孝怀先生手书十六字：“既丽且崇，名曰成都。文明建设，今有古无。”可见他的重视城市建设，也可见他的今必胜古思想。

他们的第三位老师，与前两位大异其趣，是著名反孔非孝的吴又陵虞先生。又陵先生到我家课馆之时，虽还非后来以“只手打孔家店”那样英雄其名，也不是反对他父亲，法庭涉讼，被四川顽固人士声讨，视为大逆不道之时那样“声名狼藉”，但已如其自述“戊戌以后，兼求新学”，⁽²⁾何以我家请来一位兼求新学的老师，颇不可解。其时，先祖已逝，大约先祖母不知听了哪位推举，请来了“不事科举”的吴先生。⁽³⁾或是先父弟兄受时代潮流影响，请求先祖母而为之。果然，又陵先生课馆不久，在他的怂恿下，三个学生随老师于一九〇五年去日本留学了。老师入法政大学，三个学生入成城学校。读了两年书，又相偕回来。⁽⁴⁾多年之后，祖母还经常提到此事，颇致不满，说是又陵先生用了我家的钱，把她的三个儿子带到日本，都学坏了。

父亲伯叔有负师教，一生学问事业并无所成，只是能写文章，写得一手好字，颇得尧生先生神髓，聊算一能。我们后生小辈，未能受几位太老师熏陶，少时耳闻大名，及长亦未稍窥其学，徒增惭愧。

虽然如此，父母还是沿着旧轨对我们进行教育。尽管那时早已学校林立，却并不让我们进学校，仍然延师在家课馆。比我大十余岁的几位兄姐，为他们授业的老师有过好几位。待我启蒙入学，数年之间，和年龄相近的弟兄姐妹从学的老师，只有刘洙源复礼先生。洙源先生是著名经学家，主讲离明书院，并在成都大学任经学教授。他同时是佛学家，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和著名的佛教丛林文殊院讲经多年。我们都称他太老师，因为他教我父母学佛。洙源先生住在我家，除了教授我们读书，同时为我父母和来学的亲友讲佛经，教参禅。洙源先生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而他性情暴躁，学生书背不出，对答不上，他动手就打。挨板子是经常的事，最感难以忍受的，是用卷屈的食指敲击头部，头上青肿隆起，几天不消。今天回想，多亏他的敲打，使我还能背几句书来。洙源先生教学程序颇异于众，发蒙识字之后，只读了《三字经》，一跃而学《论语》、《孟子》，接下来读《诗经》、《左传》。《诗经》、《左传》读完，选讲《史记》和《资治通鉴》，同时也挑选一些唐宋文教读，但绝不按照《经史百家杂钞》或《古文辞类纂》选教，他尤其反对《古文观止》。当时视每天背书为苦事，对他的讲解，特别是讲《左传》、《史记》，却兴趣甚浓。洙源先生声音洪亮，一间书房，几个学生，他高声朗读讲解，绘声绘色，一字不苟。感谢洙源先生在旧学上给我的知识。

后来，洙源先生返乡礼佛，潜心佛学著述，我才插班进入小学四年级读书。这个小学叫做建本小学，名虽新式学校，实与旧式私塾没有很大差异。学校设在华阳县文庙（成都有府县文庙共三所），确为学宫。虽有一般小学的课程，主要则读旧学，按“四书五经”授教，占的课时最多，其他课程均同陪衬，而且没有体育课。举例说，初小一年级读《论语》，二年级读《孟子》，三年级读《诗经》，四年级读《礼记》。高小两年，全读《左传》，一星期好像有十几个小时的课时，由两位老师同时教。平心而论，这些教旧学的老师水平都不错，他们都是中学教员，在这里兼课。

小学毕业，我进了一家更古怪的中学。学校称做大成中学，确如其名，是一个孔家店。“建本”“大成”，无独有偶，堪称双绝，在落后的四川，也找不出第三家来。大成中学创办人兼校长是四川赫赫有名的“五老七贤”之一的徐子休炯先生。子休先生举人出身，清末倾向维新，四川保路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民国以后，思想日益倒退，成了四川顽固守旧的堡垒。厕身四川教育界数十年，担任过四川教育总会长、宣慰使、通省师范学堂监督、大成会会长等。声讨吴虞，他是首领。一切新式教育他都反对。他对政治也感兴趣，蒋介石势力入川，张澜提出川人治川以抵制。子休先生写了《异哉所谓川人治川也》，为蒋赏识，频加礼重。大成中学实际是子休先生的小朝廷和家业，教职员多是他的学生，教务主任是他儿子，附属小学校长是他的孙子。教育与生活方式，散发出最腐朽陈旧的气息。住校学生每天早晨集队到大成殿向孔子作揖礼拜，朔（初一）望（十五）还得烧香磕头。每年逢孔子生日，学校停课三天，大举庆祝圣诞。张灯结彩，舞之蹈之，鼓乐齐鸣，香烟缭绕，一派乌烟瘴气。政府官员、社会名流，齐来朝贺礼拜，子休先生昂首阔步，俨然孔教护法。全校师生扮演着傀儡的角色，在他的导演下，高唱复古之曲。他还创立了一种古怪的教育方式，从经书上摘选各种圣训语录，每天从早到晚，分别在各种集体场合，让值日生高声背诵一遍，以作箴铭。起床之后集合在大成殿礼拜之前，读一套语录，上第一堂课背另一套语录，三顿饭读一段语录，直到睡前听教师训话，又要读另一套语录。甚至厕所也有语录，只是不能集体入厕，不能朗读，而是在厕所高悬一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道在屎溺。”现在还记得的，如第一堂课读的是：“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吃饭时所读，最后一句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文革”兴起了读《语录》之风，对我真如历史重演。双手捧小红书齐声朗读之时，我总想到这几十年前的往事，觉得如出一辙，不禁哑然失笑。

教学内容，自以维护和发扬孔学为宗旨。子休先生自教修身一课，尽管课时只每周两小时，却是全校大事。所用课本是他自己编、学校出钱刻印的《修身教科书》，无非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一套，拼凑程朱格言而成。他上修身课，是全校学生集中听讲（大约不过二三百人），几位学监教师随侍在侧同听。他很少照着课本讲，倒是多数时间在骂人，骂新学，骂人心不古，骂共产党和红军（红军此时长征入川）。课程还有《尚书》，教师并不高明，听来索然无味。和其他中学还有一个大不同，国文课时特多，每班都有三个教师教国文课，每周每位六小时，共占了十八小时。课本是学校自编的，线装石印，叫《大成国文课本》，自然全是古文，那时成都的中学，很少教白话文。三位教师各讲一部分，每周作文一篇，这样，一周就要写三篇作文。旧式私塾也没有这样多作文课业的。如果要找一点这个学校给我的好处，那就是锻炼了我读写古文的能力。国文老师中有一位曾孝谷先生，是早年留日学生，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春柳社主要成员，和欧阳予倩是好朋友，以在日本参加演出《茶花女》而著名。此时业已锐气全消，长袍马褂，礼教纲常，俨然遗老，绝口不言当年开创风气的事。四川这个地方，顽固守旧势力太强，积习太深，一些早年虎虎然有生气的人物，几经折腾，或也免不了壮志消磨，与时浮沉；而地主文化集中表现的成都，它的优越而懒散的生活方式，更易毁人志气。曾孝谷先生人方中年而无所作为，只不过例子之一。

我在大成中学读了一年书，昏昏然，木木然，不知道究竟在干什么。今天回忆这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唯一感到欣慰的是结识了同班同学胥树人（原名树仁）。和我一样，他在这里也只读了一年，之后和我同时进入另一家中学，仍是同班。一九三八年，他去了延安，我送他启程。此后断绝了音讯。我几次用“胥庶”笔名发表文章，为的是怀念他。他没有看见这些文章，正如同我没有看见他发表的怀念我的诗一样。直到全国解放，我们才又见面。他是诗人，文学家，现为辽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秘书长，他著的《李白和他的诗歌》新近在上海出版。

放弃了一年的中学学历，我进入成都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这个学校以功课严格、学生成绩出众负盛名，我考了多次才考上。学校创办人是我的外祖父龚维翰先生。先生出身副贡生，署理番厅教谕，一生致力教育事业。诸舅父皆成都教育界著名教师，我多曾受业。大舅父向农先生，对我教诲尤深。大舅父讳道耕，字向农，一字君迪，别署蛛隐，为著名经学大师、文学家和教育家。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并科乡试举人，入为内阁中书，不久返乡，潜心著述，终生执教成都各大学，曾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校长，四川大学及华西大学经学教授。平生著述甚丰，《经学通论》、《礼记旧疏考证》、《三礼述要》、《丧服经传五家注》、《说文逸文笺记》、《补宋宗室世系表》、《中国文学史略论》，其著者也。大舅父早年曾任成都县中校长，我到成都县中读书的时候，他每周还来校为高中文科班讲授两小时经学（当时有的高中高年级分文理科）。大舅父于一九四一年逝世，我方二十岁，少不更事，对于大舅父之学，全无所窥。但自幼得大舅父钟爱，一段时间曾寄居大舅父家，常侍在侧，他老人家著述之余，耳提面命，多有教导，虽不能尽得要领，而终生不敢忘。如今追怀遗泽，所望者，四川整理出版大舅父遗著之事，能早日完成。

成都县中教师一般水平较高，课程齐全，比较注意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英语教学尤其严格，除了英语课，还专设英语文法课，读纳氏文法课本。国文课用《经史百家杂钞》为教本，初中二年级另开设《说文解字》课一年。入学一年之后，学校易长，随之而换了一批教师，新来者多其时新近大学毕业，水平有所下降。更令人不能忍耐的是，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学校来了好几位军事教官，上操下操，哨子军号，把学校搞得像个兵营。我班国文教师在课堂上张口大骂，说是那些军事教官“百无一能何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学生听了大快。

在成都县中读书的后期，接触了新文学。说来使人不信，读了好些年书，从不知新文学为何物。没有看过一本小说，没有读过一篇白话文。在同学胥树人的影响下，开始读新文学作品。一经过眼，立刻入迷，终至废寝忘食，甚而决心将来从事文学事业。初中毕业，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蓬勃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颇受感染。从接触文学作品，思想受到影响，方才有反封建的觉悟。到高中时期，接受了更多的进步思想。

在一家私立中学蜀华中学高中读书一年。由于初中有较好的基础，在这里应付裕如，花了大量时间去读课外书，文学书读得最多，其次社会科学。终于因讨厌这个学校的死气沉沉，而转学到了光华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这个学校从上海迁来，最大的优点是风气开通，比较自由，不穿所有学校规定的制服，不搞军事训练，教学水平也比较高。我的学习成绩属于上等，英语和国文老师对我表示有厚望。一生读书较多，也在这段时期。附中和大学同一图书馆，我是图书馆的常客。有一事不能忘。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全校师生似乎都跑光了，我一人在寝室里卧床高声朗读黛玉《葬花词》，自鸣得意。这并非不怕死，就是舍不得放下《红楼梦》。也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写文章投稿。记得第一篇作品是小说。而今想来，不禁脸热。

一九四一年高中毕业。当时有一条规定，高中三年和全市毕业会考成绩优异者，得免试升入国立大学，志愿由自己选择。我和班上一位同学得入此列。到大学读什么？我满心想读外国文学，而家中反对。稀里糊涂之中，在规定填写的三个志愿中，我作了毫无章法的选择。第一志愿是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第二志愿是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第三志愿是城固西北大学畜牧兽医系。第一及第三志愿，都为牵就家庭而非本意，所以填西北大学，颇有一点浪漫想法，是为了向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私心希望第二志愿得中。结果，按第一志愿入选，违心地进入中央大学农艺系。在这里，读了半年不到，颇不喜欢动物学、植物学之类课程，很想弃学而去。大舅父向农先生突然病逝，即以奔丧为名，离开了中央大学。之后，在家里呆了半年，名为准备功课重考大学，实际大读闲书。先父本富藏书，因日本飞机轰炸，多次疏散迁移，大部头藏书原寄存华西大学图书馆，后来折价卖与，另一部分寄存向农大舅父家，其余则大多散佚。尚存的少量书籍，除了佛经，多甲部之书。佛经不能解，对甲部之书亦只偶一涉猎。无意之中，偶于书堆中捡得《新青年》及《新潮》等杂志几近全套，大喜过望，自晨至夜，读之不舍。乡居无电灯，一灯如豆，读来尤乐。今天想来，其弊在漫无所归。

一九四二年夏天，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北平燕京大学于一九四一年太平洋事变时关门，此时在成都复校，因陋就简，借用一家女子中学校舍做校址，一部分课在华西坝与其他教会大学合开（合称华西坝五大学），五校并可互相选课。真是巧合，男宿舍正是我读小学的文庙。重返文庙，旧景重现，这家小学没有给我童年以任何欢乐，对它没有什么好感。小学早已停办，有时我还看见当年我们的校长周先生到这里来走走，低着头，缓缓踱步，似乎并无目的，也许是为怀旧。他仍然穿着长袍马褂，布袜布鞋（成都许多老先生是不穿洋袜子的）。这时，我倒真有些可怜他了。无须说，他是一个迂腐之人，但不失为一个好人，一生热衷宣扬孔学孔教，当然不以洋学堂为然，更不会理解，何以他办的学校终于被时代淘汰了。他以献身的精神，默默无闻地（绝不是徐子休先生那样霸道地）做了一辈子把时代拉向后去的工作。我想，他在这里看见大成殿做了我们的饭厅，自然会摇头叹息。当年除了祀孔，我们这些小学生，谁也不准进入这神圣的殿堂的。

一年之后，我转入新闻系就读。入外文系本为学文学，燕京大学的外文系，和其他教会学校相同，注重语言。系主任包贵思女士（Miss Grace Boynton）和其他几位中外籍教师，文学素养也很深，记得包贵思女士讲海明威《钟声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alls），曾令我神往；周国屏先生讲《双城记》，绘声绘色。但是，总括来看，系中不甚重视文学教学。所幸者，还能得到谢文炳先生的指导。文炳先生，国内著名学人，老作家，老教授，执教各大学数十年，燕京复校成都，他从武汉大学应聘而来。日常和文炳师接触最多，受益最深。一年后，他转到四川大学去了。如果文炳先生不离去，如果吴雨僧宓先生不是一九四四年而早一年到燕京外文系任教，我也许不会转系。吴雨僧先生于“文革”中冤死，这位学贯中西、对于在中国创设外国文学系贡献甚大的学者，永远让人怀念。文炳先生今已八十多岁，身体健康如昔。近年我两次返川，拜谒请益，他依然那么爽朗乐观，对于一九五七年错误地强加给他的不幸遭遇，不以为意，除了带研究生，正写作长篇巨著。

新闻系开设的课程不多，专职教师不过两位，一位是系主任蒋荫恩先生，一位是张琴南先生。几门必修课程，都由蒋、张二师教了，另有两位兼职教师，教了两门无关紧要的选修课，燕京新闻系在国内负盛名，学生人数也较他系为多。说实话，专设一个新闻系，其课程不免于空虚。思想的敏锐，并不能得之于课堂教学。文学锻炼，并非纸上谈兵可就。编辑采访诸业务，更应从实践中去学会与提高。燕京新闻系可取者，主要在于有一张供学生实习的公开发行的报纸。报纸叫做《燕京新闻》。初为四开铅印一张半，后增加半张英文版。每周出版一次。原定二年级学生负责采访，三年级学生任编辑。荫恩先生总其成。我参加《燕京新闻》的工作，是从编文艺副刊《副叶》开始的。我方转入新闻系，荫恩先生知我当时正和几位朋友办了一个文艺月刊（其实只出了三期就垮台了），便要我去编刚开辟的《副叶》。之后，荫恩先生非常民主地把报纸完全交给了学生办理，由学生选举报纸负责人员。我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担任总编辑，英文版由李肇基负责。肇基于一九五五年随我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于香港飞往万隆途中遇害，慷慨成烈士。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兴起之时，《燕京新闻》起了很大作用。《燕京新闻》虽是公开的出版物，但不受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我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使这张报纸成为宣传鼓动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反对独裁统治的红色报纸。正如一九五二年荫恩先生写文章所自述，他正是通过《燕京新闻》，通过因《燕京新闻》和学生的接触，走向了进步。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亲眼看见他如何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学生反蒋示威大游行的行列，和他的同事沈体兰先生（燕京大学秘书长）、夏仁德先生（Dr. Randolph Sailor，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并肩前进。一九四八年荫恩先生去美国，我在上海送他上船。全国解放后回国，他继续在燕京执教，兼任学校总务长，并为民盟分部主任委员。院系调整，荫恩先生转入北京大学，后入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把他命革了，连怎么死的似乎也并不很清楚。蒋师母对我说，她始终没有看见遗体，令人哀而愤。荫恩先生于三十年代初自燕京新闻系毕业后，历在上海、香港、桂林三地的《大公报》工作，一九四二年回燕京任教之前，为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他从事新闻教育二十余年，培育出来的学生，当以千计。其中大多至今仍然战斗在新闻岗位上，且多为新闻与宣传事业骨干，然而，新闻界似乎忘却了他。这是历史的不公正。

张琴南先生是新闻界前辈，一位忠厚长者，以多年的实践经验转而教学，每多傥论。在校辱承谬许，犹忆毕业离校一番谈话，问我到新闻岗位后的专业打算和努力方向。答以记者非我所长，愿从事编辑工作。先生则勉以多写文章，似乎看出了我其实不胜编辑之任。一九五三年，我在琴南先生领导下工作，他是总编辑，我是要闻版编辑。我的工作确实做得平凡无建树，琴南先生多次问及为什么不写文章了。之后，我离开报馆，琴南先生不久逝世。

学校有一个规定，有的学系要有副修。即是除了主修学系，还要选定另一个学系，读满所规定的学分。我选定历史为副修，读满副修历史应达到的学分；此外，也读了中文系开设的较多课程。这种制度，已不见于我们今天的大学。我以为它颇有优点，对于新闻系，尤其显得需要。中国学术传统，重通过于重专。博通诸学，进而求专，其专更深。学人而兼通人，较之只专其一的学人，尤为难得而可贵。从大学教育说，过早地专业化，与各门学科隔绝，并无好处。在大学期间，恐怕还以多打基础，多通各学为好。一生学问，求其专深，何妨待之来日。

选中文系的课，由于兴趣。选历史系的课，事出偶然。结果出乎意料：兴趣所在，选课听讲，除了其中两三门课程，其余未能给我以更深的诱发；偶然的选课，则终身受益，终于在临近老年之时而改业以赴。远在中学时期的历史课不用说了，即使大学一二年级必修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课，亦未想到深入去学，课余读了些历史书，更无非只是增长了一些知识。一九四四年，陈寅恪先生来校任教。第一年，在历史系开魏晋南北朝史，在中文系开元白诗。我选修这两门课，只是出于仰慕寅恪先生大名。一经选学，受益永年。寅恪先生讲授元白诗其实也是讲史，不过以诗证史，从史论诗，而非诗义之讲解。记得首讲《长恨歌》，先即论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这就得从为寿王妃讲起，论证唐代婚礼制度，另有其精义，是否以处子入宫，无非借题而已，如同后来出版的先生所著《元白诗笺证稿》所述。文史不分家，寅恪先生之学，为后生垂范。寅恪先生是时一眼已近于盲，身体很坏，讲课声音很低，一边讲，一边不断喝冷开水。日常课堂讲授，很少和学生问答。一次讲元稹《悼亡诗》到“唯将终夜长开眼”句，突反常规，问何以云“长开眼”。我坐在前排，首被指名问及，我答不出所以然。又问了二三人，均不能对。先生这才从鳏鱼眼长开讲起。事过四十一年，至今仍然记得当时汗颜之情。第二年，先生开唐史及元白刘诗二课。在此之前，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得以先读，听唐史课，也就较能领会。元白刘诗于元白之外增入刘禹锡，虽与前课有所重复，学而时习，得以巩固，也选读了。四门课所讲，只是寅恪先生博大精深学问宝库中的一页，惜乎我是到此为止，未曾稍有进取。更感不安的是，前两门课读未及半，学期考试，意外地得了高分，寅恪先生嘱以转读历史系，我以“不是做学问的材料”为谢。这在当时是真实思想，满脑子战斗观念，未曾想到致力学问一事，即使对日常课业，也很不用功，除了几门愿听的课，逃课的事常有。有负寅恪先生之命，想及程门立雪故事，真感愧煞。

吴雨僧先生、李方桂先生亦相继来教。我读了雨僧先生的《西洋文学史》和方桂先生的《语言学》。吴先生是著名的“学衡”派，反对新文学，反对白话文。但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接触中，未曾听见他有过这方面的言论。他毕竟是学术中人，感情中人，生活在中国古代与西方中世（中世是吴先生常为讲述之语，他认为称中世纪是错误的），对现实世界每多隔膜，思想感情多有距离。我看他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总不免难过。他的学生李健吾称他为新学究，写剧以讽之，未免有失厚道，但写其心情的落寞，能传其神。

大学四年之中，写过一些文章，散文、小说、随笔、翻译，都曾尝试，杂文多一些。这些文章，多发表于黎澍主编的成都《华西日报》副刊和陈白尘主编的成都《华西晚报》副刊《艺坛》。我于一九四四年加入文协成都分会。历次学生运动中，写过若干篇宣言。一九四五年暑期，到《华西晚报》实习，期满，留在那里工作，一面继续读书。

一九四六年六月，大学毕业，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从此，长期战斗在新闻岗位，七年的时间在《大公报》（地点是上海——香港——上海——天津），十六年的时间在上海《文汇报》。两报之间，有五年的时间做电影工作。除去“文革”靠边被剥夺工作权利的六年，在《文汇报》实际工作八年，加上《大公报》的七年，前后从事新闻工作十五年，做过记者、编辑、采访主任、文艺部主任等。十五年的时间不能算很长，工作究竟有什么成效，难于去计算。新闻工作很难报账，大抵不外“轰轰烈烈，空空洞洞”。所为文字甚多，全国解放以前写的，已成明日黄花。建国以来所写，总不离当时需要什么就写什么，社论文章尤其如此。这些文章，与时事同成过去，同归消灭，也记不清究竟写了多少，有些什么。记得那个整死人的十年期间，忽然说是要“解放”我，要我去查报纸，把我写的东西逐一报上。一查之下，连自己也着实吃了一惊，十五年新闻生涯，竟然真的写了那么多（记者文字除外）。但是，新闻工作毕竟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笔不暇挥，天天要写，还要写得快。王芸生先生夜间写稿，稿纸裁成短条，随写随发，便于赶时间。据说，从前张季鸾写社论亦如此。是否因赶时间和多写就会粗制滥造，倒也未必，还是要看作者的态度和修养。经常写，写作能力自然提高，头脑反应也趋于敏捷。文章天成，那是吹牛的话。多写，总是有好处的。当然，态度要严肃，不能流于滥。回顾十五年新闻工作生活，所得在于斯。

这十五年之间，前七年虽没有完全脱离文艺写作，但写得很少。后八年，写得较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戏剧理论与评论文章。五年电影工作，其中一年搞行政，四年专业编剧，写了三个电影剧本，其中一部拍成影片和出版文学剧本。但就是这么一部电影，被整了十几年。康生说它是“罗隆基思想”，江青说“作者一定是右派”，人们奉命或闻风“批判”，棍子齐飞。我倒也无悔，还想写电影剧本，只是再没有时间了。改业历史之后，和文艺的关系疏远了许多，写文艺文章自然少得多了，近年仍偶一为之，多为散文随笔，主旨在于“活动活动筋骨”。写历史研究文章，离不开材料。长年累月，无一字无来历，有导致古人所谓的手僵的可能。一旦丢开材料，颇有不知从何写起之感。为了避免手僵，我为自己定下一条：一年中写几篇非历史研究文章。为什么不多写？这自然有个主从关系，同时，亦为顾虑多写而手滑。以上所说，纯属个人经验，未足为训。然偶与同行谈及，亦感手僵之苦。各种形式的文章都写一写，但掌握一个主从或界线，似乎有利无弊。

为什么改业？又为什么改业历史研究？从稍远一点说起。新闻工作曾是青年时期所追求，当时的想法，除了自许以笔战斗，还认为新闻工作与文学写作相近，也许能以后者为副业。实践的结果，感到于新闻工作并不完全适应。记者的敏锐和博闻强识，都不够条件；不可缺少的应酬交际能力，尤其临机应变之方，更完全缺乏。合格的编辑绝不能只是熟谙“三长两短”（编辑术语，指编发稿供之长短栏）的匠人，要独具慧眼，运鬼斧神工，能化腐朽为神奇，此亦非我所能。剩下的一条，也许还能写写文章。但是，文人办报的传统已近消失，在报社专业写文章的行当，似不再有。所谓以文学写作为副业的想法，也不切实际。学无所专，时有空虚之感。一九五三年，终于得以离开《大公报》，想不到兜了一个圈子，五年之后，还是回到了报纸工作，而且，这一下呆的时间比在《大公报》长了一倍多。“文革”期间，有更多可能对自己作一反省，结论是：做文学工作恐怕也只是美梦一番，实际并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自然，这时候说不上转业，除非是被迫地而又非常时髦地去当工人（上海叫做“战高温”，天寒地冻时也去“战高温”，实际是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但读书不再有罪了，在“干校”和在家养病，可以多读一些书。由于兴趣所至，更由于为了了解这个古怪的“文化大革命”，抱着不学史无以知今的想法，较之前二十多年读书之漫无所归，重温和新读了较多的历史书。事有凑巧，被遣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几无具体工作，本来也并不要求我工作，不过冷藏以待焚。我亦乐得。于是，整天埋头故书堆中，读来稍具系统。也因之，对于其时甚嚣尘上的“儒法之争”，得有自己的看法。一九七七年写第一篇历史研究文章《论章太炎》，发表于《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就因这一篇文章，确定了后半生职业的转换。

大概因为这时历史刊物和历史研究文章不多，也大概因为章太炎名气之大，这篇《论章太炎》反应较大。《历史研究》编辑部整理了一份来信综述，我从中受到鼓励。师友辈的勉励，增强了转业的决心。我忘不了总角之交胥树人千里来书。我们已多年失掉联系，他寄信《历史研究》转我，少年往事的回忆，为学术献身的共勉，使人感念。王芸生先生与我作长谈，殷殷垂询今后研究计划。国外也有反应。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所编《历史评论》，于一九七八年第十期发表久保田文次文章《中国研究章炳麟的新动向》，以较多篇幅评述此文，说是“详细而尖锐地批判那些以儒法斗争史观来评价章炳麟的文章的人，是唐振常”。苏联远东历史研究所将《论章太炎》翻译发表。

至于不同意见的商榷，大家受益，对学术研究自有促进，确也有文章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但是，那种为商榷而商榷，或者说为发文章而商榷之作，徒然浪费笔墨。更坏的是，以感情代替学术。章太炎其人如何评价，从来聚讼纷纭。各执其说，总得有根据，讲道理。历史研究最不能感情用事。文学（尤其创作）与史学的大异，在于前者重情，后者力求无情。无情不足以言文学，以有情眼看历史必至于偏。一九八三年，应邀到澳大利亚讲学，在那里结识一位即将结业的博士研究生，对章太炎很有研究，自认对于太炎到了入迷程度。我和他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对他说：入迷是必要过程，入迷能求其深。入迷之后还得跳出来，才不致感情用事。我写了几个字送给他：“治史者须是法官铁面无情，方能得其真。”他以为然，而自承不易做到。他是坦白的。有的人从感情上为章太炎辩而不顾事实，就不坦白。其实，章太炎本人就说过，治史要“汰华辞，断感情”。为尊亲贤讳造成中国历史的大混乱。其所以为尊亲贤讳，就有感情上的作用。现在颇有历史人物后代研究其先辈者，把研究文章写成为家谱，绝非可取之事，大声疾呼反对为尊亲贤讳，更为必要。

还有历史人物后代出而无理干涉历史研究文章的事，也极不正常。我写《吴虞研究》⁽⁵⁾，就曾遇见此类事。此文开端说：

五四运动前后名震一时的吴虞，许多年来，论者往往只知其大略。评论他的思想的文章，常只采其一端，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甚至以讹传讹，称之为半截子革命派。于时流言四起，诽谤交至，一下说他崇经尊孔了，一下又说他抽鸦片烟了，颓唐倒退，莫之为甚。这，或出于未作深入研究，沿相抄袭；或出于不明真相，误听人言。至于是否有故意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者在，观诸“四人帮”爱恶抑扬随心所欲，非不可能。

因此写这篇文章，首重调查研究。去成都，访问了吴虞的门人和家属；去北京，看了吴虞六十一本日记，才敢下笔。文章对吴虞评价较高，但也指出了他的言行矛盾和停滞不前，如文章结论之所说：

写完这篇文章，看看吴虞一生，有他的值得我们崇敬之处，有他的应该为人们訾议之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不应为之掩盖或夸大。我们尊崇他于莽莽森林中，披荆斩棘，一往而前，直捣大成殿上。我们赞扬他于沧海横流之际，不改初衷。我们惋惜他于同时代人大步向前之时，消极遁世，归于虚无。我们訾议他举反封建之旗帜，而施封建之淫威于家人。然而，大节不亏，小节有损，其人亦可以赞矣！……

如执为尊亲贤讳之训，为我这位太老师讳，必失客观公正。文章发表之前，寄给了吴虞先生的最得意门人赖高翔、周重能先生（他们也始终最崇敬其师），也寄给了吴虞先生的女儿。反应截然相反，赖周二位复信赞许，以为持论公正。吴虞先生之女则来信大骂，斥之为与吴虞先生当年对手，那批顽固的礼教徒沆瀣一气，并要求不要发表。我回信告以吴虞先生平生最反对为尊亲贤讳，多次引用“一自为尊亲贤讳，便无信史”之语，劝她学学她父亲这种精神。她未再来信。后来我才知道，她担心这篇文章的发表，影响她正在争取的统战对象待遇。此种想法，情有可原，我们往往把学术研究文章和现实政治与政策相混淆，可谓自找麻烦。

我想举出另外一种例子。近年研究转入蔡元培，写了几篇蔡元培研究论文，还写了一本《蔡元培传》。我以为对蔡元培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三十五年来，我们起初对他过于冷淡（这和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有关，把他提倡兼容并包思想当成了宣扬自由化），近年似又走入另一极端，一些文章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或为贤者讳。全面评价蔡元培，而不言其参与清党之事，甚而有以他参与清党是为了保护共产党之说，全无根据，与事实相违背。周恩来挽蔡元培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谓确论。从政治上评价蔡元培，此联是个重要线索。蔡元培一生所望，在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核心思想在于保障民权。从这点出发，他参与了清党，因为他当时对共产党看法如此。也从这点出发，他参加并主持民权保障同盟，走向与国民党相对立，因为他这时逐渐了解了共产党，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讳言或曲解他的参与清党，笔下人物便不是真正的蔡元培了。他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主张之类，都应作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不应笼统称为蔡元培赞成学生运动。在我写的一些文章中，分析和论证了这些问题。蔡元培先生家属晬盎、怀新姐弟，不但不因此而有微词，相反，颇为期许，认为文章所论与蔡先生符合。他们的不为亲讳态度，堪为历史人物后代法。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文章自己写，责任自己负，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论任何人有任何反应，作者应有自己的态度。历史研究是科学，掺不得虚假，更不能为外界所左右。

话题还要回到《论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我的观点都讲了，至今坚执。要说教训，也有一条，那就是轻信人言，致贻后悔。文章中有《一副挽联和一首题诗》一节，论述章太炎之反孙中山与反共，引用了孙中山移葬南京时章太炎的挽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后来有一位同事告诉我，此联系伪造，并说，有人要他写篇文章阐明其事。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去北京为舍弟君放料理丧事，在马路贴报牌上看见报纸所载这位同事的文章。其时因丧亲之痛，无心细读，匆匆浏览一过，信以为真。以后在将《论章太炎》文收入我的论文集《章太炎吴虞论集》时，便将这一节删去，并在“后记”中略加说明。此书出版之后，有朋友问及此事，我才细读该文，并重新研究其事，这才感到删去这一节做得孟浪，态度不严肃。挽联送多副是习见之事，且上引联为一九二九年中山南京奉安之作，四年之前，中山逝于北京时，太炎另有一联，即人所熟知的：“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何故入盟秦。”一九二五年之联状以严肃，一九二九年之联出以轻薄，此在太炎已成习见之事（详后），且细审两联，实有相近之义，奉安联是明白地骂娘，闻逝联则自比屈原，而有以中山为楚怀王受强秦挟制之喻，这强秦何所指？实隐含指责中山之联俄，非如那位同事文章所指是对中山的颂扬。文章谓奉安联系伪托，并没有根据，只说是曾发现有人伪托太炎名撰联，并不能证明此联亦为伪托。再后来，前面提到的在澳大利亚结识的那位“章迷”友人，也曾远道来信问何以删去原《论章太炎》文中该节。我复信说了经过，并告以我经过研究后的看法，以为两联皆真。他写了一本《章太炎年谱摭遗》（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其书附录的“碎记”中谈了这件事，并表示了他的意见。我以为他讲得有理，引录数语如后：

纵观章太炎的行事与性情，我个人以为唐先生的说法有理。太炎晚年之反共，公诸文电，世人皆知。至于他讥讽“满朝皆义子”，上文所录挽谭延闿，不也嘲笑谭是孙的“义子”吗？

再说，章以大清小民，居然敢于“指斥乘舆，大逆不道”（我指“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一事），孙中山等人不过是章的同事，其尊严在章的心目中，岂可与皇帝之威同日而语？那么，对于时人，章若出言不逊，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并不需要为太炎讳的。

就所见，章挽孙奉安一联，亦曾在其弟子曹聚仁《章太炎先生》一文中披露（载《人间世》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时太炎还健在，如此联真是他人伪托，或毫无其事，曹聚仁大约还不至于敢鲁莽如此。总之，我以为唐先生所说挽联不止一副的话可信，何况此挽孙之二联，场合不同，一为噩耗，一为奉安，两联相去四年之遥！

文中所指太炎讥谭延闿为中山义子，指章一九三〇年挽谭延闿联之出以尖酸刻薄，其联云：“显达历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汉主席，反共南京主席；椿萱跨四位，乃父制军又总理，干母卢太夫人，生母谭如夫人。”⁽⁶⁾而章另有较为庄重的挽谭联。这位朋友在其书《章太炎年谱摭遗》之“碎记”中谈了此事，又引太炎挽伍廷芳联亦有两副，其一副诋人极矣，联云：“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⁷⁾竟因伍廷芳遗体文化而丑诋之为武大郎。此种例证，说明章太炎以挽联作为攻诋丑化的武器，非只一二。嬉皮笑脸，出言不逊，已习以为常，出以中山南京奉安联，也就不足为怪。讳言其事，甚至曲为之辩，恐难于接近真实的章太炎。

为此事写了这么一大篇，意在自责。为什么当时不细察？只能怪自己。做研究而轻信人言，深悔，深悔。

总括来说，改业从史以来，写过几篇中国古代史的论文，专业范围逐渐转入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在这个专业范围里，实际所做，用人物的线索去清理，可以说是研究了章太炎、蔡元培、吴虞三个人，或者还可以加上半个吴稚晖，那是由研究章蔡而兼及的。在浩瀚的历史中，所涉真是小而又小，成绩自亦微而又微。放翁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道出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差异之成。历史学家不管历史人物的身后是非，必招致历史的歪曲。一位西方同行对我说：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事件可以研究，历史人物难于评价。澳大利亚那位年轻朋友对我说：历史是非难定，历史人物的纠葛，掺入个人恩怨，就更难分明。他又说：知人难于论事。两位朋友之说有相近之处。我以为：知人确难，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能强行分开，事件明则论人亦易，客观标准毕竟还是有的，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是非可定，人物可评。现在重忆这两位朋友的说法，愿再强调前面说的“治史者须是法官铁面无情，方能得其真”之语，并答放翁曰：历史学家就应有这个气魄去管身后是非。

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之邀，曾于一九八三年九月至该处远东历史系讲学，并访问了悉尼、墨尔本、塔斯马尼亚的几处大学，为期共三个半月。中西治学，本有同异，交流研讨，取长补短，共有促进。在澳大利亚最深感受，是他们做研究的条件比我们好了许多，尤其是图书资料包括档案资料的借阅流通的方便，和我们是判若天壤。这里有物质条件问题，主要还是在于服务的精神与态度。曾于香港《文汇报》连载发表三十余篇短文，写在澳见闻，半数以上说学术活动，这里就不写了。一九八四年一月，应香港大学文学院之邀，至该处中文系讲学访问半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复应香港大学文学院之邀，讲学一月。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学术团体中担任的职务有：中国史志协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上海史志研究会副会长。由于历史的因缘，尚挂名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草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校定

（原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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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梁启超诗《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所以进之者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

(2) 吴虞《邓守瑕荃察〈余斋诗文存〉序》。

(3) 廖季平为吴虞撰《骈文读本》所作序言，称吴“澹于希世，不事科举”，吴亦以称吴山人自得。

(4) 我在《吴虞研究》文中说：“一九〇五年，吴虞三十三岁，带着他所教家馆的弟兄三人赴日本求学。”即指此事。

(5) 原文载《历史学》季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6) 香港《春秋》杂志第二五九期，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

(7) 子家《民国政海搜密》第二集，第二二〇～二二一页，香港宇宙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