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岁哪知世事艰

拉长一点计算，我从事新闻工作之始，应在一九四三年秋季，即在燕京大学由外文系转入新闻系之际。其时对于新闻工作全无认识，转入新闻系纯属偶然。一九四三年秋季开学，已办完了注册手续，算是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了。心里总觉得不是味，燕京大学外文系重视语言过于文学，乃决心转系。选定新闻系，虽然有以笔战斗之心，更多的是以为新闻工作和文学接近，当有利于搞文学（多年实践之后，我才明白二者很不相同，由记者而入文学家，并无捷径）。我拿着注册本去请求转系。此事在当时学校本甚平常，只要文学院长签个字就行了。其时文学院长是校长梅贻宝先生兼任，以后马鉴先生来了，方由马先生出任并兼中文系主任。我去找梅先生，入校长办公室，他正和总务科一位职员谈话，面有怒色。我说明原委，他训了我一顿。我坚持要求，他虽然同意了，却提起笔来，在我的注册本上写了一段文字，大意是该生注册之后要求转系，从学之心不坚，各级教师应严加管教云云。目的虽达，看着这涂了一堆字的本子，甚不愉快，向新闻系办完手续之后，我即到注册课，谎称注册本遗失，补发了一本。今天想来，梅贻宝先生大约因有他故而迁怒于我，此举诚然过当；我把注册本撕了，谎称遗失，亦大不敬，心甚歉然。前几天听美国康乃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言，梅校长住在康乃尔大学，身体甚健，Cochran常见他偕夫人在校园散步。

新闻系有必修课新闻采访，由系主任蒋荫恩先生亲授。读新闻采访课者，均兼为系办报纸《燕京新闻》记者，各有分工，但这张供实习用的报纸，报道范围初只在成都各大学。今已不能忆我写过什么新闻及特写稿。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我在《燕京新闻》的工作，主要在兼编副刊。副刊定名为《副叶》，为荫恩先生所定。我和成都文艺界有联系，约稿不致有问题，编辑业务则一窍不通，闹过笑话。《副叶》报头，我请郁风设计，到约定的时间去取稿时，郁风已无踪影。她住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晚报》内，也住在那里的话剧导演贺孟斧对我说，郁风到重庆去了。这下可真急人，立刻抓住也住《华西晚报》的丁聪，当场画成，这才应付过去。事过数日，我的老朋友刘芃如忽然寄来郁风设计的报头，郁风并未失言，是芃如耽误了。芃如是极好的人，就是凡事缓慢，从无着急之时。朋友们叫他刘“玄德”，并非指他为刘备，四川土话称慢、拖拉为“玄”，做事慢为“玄得”，雅号由此而来。芃如后赴英留学，一九五〇年归来，留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兼为英文杂志《东方地平线》主编。译作甚多，其著名者有小说《外交家》、电影剧本《一个国王在纽约》及其所写之《卓别林传》等。一九六二年应邀赴埃及访问，飞机失事死难，尸骨无存。

号称副刊编辑而不谙怎样编排版面，连个“三长两短”也不甚明白，我其实只是把一期的稿子凑齐，交给荫恩先生。荫恩先生毫无师长架子，他这个新闻系主任兼《燕京新闻》总负责人，同时是副刊版面编辑。稿子由他发排后，每到周六，我就随他到《中央日报》编辑部（《燕京新闻》在这里排印），看着他贴版样。具体事务躬亲若此，而对于稿件的取舍，荫恩先生从来听我的决定，不加干涉。

一九四四年起，成都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渐趋高涨，新闻系学生最多，进步势力也最强，倾向国民党的学生虽无大力量，但争夺《燕京新闻》甚力。这时，荫恩先生改变了做法，由学生自行组成班子负责《燕京新闻》，其结果可以预料，进步学生掌握了这张报纸，报道范围扩大了，政治性大大加强。荫恩先生作为系主任兼报纸发行人，依然热情帮助学生办报，在报纸业务上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四五年秋，同学推举我和李肇基分别负责《燕京新闻》中英文版，时我们两人均为四年级学生，肇基同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我则同时在《华西晚报》做记者。荫恩先生这时对我们更放手了，他已经参加到学生运动斗争的行列。我当时一段时期住在《华西晚报》，就在住室编《燕京新闻》，对于编辑业务虽有所知，距离熟悉仍远甚，多得力于陈子涛的帮助。陈子涛时为《华西晚报》编辑，后于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上海，任《文萃》编辑，一九四七年七月被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被杀害，为著名的《文萃》三烈士之一。

《燕京新闻》虽是公开发行的报纸，因系供学生学习之用，不受新闻检查，在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只历次学生运动的宣言都全文刊载，成都各界民主运动中的宣言，《燕京新闻》亦多全文发表。这在成都的报纸中，除了《华西晚报》，只有《燕京新闻》一家。而《华西晚报》则时遭新闻检查当局之责难，常有扣发、删节之事。《燕京新闻》就方便多了，其所发表之社论，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争民主，大声疾呼，实言无讳，直指乘舆。《燕京新闻》有时也有他报所无的独家报道。犹忆一事：一九四五年，美国《时代》、《生活》、《幸福》三大杂志发行人鲁斯（Henry Luce）来华，他似乎负有特殊使命，蒋介石政府对他接待隆重，礼遇超过对前三年来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鲁斯在公开的言谈之间，亦为蒋介石政府捧场。成都各大学学生代表和鲁斯在华西坝举行了一次辩论会，学生依实据理而言，鲁斯无词以对。李肇基参加了这个辩论，作了很好的发言。肇基在《燕京新闻》英文版上写了长文报道其事，占整版篇幅。发表以后，引起社会重视，他又为《华西晚报》写了一篇长文纪实。与之配合，我亦在《华西晚报》写一杂文，题目叫《秦国岂真无人哉！》。建国后肇基在外交部工作，第一次亚非会议时在香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遇难，尊为烈士。

我在《燕京新闻》所写文章，大约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编《副叶》时期，有十篇左右散文，笔名多用唐致与龚子游。此后至一九四六年止，在《燕京新闻》除了偶写杂文（这段时间我写杂文很多，皆在《华西日报》与《华西晚报》发表），还为《燕京新闻》写了颇多社论，尤以一九四五年秋至一九四六年夏为甚。约在一九四四年底，我写过一篇国际问题论文，这是我一生中所写的唯一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时黄药眠客居成都，他和张友渔、周太玄、沈志远等筹办《新世纪丛刊》，要我写一篇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论文，我自知对此无知，推辞再三，黄大师（大家都这么称呼他）坚持，并说英国新闻处有材料，要我去查阅。文章是写出来了，题为《论战后处置德国问题》，发表于《新世纪丛刊》第一期，署名唐致。黄大师一直关心我，对我的文章多所评论。我在《华西晚报》写的一篇杂文，他对我说，这类事可以留作小说的材料，不要以此来挖苦人。此老是我尊敬的忠厚长者。

正因为热衷于《燕京新闻》和学生运动的工作，其时也，同学少年不知世事之艰，上指天而下划地，似乎乐在其中。陈寅恪先生命我转入历史系，我对陈先生谢以“我不是做学问的人”。这句话，半真半假。真者，那些年确没有好好读书；假者，业已矢志以笔而战斗，视他事为不足道，做学问更非其时。一二·九时代的名言“哪里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们亦切身感受。这就决定了此后半生的记者生涯。如非“文革”把我砸烂，连同原来自以为高的理想也砸烂了，我会到今天还在新闻工作岗位上。

要写《华西晚报》，得从《华西日报》说起。

《华西日报》是四川军阀潘文华办的报纸。由于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中央的矛盾，这张报纸在有限的程度上能够反映人民的疾苦，地下党利用这个矛盾，把这张报纸染上了进步的色彩，终于引起蒋介石亲自干预，报纸转向。《华西晚报》乘时而起，成为成都最革命的报纸。《华西晚报》原是一张同人小报，由《华西日报》的工作人员集资创办，以趣味、消闲为目的，及后，时代推动，党组织领导，战斗性日趋鲜明，与初衷大异其趣。

我和《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发生关系，起于一九四四年。这年湘桂撤退之后，黎澍到了重庆，旋奉派来成都担任《华西晚报》主笔，兼为《华西日报》编文艺副刊。时陈白尘已因率领中华剧艺社来成都定居，编辑《华西晚报》的副刊《艺坛》，兼为《华西日报》编《星期文艺》周刊。我为这两家报纸的副刊写稿而和陈白尘、黎澍多所往还，又因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关系，更趋熟悉。我常去他们的住处五世同堂街谈天，也常一起坐茶馆，吃小吃。白尘和黎澍后来都因《华西日报》转向而专职于《华西晚报》。

一九四五年暑期，学校例有新闻系三年级学生派往报社学习之举。荫恩先生分配我到重庆《大公报》学习，束装待发，黎澍要我到《华西晚报》实习，我一口应允。

近年来，已有《华西晚报》旧雨多人写了回忆《华西晚报》文章。黎澍的《早岁哪知世事艰——忆成都〈华西晚报〉》（发表于《新闻研究资料》，收入他的回忆集《早岁》），从政治上论述了他参加《华西晚报》后的几件大事及其贡献；白尘写了文章回忆他主编的《艺坛》（发表于《人民日报》）；《成都报刊史料》出了《华西晚报》专辑，发表多人的回忆文章；田一平（创始人之一及经理）除了已发表的文章，还有成都报刊史料组根据他谈话整理成的五万字记录，曾寄来拜读。我这段文字，只从个人触角所及，识其小，容为诸友宏文之所未备。

先说五世同堂街那座破败的大院。它坐落在成都东北城之间，原主何人已不可考，后为四川省立成都中学校址。这在成都绝不奇怪，好些中学都设于破败的旧式深宅大院，我初入初中的大成中学即然。这种深宅大院，颇不适于现代学堂，作为旧式的书院又嫌其大。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创办甚晚，无藉藉之名，不但远不能与负盛名的成都县立中学相比，也比不上办理较好的私立中学。抗战爆发之后，省立成中为避日本飞机轰炸，迁往乡间，留下了这座大院。《中央日报》占据了大院中最好一个院落，《华西晚报》租得了大院的几间房子，还剩下许多空室。应云卫领导的中华剧艺社一度寄居于此，许多著名的话剧演员在此落脚，一些文化人也曾因朋友关系在这里住过，日常来此走动的文化人更多。因此，“五世同堂”成了成都进步文化圈的代用词。

找遍中国报馆，大约没有像《华西晚报》这样穷的了。《华西晚报》同人生活之清苦，亦当举世无双。现在不复忆工资究竟多少，旧同人说法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印象：每月工资大约可以买到两斗米。这当然也不全能说明问题，因为物价随时上涨，很难说是总可以买到两斗米。当时作家为争取斗米千字稿费而斗争，则《华西晚报》同人每月工资，不过抵两千字的稿费而已，其微可知。且各级人员没有差别，全都拿同样数目。《华西晚报》早已实行平均主义了，但非思想上所导致，乃是由于穷。记者似乎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车贴，其数目大约只够买两包香烟。当然，是指极贱的香烟，与今天的所谓的高价名烟不能相提并论。其实，记者采访是无法乘车的，那时成都没有公共汽车，乘车是指黄包车（人力车），工资加车贴也乘不了几次黄包车，采访只能靠两脚。记者中只车辐有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四川话叫洋马儿，路程较远的差事，只能由他去。报社供应三餐饭食，这在当时是通例。报社一共不过十几二十个人，除了田一平和车辐，大家是住在“五世同堂”，这里既是编辑部，又是印刷厂。只有一个营业部在华兴街有一间店面，职员一人留守，不过收订费卖报纸而已。

住处条件之坏，不可想象。我和黎澍共住一室，原是一间较小的教室，前后都是窗户，但没有玻璃，也没有用纸糊上，任其敞开，门自然也无从锁，锁亦徒然，越窗而入，举足之劳耳。用一张竹篱从中挡去三分之二，分为前后，我住前间，黎澍住后间。室唯一床一椅，别无他物。好在那时是夏天，无风寒之苦。即使如此，仍然很热，没有洗澡之处，每到夜晚，我们便到外边过道旁小池的亭上，全身赤膊，用一水桶浇水冲洗，真广东人所谓的冲凉，过道偶有人来去，但无灯，也就不怕不文明了。这个小亭，宛在水中央，池水已发臭。当中华剧艺社居此的时候，吴祖光和丁聪以舞台布景片把小亭围了起来，成一室，他们二人居于斯。此时景片已撤，乃成我们的露天浴室了。

即使是这样的房子，也不能久住，不到两月，《华西晚报》即被勒令迁出。新居更是一个怪地方，那是一家赌场。赌场有屋约十间，我们占用了三间。楼上两间，一间供李次平（总编辑）、黎澍和黄是云（记者）三人住，一间为编辑部，不过一张较大的长桌耳。楼下一间，由陈子涛（编辑）、唐海（记者）和我同住。赌场自不便住女性，陈白尘夫妇只好住到田一平家去了，李次平则将夫人遣返娘家。赌场无日无夜人进人出，我们在室内总是把门闩上，否则赌客会推门而入。麻将牌九，呼五喝六，喊声震天，从无已时，大家就是在这一片喊杀声中写稿编报，此亦为报业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报社几位领导成员总编辑李次平、经理田一平、主笔黎澍都是共产党员。李、田为《华西晚报》老人，黎澍则是田一平去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工作，要求增加领导力量，因而派来的。为了寻求政治上的掩护，《华西晚报》托名为民主同盟机关报，张澜为社长，罗忠信为发行人。实际这张报纸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省委副书记张友渔直接司管。

李次平和我算是世交，他和我的两位胞兄是朋友。他日常不露声色，成天抱着一根水烟袋，一袭长衫，状颇悠闲，表面看，类似成都的大少爷，我们不知道甚至想象不到他是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他奉命撤往解放区，改名李衡，四川解放之后，任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文革”中历尽折磨，他不为所屈，一顶到底。一九七九年，我路过重庆前去看他，时已中风，说话困难，一副衰老之态，迥无昔日之潇洒。不久，他就死去了。田一平的公开身份是潘文华的上校参谋，这给了他工作的便利，但终不免于被关进中美合作所，最终又幸而未死，现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这样一张穷报纸，由于思想共通，精神一致，做起工作来，如头之使手，手之使足，一声令下，机器开动，运用灵活，从无磗格。对于生活上艰苦，真是甘之如饴，不但从无怨言，且往往出之以幽默的自嘲。口袋里常一文不名，连喝碗茶亦无茶资，好在已成报社对面小茶馆的老茶客，喝完茶，说一声“记黄经理的账”，即扬长而去。这个“黄经理”，其实是莫须有，指的是黄是云，冒称经理，免得被茶馆老板看不起而拒赊。谁拿到一点微薄的稿费，往往共进小馆同享一顿小吃。还有精于吃的老土地车辐，大小饭馆都有他的熟人，他可以带着我们去牛肉馆，站在柜台前白喝牛肉汤。如今老朋友去成都，车辐总是热情款待，亲自下厨，佳肴满桌，远非当年喝不花钱的牛肉汤之状了。

就是这么十几个人，就是这么一副破家当，用四川话说，叫做打烂仗，而把一张报纸办得来虎虎然有生气，言人之不敢言，评人之不敢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白尘主编副刊，只助手一人（初为戈今，后为陈曦）为他整理稿件，从约稿、审稿到发稿、拼版，他独任其劳。副刊每日见报，战斗性强，文艺性高，和报纸融为一体，团结了后方的文艺界进步人士。

暑期实习共为两月，期满，我留在《华西晚报》工作，成为正式一员。我仍住在报社所在的赌场，每天到学校上课，直到一九四六年要交毕业论文之时，才离开报社。

我在《华西晚报》期间，始终是做记者。采访并无明确分工，这和晚报新闻容量有关，但并不科学，也没有采访主任这个职务。但大家合作得很好，自行协商每日采访事宜，从无挑拣和争执。我写了些什么新闻稿虽不能忆，大约为数不多。特写稿所能记忆的如下：政治协商会议将要举行之际，黎澍出了个题目，访问成都民主人士，鼓吹民主政治。车辐、唐海、黄是云和我一齐出动，总共约有近十篇文章，连续见报。我访问了青年党的常燕生、何鲁之，写了两篇文章。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华西晚报》发起拒绝新闻检查运动，得到成都、重庆两地报刊响应，联名发表拒检宣言，成为一时大事。成都报刊联合出版《拒检周刊》，报道宣传此一运动之发展，以叶圣陶老先生为主编，实际编务全由陈子涛负责，稿件绝大部分由《华西晚报》记者采写，共出三期。我每期都写了文章，其中一篇为记述拒检运动发起、进展之概况，署名淘音，可以算得是较有影响的稿子。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从日本监狱出来之后，经重庆至成都，视察成都燕京大学，发表演说，并和各学生团体负责人讨论中国的前途。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美国人，在全校大会的演说中，主旨论述中国的学生运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中国的学生运动在全世界独创一格，那就是和工人运动、市民运动相结合，所以这种运动能深入而发挥巨大的作用。他鼓励学生要发扬这种精神。当晚，他接见各学生团体负责人，约十余人，多属进步团体。我代表海燕剧团参加。会议采取对话形式，他或提问题，或谈看法，出言虽比较谨慎，但表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应该走民主道路，一切压制民主的行为不可取。我将以上活动和司徒雷登的谈话写成长篇特写，发表于《华西晚报》。此后，我还写过两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一篇是一九四六年他七十大寿，我为学生自治会写了一篇赞词，中心与上文相同。文章刊登于学校庆祝他寿辰的专刊，其时我已毕业离校。同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我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奉命写一篇介绍文章，中心叙述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而将上述他的演讲引入文中。二十年后，“文革”之际，这几篇文章都成了我的罪状，但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批判”戛然而止。

在《华西晚报》的时候，一九四五年还写过一篇纪念九一八的社论。时间已是当天上午，黎澍突然要我写这一篇社论，并说中心是要求释放张学良。匆匆写成，适逢杨伯恺来报社，他看了表示首肯，但说要删去一些过于尖锐的词句。杨伯恺是我们尊敬的长者，成都著名的民主运动者，原为《华西日报》主笔。对《华西晚报》，他处于客卿地位。成都解放前夕，他被捕杀害，为“十二桥”烈士之一。

在《华西晚报》为时不长，工作之可述者，止于斯。但是，这一段时期，永远让我怀念。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工作得最愉快，同人相处怡然自得，了无叽叽喳喳之事。《华西晚报》赤膊陷阵，早已遭忌，报社两次被捣毁，捕人之说更相传已久。好几位朋友和我相继东下或北上之后，《华西晚报》的工作更艰巨了，留下的朋友付出了更大的辛劳，做出了更多的贡献，终不免于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为当局查封，同人被捕而死难者有之。这张报纸在中国报业史上是别创一格的，人们当不会忘记它。

《大公报》向与燕京大学新闻系有约，每年选送几个毕业生去《大公报》工作。蒋荫恩先生任新闻系主任后，和《大公报》的关系更密切了。他亦燕京新闻系毕业，在《大公报》工作多年。我将届毕业之时，《大公报》除了重庆馆，已恢复上海和天津馆，荫恩先生要我去上海《大公报》工作。时已二十四岁，未曾出远门一步，心慕上海这样的大码头，欣然应允。没有想到，从此在《大公报》工作了七年；更没有想到，出川至今，除了八个月在香港，五个月在天津，在上海竟然生活了四十二年之久，成了一个老上海。

一九四六年六月，乘学校复原北平最后一趟公路车，由川入陕，换乘火车，经陇海路转津浦路抵达上海，向《大公报》报到。

初入馆，做内勤工作，助编国际新闻版，继之助编国内要闻版，为时共三月不足。这不到三月的日子，确乎有些难过。其时国际版的编辑正忙于办理出国事宜，除了工作时间，日常绝少露面。编稿自然以他为主，我坐在他的旁边，几乎无所事事。他只不过偶从稿件堆中挑出几条，叫我做个题目。多数情况是，他随便看看我编的稿件就放过一旁，不改不动，也不交给邻座的编辑主任（编辑主任审发夜晚发稿各版稿件。不交编辑主任，就是不准备用）。我所编辑的稿件，亦有偶然用者，多属短栏，最多是两栏的新闻稿。这些稿件绝不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我逐渐悟出了一条道理：大约交我编发的稿件，本来就是不准备刊用的，无非找点事给我做做而已。我不明白，这是否是《大公报》磨炼新来者的通行办法。这时想起了先我一年进重庆《大公报》的同学刘克林的话。他说，他工作之初，编辑拿过他编的稿子，从来不看，随手扔入字纸篓。于是，我也强捺自己坐在那里磨炼性格。工作上的磨炼，可以忍受；对于国际版所表现的政治倾向，则难求平静。

不久，这位同事去美国读书了。国际版编辑易人，我改调助编国内要闻版。国内要闻版编辑，在报社向属要员。该版共由两位负责，他们每周轮流分别各编三天与四天，我是“一仆二主”，按他们吩咐办事。这两位和前一位比较起来，为人平易，政治上也较开明。其中一位对我的工作，可算得上尊重，似乎并没有存心磨炼我的意思。可是，其时年少气盛，又复甚为幼稚，把《大公报》等同于《华西晚报》，总感在政治上不能逞快一时，精神上沉闷压抑感如故。

于是，求去之心，油然而生。和我同时到上海《大公报》工作的，有同班同学李肇基。他做翻译工作，工作不久，即离去而就任《文汇报》记者。他走，对我不无影响。我商之于老友黎澍，他断然不同意。说是在《大公报》做工作，影响和意义都大。即使所做甚微，只为了解《大公报》，也该留下。我不能拒。又一位老友陈白尘对我说，改做记者，也许精神上痛快些。如此，我要求调充记者，蒙允。

记此琐琐，深感当年之幼稚，凡事总以为纯之又纯，但求逞一时之快，而不了解事物的复杂性。要求于《大公报》者，自不能与要求于《华西晚报》者同。事实上《大公报》藏龙卧虎，英雄亦多用武之地，要在能否善用之耳。而《华西晚报》赤膊上阵，直来直去，其命运终不免于被国民党政府封门。

当时各报的采访部门，多称采访部，光从名称看，似有与编辑部并行之意，事实上自归编辑部领导。《大公报》则称采访课，如同总务课、会计课之类属于经理部，采访课明确为编辑部下辖的一个部门。然其独立性相当大，几乎是采访主任全权领导。总编辑、编辑主任和记者的关系，可以说是稿子上见。偶有他们以为应该采访的新闻，一般总是经由采访主任下达。报社分处两地，编辑部（包括排字和印刷部门）在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经理部在南京东路，为求交通便利，采访课在南京东路经理部的三楼。记者每晚在采访课写稿，由通讯员送往编辑部。除非是当晚深夜有必发的稿件，才去编辑部写稿。这样，编采之间，接触不多。但就我记忆所及，编采因稿件而发生龃龉之事，甚少。尽管编采两部人员政治态度各有不同，对工作则均真诚严肃。新闻工作者首要的是忠于事实，当时最大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就是暗无天日。通过业务的实践，记者编辑逐渐认识了这个事实，而力图真实地表达之。如果说，认识的统一或部分统一，那就是统一在这个基础上。记者报道了真实，编辑一般也就不致严加歪曲。当然，稿件处理的轻重，题目的编排，会因不同的编辑而有不同的方式，那是无足怪的。一段时间，《大公报》的采访主任兼任本市版编辑，他下午在采访课上班，晚上编报，也就自然地解除了可能发生的编采脱节问题。西方报纸多采此制。现在我们实行的编采通合一之制，从苏联学来，容亦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因为机构臃肿庞大，各部反倒各自为政，则是其弊。

做记者，和做编辑大不同。这里没有磨炼性格之事，无论新老，抓起来就要派用场，一个人顶一个人的用处。没有人带你出去“跑新闻”，顶多是新旧交替，给你介绍一些关系而已。一经登场，记者就必须独立作战。稿子诚然有好有坏，但写出来起码应该是成品。《大公报》对记者要求是严格的，但又是放任的，天地得由自己去闯。

采访课有记者不过十二三人，在上海各大报中不算多，至少次于“申”、“新”两报。这十二三人分兵把守，人各负责一个范围。我长期被分配采访市政新闻，中间还采访过文化、教育、外事新闻，并短期采访政治新闻。日常各干各的，每星期一举行一次会议，交流情况，如斯而已。并没有所谓写稿限额的规定，但每天一个记者总有几条稿子交出，“今日无稿”之事从来没有。现炒现卖，当天的事，也绝不能拖到第二天才写。报社还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比较《大公报》与上海几家大报的新闻得失，检查《大公报》有无重要的新闻遗漏，每天将检查结果送报社各负责人参考。报纸领导人每天亦查阅报纸，胡政之亦然。一次，一位同事漏采了著名越剧演员筱丹桂受恶霸迫害因而自杀身死的新闻，胡政之大怒，严厉批评。

不能说每个记者都自觉地努力工作，但是，不努力工作，就无法立足。每个人都是单干户，优劣立见，是无法吃大锅饭的。和当时有些单位一样，《大公报》有不说明理由解雇职工的做法。只要一纸通知，即被解雇。但此举未见滥用，我所知道曾有两位。这两位其实都有工作能力，但一位很不负责任，一位利用职务敲诈钱财。新闻工作者敲诈勒索之事并非鲜见，《大公报》对此最不能容，社训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约，自就大者而言，此人“小卖”，事发亦不免焉。

到采访课没几天，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这本不属市政新闻范围，不知怎么由我去了。这个会，由各方面人士组成，实际上是由党组织领导的。天蟾舞台会场成了政治斗争的场地。事过四十一年，还记得当时会上的唇枪舌战，吴国桢和潘公展的磗格之状，潘公展说了一通守法论调，只在会场的一角里，发出有组织的掌声。吴国桢侈谈民主，说在上海不会发生刺杀李、闻之事。吴国桢的老同学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他转面对着坐在台上的吴国桢问道：“请问吴市长，昆明是不是中国的土地？”吴国桢无言以对。追悼会的高潮，是由邓颖超宣读周恩来的简短悼词，至今犹感悼词中“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的千钧之力。我写了长篇报道，并加写了几条花絮。所谓花絮，多以事实明指特务捣乱。同事张乃刚参加了会，自告奋勇写了几条花絮。报道与花絮一字不易，全文刊出，除了下面是广告，占了主要地位。同年十月十九日，上海文化界在辣斐大戏院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又一次公开举行的政治性、斗争性极强的大会，周恩来、沈钧儒、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多人发表演讲，痛快淋漓。我作了详尽报道，其篇幅仍然是除去广告，占主要地位，稿亦一字不易。这两篇稿子在当时都起了好的作用，特别是《大公报》能作如是报道，其影响自非他报所可比。犹忆《文汇报》采访主任孟秋江对我甚夸第二稿，他为此批评了《文汇报》写同一报道的我的朋友，我甚感不安。我与秋江接触自此始，秋江表示了对我的信任，时送一些政治性新闻稿要我发表。自思写此二稿，不过皆纪其实，然写作中带着万分激动的感情，下笔不能自已耳。这种感情应为记者所必备，梁启超之笔锋常带感情，大约也就是这个意思，经此二事，方感前举两位朋友之言甚是。

但是，毕竟是在《大公报》，多少要受到一些制约，碰壁之事也就无可避免。略举所经以说明。

上海文艺界庆祝田汉五十大寿，举行盛大庆祝，这其实也是借题目做文章，目标所指甚明。我写的报道稿刊载了，但所写一篇甚长的记田汉文未能发表。采访主任兼本市版编辑善意地对我说：太暴露了。他又建议我换个笔名，另找地方发表。我一笑置之，这本来是不成气候的作品。经此提醒，以后写稿，也略为注意一些策略。

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劝工大楼发生惨案（三区百货业职工举行抵制美货爱用国货大会，马寅初、郭沫若到会讲演，特务打死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这天是星期天，负责经济采访的同事季崇威未到馆，因而漏载，事后补写。第二天，吴国桢举行记者招待会，指梁仁达死于共党捣乱，说被打的人是凶手。我写招待会新闻，直言不讳地予以揭露，并对吴国桢作了一番描写。采访课同人都以《大公报》漏登此重大事件为憾，数人相约共同写信给本市版编辑，要求对吴国桢记者招待会和补写的劝工大楼事件两稿勿加删改，标题处理应有鲜明态度。编辑对此支持，做了符合人意的处理。吴国桢见报大怒。加以此前沪西发生大火灾，我引用一位市政府参事的话，指吴国桢处理此事是雷声大，雨点小，许多灾民无家可归，吴已不能耐，如今，“两事并发”，吴国桢命其新闻处长朱虚白通知《大公报》，不准我再采访市政新闻。《大公报》屈服了，调我去采访外事、教育等新闻。为时不久，复调回。

这自然是《大公报》软弱的表现。但是，一旦涉及《大公报》人员被捕这样的重大事件，《大公报》领导人所表现的态度，虽不尽一致，然亦不乏态度鲜明、极力营救被捕人员的领导者。一九四七年，重庆《大公报》记者多人被捕，重庆馆电上海告急（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传闻胡政之先生回电云：“爱莫能助。”沪渝两馆同人对胡先生此种态度，甚感义愤。上海采访课曾全体署名，电渝馆采访课以示慰问和声援。王芸生先生亦以个人名义电重庆馆表示慰问和声援。以后在香港的时候，王先生还和我谈起这件事，批评胡老板的态度。但即使是胡政之先生，亦曾为营救在广州被捕的记者陈凡出力。我自己也曾身经被捕一事，得力于王芸生先生的营救。

前面说编辑删改稿件致与原意相违之事甚少，但不是没有。我所感觉，各版编辑政治态度不同，其所编的版面就各各相异。《大公报》是个松散的组织，编辑主任甚至总编辑并不能够、也许本来就不准备使各版面貌相同。一九四七年四月，我参加上海记者团赴苏北采访。此事原定季崇威去，他临时有事，我匆匆成行，全不知此行背景，上阵以后方知大有来历。原来是由南通张季直创办的大生纱厂出钱，所以也有参观张氏企业的活动。张季直后人张敬礼也曾出面在其家举行宴会。事实上的操纵者，却是设在南通的李默庵统领的战区长官司令部，意图无非是要各报宣传他们“剿共”的成绩。行程数县，刀光剑影，特务对记者团监视极严。返沪后，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记张氏企业，无非写其生产状况，平稳无波，不涉政治。另一篇就不同了，从此行对记者的防范和控制写起，漫记苏北各地状况，写了民生困难，百业萧条，写了国民党的压榨，在战场上则连遭惨败。其中心阐明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得人心，主题归结为“青纱帐起，新四军一定会回来！”两文均刊于一个不甚受人注意的版面。后篇经编辑作为新闻方式处理，通贯全版，大题目之下作了许多插题。文字虽无甚多改动，命题则出自不同立场，如大题目的主题标为“滨海共军迄未肃清”，即俨然一副剿共面孔。我为此向王芸生先生提出意见。王先生则答非所问地说：“文章写得很好。我不是据此写了一篇社评吗？”王先生所写社评，主旨在反对内战，这是《大公报》的一贯态度。其时，全面内战早已爆发，当时已不是什么反对内战的问题，我的文章主旨原不在此，亦不应在此。王先生不答我所问，大约意示能登出就行了。其他同事则表示，此文如刊在国内要闻版，当不致如此处理。今日思之，其文直而露，无技巧。

这个说法，我原则上同意。《大公报》容有一个总的政治态度，而其间幅度相差甚大。因此，在稿件上，表现了人各不同；在版面上，表现为版各不同。各馆之间，亦表现出差异。当时在版面上，重庆《大公报》表现出比上海、天津两地《大公报》进步，就因为相同政治倾向的人聚集较多。用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比喻，蔡元培办北京大学，采兼容并包的主张，让各种思想学说来一个大竞赛，其结果是换来了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大盛于中国，南陈北李，乃北大两教授，中国第一批共产党员中，不乏北大学生。这虽非蔡元培本意，却为兼容并包、新旧竞赛之必然结果。如果说《大公报》亦容许各种思想的人并存，则真理所在，大势所趋，竞赛的结果亦甚明。一九四八年香港版开办之后，渐现出与时俱进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就说明了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党的领导。

相对说，《大公报》对本市新闻并不特别重视。《大公报》的特点，并受到社会重视的，我以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言论。《大公报》还保持着中国文人办报的传统，以言论为其特色。总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抓言论，而且自己动笔不停。这在今天报纸的总编辑听起来，似乎是怪事，当年则是天经地义。所谓言论，首要是社论，《大公报》称为社评。社评天天见报，从来不缺。各人所写社评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总的说，却是代表报社的。除了社评，另有专论和星期论文，不定期，常由社外专家名流撰写。二、各种学术性和时事性周刊。多请社外专家主编，报社只代为发稿，对稿件内容从不干预。介乎以上两者之间，在上海相当长一段时期，时有专题座谈会的组织，邀请名流和各种专家座谈各种问题，时事、政治、学术、文化、艺术，以至社会各种问题，无所不包。名单多由采访课初步拟定，总编辑审核、补充和决定。无一例外，所有座谈会都由王芸生先生主持。每举行后不数日，报纸即行分具人名全文发表，往往占整版以上篇幅，各种意见并存，颇受人注意。这些座谈会除由分管其事的记者记录整理外，起初还专为此雇用了一个搞速记的人记录。此人记录整理不但很糟，还发现他是国民党的什么人物，即行开除，而专由记者记录整理成文了。我和胞弟唐君放参加记录的次数最多。座谈会记录发表，从不删改，一律如实存真。犹忆夏康农先生一次对我说：“《大公报》开座谈会，主人从不作结论，发表时也就看不出《大公报》的态度。这就是《大公报》的态度。”当时深韪其言，继思，涉及时事政治，名人谈话，各有其态度与倾向，如何作结论？至于学术、文艺问题，更无从作结论了。谬说与正确并存，各类意见兼有，读者读而思之辨之，会得出自己的看法，也是好事。三、国内外特派记者的通讯特写，即所谓专栏文章。这在《大公报》是很有特色的。这些特派记者（《大公报》称为特派员）多是富有经验的前辈记者，知名度高，文章写得好。他们的文章受到读者重视乃所必然。

常听人言，《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个话看怎么说。如果意为《大公报》领导有意识地在培养人才，主动创造各种条件，言传身教，使记者编辑脱颖而出，那并非如此。杨刚就对我说过：“说《大公报》培养了我，我不承认。全靠我自己努力。”如果说《大公报》对记者编辑要求严格，有长处可以得到发挥，比较如实。因此，不如说《大公报》不埋没人才。在生活待遇上，《大公报》并非优厚，在上海就远较“申”、“新”两报为低，但略优于一般报纸，使工作人员少后顾之忧，而努力于工作。在工作上，则比较有条件发挥所长。但归根到底，要靠自己努力。正如文章做法、编辑手册之无用，《大公报》是不会教一个新来者如何写文章做编辑的。承认和重视你的努力，这就不错了。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十月止，我都在上海《大公报》做记者，以采访市政新闻的时间最长。所谓市政，最指上海市政府及其所属除社会、教育与警察外之六局和市参议会。为什么是六局而不是市府所属的九局？仅仅因为社会、教育两局不在市府大厦（原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之内或其附近，而在林森中路（现淮海中路，即租界时代的霞飞路）的原法公董局；至于警察局，则自然由负责社会新闻的同事去采访，社会新闻非一般人所能采访，非熟悉当地情况与黑社会之人莫办。上海市政府有一个新闻处，每天发布打印的新闻稿，全属官样文章，记者都不重视，只是每天到那里一趟，把这种新闻稿往口袋一塞了事，十之九不派用场。新闻处长朱虚白，原是个老报人，当时正啸傲自得于这个官位，对记者采应付态度，记者也从不希望在他那里得到任何新闻线索。市长吴国桢，是在美国受教育的清华毕业生，为宋美龄所欣赏，是红极一时的“夫人派”。他懂得运用报纸，对记者有很高明的周旋能力，也颇有一些民主风度，记者可以随时闯进他的办公室。每天下午五时一过，常有一群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就各种问题相询，他总是站在桌前笑嘻嘻地谈这谈那，其实所谈内容并不具有多大新闻价值。其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每到市政府请愿，吴国桢一不躲避，二善言词，三貌似诚恳。一九四七年上海法学院学生包围市政府，与吴国桢舌战竟日，吴国桢尽管也有理屈词穷的时候，但应付过来也不容易了。此人机灵至极，一九四八年同济学潮，吴国桢到同济大学，和学生代表多人在校门外一草棚中谈判，军警林立，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已极，他被人群挤了一下，身体一歪，眼镜落地，他立刻叫嚷学生打了他，同来的保镖、特务随之高呼：“吴市长被打了！”“学生打市长了！”于是吴国桢被打之说哄传上海。翌日报纸竟以这位市长头天夜里纱布裹头，在家中发表谈话的照片刊出。市长之善于演戏可见。

除了政治新闻，莫过于公用事业涨价最为人所关心，公用局乃成各报记者争趋之地。最先得到公用事业涨价的消息，被视为奇货可居。公用局长赵曾珏，留美专家出身，木讷不善言词，记者们专走他的秘书的路子，在得到公用局印发的涨价细表之前，略探其一二，报纸每以大字刊出，同业视得此者为能人。工务局也是个多事的地方，取消违章建筑，拆毁民房，与劳苦人民切身相关，此类事层出不穷，记者也常先临该局。局长赵祖康做事一板三眼，总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其事。他对《大公报》似乎特别有兴趣，每次开会，他总是问《大公报》来了没有（其时上海人的心目中较多注意“申”、“新”两报）。犹忆上海解放之初，我从香港回来不久，他已以原上海市代理市长身份，向陈毅市长交接，并被任命为工务局长，一次我偶与赵祖康相遇，他对我说：“你们报纸全变过来了嘛！”我笑答曰：“你不也全变过来了吗？”相视而笑，再无他言。卫生局长张维，亦专家出身，湖南人，是毛泽东早年的好友。他好说笑话，在记者面前很随和，又好与文艺界结交，请他同乡欧阳予倩、田汉、王人美等人吃饭，也拉上我和《文汇报》记者陈霞飞。此种场合，他更见本真。上海解放后留居，闻曾被毛泽东请去北游。我采访社会局新闻时间很短，兼以对那位国民党重要人物、社会局长吴开先，本存有戒心，所以接触不多。他在记者面前，完全是一副滑头样儿，吃喝嫖赌，无所不谈，一会儿说是要请大家去青浦吃大闸蟹，一会儿说请看戏，尽管他貌似镇定，劳资纠纷、社会问题、舞女请愿等事闹翻了社会局。

所谓上海市参议会，不开大会是没有新闻的。有一次，临开大会之前，我偶然到了那里，明知不会有什么新闻，也随手翻阅一下提案稿，发现同时有几份提案要求取缔熊佛西主持的上海戏剧专科学校。这当然不能作为新闻，却明白了一个动向，此中必有背景，急告佛老，佛老四出活动得免。到了市参议会开大会可热闹极了，各色人等，竞相登台表演，争吵不可开交，其内容往往可笑之极。比如每年大会，都有同一位参议员大声喊叫，说是国际饭店屋顶霓虹灯“礼义廉耻”不亮了，这还了得！另一位改正说：前三字是亮的，只是无“耻”。这倒成了花边新闻。记者席上人愈多，这些参议员发言愈有精神；反之，记者席上人少，大会也就无热闹可言，倒是有一条，他们对市府及其所属各局的质询，有时亦颇为尖锐，这当然由所属派系而决定，那位议长潘公展是能左右参议会的。从吴国桢开始，到各局局长，有时都会遭到难堪的局面。只有对民政局长张晓崧是个例外，不管帮派谁属的参议员，对这位局长都非常客气，因为参议员选举是由民政局经办的。

采访教育新闻为时不长，大多是报道学生运动新闻。每逢此际，总是情不能已，仿佛仍在学生运动行列。和学生运动骨干打交道，远较与官场周旋有意思得多。采访文化新闻，我多与进步文化界打交道，“非我族类”，则避而远之。这种做法，真是天真而幼稚。一次奉命访问傅斯年，他方访美归来，住在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时方盛夏，他穿了一件颜色鲜艳的花夏威夷衫，而不掩其肥胖臃肿。其时上海尚未见男士着花衫者，不免令人瞠目结舌。他极为滑头，多官场语，不着边际，实在不像学人。反之，他的老师胡适，当时在政治上声誉很坏，我访问他一次，倒觉得他不失学人本色。那天胡适去其母校澄衷中学演讲，我亦奉派往访。学校没有礼堂，演讲在露天广场举行，胡适着长衫，谈吐有致，演讲内容多言澄衷学堂对他的教育。会后，我上前访问，我们站在广场上谈了一阵。素知胡适是个好名的人，昔年教书北大，他私人的黄包车上，也挂上“胡适自用”的牌子，现在见我，他第一句话是：“你们记者消息真灵通。”这句话透露出他的矜持。以下谈些什么今已全忘，但讲话之时，他出以商量口气，并无盛气凌人之状。前数年见海外唐德刚所写关于胡适的书，说胡适在美时，于国内对他的所有批判文章，皆逐一阅读，对于骂娘之作，只是淡淡一笑；有的文章，他认为说得对的，一面称好，一面持笔记下。胡适一生讲容忍（Toleration），我想他是懂得此道的。

做记者，绝非能写文章就可胜任。应对进退，与人周旋，记者应是第一流好手。我常说，记者的第一特征，应是见人即熟，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其次是反应灵敏，即景生情。此两端，恰是我所不能，更有甚者，不喜与人交际，所以，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失败之事屡屡。有一事至今犹觉汗颜。美国好莱坞著名华裔摄影师黄宗霑来上海，我没有去访问他，只打了一个电话去他下榻的国际饭店，和他作简单谈话，写了一条短稿。翌日，《申报》则刊载了一篇详细的访问记，乃该报采访主任吴嘉棠所写。相形之下，我的短稿太不像话。虽然没有人批评我，自觉过意不去。

一般认为，记者是了解内幕新闻的。以我的木讷不善周旋，很少得到内幕新闻。一次，偶然的机会，内幕新闻自己送上门来。某日，与同业三数人，往访南京政府驻沪掌握经济大权的刘攻芸。入门，他正在打电话，说：“请告诉委员长，张君劢的房子已经给他了，在愚园路。”又说了些因办手续而拖迟的话。斯时，民社党和青年党已卖身入阁，这幢房子自是卖身所得，倒真是一条内幕新闻。刘攻芸语毕，他的秘书即向我们打招呼：“请大家帮帮忙，这件事不要公布。”这么一来，似乎不好公布于《大公报》，且《大公报》也不会登，乃化名洗书，写了一篇短文揭露其事，题为《“民主”宪法换洋房》（张君劢以法律专家名世，为一九四七年国大制订宪法起草人之一），发表在地下党主办的《评论报》第九期（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出版）。这是我所写的唯一内幕新闻。以后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为香港《大公报》的副刊《天下事》、《文汇报》的副刊《新闻窗》写过许多评论上海国民党党政人物的文字，人以内幕新闻目之，其实，那只是平日所知事实加上接触后的印象，并对之作评论而已，算不得内幕的。

一九四六年，我去过马思南路周公馆（中共办事处）两次。一次是庆祝朱德六十大寿，宴请新闻界，两桌酒席，大吃一顿，只是应酬而已。另一次则留下很深的印象。某日，忽得口头通知，去周公馆，没有讲是什么事，只说是一位负责人约谈话，是谁通知的也已忘了。我当时并不采访政治新闻，甚以为异。及至去了，见在座的只有《文汇报》的王坪和陈霞飞。移时，见下楼到客厅者乃是董必武。其时和谈濒临破裂，董老说，把和谈情况介绍给你们。这一下就谈了一个下午，都是董老谈，我们听，有时只稍作提问。从几个方案的磋商，到民盟未经和中共商量，单方面方案的提出，中共认为此案之不妥，向民盟剀切陈言，民盟撤回方案，民盟某代表痛感上了国民党的当而痛哭流涕，董老言之极详，并对前途作了精辟的分析。董老手上没有半张稿子，谈来有头有尾，条理分明。更令我感动的，听众只有三人，讲者却极为认真严肃，无一丝松懈。一个下午所听，真是胜读十年书。这倒确实知道了不少和谈内幕，自然是不能发表的。

回忆在上海《大公报》两年多的时间，所写新闻稿自然无算，特写、通讯亦复甚多。特写、通讯由记者自定题目写成，除了日常的特写、通讯，《大公报》一段时期有星期特写的举办，用一至两版的篇幅，集中发表，所涉面极广，原意在星期天供人阅读，以轻松为主旨。我却轻松不起来，写的东西都很硬，以至于在这个版面上写过一篇题为《寒夜征人妻》的稿件，写一个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官在苏北阵亡，其妻流落上海的故事，用意甚明，对传主及其妻均未提名。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我作了一点加工，虽非大节，却也违背真实之旨。发表后，一军官见访，称所写之人乃其至交，一面表示为亡友向我致谢，一面探问亡友之妻的下落。我感于来访者的真诚，深悔自作主张的“加工”。接着又写一文，题《苏北来客一夕谈》，据实写了这位军官所谈苏北状况及其反内战之志，发表于《评论报》。一九四六年，茅盾应邀访苏，去来我各写一篇访问记，文章写得一般，意义在于：《大公报》很少以较长篇幅宣传左翼文化名人，现在刊载“本报专访”，又是在较重要的版面发表，意义自不平常。

回忆当时在《大公报》之作，尚觉差强人意的，自以为有两篇。其一，一九四七年底，苏联遣返住在千岛群岛等地的中国移民经沪返乡，我和胞弟君放（他也是燕京新闻系毕业，于一九四七年入上海《大公报》，一九四九年后长期在新华社工作，一九七九年逝世）上船访问这批侨民，希望从他们嘴里谈出苏联的优越性，对华侨的照顾。他们所谈平平，我们合写了一篇特写，题目已忘，文章的艺术性胜过于政治性。此文被暨南大学新闻系选为教材，老师讲课时作了过分的誉扬。其二，一九四八年夏，朱自清死。我访问了他的好友叶圣陶，他的学生魏金枝和我同住在麦伦中学，也向我提供了材料，一日之间写成一文，其情不能自已。原拟题《长留背影在人间》，经编辑改为《记朱自清先生——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了！》，稿用名郑常发表。此稿先转载于香港《大公报》，香港报纸继而转载者有数家，有家报纸竟也写上“本报记者郑常”。为此，香港《大公报》又发一短讯，谓郑常乃上海《大公报》记者，其本名为某某云，以示某报冒称之误。其时在麦伦中学任教的我的朋友邱汉生教授盛赞此文，强命我再写一篇朱自清，遵命写就，发表于地下党主办邱汉生主编的某教育刊物（忘其名）。

一九四八年香港《文汇报》创刊之后，原《文汇报》记者钦本立留守上海，为香港《文汇报》组织稿件。他约我写通讯。我把所了解到的一些在上海不能发表的材料组织成文，连续写了多篇，笔名亦随时变换。我和本立每周见一次面，交稿，通情况。当时在上海见不到香港《文汇报》，他们也没有设法给我，截至于今，我都没有看到这些发表在香港《文汇报》的稿件。写这些稿子，纯尽义务。

我还为上海的杂志写过一些文章。除了为黎澍主编的《文萃》写过三篇《失踪人物志》（写被捕的进步人士），较多的是为地下党所办《评论报》写的，稿件均由陈子涛来约。这些文章原已不能记忆，不久前，蒙上海烈士陵园复制一份《评论报》目录给我，才知该刊共出九期，我只在第二和第三期没有文章，其余七期，每期有文一至两篇，共为十二篇。其内容除偶有杂文，其余为揭露性的记者文章，所用笔名有唐致、胥庶、涛音、公子游、洗书。

一九四八年十月，费彝民先生告诉我，他得知我被列入黑名单，劝我快走。费公任香港《大公报》经理，经常来沪。我因之急速离开上海，去香港《大公报》工作。

由大陆去的文化人集中香港，最大的困难是住房问题。当时《大公报》的情景，除了饭食尚可，报社和宿舍的局促，只差强于《华西晚报》。报社在中环利源东街，借《新生晚报》的楼上一间狭长房子为办公之用。房屋破旧且不说它，最难者为拥挤。就是这么一间房子，白天供经理部人员及日班编辑之用，夜间则为编辑部办公，台子挨台子，走路只能侧身而过。每张台子发挥了高度的效能，少则两人轮流同用，多者且达三人。排字房和印刷厂也借用《新生晚报》的，白天排印晚报，晚上排印《大公报》。排字工人都是上海去的，技术水平甚高。有一幢单身宿舍在半山坚道，视房屋的大小，每间分别住三、四、五人不等。我在家眷未去时即住于此。家属宿舍多在湾仔，每楼一间房，从中分隔为二，各住一对夫妻，真是鸡犬之声相闻。今之香港，自然和四十年前大异。今之香港《大公报》，轩尼诗道巍然一座大楼，真所谓家大业大面目大异了。这几年我几次去香港，每到利源东街寻旧，房屋尚存，只是一条街都成了摊贩集中地。然而，四十年前的《大公报》，却是办得虎虎然有生气的。

其时的香港《大公报》面貌，已和大陆沪津渝版迥然不同，也和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创时的港版迥然不同，去旧迎新，香港《大公报》投入了这个大变革；诸同人齐心协力，合奏时代的变革曲。我去之时，杨刚已从美国回到香港，她与报社诸同人配合很好，担负了领导核心的任务。平津解放之际，杨刚北上，代替她的，是从上海《大公报》来的李纯青。王芸生先生绕道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在港候船多时，日晚都到报社，还替班发稿签大样，表现了振奋的精神。不久，周太玄先生到港，他和《大公报》有多年的关系，乃以客卿地位参与《大公报》的领导。杨东莼先生因太玄先生引荐而来报社，运筹帷幄，折冲樽俎，杨东老乃此中高手。费彝民先生是处理对外关系的第一流人选，马廷栋协助他。编务由李侠文、杨历樵、萧乾、朱启平诸位领导，他们都是多年办报的行家。采访、副刊以及各版编辑人选，亦集一时之盛。在那么一间破小屋里，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有必要指出的是，杨刚与王芸老、李公纯青、周太玄“法师”、杨东莼先生加上港馆复刊之初即为领导层的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诸公，诚然于当时决定大公报的大政方针，使报纸变化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忽略复刊香港后《大公报》的新闻取舍、言论和副刊文字，已经逐渐和内地三馆的报纸不同了，其中尤以副刊《大公园》最为突出。所以，谈香港《大公报》，不能忘记全体同人明里暗里的实践，不能完全归功于领导的决定，且，在时间顺序上，同人暗自的或者说是自发式的实践，尚早于领导的决定。自然，暗自的自发式的实践，只能起作用于局部，领导层的决定，则见效于全局。近年，每见一些文章，写杨刚对香港《大公报》的作用，作者于事实既多未明，不免偏而不全，且无论矣，其最突出的观点，把杨刚写成了女党代表，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作用。杨刚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和同事与领导，此时在香港《大公报》，后来在上海《大公报》，她都做了重要的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凡事，她都和我们这些阅历尚少的年轻人商量，所谓走群众路线，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把她写成单枪匹马的女党代表，不合于事实。她如有知，也未必同意。至于以后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以及在《进步日报》版面上一系列批判《大公报》的激烈言论，显然是最高决策者的意志，不能归因和怪罪于杨刚。

我不谙粤语，自不能做记者，乃接替陈凡编辑港闻版。所谓港闻，不包括经济新闻在内，经济新闻另有经济版。港闻内容，几乎百分之九十是社会新闻，如抢劫、走私、交通事故、法庭案件等，充溢版面。香港报纸文字，常用粤语，并因粤语而创造了许多非本地人所能认识的字。《大公报》记者所写新闻，则无这个特色，否则我这个外江佬当难应付。其时之“香港文”，颇有叫人发笑的语言，诸如马路上偏僻之处可见“如要小便，乃可在此”的牌告，电车上挂的公告写着：“如遇打大风之时，或高速度之风，或猛烈之风，或……切不可将窗门关上。”此类文字，时亦见于稿件中，我改稿就麻烦了。编稿一段时期，我戏言：“港闻版编得最好的，是每天见报的‘今日广播’。”那是“丽的呼声”电台的节目表，“今日广播”四字为锌版，沿用不变，只每天将节目表换一张即可。戏作此言以自嘲，无非表示港闻版之无吸引力耳。

不久之后，我改编第二版（前此为曾敏之编），兼在刘克林休息时替编第一版。第一版为要闻，第二版为次要闻加上广东新闻。第二版为第一版的尾巴，它的命运随第一版而定。常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版稿挤时，大量稿件冲入第二版；一版稿缺，就从二版抽调。因此，二版拼版看大样，一般晚于一版。谭文瑞编的国际版，有时也要受到第一版的牵制。尽管编辑主任分发了各版稿件，临时根据第一版的情况，亦不免从国际版抽稿或退回。因此，要闻版、国际版和第二版总是最后结束工作，一般均在早晨三四点钟。大家都下班了，只剩当班编辑主任、克林、文瑞和我，一位事务员，有时或有一翻译（后成武侠小说大师的金庸，时为翻译，文瑞北上后，他接编国际版）。这时夜宵早已消化净尽，往往买上两瓶啤酒，以广东咸脆花生佐之。一次曾等候天明，前去广东老式茶楼饮早茶，领略广东风情。满楼木屐声，加上广东人特有高声谈话，对于一夜未睡的我们，颇感吃不消，再也不去了。

在香港编报，与昔日初入上海《大公报》的情景大异。报纸方向已变，政治上是自由的，编辑主任对于各版编辑所写题目，一般也很少改动。即使偶作修改，也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求其鲜明动人。还记得一个例子，一天我正好编要闻版，王芸生先生替班发稿。驻广州记者黄克夫发来一电，报道戴季陶自杀身亡。王先生说，要好好标个题目。我发了三栏题，记得所写题目是：引题为“陈布雷后又一人”，主题为“戴季陶昨自杀于广州”。还有一个子题，今已忘记。王先生不甚满意，沉吟至再，提笔略加修改。怎样改的已忘，然当时感觉，比原题吸引人。前辈修养，非后生所可及。

在香港的八个月，写过一些文章。刚到香港的第二天，黎澍要我写一篇上海通讯。半日挥成，多是感性材料，刊于他所主持的《华商报》通讯版。一九四九年，在东北解放区举行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周太玄先生命我写一篇社论，这是我在《大公报》写的第一篇社论，越数日，杨东莼先生复写一篇学生运动的社论，他引用鲁迅“血债须用同物偿还”语，将“同物”误写为“动物”，引起同一营垒的报纸大加批评，深文周纳，令人不能接受，这颇使我们不解。杨东老笑语说，他已和这位化名作者（后知为潘汉年）谈过，乃是一时笔误，对方误以为有他意而作此文。

此外，在罗承勋（罗孚）主编的副刊《大公园》上写过几篇杂文，皆平庸之作。自己原以写杂文自负，此时方悟硬做文章之不可取。差不多同时，《文汇报》创刊《新闻窗》，《大公报》开办《天下事》，前者编辑为黄立文和我胞弟唐君放，后者编辑为魏绍文，我在这两个刊物写了较多文字，都是应景之作，只能热闹于一时。

在香港的日子实是过渡阶段，等待上海解放即赋归计。形势变化之速，远过于想象，去上海馆的人选业已选定，上海解放后消息传来，一夜之间忽得船票买得的通知，前一天还在上班，第二天报社饯行，第三天登上“盛京轮”启程。同行者为费彝民先生、王芸生夫人、刘克林、潘际坰、袁水拍、方蒙、魏绍文、高洁。前此已派了朱启平、李宗瀛二位潜入上海。上海去的文化新闻界人士多同乘此轮归来，一路颇为热闹。船进吴淞口，向上海驶去，远望红旗，心潮难平。

回到解放了的上海，心情自与当年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绝然不同，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从香港到上海，只开了我们乘坐的这第一班太古公司“盛京轮”，之后海面即被封锁，我和刘克林的家眷都滞留香港，共居一室。数月之后，方绕道东北，经平津而返上海。

克林编要闻版并任编辑部副主任，方蒙、绍文分编两个副刊（《青年群》及《群众来信》）。际坰任副经理，协助费彝民（费仍兼港馆经理，以后返港）。高洁原是重庆《大公报》记者，此时亦入沪馆采访课，袁水拍在港馆为翻译，返沪后离去。

我们回到上海时，王芸生先生及杨刚已由平津南下，随三野大军进入上海。王芸生任总编辑，杨刚任副总编辑，此为《大公报》历史上有副总编辑之始。杨刚向我们介绍情况，研究工作，要我担任采访副主任，我原想做编辑，曲意应允。采访主任周雨，另一副主任季崇威，均上海馆采访课老同事，周雨在我在上海馆时即为采访主任，我们三人当能共事。周雨除掌握全面，并分管政治，崇威分管经济，我分管文教，采访课按此分为三个组。这种大略的分工，并不完全适用，灵活调动之事常有之。不久，杨刚北调，李纯青由天津南下接替她的工作。崇威后亦调往中央轻工业部。

大家的热情很高，记者工作经常夜以继日，工作时间很长，不少人长期没有星期日，而从无人计较。是年七月下旬，上海遭逢巨大台风，又遇海潮倒灌，全市水淹，交通断绝，小汽车也不能开，绝大部分记者长途涉水步行上班和外出采访，再回报社写稿，深夜涉水步行回家。记者工作除了脑力劳动，还要靠体力好。欢迎解放军入城式，上海百万市民出动游行，马路两旁还站满了人，热情之高，达于鼎沸。这次活动，采访课全体参加，我和其他报纸记者数人，乘开道车（一辆敞篷小吉普）驰于队伍最前列。这天大雨终日，我们全不带雨具，通身全湿，而热情不减。这个报道的第一段是我写的。此报道和前几天文艺界庆祝解放大游行报道，都得到好评，但是，人们之所以欢迎它，更多的是出于热情，而报道本身，至少有两大弊病：一是冗长（入城式报道，记得占了三个版面），二是情胜于理，情胜于词，多说空话。难怪以后这种形式的报道渐成公式，内容千篇一律，语汇单调贫乏，读者和写的人都觉乏味。

周雨、崇威和我，大部分时间花在布置工作和看稿改稿上，遇有重大事情，我们方去采访，从前《大公报》的采访主任是不看稿改稿的，记者稿件直接交编辑。此时一变旧法，有好处也有坏处，最大的坏处是，采访主任被困在稿件上，容易脱离实际；同时，也造成记者依赖心理。

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连续开了近十天会，当时算一件大事，各报派一人参加。我代表《大公报》去参加。会议新闻采统一发布稿，各报皆同。上海采统一发布稿件，记得似乎起于此会。这是张春桥搞的。他当时是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整天和我们坐在一起开会，阴阳怪气状令人厌。各报不同者在于大会组织了访问各地来的委员，各报可以自行选择采访对象，即使对象相同，亦可在写法上见高低，《大公报》大约发表了十来篇访问记，我所写较多，现在记得的，只有曾希圣、张鼎丞、刘永生。刘永生不失农民本色，谈话朴实无华，人亦平易近人。

当时各机关多封锁新闻，对《大公报》尤甚。为此，杨刚还在上海的时候，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舒同，由军管会主任陈毅具名印了近乎命令式的介绍信，说明对《大公报》记者采访应予便利。记者持此信赴各机关采访，结果还是没有多大用处。记得我在此之前往某机关采访，求见负责人被拒，由秘书接待，一问三不知，且态度傲慢。此后我持信再往该机关，以为可以顺利一些了。谁知还是那位秘书接待，他接信在手，不无讽刺地说：“你拿这封信来，还是我接待你。”对所提问题，仍是避而不答。这是当时一些机关对宣传报道的普遍态度，于非党报尤然。这种状况，对于会议新闻的连篇累牍不无关系，因为采访会议最不费力。

还不时发生压制新闻报道的事。有记者写了一些纱厂对女工实行搜身制的报道，发表后，纺织工会打来电话，盛气凌人，声称事实不对，“叫你们的王芸生来一趟”。我去纺织工会面谈，不欢而散。后由总工会秘书长陈公琪出面，由我和纺织工会负责人谈判，事实证明报道是确实的，只个别细节有出入。协议报纸发表对有出入之处的更正，纺织工会亦在报上写一检讨。我写了更正发表，而纺织工会则违背协议，拒不写出检讨。为此，我向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府新闻处长的姚溱讲了此事。不久，开展了在报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忽一天，姚溱要我到市政府见陈毅市长。陈市长详细询问，我如实讲述。陈市长很生气，大声说：“我支持你们。我要整她（纺织工会主席女性）的风！”随后，陈市长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把这件事作为压制批评的典型之一公开于众，此后纺织工会才在报纸上发表公开检讨。我当时颇感似乎《大公报》做了一件大事，其实细思之，这是由于陈市长出面的关系，报纸的作用究有多大，一些人对报纸究又持怎样的看法，还是耐人寻味的未决的问题。

周雨去北京新闻学校学习，我亦不愿再做采访工作，改做编辑，和张契尼同编本市新闻版，同时，刘克林休息时仍替编要闻版。这一段时期，工作轻松多了。除了编报，写了较多文章，其中以社论最多。在采访课的时候，只偶写社论。编报后，几乎所有关于上海市问题的社论，多由我写。社评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拟定题目和执笔人选。然常有临时发生的事，须得配合赶写。此类社论，多为配合多种运动，事过境迁，也就失去了生命。

一段时期，影剧周刊主编刘北汜去朝鲜战场采访，我兼为照管，我只审阅和发排稿件，编务由汤有为经手。这本来是我有兴趣的事，也就不时写些此类文章。其他副刊如《青年群》、《天下事》，亦常为之写稿。兼编影剧周刊，两事印象较深。一是石挥主演的电影《关连长》上演后，各报多好评，影剧周刊亦曾发表评介。陈白尘打电话给我，谓市里某负责同志认为此片有丑化解放军之处。这本来是正常的通情况之事。接着，某影评家投来一赞扬稿，我未加采用。他问我何故，我据实以告，谁知这位影评家嫁罪于白尘，并作夸张之言，向文联党组告状，称为白尘压制新闻自由云。白尘来一信，我乃复信白尘，谓稿件用否系我决定，编辑有此权力，与白尘无关，白尘系以友人关系告我此事，与其文联秘书长之职位无涉。白尘将我信交文联党组，这位影评家无言了。批评《关连长》有丑化解放军之处容有过当，而这位影评家之所为，亦有超乎常情者。

其二，有一位张豂子，即一九一九年新旧文化大交战中，向林琴南捏造提供北大材料的北大学生张厚载，林琴南据张所提供的材料，写了攻击新文化运动和诬蔑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的小说《荆生》与《妖梦》，张因而被北大开除。此人是个京戏迷，过去曾为天津《大公报》通讯员，此时写信给王芸生先生，谓拟写一部《京戏发展略史》，求《大公报》连载。我往访张豂子，他出示已成的部分稿件。此稿材料尚有可取之处，然乱套新名词，强说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近于扯淡，请其删去，他答应了。以后稿来，仍然生拉硬扯，我将其删去后发表。续稿仍如斯，我仍删。他来信请勿删，我也删不胜删，发表时便有痕迹，如“改组派”放大的小脚。当时京戏史材料成文者不多，连载稿有一些读者。《大公报》将其成书发表，我虽不甚以为然，亦未坚持，只是把张豂子自序中向我致谢之处删去。后有人为文评论此书，批评大体正确。我做了一件蠢事。

夜班生活，伤人身体，但如能适应，其乐无穷，自己也可比较自主地支配时间。一件稿子在手，涂抹修改，执笔苦思，期得一佳题。既得之，自我陶醉不已。有时遇上一些稿件，以为可以配上一段短评，提笔为之，此事多由我和克林、契尼担任。同事们戏称为写稿机器，我们自称此类稿为“摇板”，往往说“摇一段”吧。王芸生先生兴来，也会“摇上一段”。这种文章不精审周到，但能训练下笔快的能力。当时编辑部为一间很大的房间，编辑围长桌而坐，芸生先生自有一桌在侧，他每每站在长桌桌头之侧谈掌故，讲笑话。他每周替孔昭恺先生执行编辑主任任务一次，妙语更多。看完大样，已近天明，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知疲倦，有时还去老西门小食摊上喝酒吃白斩鸡，回家入睡，天已大明。

约在一九五一年，又回到了采访课，担任采访主任，未设副主任。自然更忙，早出晚归，再无星期日。初期难于采访，耳目不灵的状况，有所改变。在市委宣传部和市府新闻处的组织领导下，有各报负责人会议之举，约两周举行一次，得以了解一些情况，便于宣传。会议除由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谈情况，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时亦到会报告所主管部门情况。这当然有好处，但是，也就逐渐形成了各报内容相同、几乎没有特色的状态。各报负责人会议对于报纸的无生气无特色，虽然也感觉到了，但无法解决。记得王芸生先生曾在会上提出，写文章可否引用《参考消息》的材料（当时《参考消息》属于密件，发行范围甚小），会上众口一词：那怎么可以。王芸老暗自写了一信给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胡乔木答信可以引用。芸老颇感得意，在编辑部出示胡信，说这下我可有了法宝了。我看这封信是黎澍笔迹（时在中宣部主管报刊出版），便说此乃某人所写。芸老说，胡乔木签名就管用。但是他也没有敢在文章中引用《参考消息》的材料，动用尚方宝剑也未必保险也。动不动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帽子把人吓坏了，而大家亦颇热衷于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徐盈从北京写来一条内部参考稿，被王芸老发表了，徐盈受到严厉批评，以致在报上发表王徐二人署名的检讨，芸老戏称为“王芸生、徐盈结婚启事”。徐盈写的是周恩来一次讲话，讲话内容完全正确，只以所谈反对个人崇拜，致受批评，而批评徐盈者正是周恩来。如果反个人崇拜习为准则，个人崇拜之风也许可以少一些，大家也会少吃一些苦头。

想起一件事，可供一笑。张春桥是经常参加各报负责人会议的，一次讲到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他夸夸其谈了一阵。王芸老不甚在意地说了一句“呃，不是那么回事”，顺手轻轻一挥。张春桥当即变色，阴阳怪气地语带尖刻：“我是拿着枪杆子打进上海的，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国民党大官来往，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批评。”此语一出，全座哑然。王芸老亦复不响了。我暗想：此人怎么如此小气。

从一九五一年秋到一九五二年夏，我兼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教课一年。此时，《大公报》共有四人被邀往兼课，孔昭恺先生教新闻，编辑刘克林教社论写作，潘际坰教报业管理，我教新闻采访与特写写作。我的课每周三小时，我去一个下午，三小时连续讲，中间不休息。我自己就采访无术，为人说法，何能胜任？只是多侧重讲写作，尤其关于特写通讯写作而已。

其时一切学苏联，报纸也不例外。继《解放日报》之后，上海各报都相继取消采访部门，实行编采通合一之制。由于某一特殊原因，《大公报》在上海是唯一没有设立编委会的报纸，而以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八人小组代之，我为小组成员。此时我专管文教，在两个运动上做了比较突出的宣传，一是批判胡适，一是教授思想改造。又是开座谈会，又是发表文章，报上几乎日日相见。如今回头看去，只是适应一时需要，并没有什么价值。批胡适自然是对他一笔抹煞，即使个别文章涉及学术批评，也不得要领，以人废言，无道理可讲。所刊思想改造文章多属自我批评，无例外地都把自己臭骂一通，无实事求是之意。当时我们干这类事倒是真诚的。可惜愈真诚愈坏。

一九五二年夏天，《大公报》酝酿北迁。背景是当时上海有五家综合性报纸（《大公》、《文汇》、《解放》、《新闻》及《新民晚报》），被认为是多了，有减少之议。按诸五报都是一个面孔，确也用不着五家。如果能做到各有特色，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五家则又微乎其微。《大公报》销路日减，举步维艰，王芸老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毛令北迁。王芸老、李纯公数次北上，与有关方面商谈，原议迁往北京，成为政府的报纸，如苏联之《消息报》然。我们听了倒也为之雀跃。后来证明这个想法并不现实，乃有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的计划。《进步日报》乃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名。其时我在香港《大公报》，天津解放，某夜，新华社一条电讯，谓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出版。时我上夜班，夜班诸人都已上班，王芸老、李纯公也来了，或立或坐于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瞠目结舌不能语。其他同人亦均感诧异。后来上海《大公报》得以保存原名，也没有从外派来一个干部。重庆《大公报》则改为《重庆日报》了。其中玄妙，非我所知，只听说《进步日报》这个名字是毛泽东取的。上海《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用《大公报》名称，似乎也表示了对于原来改名《进步日报》这种做法的某种程度上的稍加修正，所以，毛泽东曾对王芸生说：“大公主，你算是收复失地了。”也不知怎么的，迁津之后若干时间，又觉不妥，先是天津《大公报》领导中心逐渐移京，继之整个报纸搬去，奇怪的是，《大公报》变成财经专业报和兼重国际宣传。有必要像苏联那样办许多专业性报纸吗？且财经又何以与国际宣传相联系，亦属费解。此时我早已离开报社，其情不知。

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决定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同时停刊，从这一天起，开始用《大公报》名称在天津出版。上海《大公报》编辑部人员，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之后，分批迁往天津。我和刘克林、张契尼、苏济生、谢牧共五人，奉命为前站先行，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中旬启程赴津。当时真是全无打算与计较，甚至没有和家里稍作商量，带了一箱子书，说走就走。及至我后来离开《大公报》由津返沪，朋友或说我是早有预谋，并誉之为有远见。这真是冤哉枉也，亦是对我过奖了。北行之时，正值寒冬，五人各穿皮衣，《进步日报》同人欢迎，状极热烈。后来却送了一个“五件皮大衣”的雅号，颇有以为这五个人是“接收大员”之意，闻之甚以为异。

天津《大公报》安排组织人事，要我做政法文教部主任。《进步日报》原有政法文教组，改组为部，原封不动，而要我这个完全不了解天津的人去做主任，甚以为难。去了几天，即告退而去编报。由我和谢牧同编要闻版，为时计四月。其间工作，无可记述。只记得从发布斯大林病情公告到斯大林逝世及其以后一段时间，每晚都工作时间极长，总至天明以后方毕事。我们这几个最早得知斯大林逝世消息的夜班编辑，真极为沉痛。那天早上编完报纸，没有睡觉，“五件皮大衣”相偕徒步往苏联领事馆吊唁，为领事馆最早到的吊客。今天回想，天真之态可掬。

夜班期间，我做了天津唯一的一次采访活动。时遣返日侨归国，从东北载来大批日侨，集中天津，准备从塘沽乘日本船回国。报社要我率同上海采访课老同事吴元坎和胡隆昶采写此事，他们两位时在国际部工作。元坎为日本老留学生，采访时都由他翻译。由我执笔，写了一篇较长的特写，主旨为日本归侨对中国的依恋，表示回国之后，矢志为中日友好尽力，题目为《难忘的中国土地，难忘的中国人民》，副题似为《记集中在天津的第二批日本侨民归国》。王芸老见而叹曰：“难忘的土地，难忘的人民！可以再来侵略！”我闻之心惊。但他没让我改题。文成发排之后，政法文教部副主任某君来告，据天津市有关方面人员告诉他，船开之后，日本来接人员在船上换上“严禁破坏”、“不准行动”、“不准捣乱”等标语，并谓此是我方护送出口人员亲见后归来所述。我信以为真，乃在文末加写一段上述之事。文章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发表，反映不错。接着某君又来告，还是那个有关方面说，此系工作人员误会，并无其事。到底为什么误会，不明。此事搞得报纸甚为狼狈，我简直下不了台，只好在第二天发一更正，称该文末段应予取消。那天，我和元坎、隆昶亲到塘沽，也曾上船，开驶前方离去，竟误信人言，造成这场政治性错误。

这篇文章是我对工作了七年的《大公报》的告别之作。天津《大公报》转向财经，我对此毫无兴趣和能力，加以家眷因工作关系滞沪不能来，乃求去。多方周折，蒙允放行，调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初成行。朋友们殷勤相送，此情此景，时隔三十五年之后，仿佛犹在目前。这些《大公报》的旧雨，以后多历尽沧桑，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饱受折磨，或远戍边陲，或妻离子散，而老同学老朋友刘克林，竟于“文革”中自杀身亡，尤令人哀。就是这样一张有声誉有影响的报纸，“文革”炮声一响，立即消灭。近年时有恢复之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说尤炽。但是，也有人斥之为阴魂不散。阴魂不散，必有冤屈，曲而得直，不知其为无期还是有期。

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属中央电影局，所长夏衍，副所长柯灵，后夏衍调京，柯灵任所长。我到所后第一年做行政工作，一年之后，改做编剧，至一九五八年二月为止，担任编剧为时四年不足。四年之中，写了三个电影剧本。其中一个写教授思想变化，交出后，起初情况尚好，后以意见不一而勉强一改再改，失我原意，乃弃置。另一为据小说改编的农村合作化题材剧本，导演已派，终以农村题材影片已多而未拍。第三个是体育题材的喜剧片《球场风波》，并无深意，无非提倡体育而已。剧本于一九五六年审查通过，影片于一九五七年底拍成。谁知就是这么一部影片，给我引来了将近二十年的风波。康生说这部影片宣传罗隆基思想，江青说作者一定是坏人。起初姚文元在《大众电影》写文章，还只说片子像美国《出水芙蓉》，其实姚文元年纪轻轻，何曾看过《出水芙蓉》？他是在吓唬人。等到康生令下，这可不得了，满电影界争说罗隆基思想了。黄钢在《人民日报》发表一长文，就是据康生之意而深文周纳之典型。我始终不明白罗隆基思想是什么，而多年以来，大小运动中都得检查我的罗隆基思想。时代可悲，我亦可悲。直至“文革”之后，方为《球场风波》恢复名誉。夏衍和陈荒煤分别写的一批影片遭劫经过的文章，都说了此事。在创作所期间，写了较多的散文和杂文。尽管电影剧本创作并不顺利，还是愿意干这一行。怎么也没有想到，离开新闻工作五年，兜了一个圈子，仍旧被调回新闻岗位。

远在一九五六年秋冬之交，中央宣传部来调我和石方禹去新华社任驻国外记者。我们向电影局党委表示不愿去（其时电影剧本创作所已并入上海电影局），党委说，这是中央来调，电影局不能不遵，你们有意见，到北京去向中宣部说。原创作所同人饯行，都说你们此去回不来了。我们于是年底北行，私下忖度恐怕也是如此。谁知抵京向中宣部有关部门陈情后，不数日即答复可以同意。此前《文汇报》已在上海复刊，曾邀我去，未允。及至经过“反右派”斗争，陈虞孙（大家都称他陈虞老）调去《文汇报》任总编辑，我终于还是被调去了《文汇报》。从此，在《文汇报》工作十余年，除去“文革”中的十年，实际工作八年。

我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底某晚到《文汇报》，见陈虞老。虞老说：“你怎么才来？盼你多时了。”交代工作数语，即参加全体大会，社长金公（仲华）讲话，虞老布置工作。这时“大跃进”的气势已见，《文汇报》尤其是处于“反右派”斗争惊弓之鸟的余悸中，为此报社就特别轰轰烈烈，颇欲有一番“作为”“以赎前愆”者，这种状况和我这个脱离新闻工作五年的人颇不适应。我自然得去适应。第二天，陈虞老即要我写一篇社论，内容已忘，总不外谈大好形势，鼓气之作。我被安排在文艺组，与唐海共同负责。不久，唐海他调，组织形式改变，我任文艺部主任。

所谓文艺部，原只有文艺报道及副刊《笔会》两部分，后来增加文艺理论版，及成三个摊子。最盛时，三部分各有一个版面。《笔会》改版频繁，一段时期每周出版二次，亦曾改为一次，一段时期则每天出版，版面缩小。文艺新闻版起初单独成一版面，后来与教育新闻合为一版。文艺理论则每周出版一次，有时为两次。其间离合变化，不必多费笔墨，总不外随形势而异。如果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加以总结的话，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大凡阶级斗争张的时候，文艺宣传（无论新闻报道、《笔会》，还是文艺理论版），和整张《文汇报》一样，办得或者是了无生气，或者是充满杀气，以声势压人，以空话吓唬人。阶级斗争弛的时候，《文汇报》及其文艺宣传办得活泼生动，虎虎然有生气，也可以说是较好地贯彻了“双百”方针，这时的《文汇报》为读者尤其知识分子所爱看，是有它的特色的。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文汇报》，就是代表。而这一张一弛，自然由人来决定。一经决定，报社自然要紧跟。紧跟不一定就会把报纸办好，紧跟而发自内心的自愿，则其办报也必舒畅，也就容易做出成绩，因为它是符合读者（人民）意愿的。紧跟而是不得已，甚至违心，则其办报也必吃力而不讨好，因为它与读者（人民）意愿相违。

这里我想说一说陈虞老。他是文化新闻界前辈，有丰富的办报经验，看问题极敏锐，点子层出不穷，对于文艺特别熟悉和有研究，文艺部的工作，他过问最多，领导最具体。一九四七年，我曾与他同住一楼，但无过往，上海解放之后有所接触，然无深交。在《文汇报》工作数年，我有时佩服他，有时不以为然。经过“文革”及其以后的交往，我才逐渐了解他。当阶级斗争弛的时候，他办报真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提出一套又一套的方案，把报纸办得生龙活虎一般，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文汇报》，尤其在贯彻“双百”方针上，最能代表他的思想。他自己也说，这两年是他办报最舒畅的时候。这时他的设想，我很能领会，他也满意我的所为。这就是我所谓的佩服他的时候。当阶级斗争张的时候，他表面上亦可不动声色，一样可以跟着“左”的做法去贯彻在报纸上，也可以把报纸办得似乎很有声势，其实是杀气满纸。这就是我所谓不以为然之处。但我忽略了他作为报纸总编辑不能不跟之苦，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在当时情况下，他自然不易表露真实的想法，更何况是对于在他领导下的干部？但偶然也冒出一句两句牢骚语，比如一次我和他去剧协开会，人问他看不看一个叫《沸腾的一九五八年》的戏。他气呼呼地冲口而出：“不看。沸腾个屁！”问者吃惊。我对此未加深思，只从表面上看，因而便有想法。“文革”一起，我和陈虞老一块儿蹲牛棚，两人共同洗碗的时间最长，私下谈及过去，迟钝如我，对他才有所了解。“文革”以后，所谈更深，我方悟他在阶级斗争张时违心地办报之苦。中国知识分子十年以前真难于有真实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我亦何尝不然。

陈虞老领导报纸，不只耳提面命，他常常亲自提笔为文。这本来是中国文人办报的传统，从报业史看，稍有成就的报纸，哪一张不是有那么几支笔？哪一张不是由几个文人凑在一起至多找上一个稍有钱财的人出资办了起来？总编辑总是写文章好手。可惜的是，多年以来，我们报纸总编辑不写文章不只成为司空见惯浑闲事，反之，如有哪一位总编辑经常执笔为文，也许倒令人吃惊了。陈虞老毕竟不脱文人旧习，经常在《文汇报》执笔为文。他善写短文，文笔老练，妙趣横生，别具一格。《文汇报》文艺新闻版有个专栏叫“闻亦步”，是我以文艺部三字谐音取名，为文艺部同人共同笔名，杂谈文艺问题，内容无所不包，可与新闻配合，亦可独立成文，要之有感而发，不托空言。陈虞老对此甚为赞赏，出了几期之后，他就经常为此专栏写文。约略估算，此专栏以他和我写的文章最多。我仍不脱旧习，每于夜间看了某条稿件有感，“摇”上一段“闻亦步”；或者是去看了晚间一场好戏，还回到报社，写它一篇。陈虞老于此种做法很赞成，亦时于深夜看戏回来写上一篇。他写的两篇谈海瑞的“闻亦步”传诵一时，自然后来为此吃了大苦。

数年之间，我在《文汇报》写的文章，其数量可称为惊人。其内容包括《笔会》上的文艺作品、文艺理论文章、戏剧评论、谈艺之作、社论、短评等。因为向不剪存报纸，也就搞不清楚了。这些文章，尚留在于记忆者本不多，如谈佳作，当然更少，我自己只喜欢几篇谈艺的短文。有一篇文章，在当时倒是颇有影响，但从采访上说，应称有大缺点；从内容上看，更有近乎荒唐之处。略记之于下：

“大跃进”之时，上钢三厂工人邱财康出事故，大面积烧伤，终被救活。一时称为大事。记者李立坤写了一篇特写，陈虞老要我和刘火子修改。我们看了，以为稿不能用，乃由李立坤详谈经过，由我和火子分段写成，题名《钢铁战士》，署名刘振坤，各取三人一字拼成。这篇文章诚然受到报社和同业的称许，《人民日报》几乎是全文转载了，但我至今不明的是：《人民日报》竟不写明转载《文汇报》，而用了谐音的一个“笔名”翟文蔚（暗示摘自《文汇报》）发表，当时有记者不平，写信询问《人民日报》，未予置答。英文《中国建设》全文翻译发表。更有甚者，新华社编辑的一个刊物（似乎叫《新闻业务》）发表文章，逐段分析，誉扬过度，甚至提高到了文章为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运用。当时看了这篇文章，我确实感到惭愧。此文在采访工作上说，有不可饶恕的大误，即我和火子两人未曾出门一步去实地采访，只是听李立坤的口述。这自然有一个赶时间的问题，但却违背采访原则。其次，写作之时，传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指示，文章应是写邱财康的顽强战斗精神，不要去写医生。因此，全文重点在此，只写到了各方面的配合，而对于救活邱财康的医生，只是轻描淡写，邱财康诚然有着顽强的战斗意志，救活他的，毕竟是医生。这在医学上是个奇迹。再有，这是一次事故，毕竟邱财康是有责任的，对此讳不能提。我们是那样片面地写了，大家也因此赞扬这篇稿子，可见当其时也，大家都“左”得如此荒唐。这篇稿子，自然如今大家都遗忘了，但我每忆及此，总不禁脸红。

至一九六四年夏，已成山雨欲来之势，报纸上批判之风不止，我自知无从适应，还担心《球场风波》会否波及，自然文章也少写了。果然，文艺部不久即一分为二，副刊《笔会》从文艺部分出，成立副刊部，我奉命为主任。《笔会》这时只每周出版一次，内容全是大杂烩，无非配合形势，快板、顺口溜当令，称为文艺作品，令人笑煞。

到了人类历史上的丑剧怪剧所谓“文化大革命”者演出，我为《文汇报》第一批靠边的人，从此可以说即脱离毕生从事的新闻工作。经过数年之后，我对这台丑剧怪剧仍不能解，乃退而读史，欲习古而知今也。数十年前所学，重温之；所未学，深读之。“四人帮”覆，即对被北门学士称为法家的章太炎作研究，写了《论章太炎》一文，从此转入了史学研究工作。迄今，除了所写所主编的史学专著多种及写作史学论文数十篇外，旧习未改，时写散文、随笔，亦成书数种。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写定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五日校订

一九八八年，《当代中国名记者小传》丛书索写自传。坚辞不获，勉写而成。“文革”后至一九八四年的学术生涯，已发表于《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乃舍此而专写前半生的记者生活。稿寄去后，初云即出，后谓书款无着，须稍待。此后即渺无消息，请求退稿，亦无答复，我也便不再问。去年，韩石山、谢冰二君由晋来沪，过我。谢君索稿，我偶谈及此事，谢君谓与主其事者相熟，当代为讨回刊用。谢君热情可感，承他删去稿中原已发表的三部分，巧为编排成文，救活了这已死多年的稿子，看谢君讨回寄来的原稿，搁置七年，其色如新，似未经人手触及，更感谢君之敬业精神。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四日

（原载《黄河》一九九五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