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公报》二事

其一。上海出版的《海上文坛》第四期刊载了一篇题为《一代报人王芸生》的文章，作者刘自立，访问了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子女芝琛、芝瑜，写成此文，用以为筹办二〇〇二年将要到来的《大公报》百年纪念和王芸生先生百年诞辰两项活动预作通报。芝琛写信告诉我：“《海上文坛》第四期，北京已脱销。据邮局报刊杂志部说，不知何因，这期脱销得快。因为我到了几个大邮局去买，头一天在西单买了八本，第二天其他大邮局都说昨天卖光。我接到三个报刊记者来电话，想要采访，都说看了刘的文章之后有感。刘自立来电话说，《海上文坛》编委已给他去电话，说有好几个报刊提出要转载。”可见《海上文坛》这篇文章受到了读者的注意。在此以前，刘自立给我寄来他这篇文章的复制件时曾说，《海上文坛》“删节近二千字，如芸老写《我们在割稻子！》，继承张季鸾的思想”。即使如此，按以上所引的反应，文章依然起了作用。

其二。香港《大公报》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二日在该报第一版以显著位置刊载《本报郑重声明》，指称“近日台湾有人未征得本报同意，以《大公报》名义在台试版报纸，本报为此正展开严正交涉”。本报对此密切关注，正咨询法律意见，除要求台湾方面立即停止此侵权行为外，并保留追讨一切损失的权利。”此外，《北京晚报》于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台港澳新闻”版就此事发表消息，除摘录香港《大公报》的《郑重声明》外，并谓：“据悉，台湾的《大公报》与香港的《大公报》毫无关系，其负责人曾要求和香港《大公报》合作发行台湾版被拒绝后，就自己‘创办’《大公报》……其职员在接受采访时，竟坚决否认世界上已有一份《大公报》存在。”

以上两事自然互不相干，然王芸老原是《大公报》多年的总编辑，且是那么一位有担当的总编辑，离开了《大公报》就没有王芸老。《大公报》如果缺少了个王芸老，亦夫难以想象。王芸老与《大公报》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事。王芸老业已仙逝多年，大陆唯一尚存的北京《大公报》，更早在“文革”起事之初即归消灭。忽然，如实记述王芸老的文章不胫而走，引起多家报刊记者的关注，争欲采访其后代，以探前辈报人的风范和昔年《大公报》的究竟；而台湾竟然出现了一份试版的《大公报》，居然一口否认“世界上已有一份《大公报》存在”，但偏偏就要取名《大公报》，用心可知。是则，欲忘或强使人忘，然人实不能忘之事亦有，甚至于海峡彼岸亦有人欲盗其名以遂他图。这两条新闻当可引起对旧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