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彬君子潘际坰

谓际垌曰彬彬君子，大约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相交五十四年，虽然参商两地比聚首一堂多，每想起际垌，总是一副彬彬君子状貌，待人接物，礼数周到，从无疾言厉色。尤其有女士在座，他更表现得温文尔雅，言语柔和。不能说他是望之俨然，日常毕竟言语不多，特别是在生人的面前，但一经交谈，其即也温的感觉，会是共同的印象。不见际垌多年，今写此悼文，眼前浮现的印象，依然是彬彬君子，依然是其即也温。

际垌在大学读的是数学系，然醉心文事，一生所为，是写作，是新闻出版事业，和他所学有关的专业，也许只是“文革”中很短一个时期，被强行发配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工作，翻译了一些科学书籍，非本愿也。但他却有科学家的谨严和周密，做事一丝不苟，有条不紊。这在同辈友人中，为数不多。

我和他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时间相近。我的工作单纯，不外乎编辑、记者。际垌做编辑，其性质则极复杂。他是个样样管而门门通的编辑。抗战胜利以后的上海《大公报》，保持传统特色，每周七次，有七个不同的专刊。门类不同，科别互异，稿件内容自然更是各不相关。专刊主编均是馆外专家学者，现在能记忆的，如周太玄主编《现代思潮》，洪深主编《戏剧与电影》，靳以主编《文艺》，陈伯吹主编《儿童文学》，戈绍龙主编《医药与卫生》等。抗战以前由胡适主编的《史学》专刊，此时似未再办。其中，除了李纯青是由社评委员兼主编《时代青年》，其余专刊均由际垌一人总管，馆外主编只是把每期的稿件交给际垌，由他校订、编辑、拼版。此事至繁，稿子或多或少，未必恰好装满一个版面；而今天戏剧，明天文学，过一天易之为学术，再一天变成了医药专门之事，际垌真成了百科全书派，或竟是杂家而须门门通了。一般编辑，除编辑专业外，总企求通解所编刊物性质的业务，上举诸多专刊门类复杂，求其皆通，诚难诚难。依常理，一般人恐怕是不愿做这个大编辑的。而际垌于此，怡然以处，应付裕如，从无怨言。还有余暇为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帮忙。这，恐怕和他兴趣广泛，学不偏执有关。他那时上班下班，总挟着一个大皮包。几个刊物的稿件，包容万端，非挟大皮包不可。

我和他在一九四八年底先后至香港《大公报》度过一段生活之后，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初同船返回上海《大公报》，我的工作内容无大变化，际垌则大变了，离其所热衷的文事远了。他担任了上海《大公报》的副经理。经理是费彝民兼任，费公常年在港馆，所谓副经理，实际即经理。我不知道际垌对于他的新职作何想法，在任期间有何新猷。因为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我有一段时间做夜班，除了开会，和际垌更少见面。际垌虽然改业经理（报社有人就称他为“潘经理”，这可不是《日出》中那个潘经理，际垌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依然不忘文事。他在这段时期，写过一些什么，今已忘。但有一小稿惹起他不高兴，却还记得。其时鼓吹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上海《大公报》在第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中国的世界第一》，宣传历史上中国的发明创造。此事由王芸生先生倡议，稿件取舍亦由芸老决定。用心虽好，然不免于夸诞，事后看来，有些项目与事实并不相符。稿件基本由报社同人写作，间有外稿。际垌本习自然科学，自然地，他在此栏写稿较多。一次，他写了一篇稿子，芸老未采用。际垌不高兴了，他写了一封短信给芸老，信谓“拙稿蒙剔除，甚感”。这个“甚感”，当然是反其义而用之。此本小事，他也不会记在心上的。芸老出示际垌此信，也是出以轻松，说是“我把际垌给得罪了”。这是几年间我所见际垌唯一一次形之于词的不快之事。

一九五三年初，《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天津《大公报》，际垌是留守到最后的一个人，且继之任天津《大公报》上海办事处主任，率记者数人，依然在南京路二一二号《大公报》经理部旧址办公。大约一年多以后，才迁往有名的劝工大楼。际垌此时也北上，与朱启平同组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前月，庆祝《大公报》九十八周年，香港《大公报》与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摄上海《大公报》的遗迹，邀我到南京路二一二号旧址现身说法一番。其地现为一家银楼，外观依旧，人事全非。一九四九年，象征文人论政办报时代的结束，《大公报》同人也以自己的手参与了这个推墙的工作，宁不慨乎！我在门外仰视二楼临窗一室，即是际垌在上海最后的办公室，却不知其时际垌已因肝癌住进了北京的医院，至本月六日，即长逝矣。

际垌“文革”前在北京一段时期，极为活跃，写作也很旺盛，写了许多名篇巨制，我所知不详，但对他写的溥仪的长篇访问，则印象极深。居京时期，他还积累了大量素材，以至于以后在香港能随手运用，写成佳作。

“文革”后他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大公园》。性质专一，非是过去的五花八门，难熔一炉，际垌编写并举，大展才华，把这个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大受欢迎。巴金的《随想录》就是他促成而在《大公园》连载发表的，一稿惊全国，泰山北斗，人共仰焉。他自己写的《京华小记》专栏则以生花妙笔尽写京中事，闲闲着笔，而波澜宛然。他邀约我写过一些稿件，我亦以为他写稿为乐事。他依然是谨严、认真，稿刊不数日，即得寄来的剪报和稿费，每次必附短信数行，那时是用所谓外汇券以作通行之币的，在专卖商店能购市场短缺商品。

至他退休赴美前，我每赴港，旧雨相聚，举杯谈旧事，甚以为乐。际垌说话较前为多，仍然是温文尔雅，不作慷慨激烈之词。他的夫人逝世前，酒席筵前，每呼我为二爷。而际垌则急以言词阻止，且在事后告我：“我已经对她说了，不要再开玩笑。”其实，我倒喜欢这种不见外的戏称。戏称的始作俑者原是际垌，他不知因何而如此戏称，以后也不知因何而以为我不喜此称，可见际垌对小事亦一丝不苟。

际垌去美后，虽常往来港京，我们再未见面。一九九七年我访港，得知际垌将来，欣然以待。一日得他电话，约我夫妇吃饭。是我记错了时间，加以堵车，让他在饭馆空等了一场。翌日，我就返上海了。知道他在美很寂寞，我更歉然。去年，际垌专程来上海探望巴金，其时我在港，看了报纸对他沪行的长篇记载，总以为谋面尚有期，却不料竟尔长行。哀哉！是为悼。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七日深夜

（原载二〇〇〇年八月十六日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