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高犹许后生闻

“道高犹许后生闻”，是萧公权先生一九四四年赠挚友吴宓（雨僧）先生诗中一句。萧先生自己亦甚喜此句，曾以之为书题命名其所撰自传、书信和谈话录，于生前出版，后列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萧公权全集》九册之第一集。萧先生此诗题为《雨僧移讲成都赋赠二首》，下注“雨僧去岁五十初度”。诗共二律，全引如下：

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

移座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

尘劳愧我仍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

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

（自注：借用杜句）

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

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

人居槛外清于水，女出东门乱似云。

莫恨空轩归不去，梦中梅影自缤纷。

（自注：槛外、空轩本事，均见《吴宓诗集》）

萧先生赞扬吴先生“守道身严”、“孤怀卓荦”，用语贴切。我写此小文，独取“道高犹许后生闻”为题，盖以此句实可概括吴先生一生，孤怀乐道，兢兢授业，历受挫折而不挠，饱经忧患而不移，无他，传其道也。日居静思，时浮现先生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课堂授业语尽滔滔之情，活脱一个栖栖惶惶席不暇暖的孔子，深思睿智的柏拉图老人。返看举世扰扰，于是，哀思每发，在《漫记萧公权先生》文中，叹而言曰：“先生之道，后生终不可得而闻乎？”近年，先生作品，记录和研究先生的著作时有出版，举行了先生的学术研讨会，先生文集闻亦在整理中，而先生女公子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则是以权威的材料如实记述陈吴二先生一生之交及思想学术的最佳之作，读之催人泪下。海内外学人似乎发现了一个地下文物，研读之余，多有撰述。终究令我欣然于“道高犹许后生闻”矣。

先生所守与所乐之道，何道？简言之，儒道也。如先生自己所说：“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日记》）或者如先生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在王国维先生灵前之誓词：“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其达此之途，则先生又迥然不同于国学旧派及孔教会成员，从来没有听说先生和先生一生的同道者陈寅恪先生儒冠儒服参与过祭孔大典，即使二先生活到今天，我想也不会去凑这个热闹。陈吴二先生博通中西之学，一生坚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先生认为这是最好的达道之途之法，而反对盲目固执其一端。

陈先生早年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此为人所熟知。在这段话的前面，陈先生征引儒释道三教之影响，对于中西文化关系事作结云：“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以上均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时至一九六一年，两位老友分别十六年之后，吴先生往广州探陈先生，于八月三十日深夜十二时抵达中山大学陈先生寓所，陈先生撮要谈述一九四九年后十二年近况，吴先生在是日《日记》中详记所谈，然后说：“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先生一生唯授业解惑，从事著述，守其道，乐其道，卫其道，明其道，从不担守任何行政职务。吴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与陈先生同，然除了授业、著述之外，为此所做所任之事则与陈先生有所不同，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年，创业之难，集聚一身。代王文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订立教学规划，为中国的大学外文系教学建立可行之章。创办《学衡》，苦心经营将近十二年，主持《大公报·文学》，艰难支持六年。所有这些，为中国文化，为中西学术交融，留下了功绩，也是吴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之必为。陈先生每劝吴先生放弃他务，专心于学，吴先生虽以挚友之言为然，终苦于不能放弃其所从事的事业。吴先生称以上所事为事功的一面，而提出了他自称的“二马之喻”。这是了解吴先生性格极重要的文字，引如下：

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

此系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即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后十二日与寅恪先生所谈，下面即引出寅恪先生极为警策之语，谓一国文化衰亡之时，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甚至以其身殉文化，如王国维先生。此语寅恪先生后写入《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为王先生之死下一定论。吴先生则对陈先生答曰：“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这是两位大师、文化巨人不惜以身殉文化的悲怆壮烈之语，今日读之，犹觉浩然之气不可夺。此后几十年，两先生秉此素志以为，虽未自杀，亦等同以身殉文化。

其实，吴先生所谓的两面，他所身体力行，实是统一的。正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吴先生和胡先骕、梅光迪、柳诒徵诸先生创办《学衡》，标明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后八字尤为要领，是所持中体西用的体现，为吴先生一生兢兢以赴，统一体现于他的治学、授业与事功中。远在哈佛就读时，深深服膺乃师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为其说“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另一方面，则对白璧德表示：“归国后，无论处何境界，必日以一定之时，研究国学，以成斯志也。”这就是先生的国粹与新知并举之见。归国之前，一九二〇年秋，即与中华书局有约，编辑出版《学衡》，由先生任总编辑。为此，先生毅然在一九二一年六月提前归国，并舍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主任教授月薪三百元大洋之约，而就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教授聘，月薪只有一百六十元大洋，为的就是能与诸同道创办《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所以梅光迪致先生促归国信说：“兄素能为理想与道德作勇敢之牺牲，此其时矣！”任教南京，先生讲课大受欢迎，以致一九二三年时为清华高等科四年级学生的梁实秋等数人在东南大学听先生课两三日，梁回校在《清华周刊》写文章大为推崇，而慨叹清华未能罗致先生回母校。先生认为：“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故梅君与宓等，在此三数年间，谈论西洋文学，乃甚合时机者也。”（据《吴宓与陈寅恪》引《吴宓自编年谱》）《学衡》创刊于一九二二年春，吴先生等以为新文化运动甚为偏激，“更痛感欲融会西方文化，以浚发国人的情思，必须高瞻远瞩，斟酌损益”。《学衡》十二年间（有断续，中间曾停刊达两年），几乎是吴先生一人独力苦撑，编务集于一身，经费大部要他自掏腰包，起初，先生每期津贴《学衡》百元，即使如此，仍难维持，中华书局屡欲停办，《学衡》同人亦有不能谅解起而指责先生者，先生悲愤欲绝，然仍苦战不已，提出“款由宓独任”，只望杂志不停。但《学衡》于一九三三年还是停办了，共出七十九期，《大公报·文学》亦于同年易人，先生之志终未得伸。新文化运动冲击之下，与之抗衡者势难抵挡。贤者今日论衡，可以不同意《学衡》持论，然不能不佩服先生的精神，亦不能不承认《学衡》在学术上的独树一帜。

清华学校时属外交部，校长曹云祥乃外交部所派，不谙学术，先生创国学研究院，手订《旨趣》三条，亦可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八字概括。王国维先生坚不肯就院长，只允任教授，曹云祥请吴先生任院长，先生只允任主任。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均先生亲持聘书往谒请来，先生记谒王事云：“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陈寅恪先生，更是先生所力荐，从国外请来。一年之后，先生因研究院发展方向与清华教务长张仲述等意见不合而辞职，将辞职书与《研究院发展计划书》同时提交校务会议。此一见临事不苟，一见维护初衷之精神如一。而国学研究院四年之间，为中国学术界造就了七十余位杰出之士，先生有大功焉。

先生有道可守，持道为乐，终身所为，恒以敬业精神出之。远在一九一九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哈佛，十二月十四日《雨僧日记》长篇记载陈先生关于中西文化的四点谈话，其第一条述中西哲学美术之不同，陈先生慨叹当时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并断然曰：“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陈先生之说予吴先生以深刻影响，陈吴二先生毕生为此奋战，终不能力挽狂澜，今天的现实亦印证了陈先生的论断，可悲也夫！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先生之死震惊了中国学术界，震惊了清华园，王先生委以后事的陈吴二先生尤为哀痛，在灵前行跪拜礼，吴先生自誓云：“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涊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陈先生则发出“文化神州丧一身”的痛惜，而呼号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吴二先生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先生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不作阿时之语，吴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大倡厚今薄古之时，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到“文革”中不同意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至逝世前两年“卧床朗诵一、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二、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纵横，久之乃舒”。这是何等的气节，何等的感情！吴先生所以涕泪纵横者，乃为中国文化，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维护的中国文化，而终不免于以身殉之而后已。

今年是吴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写此小文，以明师道。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日

（原载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