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我俩共同生活的概貌

1942年，我随父工作之便疏散到昭通，考入昭通女中上初一年级。1943年春返回昆明，8月考入昆明私立天祥中学上初二年级。1949年7月，天祥中学高中毕业。8月我不慎扭伤右脚，在家疗养，恰值云南大学因 “九九”整肃被封闭，11月才招生。我拄着拐杖去报考，顺利地考上云大文史系 （文组）。振铎也以同等学力考上文史系，和我同班。

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后，云大开办暑假学园，我俩又分在一个小组，朝夕相处，切磋砥砺，互相倾慕，由相识、相交、相知而相爱。此后每天形影不离，同出同归，同班听课，同室自习，同地游玩，同样表现良好，成绩优秀。振铎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出席云南省首届学代会。我担任系学习委员，主编系刊 《文史习作》。我们还联名发表了几篇文章。

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6月我们班在昆明市文庙参观公安展览时，振铎突然晕倒，被送到甘美医院 （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他大量吐血、便血，几次休克。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需要大量输血。随即全班同学踊跃排队献血。伍休武、颜佩嫦等4位同学都是O型血。伍休武献血400CC，其他三位同学共献血600CC，才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病情稍稍稳定。我每天课后从云大步行到巡津街甘美医院去陪伴他、护理他，提心吊胆，命运与共，直至他转危为安，我才松了口气。他住了两个多月医院，因家庭贫寒，一切费用全由云大报销。若不是有新中国成立后清明的政治环境和友爱的人际关系，振铎早已丧命黄泉。

1952年初，云大中文系学生参加建水县土改工作。振铎病后身体一直很弱，但仍坚持参加。他分在某乡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是解放军）。我分在南庄铺，两地相距很远。有一次云大全部工作队员到县里集训。他早上到了县城不见我来，便打听着向南庄铺的方向走去接我。走了20多里，到了南庄铺都没见到我。原来我们各走一条路，岔开了。他失望之极，又原路返回，日已西斜。他一天走了70多里路，以他病弱之躯，实是不堪重负，幸而旧病没有复发。我看到他疲惫懊丧的样子，感到十分内疚和心疼。

1953年7月，我们从云大中文系毕业。为照顾关系，学校将我们一同分配到北京拖拉机学校教语文。1954年7月，学校迁至天津，改名天津机器制造学校。1958年，与其他4所中专合并，升格为河北工学院。我们教大学语文，而且都成为教学骨干。振铎当上了教务科长、院工会主席、天津市红桥区人民代表。我一直担任语文学科委员会主任 （教研组长）、普通课副大组长。我们都曾被评为先进教师。

因振铎体弱多病，我们工作了3年后，1956年8月7日在天津结婚。前后恋爱了7年，才组成了美满幸福的小家庭。1957年10月15日我艰难地生下了长子杨令飞。初为人母，十分兴奋，儿子漂亮可爱，深慰我心。振铎兄妹的养母王育芬来津带孙子，帮了我们的大忙，使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工作。

万想不到小令飞两岁时 （1959年），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他发高烧。当时振铎去北京开会，时值冬天，气候寒冷。我一人抱着他到宿舍附近的丁字沽卫生所看病。我跟孩子都穿着棉大衣，步行前去，非常吃力。诊断后医生叫我们赶快到大医院就诊。我连夜向学校要了车，赶到天津市传染病院。检查结果为白喉症，须立即住院隔离，天亮住上院。我离开时，孩子揪着我的衣服不让走，大哭大闹。我掰开他的手迅速逃离。走好远还听到他的号啕声，让我撕心裂肺。他住的是隔离病房，每周定期探视一次，而且只能进一人，还要换了消过毒的白大褂才能进，有特殊情况电话通知。此后我们天天如坐针毡，在办公室一听到电话铃响，就非常紧张，幸而没有我们的电话。盼了一周，才去探视，孩子的喉咙已经哭哑了，病势倒减轻了，但又落下软腭麻痹的后遗症，不能吞咽食物。只好又转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治愈，悬了两个多月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不菲的医疗费得到了我父母的赞助。

1959年，河北工学院决定从天津迁至邯郸。中技部先到邯郸边建校边上课。我也作为先头部队的一员离家先到邯郸。半年后基建下马，户口冻结，校本部迁不下来，先头部队也调不回去。我们夫妻开始两地分居。那年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邯郸更为严重。学校食堂每顿分给二两红薯，不够吃，去挖野菜补充。天津情况稍有好转，家中不时寄点吃的，聊以充饥。我赴邯时已怀上老二，因孤身在异地，无人照顾，快到产期时要求领导准我回津分娩。他竟板着脸说：“邯郸的女人就不生孩子了？”经我恳求，才勉强准假让我回津。

离邯的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无人相送，我拖着笨重的身子，提着随身衣物，步行10多里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乘坐）到火车站。幸而路上碰到一位去石家庄办事的老师，帮我拿着东西，陪我慢慢走。到了火车站，我十分感激，无以回报，送他一个来之不易的面饼，聊表心意。回津后不久生下了次子杨晓翔 （1960年10月29日）。

怀孕期间，艰难度日，孩子先天不足，身体瘦弱。产后天津物资也很缺乏，供应产妇10个鸡蛋、1市斤猪肉。我不忍心独吃，还让老、小吃一点。坐月子时市面上买不到任何营养的食品来增加营养。幸而我身体底子好，总算顶过来了，奶水还很充足。56天产假快满，为了按时赶回邯郸，我一方面打针吃药将自己充足的奶水憋回去，一方面求爷爷告奶奶地弄到两瓶牛奶喂养孩子 （他营养不足，后天失调）。还要请好保姆，安顿家务。

因诸事繁多，回到邯郸迟到几天，不想饭厅里贴满大字报：“欢迎姗姗来迟的杨玉宾！”团内还开批斗会，整了黑材料，搞得我抬不起头来。后来我转念一想，绝不能一蹶不振，给人看笑话，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那时我只身在邯，没有后顾之忧，除了上好课外，还组织全班同学生产自救。我们利用学校范围内大片荒地耕种庄稼。邯郸学生多为农民子弟，劳动力强，会种地。来年我班耕种的粮食丰收，上交给学校，校方又按比例发给我们饭票，为学校作了贡献，自己又吃饱了肚子。我又重新站了起来，赢得了尊严和荣誉，被评为全校先进教师，得了奖状和奖品。

因我父母年老，身边无子女，我们夫妻又分居两地，形势好转后，经自己联系，组织同意，于1963年10月分别从天津和邯郸调回昆明团聚。我俩所在单位为云南省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振铎教 “文艺理论”。我教 “文选”及 “现代汉语”。有段时间他参加巡回教学组到专县去培训中学语文教师。我留校给进修的中学语文教师上课，还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了六篇中学语文课文。我们在新单位都表现较好，颇受重视，成为骨干。

1965年3月，我被派去参加宾川 “四清”工作队，担任古底乡工作组秘书，被评为全队 “五好队员”。

1966年6月，被调回学校参加 “文化大革命”，通过 “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被选为 “文革”副组长，后为组长，领导全校的运动。不久其他参加 “四清”工作队的教师 “杀”回学校，认为我右倾，对走资派手软，不罚跪，不戴白袖套，不强迫劳动，开批判会还让他们记笔记，便把我轰下了台。运动发展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革命群众，把我推上 “审判席”。我从巅峰落到谷底。

后来社会上分成两派：“八二三”和 “炮兵团”。校中批判我的人都参加多数派 “八二三”，我有对立情绪，就参加中间派组织的 “炮兵团”。两派都声称是革命群众组织，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针锋相对，文攻武卫，乃至在西郊产生大规模武斗，死伤不少人。当时中进校进驻一支由复转军人组成的 “炮派”武斗队伍，学校一带也属于炮派的势力范围。“八派”的同志多数撤离学校，我们 “炮派”留校当然比较安全。当时用煤紧张，我们到北站去搞到一些煤，还照样按户分给 “八派”留校的同志和家属。他们在武斗期间也同样受到保护。

1968年8月8日晚，我有临产的先兆，振铎和邻居们用木板车将我推去医院。当晚正是武斗戒严期间，“炮派”在站岗，说明情况后便顺利通过到达附一院。疼痛了一夜，9日中午才生下三子杨红翥，但胎盘不下，流血过多，经过剥离手术才转危为安。8月15日出院，正值云南革委会成立。这一天也正是我家遭难之始。1968年9月开始 “划线站队”，将 “炮派”打成 “反军乱军派”。我们写的几篇派性文章被诬陷为反对毛主席，我们被游街示众，批斗抄家，强迫劳动，逼写检查，受尽侮辱和迫害。

正在我俩被批斗看管的那段时间，我父亲于1969年3月被折磨致死，我母亲精神受到很大打击。我们全家雪上加霜，冷透骨髓，痛彻肺腑。1969年12月中进校全体职工到蒙自草坝干校搞“斗批改”。我们把三个孩子 （小三才一岁多）交给母亲带领，被发配到干校边劳动，边受批斗，早请示、晚汇报都要跪着 “忏悔罪行”。我生性倔强，不相信这种白色恐怖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虽然不敢正面反抗，但不时调侃几句泄愤。比如：“白袖套好哇，今生难得几回戴。”挑大粪时和难友说：“小心啊！掉到粪池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种玩笑话， “造反派”知道了，也无奈我何！

1970年初我被 “解放”了，成了自由人。为减轻母亲的负担，我请假回昆去把老三接来自己带领。我背着一岁多的孩子，带着七件行李，坐着小火车到了草坝。寒风凛冽，无人来接 （振铎尚未 “解放”），好心人帮我把行李拿到铁路边。我求路警帮我拿到站上，又求一位货车司机将我送到草坝蚕种厂驻地。当晚住在集体宿舍，孩子哭，我心惊胆战，生怕同屋的不满。次日因受照顾得到一间用篱笆隔起来的单间，又找到一位工人家属带领老三，心才安定下来。不久又将老大、老二接来同住一段时间。

1970年夏，中进校全体教职员工又分别下放到蒙自和新平农村插队落户。我俩被下放到新平县他拉大队鱼肚簸生产队。虽说前途渺茫，但我们成了自由人，换了环境，呼吸了新鲜空气，还是很高兴的。我发挥点 “阿Q精神”，偏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将 “下放惩罚”看做 “劳动光荣”。在自家门上贴上一副自撰自书的对联，上联是：“插队落户干革命”，下联是 “五七道路走全程”，横批是 “劳动光荣”。此后我言出行随，将三个儿子带到农村生活，在生产队向贫下中农学习，积极劳动。无论上山下河，播种栽秧，挖田背土，割稻打谷，只要是农村妇女干的活我都学着干。在田间地头教农民唱歌，办夜校教孩子们读书，开会时宣讲文件，给大队部写材料。这些行动获得贫下中农的一致赞誉。他们经常背诵毛主席语录来表扬我：“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管选举插队干部的什么先进人物，他们都异口同声地高呼：“杨老师！杨老师！”1971年8月，我被评为新平县 “五好标兵”、“学毛著积极分子”，出席新平县双代会。振铎也被调到县双代会秘书处工作。我们二人在县里着实风光了一把。那些和我们一起下放、整过我们的 “造反派”只好干瞪眼，胀破肚子。

好景不长，风云突变。1971年9月，清挖 “五一六”运动开始了。“造反派”报复的时机又来了。插队干部集中到老厂公社学习。我们夫妻俩又成了批斗对象。“划线站队”的材料又 “炒冷饭”，上纲上线。大字报贴满公社大院。这次虽然没搞 “武斗”和 “车轮战”，但结局却非常严重。初步结论是：“先挂起来，继续审查，随传随到。”回到生产队后，我们义愤填膺，一口气写了 “万言书”，驳斥了血口喷人的谬论，表现出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

1973年 “9·13”，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此后政策宽松一些，对插队干部重新甄别，黑材料一风吹，我们获得了二次 “解放”。插队干部不是回原单位工作，就是重新分配工作。我们的原单位中进校已撤销。听说云南大学要进教师，我回昆明活动。经自己书面申请，云大中文系老师推荐，工军宣队内查外调，云大人事处同意，省委组织部批准，1972年5月我俩被调到云大中文系任教。从此，我们的人生有了大的转折。

回母校任教，走上更能发挥我们聪明才智的大学讲台。换了新环境，处理新的人际关系，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也迎来了更大的挑战。振铎教 “新闻学”、“文艺理论”、“文艺美学”。我教“写作”、“现代汉语”、“红楼梦研究”等课程。我们都获得学生一致好评，而且不断发表学术论文，几次获得校内外的教学和科研奖项。振铎担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全国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我担任写作教研室主任，云大语委副主任，云南省语言学会秘书长、副会长，云南省社科联委员，十余年来主编全国发行的《语言美》报 （曾两度获得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单位）。1992年，我被评为 “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

1985年我俩先后被评为副教授。此后云南的职称评定工作搁浅了，一停就是7年，直至1992年才开评。

振铎于1991年11月14日在温泉疗养院胃溃疡旧病复发，大量失血，抢救不及，溘然去世，未赶上正教授的职称评定。云大在讣告上封赠 “文艺理论家”称号，聊以安抚。校系主持追悼会，极具哀荣。他所教的班级停课，学生全部参加，亲友、同事、学生、有关的领导，到会者千余人。挽联花圈挂满灵堂，拍照摄像样样齐备。我敬送的挽联，上联是：“比翼双飞四十载”，下联是：“连理永结无绝期”，横批是：“生死相依”。

振铎的突然去世，我犹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又念及八旬老母需我奉养，身边孙子也要照料，三个儿子都很孝顺，各有所为，足以安慰，只得苟活于世，为上下四代人尽心尽责。我也想让退休余生过得更为充实美好，发挥余热，再作贡献，让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992年初我赶上末班车，评上正教授。1994年4月退休后继续教课和做社会工作。退休后十多年来，我一直给外国留学生讲授 “高级汉语教程”，继续担任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省社科联委员。1984年至2000年担任云南省高考语文阅卷组副大组长。1994年至2001年担任云南大学督导团督导。1996年5月2日发起成立云南大学京剧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跟他人合开全校性选修课 “京剧知识与欣赏”（共开八遍），培训学生中的京剧爱好者千余人。近几年，还写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有几篇发表在报刊上。2009年10月荣获 “喜迎新中国60华诞全国有奖征文”二等奖。云大档案馆收集保存了有关我教学和科研的全部资料。

我退休后一直坚持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无愧于祖国人民和儿孙后辈。

最后，用我草撰的一首小诗概括我一生的精神生活和精神概貌。

八十抒怀

毕生从教，尽心尽力。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发挥余热，自强不息。

儿孙满堂，传承孝悌。

生活丰富，心旷神怡。

年届耄耋，强身健体。

欣逢盛世，长寿可期。

201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