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地域间文化交流

书院是儒学产生、创新以及传播的重要机构，一提到儒家文化，自然就会想到书院，尤其是学术思想活跃的宁波书院。如果从“文化”这个大系统对书院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书院在不同地域的发展会改变地方的文化生态，从而在地区文化地理格局上产生变化。

自从秦统一全国后，江南地区也成为秦朝的一部分，江南地区的封闭被打破之后，宁波文化也渐渐受到其他地区士人的影响，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秦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政策，成千上万的越人来到江淮地区，而汉人则大量地迁往宁波地区。受到汉族人的影响，宁波文化主人也逐渐被汉族人同化，讲起汉语。秦朝是大一统国家，在当时，宁波并不像现在如此繁华，而是地处海边，是“化外之地”，与儒家文化圈相距非常远，宁波在文化位置上处于边缘地带。传统中华文明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农耕文明，大地、山川、河流是农耕文明的核心，对当时身处北方的人来说，宁波没有任何吸引力。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人的观念，“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30]。在我国古代社会，内陆中心地带才是文化的中心，古时人们将沿海地带看作是边缘地带。因此，宁波文化也成为一种边缘性文化。内陆中心可以称得上是儒家文化的阵地，而在宁波等边缘地区，人们对儒家文化了解甚少，儒家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也比较弱。在秦、汉、六朝与隋唐时期，宁波一直都处于边缘地带，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十分落后。汉、唐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最繁荣、最鼎盛的时期，在浙东地区出现了虞氏、贺氏、王氏、谢氏等几个文化家族。其中，虞氏家族生活在今天的宁波余姚。但是对浙东地区文化家族的研究后发现，他们都是北方移民后裔。换句话说，汉唐时期，宁波拥有较高的移民文化，而土著文化层次非常低，此时的浙东文化实际上是“移植型”文化。随着宁波地区的不断发展，宁波地区逐渐出现了许多本土儒家学者，也逐渐形成了具有宁波特色的儒家文化。

宁波文化一直以来都处于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而在南宋时期得以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儒家文化。宁波儒家文化的独立和当时我国政治权力逐渐南移有着密切关系。南宋时期，政府的主要活动都是在浙江进行，如果说，南宋之前浙江是边缘地带，那么此时浙江已经成为国家核心地带，同时它也是前线。南宋的学术中心也在浙江，尤其是浙东地区。全祖望曾如此说道，“宋之南也，浙东儒者极盛”。由此可见，南宋统治者对浙东十分重视。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全祖望所说的“浙东儒者”指的并不单单是浙东地区本土儒者，还包括北方移民过来的儒者。他们在浙东共同学习，参加科举考试。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浙江兴办书院，教育越来越发达，进而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也培养出了许多儒学大师。可以说，南宋是宁波历史上首个人才高峰期。由于有着深厚的历史，加之北宋时期的积累，宁波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派别。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也是南宋学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这一时期，浙江儒者的人数增长速度极为惊人，比北宋时期增加了四倍多，达四百人左右，几为江西、福建的两倍，四川五倍多，更为中原的十倍、湖湘的十三倍、关中的五十多倍，使人诧异至极。钱塘江将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钱塘江以东为浙东，以西为浙西。浙东共包括绍兴、宁波、台州、温州、丽水、金华、衢州、严州八府。浙西在狭义上是指杭州、嘉兴、湖州，广义上的浙西则包括苏州、松州、常州、杭州、嘉兴、湖州。这里所说的浙西则是广义上的浙西。南宋浙东史家，大致都集中于绍兴、金华、永康、永嘉、宁波五个地区，这五个地区的史学，可称为南宋浙东史学的五个分支。在浙东学术中，其精髓就是浙东史学。宁波的浙东史家有黄震和王应麟；绍兴地区则有陆游等；金华地区则有吕祖谦和唐仲友；永嘉地区则有叶适、陈傅良和薛季宣；永康地区则有陈亮。然而，南宋立国150年间，浙西的学风与北宋相比，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毫无进展。在寥寥无几的浙西学者中，最著名的要推张九成了。在南宋时期，为什么浙东史学大放异彩，而浙西与浙东相比较却显得黯然失色呢？这主要是由浙西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宋室南渡以后，将首都建立在了临安，浙西则成为南宋与金国拉锯战争的前线地带，南宋建朝152年，与金国进行了上百年的战争。处于战争的前线，使得浙西的教育和学术遭到了很大的打击。而浙东则是处于战争的后方，因此教育和学术较为发达。

宁波儒家文化的空间拓展离不开宁波书院和书院学者的努力。现以“甬上四先生”等人为例，简单说明他们是如何拓展儒家文化的空间的。

通过门派对学者进行划分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方法，大多数学者的学术倾向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有一些学者由于经历较为复杂，学术思想并无明显倾向，所以我们很难认定他到底属于哪个门派。“甬上四先生”是南宋时期的宁波地区声望较高的四位学者，他们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本地和外地学者保持着密切交往，为了寻求一个共同的“道”而努力，正是他们这种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推动了宁波儒家文化的空间拓展，同时也丰富了儒学内容。对他们来说，门派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在学术交流时时常以“吾道”为念，并没有所谓的门户之见，这一认识打破了宁波儒家文化和其他地区儒家文化交流的障碍，使得宁波儒家文化在空间拓展上更加顺利。

在陆学同门中，孙应时与四先生的交往是最为密切的。孙应时为浙江余姚人，学者尊称其为烛湖先生，著作有《烛湖集》，其中包含了孙应时与袁燮、沈焕唱和的多篇诗文。袁燮尉江阴时，孙应时特作诗一首：“底事书生用一官，强随时样着衣冠。千年蠹简人情冷，百折羊肠世路难。未必功名欺老大，且凭书信报平安。秋风我亦淮东去，留取江山对眼看。”

孙应时年纪轻轻便考取进士，而袁燮到了不惑之年才担任官职，因此，孙应时才这样嘱托袁燮。孙应时和沈焕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可惜沈焕英年早逝，孙应时作《哭沈叔晦墓》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宿草遂如许，吾谁作九原。堂堂那有此，凛凛尚能存。日落松风迥，天清霜气暄。百年知己泪，洒尽欲何言。”

孙应时逝世后，杨简作圹志，称“简与季和承学于江西象山陆先生，季和由是信此心本善，方相与讲切进德，而开禧二年二月甲戌不禄”。

与四先生交往较为密切的还有一人——徐谊。徐谊是温州人，陆象山认为徐谊为象山门人，黄宗羲则将他看作是象山同门。在陆学人看来，徐谊是一位政治地位较高的人物，特别是在光宁的政治变动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处于社会基层，存在信息传播不畅的问题，而舒璘对国家大事格外关注，所以经常给徐谊写信，在信中也会经常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实际上显露的就是儒家思想，而舒璘通过书信的方式将宁波的儒家思想传播到千里之外的临安。舒璘在给徐谊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某索居所知士大夫绝少，子宜游宦之久，当知四方贤士，愿以气类相从，以奠邦基。朋友中最好吕子约，如彭子寿、章茂献、黄商伯亦闻其贤，未知子宜所得者为谁？有可告语，幸详谕。^[31]

冬初辱报书，竟未及再状。时闻中都事，不胜杞国野人之忧，未知日来如何？诸公合并何以为策，闻皆有志，食禄任事之久，正所倚赖，若曰不得其职，洁己以退，缓急将谁任，且望思前论后，国而忘家，万木扶持，大厦自固，但恐拔去枝撑，不容着力耳。会同志望以己见商榷之。君举、大防、象先，不及别状。^[32]

杨简能够师从陆象山并非偶然，而是凭借徐谊的引荐：“子先我觉，导我使复亲象山以学，某即从教，自是亦小觉，虚明静，莫变化，不可射度，知及仁守。圣训具在，某尚欲与子宜共讲仁守之力，道阻且长，而遽永寂，哭以遣奠，匪迩匪远。”

舒璘的个人经历导致他的学术思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集百家之长，因此，如果学派之间的纷争是超出学术之外的，舒璘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大肆批判这种纷争行为。虽然舒璘的学术渊源较为复杂，但是说起他最敬仰的大师莫过于朱熹了，当陆学学者对朱熹进行批判时，舒璘不以为然。

舒璘对学术传播做出的贡献表现在多次前往异地讲学，创办书院，传播宁波地方学术文化。比如他任徽州教官时，为了充实教学队伍，特意请求朱熹门人滕璘帮忙邀请老儒，邀请的人中就有朱熹的门人汪清卿。

除了汪清卿之外，与舒璘长期保持交往的还有许多学者，如陈士楚等二程后学。舒璘经常和陈士楚讨论学术，留下了许多文字。舒璘除了多次向吕祖谦本人问学外，还经常和吕学中的其他学者交游，乔梦符就是其中之一。舒璘在新安讲学时，乔梦符在今天的徽州担任官职，和舒璘属于同僚。

他们都在浙东地区讲学、钻研学术，虽然在学术上他们都有着自己所坚持的思想和独到见解，甚至在学派上互相对立，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为了钻研学术而聚在一起。与舒璘交游的学者颇多，而大多数是永嘉事功学派的学者，其中也不乏许多重要人物。他们也多次向朝廷荐举舒璘。由于他们身在朝堂，舒璘也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竭尽全力，为国远谋。

杨简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学术影响从宁波当地逐渐拓展到全国各地，在学术传播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杨简的学术倾向非常明显，是陆氏心学的追随者，与他交往的众多学者，往往会受到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宁波儒家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的重要使者。

在杨简的思想逐渐成熟之后，受其影响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这些学者属于不同门派，来自不同地区，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受杨简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深。由此可见，杨简与这些学者的交流已经超出了常规的学术交往，而是成为宁波学术思想和其他地区学术思想的交往。

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人，是身后声名弥彰的思想家，更是对我国儒家学术做出巨大贡献的学人。由于身处年代特殊，遭遇诸多坎坷磨难，颇能给人一种“另类”学人的印象。然而，“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他在史学、文论、目录学、校雠学、方志学等多方面的不俗建树，已为后世广泛认同和肯定，特别是他的《文史通义》著作，“六经皆史”之说，更成为其“经典标签”。其实，章学诚的成就还不止于此，在教育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贡献，可以说，宁波儒家文化的地域拓展也有章学诚的功劳。章学诚虽然是浙江籍学者，却在燕赵大地留下了许多印迹，他的成就不仅和畿辅地域文化有关，也与书院有着密切关系。

虽然说“文化”就像一个“神奇筐篮”，可伸可缩，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自从出现了“学校”并大力创办学校之后，“学府文化”成为这个“筐篮”里的“筋道菜”。尤其是建立在一些著名学府、由名儒大师或者是声望较高的学者创办的“学派”，更是成为某一时期宁波地区的中坚文化力量。清朝末年，西方人大量进入，带来了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这一时期，新式学校兴起，但清朝之前，书院的地位一直是无法撼动的。书院除了开展日常讲学之外，学者们也会经常钻研学术，在一些著名书院中，钻研学术之风更加盛行，学者们聚在一起，共同辩论、探讨，大多数时候老师也会加入其中，为他们指点迷津或者与之共同探讨。比如清朝末期，张裕钊等人在书院担任主持时，不仅积极推行改革，而且大力宣扬“桐城文派”学术，将同人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声望较高的学派团体，无论是对当时的学术发展还是对今天的学术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桐城文派”学术也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这是因为张裕钊等人本身并不是直隶籍人。其实，通过史料记载发现，该书院从创办到张裕钊等人主持期间，大多数学者都来自外省。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文化移植”的现象。

章学诚生活在清朝中期，他在任教于几所直隶书院时并不顺心得意。他年轻时屡次遭受闱场挫顿，直到中年才考中进士，而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入仕。很长一段时间里，章学诚在畿辅地域讲学，除此之外，还编修方志。他曾在莲池书院讲学两年，在讲学这段时间里，他仍然不忘刻苦学习，钻研学术，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学术领域上取得了非凡成就，他的学术也被学者传播到全国各地。在他学术达到顶峰的时候，却已是知天命的年纪。这个年纪的人在交友、行事等方面应当十分“老到”，而章学诚却“本性难改”，交友、行事都不够圆滑，坚持己见，不阿谀奉承。与统治者和朝廷大臣交往过疏，在莲池书院也只是任教两年便辞退。从现在来看，说他是学术名家是当之无愧的，在任莲池书院主持期间，传道授业，钻研学术，他的儒家思想的空间拓展也为莲池书院增添了不少光彩。

章学诚对学生的训示洋洋洒洒，有千字之多，择要阐发如下：

一是强调学习要“求其根本”，在学习过程中要重视经书。章学诚强调，不仅是学习，世间万事都要求其根本，如果求其“本”，不仅省时省力，而且效用更高，如果没有求得“本”，不仅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时间去钻研、去完成，并且效用也很难保证。学习同样如此，学习的根本就是经籍。鉴于这一要求，章学诚对“五经”进行了详细阐述，逐一列项。不仅如此，为了让学者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经义和“四书”，还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针对一些想要通过暂时的读书而举业的学生，章学诚也进行了批评。还指出，“坊刻讲章，辑者本无真识定见”，不可受到误导从而产生迷惑，应“平日先以经传正文及注疏解义，会通诸儒语录文集”来研读，真正使“胸中了然无疑”，“则读书立解，临文制法，皆可由中而出”。告以阅文诵经，“贵有簿记”，这样“非第藉以不忘课业，亦可自检用功勤惰”，“是劝勤学之道也”。说“学者工夫，贵于铢积寸累。涓涓不息，终至江河”^[33]。鼓励学生要坚持学习，持之以恒。

二是就“举业”论学事，旨在教以立基实学，顺成举业。强调作为学生应当将举业当成自己的本务，而要想实现“举业”首先就需要刻苦学习先正成文，当然，如果学生有自己的“道”，并且是正确的，那么也可以坚持自己的“道”，“若夫耳食无心，皮毛粗见，不求得心应手，自出机杼”，终无良效。关于学习的方法，也是十分有讲究的，“犹学为梓匠轮舆，求观工师之成器耳”，当知“先正读古人文，不惟成诵已也，盖必设身处地，一如未有其文，就题先为拟议，揣其何以构思布局、遣调行机、措辞练字，至于筹无遗计，而后徐阅其文，使之一字一句，皆从己心迎拒而去，不啻此心同其疾徐甘苦之致也”^[34]。告以“求学问者，始于摘比排纂；求文章者，始于修辞饰句”，对于生徒的“举业”学习而言，两者都“平近如地”，可以服习。又告刘知几的“才、学、识”之论，不仅仅适合作史，“即以举业而论，三者固阙一不可”，有此三者，“力学可以辨识，练识可以充才，则凡事皆可得其根本，而况区区之举业乎”？又强调，“举业之文，理法、气机、词采，固缺一不可矣”，“气机本于材，而词采本于学”，“至于理法本之于识”。还就“博学守约”而审论，告以“即举业一道，博约两者，阙一不可”，“所谓守约，即揣摩之文，贵于简练”，“所谓博学，则泛阅之文又不可不广”，必要处理好守约和博学的关系。除此之外，章学诚还对古文和当前的文章关系进行了评论、分析，说当前的文章和古文的言语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当前的文章是借鉴、参考古本而来的，因此，并不能得到古文的精髓和益处。应求之本原，“本于‘六经’”。

三是针对“诸生多兼以授徒为业”的情况专作指教。强调“‘惟教学半’之说，不可不三致意也”，说“一堂弟子，量其材质，可使七业俱兴。为之师者，勤为授读讲解”，“问答剖析”，若“同道数人，分徒授课”，可定期“联为背诵经书之会”。告以“童蒙弟子，欲正小学之功，不当先授句读，但当先令识字”；“童蒙初识字画，又解训义，兼辨声音，则类别区分，便可导之连贯字义”^[35]。

宁波古代书院通过学子以学术和文化的方式与外面世界交流互通，贯通了宁波与外地的文脉，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注释】

[1]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页。

[2]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3]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9页。

[4]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5]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32页。

[6]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54—656页。

[7]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777页。

[8]吴光：《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9]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10]（元）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一《送家自昭晋孙自庵慈湖山长序》引王应麟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149页。

[12]（清）梁廷枏：《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13]潘起造、梁一群：《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在传承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启蒙意义及其历史局限》，《宁波文化研究论文集》（2003年卷），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页。

[14]张如安：《开拓创新：浙东文化的本质内涵》，《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2期。

[15]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677—679页。

[16]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502页。

[17]姚柏年：《甬上藏书文化探微》，《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年第2期。

[18]参见虞浩旭：《浙东历史文化散论》，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07页。

[19]参见姚柏年：《甬上藏书文化探微》，《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年第2期。

[20]转引自王晓昕主编：《王学之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

[21]参见戴光中：《宁波帮与海洋文化》，《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2]王俊：《中国古代船舶》，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2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页。

[24]（明）王守仁著，徐枫等点校：《王阳明全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册，第69页。

[25]（明）王守仁著，徐枫等点校：《王阳明全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册，第67页。

[26]转引自仝建平编：《经史子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希望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27]参见张如安：《略论北宋“庆历五先生”对宁波的文化贡献》，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二期。

[28]（清）全祖望：《槐堂诸儒学案序录》，辑补《宋元学案》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

[29]（宋）袁甫：《祭陆象山先生文》，《蒙斋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4页。

[30][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1页。

[31]王理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62册，第786页。

[32]王理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62册，第786页。

[33]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册，第1901—1905页。

[34]柴汝新编：《莲池书院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35]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册，第1912—1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