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无义战

（引用之六十一）

“春秋无义战”是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它出自《孟子·尽心下》第二章。《孟子·尽心下》第一章是孟子和他的弟子公孙丑讨论梁（魏）惠王发动不仁之战，所以研究孟子的学者一般认为孟子师生议论现实的战争，而引起了对春秋时期战争性质的评论。

《孟子》这两章原文是：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

（孟子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谓之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孟子·尽心下》第一、二两章，主要讨论战争的性质问题。

孟子认为，梁惠王真是不仁呀！因为，仁者能将仁德推而广之，施于他所不爱的人，而不仁者却把祸害施加给他所喜爱的人。

公孙丑不明白孟子的话是什么意思。孟子解释说：梁惠王为了争夺土地，驱使百姓去作战，使他们骨肉糜烂；打败后还准备再战，恐怕不能取胜。驱使他所爱的子弟去送死，这就是把自己不喜爱的东西强加给他所喜欢的人。

孟子据此做出结论：“春秋无义战”，其意思是说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发动的战争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没有什么正义可言。

孟子又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正义的战争，但有的战争比其他战争稍好一点，倒是有的。征的意思，是居上者讨伐居下者，同等级别的诸侯国谈不上互相征讨。

梁惠王即魏惠王，公元前369年至前319年在位五十年。他“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的战例，本书《施仁政于民》一篇已经列举：魏国在魏（梁）惠王晚期，受到齐、秦、楚三个大国的攻击侵掠，国力损失很大：

公元前341年马陵之役。当时魏军以庞涓和太子申为统帅，齐军以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魏伐邯郸，齐围魏救赵，两军战于马陵，魏大败，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杀。

公元前340年，秦屡击败魏军，迫使魏国多次割地，献出河西郡一部分地区。

公元前323年，楚国与魏国在襄陵交战，魏军被楚将昭阳所败，八邑沦亡。

孟子是公元前320年离齐到魏，这是与魏惠王讨论魏国现实政治军事得失成败问题。

春秋时期一般指孔子修《春秋》所涵盖的历史时期，约从公元前770至前476年。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应为“《春秋》无义战”。即孔子所修《春秋》一书之中所记载的战争没有“义战”。 孟子对春秋近三百年（一说242年）间所发生的约四百八十余次诸侯兼并战争，特别以春秋五霸为代表的战争，均评价为“不义之战”。这是孟子在评论几百年前到一百多年前历史上战争的性质。春秋时期的战争主要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发动的争霸兼并战争。

孟子之所以认为“春秋无义战”，是因为儒家倡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春秋时期的战争不是自天子出的“征伐”，而是列国之间为了争霸而进行的兼并战争，有违先王之法；同时，儒家主张以仁政治天下，而春秋时期诸侯间的争霸兼并战争，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孟子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周王室征伐诸侯是正义的，而诸侯国之间凡战皆不义。显然，孟子判断战争义与不义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封建君臣关系的礼义。春秋时是奴隶制崩溃之际，“礼崩乐坏”，打破了过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经地义，而今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诸侯，置上下尊卑于不顾，彼此争霸兼并，当然便无义战可言。

尽管如此，孟子对这些违反礼制的不义之战也还是有所区别的。他也承认其中有的战争还是值得肯定的，是“仁战”，就是正义的战争，即所谓“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如齐桓公的“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恢复败亡的卫国等，这样拯救别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战争，就是符合仁义的军事行动，属于正义之战，即“仁战”。

另一方面，我们以今天的眼光看：孟子这种“尊王崇周”的正统立场，不可能对春秋时代战事做出全面科学评价。他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这是好的；却看不到战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这是其局限性。按春秋五霸之战，齐拓地于东，灭国三十；晋拓地于北，灭国二十；秦拓地于西，灭国十；楚拓地于南，灭国二十六。战争不可避免要兼并土地，抢夺人口，增加赋役的灾难，但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战争打破奴隶制的“田里不鬻”，旧时的工商食官演变成百工居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递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通过这场暴风雨的洗礼，社会的旗帜上才第一次写上“庶人工商遂，人臣圉隶免”的解放口号，一百多个诸侯国兼并为十二个诸侯国，为中国走向封建大统一创造了前提。

当然，孟子这样评价春秋时期的战争性质，直接目的在于批评魏惠王的“无义战”。

不管怎么说，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能够认识到春秋时代列国诸侯大国霸主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战争的非正义性质，是很难得的。

毛泽东于1935年12月27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引用了“春秋无义战”一语：

“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61页）

这一天，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新形势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些都有利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报告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当时，国际条件也非常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路线的转变。1935年，苏联东西双方受到日本和德国的威胁，日本又进一步进攻华北，扩大侵略范围，在这一新的势头下，共产国际于七月底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新策略。

毛泽东在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也指出了它的必要性。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为此，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中，还专门论述了国际援助这一问题。他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出发，分析了争取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他认为，自从帝国主义出现以后，世界上的反帝反侵略的力量就联合起来了，分也分不开了。因此，中国的革命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但这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在世界人民携手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引用《孟子》“春秋无义战”这一古语，说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春秋时代的战争一样，都是非正义的，而且帝国主义战争“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和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的战争才是正义的。他特别强调：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因为凡义战都是“休戚相关”的，“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61页）。从而得出结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

这里，毛泽东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质，阐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阐明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国际援助的支持。这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