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道名分

“《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这句话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春秋》的思想旨意。实际上，司马迁也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里，所谓“道名分”与“礼义之大宗”是统一的。《左传》桓公二年师服云：“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正如金景芳先生所说的，“此语至精，移以说《春秋》亦至切”。^[6]孔子用一定的“名分”标准来衡量是非、褒贬人物，即所谓“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达到“为天下仪表”，也即所谓“大一统”的政治目的^[7]。

在《春秋》中，孔子为什么注重“道名分”？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又说：“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太史公自序》）孔子自己也曾说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换句话说，现实处境是“天下无道”，所以孔子就要加以“易”之了，也即所谓“拨乱世，反诸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这便决定了孔子注重人事的思想特点。但应该说明的是，孔子修《春秋》时不讲天意，并不表示他完全不信天意或天命（详后文）。孔子把天命纳入人事之中，把当时社会上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一系列的礼义伦常当作天理或天命，所谓“夫礼，先王承天之道，以治民之情”（《礼记·礼运》引孔子语）即表明了这一点。这是从天人观的高度来认识“礼”和对待“礼”^[8]。董仲舒关于“礼”的定义：“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春秋繁露·奉本》）可以说，这更加明确地表明了应当从天人观的高度来认识“《春秋》道名分”这一思想。

在结束本节讨论之前，顺便从史学角度简要地比较一下《春秋》与《尚书》的异同。前文业已阐明《尚书》有一种可贵的历史借鉴意识，即所谓“以史为鉴”。那么，《春秋》是否也存在这么一种思想呢？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不同的是，《春秋》的历史借鉴意识不是一般的“以史为鉴”，而是司马迁所谓“以制义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刘家和先生称之为“以史为法”^[9]。钟肇鹏先生亦认为，《春秋》为明义之书，“重在义法”^[10]。从司马迁所谓《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而言，“以史为法”这一概括是准确而深刻的。孟子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正好表达了《春秋》“以史为法”的性质及其作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以史为法”的本质所在，或者说，《春秋》“立法”的根据所在，其实就是孔子修《春秋》的“名分”思想。这在《论语》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另外，《春秋》的“名分”思想与《论语》中的“正名”思想甚为接近。甚至可以说，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基于“正名”或“名分”思想，孔子对鲁国统治者的不轨行为提出了批评或忠告，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又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反复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可以说，都是孔子“正名”或“名分”思想的体现。

综上所述，《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经过孔子整理、修订之后，却成了一部反映孔子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的政治历史哲学著作。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明《春秋》具有“以史为法”也即具有法典的性质。这个“法”的内涵就是孔子的“名分”思想，它体现了天道。这是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思想的体现，也充分表明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人道即天道”的思想特色。^[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