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身陷厄运，说“文革”是“春秋无义战”

57.邓小平身陷厄运，说“文革”是“春秋无义战”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为了充分地发动群众，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在信中热情洋溢地称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小将”、“闯将”，声称“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的态度”，“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样给予热烈的支持!”毛泽东在这里所称的“我的革命战友”，自然是指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

毛泽东此信发出后立即传遍全国。一时，红卫兵异军突起，很快成为一支手持小红书、臂套红袖章、口呼“炮打司令部”的具有极大冲击力和破坏力的冲锋集团。

紧接着，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在北京天安门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计一千一百多万人次，从而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声势浩大、不可阻挡的群众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为了排除“阻力”，从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一方面竭力鼓吹“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战果辉煌”，“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各次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另一方面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林彪在会上发表主题讲话。他在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之后，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上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号召人们“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此后，全国掀起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

于是，党和政府的大批领导干部被审查、批斗，党组织和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一批又一批的知识界的精英人士，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打翻在地……

全国大动乱了!

这种局面，毛泽东也感到出乎所料，他说:

“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

毛泽东虽然承认自己“闯了这么个大祸”，但并没有遏制动乱局面的打算。他的战略构想，是在滴水洞的沉思后得出的结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林彪对此是心领神会的。

11月8日，聂元梓在北大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给邓小平编织了反个人崇拜、鼓吹“包产到户”、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罪名。这张大字报，一时又传抄流行全国，邓小平成了仅次于刘少奇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6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一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这表明，对刘、邓的批判已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升级为“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二十年的“问题”了。

事态的发展当然也就更严重了。

12月25日上午，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学生领袖蒯大富根据张春桥12月18日的密旨，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主持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随后，5000余人兵分五路，奔向各闹市、街头，散发传单，在天安门城楼等地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

此事震动了全北京，震动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

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公然被一些青年学生抛向“打倒”的恶浪、“打倒”的海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几天后，人们终于领悟了事情的底蕴:12月30日傍晚，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江青、姚文元突然出现在清华大学，声称对蒯大富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在“文革”高潮中，江青代表谁，批海瑞罢官的新贵来头有多大，人们是心照不宣、不言而喻的。……

从此，刘少奇、邓小平身陷厄运，再也没有露面了!

邓小平在被“打倒”前，曾经说过一句话，发人深思。那是1966年7月下旬，中央“五一六通知”已下、一股政治寒流扑面而来的时候，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问邓小平“什么是文化大革命，革命的含义和目的是什么”时，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

“这个问题嘛，我也说不清楚!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我还不理解它的含义。无非是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春秋无义战，几十年后，大家都呜呼哀哉!”

“文化大革命”是“春秋无义战”。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绝好的判断!孟子大概也不会想到，两千年后，中国竟然还会再现这种“无义战”的局面。

然而，历史毕竟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