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院春秋（中）

张方平青年时代便很有名，有人说他是天下奇才，范仲淹到陕西不久，便推荐他。出使辽国，受到辽主称赞，说：“有臣如此，佳哉！”曾知益州、滑州，这都是当时的大州。为三司使，主管财政，论“国计大本”，甚为宰相富弼所称。^[1]但在三司使任上，凭藉权势，贱买富民邸舍，为包拯所劾，以为“无廉耻，不可处大位”。^[2]后被命为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边人虚报西夏侵犯边境，他惊惶失措，尽调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以西兵马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市），边境人心惶惶，“关陇骚然”。情况传到汴京，朝廷忧疑。但这不过是一场虚惊，西夏并没有进攻的事实。司马光认为张方平身为边帅，胆小轻信，一至于此，令人吃惊。他请皇帝办他的罪，严加谴谪。但有人保护他，为他说好话。司马光再次上书，说“方平举措轻脱，震骇一方，传笑天下”，朝廷一无所问，不就是“重惜方平而轻弃秦陇”么！他请求尽快办方平的罪，把他贬逐到远恶的地方去。^[3]

程戡在陕西当官的日子很久，曾经做过泾州观察推官，陕西都转运使，知渭州，知凤翔府，知永兴军。嘉初，任枢密副使。五年八月，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宣徽院唐代就有了，南院使和北院使为其长官，是个武职。宋设此官，用以对勋旧的优遇。宋庠和吕诲，对这个人都无好评，吕诲说他无才无识，表现得很忠厚而实奸险，交结权贵，以权谋私，过了七十岁还不还政，贪恋禄位。^[4]

这个人在英宗即位之后，加安武军节度使，留延州再任。司马光说，官待贤才，赏奖有功，程戡这个人向来无才，做官很久，没有说好的；在延路担任经略安抚使，完全是混日子，吏兵对他不尊敬，戎狄看不起他，像这样的人应当撤换，但朝廷还宠以节钺，官尊禄厚，这是很不恰当的。他请求皇帝追还新的恩命。^[5]

有个叫张叔詹的知州，在寿州（今安徽凤台）被监司认为没有能力，不能任州事。在宋代，每路有转运使、提点刑狱和提举常平，负监察州县官之责，叫做监司。朝廷采纳了监司的话，却把叔詹调往蔡州。寿州主户五万余，客户七万二千七百五。蔡州主户六万余，客户近七万六千，地方比寿州大，人口也多，“土饶山林，素多盗贼”。司马光以为这很不合理，“因不才被斥，更得善处”，建议直接了当，把他撤职。为治之要，在于用人和赏罚，这就是用非其人，赏罚不当的一个明显例子。^[6]

又有一个叫张田的人，当时毁誉不一，欧阳修曾推荐他，说他有才。苏东坡读其文章，以为可和古代廉吏相比。但司马光和唐介说他不正派，险薄。唐介以敢言见称，士大夫说他是真御史，神宗誉为“先朝遗直”。张田由屯田员外郎充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司马光说：“提点刑狱操按察大权，关系一方休戚，像张田这样的人去担任，必定要坏事，要改派正派人。张田这个人，欺负可以欺负的，谄媚需要谄媚的，以爱憎为毁誉，以喜怒为威福，真正是‘小人之雄杰’，但时俗却以为是个贤才。不贤之人，天下都知道他不贤，不可怕；大家都说他贤而实不贤，这就是最可怕的了。张田就是这种最可怕的人，是决不能用为提点刑狱的。提点刑狱这个官，应当用忠厚方正，确确实实有治行的人去做。”^[7]

入内内侍省主持宫廷内部事务，和皇帝、皇后最为亲近。都都知、都知是这个省的长官，也就是宦官的头子。任守忠久被宠幸，仁宗时为入内都都知；英宗初立，他挑拨皇太后和英宗的关系。宰相富弼、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都为之担心。司马光首先揭发他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献给皇后，“公取官物，自眩私恩”，“教中宫为不顺，陷陛下于不义”，请求皇帝“穷治所犯，明正典刑”。后来又列举他十大罪状，说他在皇帝身边极尽谄媚之能事，不能以忠言正道有所补益，援引亲党，排抑孤寒；盗窃官物，受纳货赂；要好的虽有大罪，曲为庇护，关系不好的即小有过失，亦必纠摘成事；当仁宗还没有确定继承人的时候，他最害怕国家立长立贤，妄想择立幼弱昏懦之君，以图大利；仁宗过世，皇太后权同听政，他又千方百计挑拨皇太后和皇帝的关系，真是“国之大贼，人之巨蠹”，不能不处以极刑的。^[8]

司马光认为人君之道在于用人，对于官吏要精加考察，不能使“名眩实”、“伪冒真”；要看言行是否相符，地位是否和工作成绩相当，“高爵厚禄以劝其勤”，“严刑重诛以惩其慢”。^[9]在谏院工作，他还对苏安静、施昌言、赵滋、贾黯、王逵、王广渊、皮公弼、孙长卿等任用以为不当：或因年龄没有达到制度的规定，不能做押班；或因不懂得办事，不可为京尹；或因暴戾不能临民；或因刚愎、狂妄不宜管军；有的人贪婪聚敛，狡猾异常，到处拉关系，他以为不可被选擢；有的人好奔竞，善于逢迎，他以为不可任馆职；有的在位不称职，还加擢用，他请求马上加以改变。^[10]

他主张言事之官应当为国家进贤退不肖。一个人年纪轻，却一无可取，年轻是没有用的；若有益于时，虽老何伤。^[11]旧制规定国子监直讲要年四十以上并进士、九经出身的人才能担任。他以为只要有德行，通经术，可为师表，就能作直讲，不要问年纪和出身。^[12]转运使、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等宣布国家诏令，督察官吏，系一方人民休戚，司马光认为不可轻以授人，要改变历来循例差遣的局面。他建议朝廷留心知州军的政迹，挑选其中功效著明的加以表扬，等到监司有缺，即加任用，使官得其人。^[13]他反对堪舆家言，请求禁止葬书。仁宗死后，他以为不必“广求吉地”，说“国之兴衰，在德之美恶”，不在于葬地时日的吉凶。葬就是把先人的形体藏于土厚水深、高敞坚实之地，子孙不可因此而求福。二十几年之后，他还写了一篇《葬论》，反对厚葬，反对阴阳禁忌，并以他自己家里的经历说明葬书之不足信。^[14]

康定、庆历年间，和西夏交兵，朝廷在陕西籍民为乡弓手，三丁取一，后又刺为保捷正军派往沿边戍守。那时候陕西乡间，村村愁怨，乡下人从来没有打过仗，一旦离乡背井，“田园荡尽”，“比屋雕残”，迄今二十多年没有恢复元气，保捷也不多了。那时候，河北、河东边境上没有陕西紧张，朝廷只籍其民为义勇，河北近十五万，河东近八万，这些人勇悍、朴实，是守卫边境的重要力量。治平元年秋天，西夏又在边境骚扰，杀掠人畜。宰相韩琦请求在陕西也以乡民为义勇，以慑西夏，共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15]

司马光很不赞成，一连上了六个諸子。他说：“刺保捷正军时，我正服丧在夏县，亲眼看见家家户户如丧考妣，号哭之声，弥天漫地，天地为之惨凄，日月为之无色。后来这些保捷正军，并无战斗力，大量被淘汰遣回。但游手好闲惯了，不肯劳动；加上田业已空，欲归不得，流离冻馁，不知所在。河北、河东比陕西好些，但一经刺手，便不敢出外谋生，常常担心官家点集，受县吏、教头敲诈勒索。所谓这两处可以参加战斗的义勇数十万，实在是个‘虚数’；所谓这两处义勇‘教阅精熟’，只不过是‘外貌’。一旦‘胡寇’来了，便瓦解星散，不知所之。古代兵民合一，是因为兵出于民间，民耕桑所得，便为衣食之资。现在农民出粟帛以养兵，而自己又要当兵，这不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吗？这怎么行呢？”^[16]

皇帝说命令已经执行，难以更改。他以为，古之人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改号令的多得很；说命令已行，不能更改，就是“遂非拒谏”。^[17]他还直接到宰相的办公室去和韩琦争辩。韩琦说：“兵贵先声，夏国君谅祚现在骄傲得很，一旦听到陕西增兵二十万，难道不感到吃惊害怕么！”司马光说：“兵之所以贵先声，是因其无实，只可以瞒夏国一个很短时间。现在我们虽然增了兵，实不可用，不过十天，他们就要知道得详详实实，还怕个什么？”韩琦说：“你知道庆历年间乡兵刺为正兵，担心今又如此。我已公开宣布，这回义勇永远不会刺为正兵戍边了。”司马光说：“朝廷曾失信于民，老百姓不敢相信你的话，即使是我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个位子上，你不必担心。”司马光说：“你在这个位子上，是可以的。你能长在这个位子上吗？异日他人在位，因你现成的兵，用来运送粮食，戍守边境，不易如反掌么！”韩琦默然不语。十年之后，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了。^[18]

他六次谏言没有被采纳，曾五次进状请求降黜，以为自己没有脸面还居谏职，说自己在谏院已经三年又半，对国家没有一点补益，百姓困穷，日子过得更艰难；“戎狄悖慢，军旅骄惰”，比起自己作谏官之前来，没有丝毫改进，不能再贪恋皇帝的恩宠了。^[19]

北宋仁宗时，农民负担很重，一年苦身劳力，穿得坏，吃得也不好，“官之百赋出焉，百役归焉”。年成好，贱卖所得，“应官私之求”，年成不好，便流离道路，转死沟壑。^[20]王安石在《河北民》

中说：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司马光写《道傍田家》也给人呈现一幅凄惨的图画：

道傍田家，翁妪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

翁携镰索妪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

静夜偷舂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

筋疲力弊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促。

官租私债，把一个种田人家的老翁老妇逼得人生道尽，言外之情，不是使人怆然泪下么！

在谏院，司马光劝皇帝忧民病，不要宴饮，不要满足后宫赏赐要求。淮南两浙水灾，老百姓没有吃的，违背国家禁令，贩卖私盐，“以救朝夕”，他劝皇帝稍稍放松盐禁，给百姓一条活路。^[21]朝廷将赐寺观名额，他以为释老无益于世，“聚匿游惰，耗蠹良民”；现在老百姓食无粮，寒无食，“仁君在上”，难道还可以去崇尚释老而不忧百姓么！他还不赞成改寿星观为崇先观，以为这样一来，土木之费要好几千万。仁宗死后，照例以遗留物颁赐群臣，他以为国家用度不足，祖宗积蓄扫地以尽；州县官吏，鞭挞平民，逼取钱物；为国家计，要深思远虑，不当再援往例，群臣所得恩泽已经很厚，也不忍更受赐物。^[22]

他以为食是民之大本，为政的首务，但当今农夫日少，游手日多；诏书年年说劝农，但劝农只是一句空话，一切措施都在害农。他向皇帝写了一个五千字的报告，请求皇帝要以民食为念，要有一个经远大计。谈到当时的情况，他以为百姓困穷，仓库空虚，上下不能相保，是国家的大患；要改变这种情况，但当循本而不能“救其末”；圣王在上，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上足下也足；现在是所入少所出多，国家的积蓄光了，不求索于民向哪里求索呢？

他以为经济（财利）是专门学问，财利之事当由专门家管理，主管的人，不能五日京兆，要久任。他举陈恕为例说：“恕领三司十余年，直到现在，人们还称赞他，以为他能治财赋，没有人比得上。善理财的人，‘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农工商贾是财利的本原。农尽其力则土地收得多而粮食有余，工极其巧则器具坚固而用有余，商得其利则货物畅通。农工商贾都乐业安居，国家就没有什么求不到的了。农是最重要的，而今为人所轻，不但最为人轻，且极困苦。是以当今天下之民，为农者十不过二三，浮食之徒往往十七八。这样，希望仓廪充实是不可能的。”他建议对农民除租税之外，解除一切负担；丰年国家收购粮食，使粮食“有所归”，岁饥则首先救济农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谷重而农劝；现在华靡成风，和数十年前，大不能比，国家财政，怎么能不困难？他请求皇帝对一切非分的干求，一丝一毫不能加以满足；“内自妃嫔，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侈相尚，或“贡献赂遗”，一律加以谴责；“登用廉良，诛退贪残”，公正清直的得到保护，奸邪腐朽的人加以斥逐。他提出宰相当过问财利，国家困穷如此，而宰相不以为忧，这或者也就是非其职责所在的缘故。他建议设一位总计使，由宰相兼领，原来属于三司管辖和不属三司管辖的财物，都由总计使统辖。^[23]

在此稍前，他还向皇帝上了一个《谨习疏》，以为国家治乱本于礼，风俗善恶系于习，世俗之情，安于所习。他讲历史，从三家分晋讲到北宋统一，证明礼和习的重要。他向皇帝说，要明上下尊卑之分、纲纪之要，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之权，要从己出，不可以假人。^[24]

【注释】

[1]《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范文正公集》卷一八《举张方平状》。

[2]《长编》卷一八九嘉四年三月己亥条。

[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论张方平守边轻易状》及第二状，卷二一第三状。

[4]《宋史》卷二九二《程戡传》，《长编》卷一九一嘉五年四月癸未条，卷一九二嘉五年八月丁巳条。

[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七《程宣徽諸子》及《第二諸子》。

[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九《论张叔詹知蔡州状》，《元丰九域志》卷一蔡州条、卷五寿州条。

[7]《宋史》卷三三三《张田传》，卷三一六《唐介传》，《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一《论张田湖南提刑状》及第二状。

[8]《宋史》四六八卷《任守忠传》，《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言任守忠諸子》及第二、第三諸子。

[9]《稽古录》卷一六。

[1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至三三。

[1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一《优老諸子》。

[1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四《直讲乞不限年及出身諸子》。

[1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三《论因差遣例除监司諸子》。

[1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五《山陵择地諸子》，卷七一《葬论》。

[15]《长编》卷二三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条，《宋史》卷一九《兵志四》谓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今从《长编》。

[1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一、三二《论义勇諸子》。

[1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二《论义勇第六諸子》。

[18]此据《宋史》卷三三六本传，略参《长编》卷二三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条。

[1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二《求降黜第一状》、《諸子》。

[2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

[2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论燕饮状》、《荒政諸子》。

[2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四《论寺额諸子》，卷二十五《遗留物諸子》及第二諸子。

[2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

[2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二《谨习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