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引用之二十六）

史书《春秋》系孔子据鲁史而编撰的。《史记》载：“（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鲁）隐公，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孔子世家》）

《春秋》之作，系孔子政治理想的寄托：“既不救于已往，冀垂训于后昆，因鲁史之有得失，据周经以正褒贬。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孔颖达《春秋正义》序）《春秋》鲜明地体现了孔子之思想倾向。

孟子也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毛泽东据此同意孔子是“革命党”。

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他赞同郭沫若的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的观点。他认为：

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本章主要是孟子通过一番论述，来回答他的学生公都子的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主要是说他不是故意好辩，而是为了像大禹、周公、孔子一样，为了捍卫仁政的理想，是不得已啊！

谈到孔子作《春秋》的起因，孟子说：时世衰落，道义微茫，荒谬的学说和残暴的行为又出现了，有臣子杀掉他的君主的，有儿子杀掉他的父亲的。孔子为此忧虑，写了《春秋》。《春秋》说的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可以只凭《春秋》这部书了！怪罪我的也可以只凭《春秋》这部书了！ ”

孟子最后说道，从前大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得以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少数民族，赶跑了荒野上的猛兽而使老百姓得到了安宁，孔夫子做成了《春秋》这部史书，而使那些叛乱的臣子、作逆的儿子都感到害怕，从此不再敢犯上作乱了。

孟子接着说，我也要像大禹、周公、孔子他们那样，要端正人心，抑制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夸诞的言论，来继承这三位圣人。

因此，孟子认为自己能够以言论来反对杨子、墨子的学说，是上承周公、孔子之道，也就是圣人的门徒的职责了。认为这样做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是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作用和意义的肯定和赞扬。

具体地说，孟子认为《春秋》有两种：一是没有经过孔子修订过的《春秋》，即鲁国的《春秋》，是记载齐桓公、晋文公之类事迹的，所有笔法都是普通史书的笔法。（《孟子·离娄下》）二是孔子根据《鲁春秋》“其文”、“其事”而修订、编写的富有“褒贬”之“义”，以行“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的已修《春秋》。

既然有《鲁春秋》了，为何孔子还要作《春秋》呢？

孔子认为尧、舜死后，圣人之道衰落，暴君一代代出现，他们毁坏房屋、荒废农田，致使老百姓缺吃少穿，难以度日。时世衰落，道义微茫，荒谬的学说和残暴的行为又出现了，国与国之间争霸兼并不止，不守臣道、不守子道的现象层出不穷。有臣子杀掉他的君主的，有儿子杀掉他的父亲的。孔子为此忧虑，害怕社会更进一步地走向混乱，担心人们泯灭是非之心，于是他挺身而出，撰修《春秋》这部史书。《春秋》说的是天子的事情，以此代替《诗》，发扬《诗》三百篇褒贬善恶的大义，以历史记载的形式来评论是非，主持正义。自古君臣、父子，人人都希望名垂青史，又有谁不惧《春秋》这样的史籍，而愿留下千古骂名呢？

孟子认为“孔子修《春秋》”的作用，有与大禹治洪水、周公“兼夷狄”一样的历史贡献，这一点毛泽东并不认同。

毛泽东表示赞成郭沫若认为“孔子是革命党”的观点，并且批判性引用《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中“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并说“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认为“此人不可一笔抹煞”。大概毛泽东认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统，实际上孔子所到之处是帮助“乱臣贼子”的，《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是支持造反支持革命的“革命党”。毛泽东受大史学家郭沫若的影响，此次从革命层面上正面评价孔子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活动。对孟子评价孔子作《春秋》不以为然。“那是孟子讲的”一句，看出他不屑一顾的反对态度。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孔子、孟子为主的文化遗产，有时肯定，有时否定，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批判中有继承，继承中有批判。总之，是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批判地继承，是为现实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