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春秋时代之为矛盾时代，是中国史中最明显之事实。盖前此之西周与后此之战国全为两个不同之世界，则介其间者二三百年之必为转变时期，虽无记载，亦可推想知之。况春秋时代记载之有涉政治社会者，较战国转为充富。《左传》一书，虽编定不出于当时，而取材实为春秋列国之语献，其书诚春秋时代之绝好证物也（《左传》今日所见之面目自有后人成分在内，然其内容之绝大部分必是战国初年所编，说别详）。春秋时代既为转变时代，自必为矛盾时代，凡转变时代皆矛盾时代也。
春秋时代之为矛盾，征之于《左传》《国语》者，无往不然，自政治以及社会，自宗教以及思想，弥漫皆是。其不与本文相涉者，不具述，述当时天人论中之矛盾。
春秋时代之天道观，在正统派自仍保持大量之神权性，又以其在《周诰》后数百年，自亦必有充分之人定论。试看《左氏》《国语》，几为鬼神灾祥占梦所充满，读者恍如置身殷商之际。彼自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则正是殷商卜辞之内容也。此诚汪容甫所谓其失也巫矣。然亦偶记与此一般风气极端相反之说，其说固当时之新语，亦必为《左氏》《国语》作者所认为嘉话者也。举例如下：
季梁……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桓六）
［宫之奇］对曰：……“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凭依，将在德矣。”（僖五）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先君之败德，其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僖十五）
［周内史叔兴父］对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以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十三）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商人阅其祸败之蚌，必始于火，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襄九）
楚师伐郑……［晋］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襄十九）
有星孛于大辰。……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昭十七年至十八）
此中所论固与周召之诰一线相承，然其断然抹杀占梦所示及当时之天道论，实比托词吉卜之《大诰》犹为更进一步。此等新说固与时人之一般行事不合，《左传》自身即足证明之矣。
春秋时代之人论，在一般人仍是依族类而生差别之说。《氏书》既引史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语，又假郑小驷以喻之，以种言，则别夷狄华夏（富辰语，见僖二十四），以等言，则辨君子小人（阴饴甥语，见僖十五）。然“斯民同类”之意识，亦时时流露，既称晋文听舆人之诵，复美曹沫鄙肉食之言，对于庶民之观念已非如往昔之但以为“氓之蚩蚩”也。且其时族类间之界画已不甚严，“虽楚有才，晋实用之。”绛登狐氏，秦用由余。其于吴也，固贱其为断发之荆蛮，亦奉之为姬姓之长宗。其于秦也，犹未如魏邦既建、田氏篡齐之时以夷狄遇之也。再就阶级言之。《周诰》之词，固已认人事胜天定，犹绝无君侯之设乃为庶民服务之说，然此说在《左传》则有之。师旷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宫之奇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邾文公曰，“命在养民。”由此前进一步，便是孟子民贵君轻之谈，其间可无任何过渡阶级矣。
括而言之，春秋时代，神鬼天道犹颇为人事之主宰，而纯正的人道论亦崭然出头。人之生也，犹辨夷夏之种类，上下之差别，而斯民同类说亦勃然以兴。此其所以为矛盾时代。生此时代之思想家，如不全仍旧贯，或全作新说，自必以调和为途径，所谓集大成者，即调和之别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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