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百世可知”

《论语·为政篇》第二十三章：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十世可知也：世，古时称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即三百年。

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

孔子回答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所增减的也可以知道。如果有谁继承周代，即使延续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孔子的这一由往知来、由已知推及未知的演绎推理过程，实际上朴素地揭示了演绎推理的性质和方法。

孔子师徒也讨论“未来学”，预测社会制度（具体说就是礼制）的发展变化。

这一章是孔子论礼的重要篇章。孔子把礼分为大小，大礼只能相“因”，小礼可以“损益”。相因是守旧，损益是改良。大礼三代相因守旧是主要的，小礼三代损益改良是次要的。他明白地指出：夏、商、周三代是互相沿袭的，根据过去的三代就可以推知未来的百世，未来百世的礼制一定是沿袭过去三代的。这是指最主要的大礼方面。但三代的礼，也可各有“所损益”，即随时变革的。这是指次要的小礼方面。孔子在《子罕篇》第三章举例具体说明：“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意思是：麻织的帽子，改为丝织的帽子，这是小礼，可以变革；见国君在堂下跪拜，这是大礼，绝不可改变为在堂上拜。儒学后人如马融、何晏、朱熹、顾炎武、王夫之、张之洞等，均认为不可变革者是指三纲五常之类。三代的礼只能相“因”，大礼不可变革，这是孔子的根本思想；三代的礼亦可有“所损益”，小礼可以变革，这是孔子的枝叶思想。（蔡尚思、吴瑞武：《论语导读》，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84页）

这一章，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作了一个很简明的解说：“孔子看历史，主要看三代损益，即后面的礼比前面的礼，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除去增加减少的东西，就是始终不变的东西。他是靠这种加减法预测未来。”

孔子提出“损益”这一概念，其含义是减少和增加，当然不排除改造。“损”去了的东西不可知，“可知”必是知其本质。从孔子的回答来看：礼，从古到今，一直到永远，都在变，但其本质不会变，因而不管好久以前或多久以后的礼，都是可以知道的。这里反映了孔子有个“具体礼制可变”的思想，表明孔子并不反对所有的变革。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认为，圣人、愚人的区别在于得不得宇宙的“大本大源”。1917年3月23日，25岁的毛泽东致信老师兼朋友的黎锦熙，内中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7页）

从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关键在于要得本，而且是大本，这个大本应该是宇宙、世界、人类、人生等的最根本的道理，是本原性的、决定一切的东西。青年毛泽东认为得一大本即可“百世可知”。孔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显而易见。

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哲学就是研究这个本的。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在信中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毛泽东在信中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的圣人。他认为圣人由于得了这个本，就能够“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实际上就是说圣人了解了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就能够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见未来。

青年毛泽东引孔子“百世可知”的观点，可贵之处在于克服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发展“不可知论”，承认得到大本大源，就能够洞悉过去、现在、未来三界，虽百世可知。而且，能够应对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毛泽东说这“并无谬巧”，只是得到大本而已。孔子的“百世可知”虽然还是圣人的“可知”，还是经验推理的“可知”，但是毕竟走出了历史的迷雾，成为认识社会发展的利器，成为想改造社会追求光明的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