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与老子

太史公自序

《史记》

【题解】

司马迁《史记》：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先人，谓先代贤人。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适当五百岁之期。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点出六经。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何敢自嫌值五百岁而让之也。明明欲以《史记》继《春秋》意。

上大夫壶胡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设为问答，单提《春秋》，见《史记》源流。太史公曰：“余闻董生仲舒。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王事，即王道。○一句断尽《春秋》。已下乃极叹《春秋》一书之大。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原实著当时行事，非空言垂训。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人不决曰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断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此段专赞《春秋》，下复以诸经陪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洛。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又从《易》、《礼》、《书》、《诗》、《乐》说到《春秋》，以应起。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再将诸经与《春秋》结束一通。拔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莫切近于《春秋》，应上“深切著明”。○以下独详论《春秋》。《春秋》文成数万，《春秋》万八千字。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櫽栝《春秋》全部文字。《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升。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所以弑君、亡国及奔走，皆是失仁义之本。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今《易》无此语，《易纬》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此《易·坤卦》之词，文亦稍异。○两引《易》词，以明本之不可失也。○櫽括《春秋》全部事迹。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春秋》所该甚广，而君臣父子之分，尤有独严，故提出言之。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总上文而言，其实心本欲为善，但为之而不知其义理，凭空加以罪名，而不敢辞。○《春秋》实有此等事，特为揭出，甚言《春秋》之义，不可不知也。夫不通礼义之旨，礼缘义起，故并言之。○又即《春秋》生出“礼义”二字。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应“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句。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一句极赞《春秋》，收括前意。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四句引《治安策》语，见《春秋》所以作，并《史记》所以作之意。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武帝。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再借壶遂语辨难，一番回护自家，妙。太史公曰：“唯唯委，否否，不然。叠用“唯唯”、“否否”、“不然”，妙。唯唯，姑应之也。否否，略折之也。不然，特申明之也。余闻之先人曰：又是先人。‘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又言《春秋》与诸经同义，皆纯厚隆盛之书，非刺讥之文。极得宣尼作《春秋》微意。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应上“遇明天子”。获符瑞，指获麟。建封禅，封，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禅，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为，以祭山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受天命清和之气。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平声译亦款塞，传夷夏之言者曰译，俗谓之通士。款塞，叩塞门也。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言口不能悉诵，故不可不载之书。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此句宾。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此句主。且余尝掌其官，应下得守职。废明圣盛德不载，一。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二。堕先人所言，三。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作”字呼应。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正对“欲以何明”句。○壶遂问答一篇完。

◆伏羲像◆

伏羲又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史记中称伏牺。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详后《报任安书》中。○可见史公未遭祸前已作《史记》，特未卒业耳。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受腐刑。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隐，忧也。约，犹屈也。欲遂其志之思也。史公欲卒成《史记》，故以此句唤起。昔西伯拘羑有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频上声腳脚，○膑，刖刑，去膝盖骨。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即《吕氏春秋》。韩非囚秦，《说税难》、《孤愤》；非作《孤愤》、《说难》等篇，十余万言。○又组织六经作余波，而添出《离骚》、《国语》等作陪，更妙。《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又借《诗》作结，文法更变化。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武帝至雍，获白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孔子绝笔于获麟也。史公虽欲不比《春秋》之作，又不可得矣。

太史公说：“先父说过：‘自从周公死后，五百年才生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已经五百年了，又到了有人要继续叙述清明时代的历史，考订《易传》，继承《春秋》，根据《诗》、《书》、《礼》、《乐》来整理总结的时候了。’这意思就在这里吧！这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著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说：‘周朝政治衰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各国诸侯迫害他，大夫阻碍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主张不能实现，于是就来评论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用《春秋》作为天下的表率。他贬抑天子，斥责诸侯，申讨大夫，用来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提出褒贬的空论，不如把褒贬深刻而明白地表现在历史事件的记述中。’《春秋》，上能阐明三王治世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纲纪，辨别嫌疑，辨明是非，判定犹豫不决之事，表扬好的，批判坏的，称赞贤者，鄙视不肖的人，复兴危亡的国家，继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端，振兴衰败，这是王道之中的大事。《易》说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表示变化。《礼》安排人伦关系，所以长于指导行动。《书》记载前代帝王事迹，所以长于讲明政治。《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表现风俗。《乐》的目的使人快乐，所以长于抒发和谐之情。《春秋》辨明是非，所以长于治理人民。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发扬和谐团结的精神，《书》用来使人通晓往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使人了解事物变化，《春秋》用来使人遵守道义。把乱世挽回到正路上来，没有比用《春秋》更切合实际的了。《春秋》的文字有几万，它的意旨有几千条，许多事情的分散聚合，都载在《春秋》上面。《春秋》里，记述杀死国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各国诸侯逃亡在外，不能保住国家的，多得无法计算。考查它的原因，都是由于失去了仁义的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又说：‘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是长久地逐渐发展而成的。’所以做国君的，不可以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谗人却看不见，后面有奸贼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不可以不通晓《春秋》，否则，掌管日常事务却不知道适当处理，遭遇变故却不知道酌量变通。做君主、做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意旨，一定要蒙受首恶的罪名。做臣子、做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意旨，一定会陷入篡权弑君而被杀戮，落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只是不知道义理，结果背上空头罪名也不敢推卸。因为不懂得礼义的要旨，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就会受到侵犯；臣不像臣，就会遭到杀戮；父不像父，就是无道；子不像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拿天下大错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就只好接受，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礼教是制止坏事在未发生之前，刑法是处置坏事在发生之后，刑法所起的作用容易看得见，而礼所起的防止作用一时却难以知道。”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下面的人才得不到任用，所以著作《春秋》，用文辞来论断礼义，作为一个圣王的法典。现在您上面遇到贤明的君主，下面的人能尽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各得其所。您的论著，想用来阐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嗯，嗯，不，不，不是这样。我听到先父说：‘伏羲时代最纯厚，创作《易》的八卦。唐尧、虞舜的盛世，《尚书》记载着它，《礼》、《乐》也创作问世。商汤、周武的隆盛，诗人歌颂它。《春秋》记载善良的，贬斥丑恶的，推崇三代的美德，褒扬周室，不只是讽刺而已。’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圣明天子，获得吉祥符瑞，筑坛祭祀天地，改正历法，变换服色，接受上天的明命，恩泽无穷无尽。海外异俗的人，通过辗转翻译，叩关前来，请求进贡和朝见的，多得说不尽。臣下百官，竭力诵扬圣德，也还不能说尽他们的心意。况且，贤能的读书人却不被任用，是君主的耻辱，君主圣明而仁德不能传布宣扬，是官吏的过错。而且我曾经担任这种职务，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毁弃了祖先的教训，没有比这罪过更大的了！我是叙述历史事实，整理他们的世家传记，说不上创作的，而您把它和《春秋》相比，是不对的。”

这样，就编写了这些文章，历时七年，太史公遭到李陵之祸，幽禁在监狱之中。于是他深深地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毁伤不能用了！”事后又深思说：“那《诗经》、《书经》隐约其辞的原因，是想实现他们意志的一种考虑。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时，推演《周易》；孔子在陈、蔡受困时，著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写成《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有《国语》；孙子割去膝盖，才写兵法；吕不韦贬谪到蜀地，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囚禁在秦国，才有《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抒发内心幽愤而写的。这些人都是心里有什么忧伤愁闷，理想得不到实现，所以叙述往事，期望来者。”于是，我终于记述了从黄帝开始，陶唐以来，到现在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

【末评】

史公生平学力，在《史记》一书，上接周、孔，何等担荷！原本六经，何等识力！表章先人，何等渊源！然非发愤郁结，则虽有文章，可以无作。哀公获麟而《春秋》作，武帝获麟而《史记》作。《史记》岂真能继《春秋》者哉！

【汇评】

浦起龙《古文眉诠》：承父命，纂世职，孝也；尊朝廷，崇论著，忠也；宗孔子，依《春秋》，学识也。命意放眼，皆踞顶峰。集首之《五帝赞》、传首之《伯夷》、卷终之《自序》，皆诵法孔子著于篇。一部纲宗，可以概见。班生讥其“是非颇谬圣人”，盖据发愤诸作言之耳，岂通论哉！

过珙《详订古文评注全集》：作史有家法，开口便提先人；作史有宗派，开口便提孔子；作史有折衷，开口便提董生。只此三数行，便有原有委，可法可传。后又提笔削《春秋》，反复详明，隐然自负于尼山之后。然哀公获麟而《春秋》作，武帝获麟而《史记》述，事岂偶然者哉！

唐介轩《古文翼》：提出王事王道，推尊孔子，隐然以作史上附《春秋》，而立言有体，深得窃比老彭之意。至其笔力之雄骏，应推独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