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近墨思想及后期世界观变化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看过“曹学”专家吴恩裕发现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研究文章后，曾经评论曹雪芹近墨思想反映了曹雪芹后期的世界观变化。

对曹雪芹生平文献史料发掘颇有贡献的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在1973年第二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考证文章《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新发现》（以下简称“吴文”）。文中说的“曹雪芹的佚著”是指《废艺斋集稿》，文中说的“传记材料”是指《南鹞北鸢考工志》的附录，即曹雪芹友人敦敏所作的《瓶湖懋斋记盛》。

据吴文介绍，《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一部佚著。大约1943年，“抄存者”（按：后来知道为孔祥泽先生）在北平北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日籍教师高见嘉十与其合作编印一本风筝图谱。在收集资料期间，高见嘉十从一个日本商人金田氏处借到一部手稿，即《废艺斋集稿》，全部共八册，锦套，供“抄存者”抄摹近一个月。

《废艺斋集稿》共八册：第一册是讲怎样刻图章的，题为“蔽芾馆鉴印章金石集”；第二册是讲扎制风筝的，题为“南鹞北鸢考工志”；第三册讲编织工艺；第四册讲脱胎（即雕塑）手艺；第五册讲织补；第六册讲印染；第七册讲雕刻竹制器皿和扇股；第八册讲烹调。

《南鹞北鸢考工志》是这批新材料中的重点，内容是讲扎、糊、绘、放风筝的，其中有各式风筝的彩图，有用诗的形式写的扎、绘风筝的歌诀。首有曹雪芹自序，次为董邦达序。曹雪芹自序作于乾隆二十二年，序中叙述了自己帮助残疾人于叔度以艺自养，并由此引起著作《南鹞北鸢考工志》的经历：

于叔度，名景廉，江宁人，从征伤足，旅居京师，家口繁多，生计艰难，鬻画为业，是曹雪芹的“故人”。几年前的某年年关，于家无米三日，告贷无门，迂道来访。此时曹家也“困惫久矣”，虽倾囊以助，也无补于事。于叔度善制风筝，又知道大户人家公子购风筝一掷数十金。曹雪芹与他商量脱离困境之术，就从制风筝开始。正好雪芹身边竹纸皆备，即为老于扎风筝数只。不想三五风筝，竟获重酬，使老于足可赡家自给。因此老于时时敦促雪芹谱定风筝新样，触发雪芹悲悯情怀，于是援笔述此《南鹞北鸢考工志》。

《瓶湖懋斋记盛》是《南鹞北鸢考工志》的附录，记述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腊月二十四日，曹雪芹在敦敏的槐园同董邦达、过子和、端隽、于叔度等人聚会，并记与会人等谈话、赏画、制酒、做菜等详情细事，多是前所未见雪芹传记材料，其中又有雪芹帮助白媪老婆婆活命度日的故事。《记盛》载，敦敏到北京西郊白家疃拜访曹雪芹，值雪芹到友人家去了，白老婆婆接待敦敏：

时白媪煨芋以饷，并缅述徙此经过。初，媪有一子，襁褓失怙。夫家无恒产，依十指为人做嫁衣。儿已弱冠，竟染疫死。[彼遂]佣于大姓，不复有家矣。去冬哭损双目，[乃致]被辞，暂依其甥。既[无]医药，又乏生资，巨濒绝境。适遇雪芹过其甥处，[助以]药石，今春能视物矣。因闻雪芹又[将远]徙，媪[乃挽]人[告之]：顾以其[茔]侧之[树]，供[雪芹]筑[室]。[其]工既竣，[雪芹]以一室安白媪。[媪]且泣且言，复云：“雪芹初移此间，每有人自京城来[求]画。以是，里中巨室，亦多求购者。雪芹固贫，饔飧有时不继，然非其人虽重酬不应也。橐有余资，常[济]孤寡。老身若不遇雪芹，岂望存活至今也！”

帮助于叔度和白媪两则很有内涵的故事，最能反映迁居西山时期曹雪芹的思想情怀和精神风貌。

吴恩裕这篇“考曹”文章，1972年11月作于北京沙滩。他在1973年3月写的《校后附记》中提到：本文排好后，“抄存者”（孔祥泽）又送来一张讲风筝理论的残页，上面有曹雪芹很重要的一段话：

观夫史籍所载，风鸢之由来久矣，可征者实寡，非所详也；唯墨子作木鸢，三年而飞之说，或无疑焉。盖将用之负人载物，超险阻而飞达，越川泽而空递，所以辅舆马之不能，补舟楫之不逮者也。揆其初衷，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夫子非攻，故其法卒无所传。

这就是通常所谓“通论风筝历史的一篇文字”。吴恩裕由此评论到：“由这短短的一段话，可知雪芹对先秦诸子涉猎亦广。尤其是他称墨翟为‘夫子’，也似可从侧面窥测他对儒家的态度。”（吴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新发现》，《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278—279页）

吴先生的思想是极其敏锐的。他从有限的材料中，一下子捕捉到曹雪芹与先秦诸子的思想联系，并总结出新的认识，传达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思想信息：晚年的曹雪芹思想近墨反儒。

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这是一段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曹雪芹讲了墨学的四个方面：

第一，虽然风筝（风鸢）制作由来已久，史籍可征者实寡，记载更不详细。两千年前墨家三年时间发明制作的“木鸢”，可说没有疑问。这等于把墨子论定为风鸢制作的祖师和发明家。吴先生后有《曹雪芹谈飞鸢之起源》一文，考证颇详，见《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2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文长不录，有兴趣者可找来翻阅。

第二，描述了木鸢的功能：负人载物，超险越泽，辅舆马之不能，补舟楫之不逮。虽然略有想象夸饰成分，但其基本用途作用说得不错。

第三，墨子制作木鸢的“初衷”是“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利人”之“人”乃指社会底层之小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人”与“暴”对举，“暴”指残暴的上层统治者，或暴力侵夺者。“殆欲利人，非以助暴”这八个字，抓住了墨学精髓。《庄子·天下》阐述墨子的救世精神：“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泛爱兼利而非斗……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泛爱兼利而非斗”可说是墨学主题。墨家发明制作的宗旨“利人”“非暴”本乎此。

第四，“夫子”墨翟主张“非攻”，所以墨学没有传下来。因为“非攻”有利于弱势群体休养生息，而不利于暴力集团的侵犯掠夺，故墨家之“法”中歇无传。本文后面还要详议此事。

这四点构成了曹雪芹新的墨学观，这被吴恩裕先生概括为“曹雪芹近墨思想”。

（请注意：1973年年初，吴先生的观点只是说曹雪芹称墨翟为“夫子”，也可从“侧面”窥测他对儒家的态度。这只能概括为重墨轻儒；但是1973年年底“评法批儒”运动兴起，吴先生受时风影响，1974年5月的文章中使用了曹雪芹“近墨反儒”的提法）。

1973年第2期《文物》杂志发行后，吴文立即引起国内外文化学术界的重视。各种议论纷至沓来。一向对文史感兴趣的毛泽东在1973年5月份以后，几次提到此事，说出了有他思想个性和语言个性的评论。

当时，毛泽东对吴文的评论，没有公开发表。只是传达到与之相关的人员当中，主要是部分红学家和文化宣传部门领导，以便宣传时内部掌握。2008年年底，笔者写作的《毛泽东读红楼梦》一书还没有付印（2009年出版），一位资深红学家对这项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无私援助。这位先生将自己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抄录的一批“毛泽东谈红楼梦”资料卡片，赠给笔者参考研究。

资料卡片用“Ax”标式顺序编排，其中“A19”—“A22”四条涉及吴文。有毛泽东的评论三条：

A21：最近吴恩裕在《文物》上发表一篇关于曹雪芹的文章，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曹雪芹还不错吆，自己扎糊风筝，为穷人着想吆。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5月。

A19：毛主席最近说：如果这个材料（抄存者原注：指《文物》1973年第二期上刊登吴恩裕同志《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属实的话，说明曹雪芹后期的世界观有变化。南方的大城市生活，是曹雪芹思想来源之一。

——1973年11月6日李希凡同志转达吴恩裕同志。

A22：毛主席在1954年以后，不止一次地讲过，曹雪芹后期的世界观是有很大变化的。但是由于生活在南方工商业比较发展的城市里，又生长在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不可能抓住当时社会的根本矛盾——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来写，这是他的局限。

——胡绳、袁水拍给李希凡的信，1973年11月。

关于毛泽东此次评曹论红谈话的传播、影响与真实性，我们可以考证出来。

毛泽东对吴文的评论虽然只传达给相关人员内部掌握，也还是很快在文化界、学术界、红学界引起了连锁反应：

那时的全国“與论总管”姚文元，利用他认为有利的时机，适时宣讲并加进自己的“理解”。资料卡片中有一条是姚文元的谈话摘要：

A20:如果这个材料是真的话，很重要。可以看出曹雪芹后期的世界观有很大变化，是受墨家思想影响的。

——姚文元同志在谈到《文物》上刊登的《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时谈话，1973年7月。

为保持文献历史原貌，这里对姚文元的“同志”称谓照原样保留。这个称谓告诉我们：这些资料卡片的抄录时间下限至晚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而此条资料排序为“A20”，夹在毛泽东的三条指示中间，这不仅表明资料的抄录顺序和时间，而且表明当时人们的潜意识里是把毛泽东的谈话与姚文元的谈话都看成与吴文有关，是对晚年曹雪芹世界观变化的评论。

刘梦溪先生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11月，在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中披露了姚文元另外两次相关“指示”：

姚文元看了佚稿（指《废艺斋集稿》——引者注）以后，独出心裁地说什么“曹雪芹思想是近墨的”……姚文元向上海的余党发出了一条黑指示：“墨子的阶级属性有问题”，他反映“没落中小奴隶主阶级利益”，是“经验主义的代表”，等等，要求他们的党羽“做大量的说服工作”，使理论工作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刘梦溪：《透视姚文元的“红学”（1976年11月）》，《文艺论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131页）

姚文元的“谈话”或“指示”，前面是转述毛泽东的意见，后面是他自己的“发明”。尤其他断定墨子是“经验主义的代表”，则不是吴文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评曹观点也毫无联系。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四人帮”批“经验主义”意在打倒有工作经验的老干部，这已经不是在评价曹雪芹，也不是在讨论学术。但是，姚文元谈曹雪芹思想近墨，谈曹雪芹后期的世界观有很大变化，则证明了毛泽东评论吴文的客观存在和真实性。

茅盾先生读了《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对《废艺斋集稿》和《瓶湖懋斋记盛》的文献价值，对曹雪芹的身世经历，都有评论。他赋赠吴恩裕七律一首：

浩气真传耀晚年，曹侯身世展新篇。

自称废艺非谦逊，鄙薄时文空纤妍。

莫怪爱憎今异昔，只缘顿悟后胜前。

懋斋记盛虽残缺，已证人生观变迁。

读吴恩裕同志近作《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赋呈恩裕同志哂正茅盾七三年十二月

（《北京文史资料》第五十一辑第88页茅盾墨迹插页，转引自吴季松：《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前插页）

茅公此诗可证，他写此诗时已经知道毛泽东评曹观点的内容。通篇都在讲“曹侯”世界观变化。“晚年”“爱憎今异昔”“顿悟后胜前”等用语，几乎可说是对毛泽东评论的诗化阐释。茅公此诗结句“已证人生观变迁”，从律诗创作技巧角度说，未免构语设词太直白；而从表意角度说，实际上表达了作者意在揭破主旨，与毛泽东的评论相呼应。以当时人们的心态来理解，这是“点睛”之笔。

资料卡片“A19”的记载表明，毛泽东关于“曹雪芹后期世界观变化”的评论，“1973年11月6日李希凡同志转达吴恩裕同志”。此时，李希凡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写完《红楼梦前言》（1972），后收入《四部古典小说评论》（1973）。而1974年《红楼梦前言》修改版中则引用了吴文披露的材料：

据吴恩裕同志的近著《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中讲，曹雪芹的晚年，虽然已经贫困到“饔飧有时不继”的境地，卖画却仍然“非其人，虽重酬不与”，甚至连皇帝画苑的召请，他也拒绝了。“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

李先生引语“饔飧有时不继”“非其人，虽重酬不与（应）”出自敦敏《瓶湖懋斋记盛》。其时，他又应北京人民出版社的约请，撰写《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小册子。据小册子《后记》（1973）和《再版附记》说明（1975），知此著从《红楼梦前言》扩充改写而成。在“曹雪芹身世、经历”一节中前引的这段话扩充成：

……败家后的曹雪芹，坎坷半生，最后在写作《红楼梦》的时期，是定居在京郊西山附近。……曹雪芹的这一段生活很贫困，……不过，曹雪芹虽然已经贫困到“饔飧有时不继”的境地，卖画却仍然“非其人，虽重酬不与”，甚至连皇帝画苑的召请，他也拒绝了：“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张宜泉）而当时也正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期……曹雪芹在落魄的生活中，也一直坚持他的《红楼梦》的写作。曹雪芹曾自豪地宣称，“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穷苦生活，不仅没有妨碍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顽强地写作《红楼梦》的襟怀，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还滋润了他的“笔墨”（《红楼梦》第一回）。“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敦敏）也曾把胸中块垒寄于画石的曹雪芹，在封建社会里，只能做一块不同流俗的顽石，却“无才可去补苍天”，这是他一生坎坷遭遇的悲剧，但也体现了他对卑污、奸恶、虚伪的贵族世界的不满和反抗。（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版，第8—9页）

李先生对晚年曹雪芹思想发展的评论，是讲其“定居西山”后于贫困中不向统治者低头，体现出对“贵族世界的不满和反抗”，继续顽强地创作《红楼梦》。其思想脉络与毛泽东的评论很吻合。

胡文彬先生当时与合作者周雷先生写作了《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的考证性文章。在1974年第7期《文物》杂志上以“文雷”的笔名发表。其导言部分有一段是：

《文物》1973年第二期发表了吴恩裕同志的《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给人们提供了一批难得而可贵的资料。……这些新材料，确实是《红楼梦》作者逝世二百多年来的首次重要发现，无论对于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事迹、思想变化和艺术才能，还是评价《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很大的帮助。

此处强调吴文披露新材料的价值时，特别提到对研究曹雪芹“思想变化”的帮助，其实这是对毛泽东“曹雪芹后期世界观变化”评论观点的浓缩暗引，与茅公的化为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由于对《集稿》作证真文字，没有对“思想变化”展开论述而已。

首次提出曹雪芹有近墨思想（曹雪芹“称墨翟为‘夫子’”）的吴恩裕先生，于1973年11月6日从李希凡处听到“转达”的毛泽东关于“曹雪芹后期世界观变化”的评论观点。半年后（1974年5月），吴先生写出了《红楼梦的反儒和废艺斋集稿中的近墨反儒思想》长篇论文。文章共分三节：一、红楼梦里的反儒家思想；二、废艺斋集稿残篇里的近墨反儒思想；三、对红楼梦和废艺斋集稿残篇中反儒近墨思想的几点看法。吴先生于第二节开篇即讲：

我们从曹雪芹的佚著《废艺斋集稿》中的《南鹞北鸢考工志》里，得知曹雪芹称墨翟为“夫子”，又对他的“非攻”表示赞扬之意，可见他对墨子是很尊敬的。经过初步的研究，证明他和墨子的某些方面的思想，甚至行动是很相近的。……曹雪芹之所以有近墨的思想，主要还是由于曹雪芹自己长于一些工艺美术，在晚年又接近了小手工业者们，又教了些这方面的徒弟，而墨子则也是自来就以娴于技艺见称于当时的。

吴先生对自己提出的“曹雪芹近墨反儒”作了很展开的系统分析。尤其论文第二节，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在对待劳动的态度上、在“义”的态度上曹雪芹的近墨反儒思想。吴先生也有理有据地分析了曹雪芹后期的世界观变化：

曹雪芹……又因生计越发艰窘，遂不得不移居西郊，鬻画维生，还“饔飧有时不继”。在物质生活条件急剧改变的情况下，曹雪芹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曹雪芹还同一些“有废疾而无告”的人们，如盲人、瘸子等，以及手工业者有接触。由于他自己也长于某些工艺技术，可能对他们也有了兴趣和感情。……他自己的生活本来就艰困，但他却能用卖画维生的钱救济孤儿寡妇。白老太太也是受他资助的人，他又给白老太太治病，给她一间房子住。对于瘸子于叔度，他既以金钱相助，并教他做风筝的技术；又整月地占用自己写《红楼梦》的时间离开家去帮助他扎绘风筝。他又教一些盲人学会编织工艺，其中有的还成了有名的编织手工业者。更重要的是，他有感于这些生活无着的人们的艰困，想“以艺济人”，给他们编撰《废艺斋集稿》这部书，使他们掌握一些谋生的技艺。而他这些行为都是在他的物质生活下降、思想有所改变，因而有可能理解和同情下层人民的时候做的。而他在接触这些手工业者时。也不可能不多少受到他们的影响。（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299页）

应该说，吴先生的考证文章引发了毛泽东的评曹新论，而吴先生此文则在于阐述毛泽东的评曹新论。其写作背景，立论宗旨，非常清楚。

上述刘梦溪、茅盾、李希凡、胡文彬、周雷、吴恩裕诸位时贤俊彦，以及“舆论总管”姚文元的“连锁反应”，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繁或简地阐述了曹雪芹后期世界观变化及其近墨思想，佐证了毛泽东评曹新观点的存在并得到贯彻。他们虽然不是直接引证毛泽东的具体观点，但是却明显渗透着毛泽东的评论精神。这正是那个时代此类事情的特征。

毛泽东此次评曹新论（当时称“指示”），按照内容梳理，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吴恩裕“关于曹雪芹的文章”，可以“找来看一看”。吴文在1973年第二期《文物》上发表，毛泽东即在5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这个倡议。反映够快速够热烈的。这除了他的文史兴趣之外，就是他对红学的关注、对曹雪芹研究的关注。就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这是他在公开场合提名道姓地肯定红学家吴恩裕的曹雪芹研究成果。1973年下半年，也正是毛泽东几次讲“《红楼梦》看五遍才有发言权”的时候，他提倡“看一看”吴文，有基础，有氛围，并非偶然。随便说个问题：吴文是典型的考据文字，毛泽东对材料新鲜、扎实、丰富的此类文章很偏爱，并不盲目反对所谓“烦琐考证”。

（二）曹雪芹“还不错”，扎糊风筝“为穷人着想”。曹雪芹扎糊风筝的手工技艺在《南鹞北鸢考工志》一书，他“为穷人着想”的思想集中表达在《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一文。曹雪芹在自序中说：

“［因］思古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今［则］……不能自活，其不转乎沟壑［也］几［希］。”“述此《南鹞北鸢考工志》，意将旁披远绍，以集前人之成；实欲举一反三，而启后学之思。乃详察起放之理，细究扎糊之法，胪列分类之旨，缕陈彩绘之要，汇集成篇，[将]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有以自养之道也。”

“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的理念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曹雪芹引儒入墨，他认为“鳏寡孤独废疾者”的现状是“不能自活，转乎沟壑”，生存状态恶劣不堪。因此，他撰著《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为这些废疾而无告者谋取“自养之道”。

他介绍的风筝制作工艺就是“自养之道”的具体内容。而风筝制作工艺的“旁披远绍”“集前人之成”则牵引出风筝史，牵引出“墨子作木鸢”，牵引出墨子的“殆欲利人”。墨子自称“贱人”，他要“利”的“人”就是小手工业者、小生产者，与曹雪芹所谓的“穷人”（鳏寡孤独废疾者）虽然有时代区别，有贫困类别，但属于一个社会阶层，一个社会属群，即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毛泽东用口语“还不错吆”赞扬曹公美德，“为穷人着想吆”是其美德的核心，而这恰恰是包括墨家工艺和理念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的“自养之道”。毛泽东这样肯定曹雪芹建立在墨家遗传遗风基础上的美德，也是有来历的。早在1939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肯定借鉴过墨家的劳动态度（庶民精神）和科学精神，他说：

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0页）

“旁披远绍”说到底，曹雪芹的“为穷人着想”与墨家的为“贱人”、爱劳动、讲科学（制作桌椅木鸢）是一条思想河流上的远波近澜。毛泽东的评曹新论是包含着吴恩裕的曹雪芹重墨轻儒（近墨反儒）看法的。

（三）《废艺斋集稿》要“材料属实”。毛泽东这个评论对《废艺斋集稿》等新材料采取了谨慎科学的态度。吴恩裕是曹雪芹生平研究的大家，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的新发现可谓硕果累累。他发现了《懋斋诗钞》手稿、永忠的《延芬室诗集》稿本、《鹪鹩庵笔麈》手稿、《四松堂诗钞》手稿，介绍了明义的《绿烟琐窗集》诗选。他还考出曹雪芹在右翼宗学任过事，以及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居处。吴恩裕“考曹”赫赫有名，成果累累，毛泽东也知道此事。但是，他深知考证关键是“材料属实”。并不因前真而忽略后实。他的评论虽然是即兴之语，是随机讲话，但是他并不信口开河，任意发挥。他在提出新认识之前，做出一个假设：如果这个材料属实的话就会证明……这个态度是冷静的、科学的。《废艺斋集稿》等材料刚刚发现，还要进一步考实，“材料属实”才好得出新的结论。不久，即发生了《废艺斋集稿》等材料证真辨伪的热烈争鸣。这个争鸣断断续续至今未有终结。毛泽东这个“如果”假设是如此灵验和重要。

（四）南方的大城市生活，是曹雪芹思想来源之一。这个判断说的是曹雪芹早期在江南世界观形成的情况。曹雪芹的前人曹玺、曹寅、曹颙、曹頫任苏州、江宁（今南京）织造六十年。曹家在江宁、苏州、扬州等江南大城市过着“鲜花著锦，烈火烹油”般的富豪生活。那时曹家处于社会的上层甚至顶层，是极富大贵的世家大族，手眼通天。江南织造业和后来曹寅兼管的两淮四州三十六府盐务，机匠如过河之鲫，商旅如钱塘之潮。南京城冠盖如云，秦淮河灯红酒绿。经济上日进斗金，花钱如流水。海禁开放时，各国贸易贡物接踵而至，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交往更是“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这样的背景下，曹雪芹在南方大城市生活了十三年（笔者倾向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五年年底曹家被抄，应为十三年），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是自由的、开放的，某些方面很激进（如《红楼梦》中的解放女奴主张，世法平等主张），但是却明显打着贵族子弟生活的烙印。这个时期曹雪芹思想常常被人们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形态联系起来。毛泽东说过：

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7—828页）

毛泽东说，曹雪芹生活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到它的晚期明清之际，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确实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见之于更多的手工业部门，突出的如丝织业、棉布加工业、矿冶业、制瓷业、制盐业、木材采伐业、造纸业等，其发生地域主要是江南。

存在决定意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产生新的思想和文化形态。曹雪芹小说《红楼梦》所透露出来的反封建传统、反礼教、反程朱理学及要求给人以自由的思想，多处痛斥封建的道德、功名、利禄和等级制度，痛贬那些虚伪的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痛骂那些凌辱别人的个性自由的残暴行为，正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反映。尽管当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根本动摇，封建上层建筑也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但是曹雪芹还是能呼吸到有限的民主自由空气。《红楼梦》中所反映出的新兴市民的思想则是早期的、原初的、粗糙的、启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等新人的苦闷、觉悟和叛逆都刻下了这个特定社会背景的烙印。南方大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催生和影响了曹雪芹前期世界观的形成。

其实，毛泽东以往就很关注曹雪芹的思想形成和世界观变化。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与科学工作者周培源和于光远一起座谈“人的认识问题”。其中，毛泽东说道：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曹雪芹的思想是“拆天”还是“补天”？曹雪芹要补的是“情海情天”还是“封建制度的天”？毛泽东的结论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

《红楼梦》小说第一回的一些情节、脂砚斋的一些批语表明，作者曹雪芹有“补天”的思想。小说第一回开篇即讲出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故事，所炼补天石“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此处脂砚斋批：“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不用的这块补天石“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此处脂砚斋又批：“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这块被弃之石“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后来过了几世几劫，这块石头被空空道人称为“无材补天，幻形入世”，此处脂砚斋再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神话故事末尾，有一首偈语，第一句是“无材可去补苍天”，脂砚斋朱笔旁批“书之本旨”；偈语第二句是“枉入红尘若许年”，脂砚斋又是朱笔旁批：“惭愧之言，呜咽如闻。”这都反映出作者有补天思想。

“补天”思想反映了曹雪芹世界观的内在矛盾：“补天”是因为天塌地陷，这个“世”已经是“末世”，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他猛烈批判这个“末世”各种制度，这是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补天”也表明他对“天”的哀怨和怜悯，对身处其中的那个走向衰落的阶级的同情和惋惜，为自己的“不勘入选”“无材补天”惭恨不已，这是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又导致曹雪芹看不到有比封建制度更好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对生活的幻灭感，存在着色空观念。“眼前无路想回头”，贾宝玉最终是“出家”当和尚，选择了逃避——这是曹雪芹世界观的曲折反映。

这一时期曹雪芹思想中的塌天感、末世感、幻灭感，以及看破红尘补天无路观念，显然是在曹家被抄以后，回到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故宅艰难生活时期的思想履痕。这应该是曹雪芹中期的世界观。

（五）曹雪芹后期的世界观有很大变化。毛泽东这个判断无形中把曹雪芹的世界观变化划出“后期”一个时间段。“后期”即曹雪芹“晚年”，可以把它理解为曹雪芹搬出北京蒜市口故宅到西郊西山定居直到逝世的十几年间。我们知道，曹雪芹到西山定居后，除继续交往落魄宗室子弟敦敏、敦诚外，新结交的计有乡村塾师张宜泉、残疾军人于叔度、贫困山民白媪诸人。此时他的世界观变化有两大显著特征：接受和鼓吹墨家兼爱、贵义、非攻、崇技等精神理念，成为清代中叶墨学复兴的先知（后面还要详论）；接近和融入手工业者和贫困工艺匠人队伍，以艺助人，济危扶困，仗义活命。这两方面的综合表现，是他“为穷人着想”，撰著了《废艺斋集稿》一书，留下了《红楼梦》以外的又一部闪耀着庶民精神、科学精神和辩证精神的人文杰作。这两大特征是他早期和中期世界观中所没有的或不明显的。

（六）世界观的局限性，决定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不可能抓住当时社会的根本矛盾——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来写”。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尽管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本质上还是封建社会。按照毛泽东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本质的哲学观点，这个社会的根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红楼梦》表现了贵族与贵族、主子与奴才、嫡传与庶出、兄弟和妯娌等矛盾，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根本矛盾来展开描写封建社会。毛泽东认为这是曹雪芹的江南大城市生活带给他的消极影响，即世界观的局限性所致。

曹雪芹后期的近墨思想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是空中飘尘、水中浮萍，是不是灵机一动、偶然闪现？都不是！它的源头活水渊源有自：

（一）时代思潮。曹雪芹所生活的清代中期，正赶上墨学的复兴。前面我们已经引述，曹雪芹在总论风筝史一段话中，讲到墨学的历史命运：“夫子非攻，故其法卒无所传。”这说明曹雪芹懂墨学史，知晓墨学“无所传”的原因。

我们知道，据《韩非子·显学》记载：战国之世墨家为“显学”，但是它“非攻”“兼爱”“节用”的主张，代表社会下层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看重利用。秦汉以后，儒学独尊。因墨学不合于儒术，长期被封建正统文化排斥、打击，甚至遗弃。墨学渐衰，两千多年来，几乎没人转述传授。墨家“其学几绝，其书仅存”。墨家作为思想体系和学派，逐渐消失无闻，再也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学说、思潮或派别。直至清中叶，墨学著作才被学者重视研究，开始有人校释梳理。乾隆二十五年毕沅曾校订注解而成《墨子注》一书，卒使《墨子》成诵，这是前无所承的创造，是墨学复兴的标志性事件。其后孙诒让据吴宽抄本、毕沅校本、顾广圻校道藏本、日本宝历间刻茅坤本残帙，以及苏时学刊误本，复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洪颐煊、俞樾、戴望诸家所校，参综考读，择善而从，订正错讹脱衍，而成《墨子间诂》，一时推为绝诣。

墨学沉寂两千年以后而于清中叶复兴，绝非偶然。墨学的可贵在于它的庶民精神、科技精神和朴素的唯物精神。清中期西学东渐，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当然他不是出于科学家那种对科学事业的热爱，而是由求治引起。他看到自然科学与农业、军事、治河、防治天灾及人体健康等有密切关系，便对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火器制造和工程技术等均有涉猎或研究。康熙帝对有科学知识的西洋传教士，对时所罕见的数学家梅文鼎、善造火器的戴梓，都很看重。亲自批注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命戴梓入直南书房，造“子母炮”支援征讨噶尔丹的平叛战争。（此段参照孟昭信《康熙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11页；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193页）清代康乾之世的东西文化碰撞，自然科学知识的迫切需要，逼使传统文化重新组合。儒家鄙薄技艺，道家只会“炼丹”，能够与这股西方自然科学文化潮流同构的是墨家的崇尚科学技艺思想。尽管墨家的创造发明还很简单，尽管墨家的科技思想还很原始，即使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自然科学文化也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它毕竟是中华科技思想的“元典”和源头活水。墨学复兴出现在曹雪芹生活的康雍乾时期，曹雪芹于此时思想近墨，令人深长思之。这是曹雪芹思想成长变化的大氛围。

（二）家学渊源。曹家是织造世家。曹雪芹的高祖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颙曹頫，相继做了六十年苏州、江宁织造。织造需要织机，织造需要织匠，绸缎锦纶的生产过程需要工艺技能和管理经验。在这里，生产实践要求热爱劳动，崇尚技巧，尊重匠人，而不能鄙视机械和匠人。这正是墨家精神的精华部分之一。史载：

康熙二年，（曹玺）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侩，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佥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堵；创立储养幻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佥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清］于化龙纂修《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曹玺传》，康熙二十三年稿本）

（康熙二十九年，曹寅任织造）初莅姑苏（今苏州），则清积弊，节浮费，其轸匠而恤民者，盖颂声洋溢而仁闻之昭宣。继调江宁（今南京），则除帮贴之钱，使民不扰；减清俸之入，俾匠有资；其采办而区画者，尤公私两便，而施恩用爱之无偏。［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二十三叶十六《祭曹荔轩织造文》。

曹玺的“储养幻匠法”使工匠“乐且奋”，曹寅的“轸匠而恤民”与“俾匠有资”，其意义都在于对织局工匠“施恩用爱”。曹玺、曹寅父子两代任织造四十五年，他们长期的“养匠”“轸匠”和“俾匠”实践，需要理论支撑，除了向墨学寻求学理滋养外，几无别的思想靠山。

这在曹玺，除上述记载外，似无别的遗迹；而在曹寅，他的思想血脉却有不少墨家元素。曹寅喜读墨家之书。《楝亭书目·卷三·子集》：

《旧本墨子》宋墨翟著，十五卷，宋唐尧臣序，一函十册。

《墨子》唐韩愈序，明李贽撰，十五卷，一册。

曹寅收藏阅读的两本《墨子》书，一为明版，一为宋版。他读《墨子》一书，比毕沅整理此书还早几十年。这说明曹寅读《墨子》很早，很有眼光，绝非浅尝辄止者可比。

曹寅结交科技才俊。他与梅文鼎的交往是典型例证。梅文鼎是清初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至德州时，索取梅文鼎的《历学疑问》阅读。初读即产生好感，认为“用力深”“甚细心”“议论亦公平”。又带回宫中仔细阅读，亲笔批注。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在山东临清将梅文鼎召至御舟，“从容垂问，凡三日”，确认他实为当世“仅见”的杰出学者，特赐“绩学参微”四字匾额。这两次南巡，曹寅都曾参与接驾，曹梅相识至晚应于此期。康熙四十七年立秋前后，曹寅曾作《竹村大理、南洲编修、勿庵征君，过访真州寓楼有作》，“勿庵”即梅文鼎之号。曹寅诗句有：“相过值梅里，有客栖天池。沿流识挈音，宿契符心期。”梅文鼎则以诗句“永日谈谐宽礼节，高怀真率见风流”见答，抒发了自己对于故友重逢的感慨。在此后的数日里，曹寅与梅文鼎、徐道积等人在真州长江岸边纳凉、饮酒、看雨、观鱼，宾主之间甚为相得，各有所作。曹寅《楝亭书目》著录有梅文鼎的自然科学著作《勿葊历算书目》《历学疑问》《三角法》《数表》等，尤其收入康熙帝索要批注的《历学疑问》，更能表明曹寅的学养倾向。康熙六十年，梅文鼎以九十余岁的高龄辞世，其时虽然曹寅已经逝世，康熙帝仍令曹寅的继子、时任江宁织造的曹頫为其治丧。这不能不说是曹、梅两家的通家世好又进了一步。这一年，曹雪芹已经七八岁，耳濡目染应该知晓此类事情其中内涵。

曹寅悲悯织局女工。他在北京任御前侍卫时，曾填词《浣溪纱·西城忆旧》三首，其三曰：

曲曲蚕池数里香，玉梭纤手度流黄，天孙无暇管凄凉。

一自昭阳新纳锦，边衣常碎九秋霜，夕阳冷落出高墙。

自注：“蚕池，明时宫人纳锦之所，今有故基云机庙。”

（《楝亭集》《楝亭词钞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影印本）

此词写及的蚕池、云机庙，皆在北京紫禁城西。《日下旧闻考》：“三座门街南曰蚕池，有云机庙，久废，明时宫人织锦之所。”曹寅自注大概出于此处。明朝皇宫内部设有宫人缫丝、织锦的工场“蚕池”。这首词反映了宫里织女们辛劳艰苦的生活，整天操劳，没有工夫顾及自己凄凉的身世。同时，讽刺了当时宫廷的靡费：自从皇宫里征集锦缎，边防将士们的军服经常在秋天破烂了得不到及时更换。曹家几十年替皇家管理织局，曹寅深知机户织工的辛酸，他表面写明朝皇宫织女的艰难，很难说没有讽喻现实之意。他的悲悯同情之心在女工一面。这正是墨家替下层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代言传统精神的光大。

曹寅关注工艺知识。曹寅显然不像一般腐儒那样视工艺技能为“淫巧”之事、鄙贱之事或小道末技。曾撰《居常饮馔录》一卷，以前代所传饮膳之法，汇成一编。曹寅曾经收藏了许多东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楝亭书目》卷二“经济”部，卷三“说部”“杂部”“杂部补遗”中著录的，有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编辑的《西洋历书》；有明清之际中国著名自然科学家李之藻编辑的《天学初函》，方以智著作的《物理小识》，黄百家的《勾股矩测解》，梅文鼎的诸种自然科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此类书籍达四十六种。这些都是明清之际较有代表性的自然科学著作，后来均被《四库全书》收入，可见曹寅对于自然科学著作的识力。（参见向彪：《楝亭藏书与西学东渐》，《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一辑）曹寅编书、刻书、藏书中的重要方面，正是墨家所尊崇的工艺技能和知识。

曹家为墨学复兴之先声，曹家有世代织造职任和悯工匠、崇工艺、重科技的文化传统，这是曹雪芹思想近墨并成长变化的小环境。

（三）阅历经验。四十年前，吴恩裕先生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见前引其论述）：曹雪芹所以有近墨思想，主要在于他自己擅长工艺美术，晚年又接近了小手工业者们。曹雪芹离开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旧居，迁到西郊香山一带，虽然还与城内保持某些联系，如与宗室后裔敦敏、敦诚的往来，甚至也结交达官贵人董邦达，但毕竟逐渐改变了交际圈子和生活方式。他的身边开始出现乡村塾师张宜泉、残疾军人于叔度、农妇女佣白媪等社会底层人物。尤其是他与贫苦无告的风筝艺人于叔度的交往，使他的世界观变化有了偶然性的契机，而向必然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工艺匠人，都有自己的“始祖崇拜”，如木匠崇拜鲁班，中医崇拜华侘，风筝艺人也从历史深处请出善造“木鸢”的墨翟作为崇拜偶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存在决定意识。每天所接触的、所制作的、所思考的都是从远古墨家接受过来百工杂艺，使曹雪芹思想底色自然熏染上墨家色彩，情感成分中的扶危济困、急难好义的亮色也就多起来，甚至著书立说扩大影响和张力。个人这种特殊的阅历经验，是曹雪芹思想近墨并成长变化的助推器。

《废艺斋集稿》中表明的曹雪芹形成近墨思想并实现世界观新的变化，这如何得到验证？找曹雪芹别的著作互相参证当然是最好的办法，而世所公认的曹公著作是《红楼梦》。从曹雪芹有近墨思想这个视角阅读《红楼梦》，确实能发现以往不为人注意的情节和思想内容，令人震撼和思索，使我们从解析故事情节切入而走进曹雪芹的内心世界。这个话倒过来讲，就是《红楼梦》的艺术描写、艺术形象所渗透表述的思想内涵，证明曹公确有近墨思想，确实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思想感情有较多的融合，由此证明《废艺斋集稿》所传达的思想不伪。

吴恩裕和胡德平先生都在文章中提到《红楼梦》八十四回贾政、贾宝玉父子讨论三篇八股文章的故事情节，胡德平先生认为此节“是有极高思想性的章回”（胡德平：《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页），诚哉斯言。

这个故事中写道，贾政在内书房问宝玉最近“开笔”（指作八股文）没有？宝玉答：才做过三次。

……贾政翻开看时，见头一篇写着题目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原本破的是“圣人有志于学，幼而已然矣”。代儒却将“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贾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题目了。‘幼’字是从小起至十六以前都是‘幼’。这章书是圣人自言学问工夫与年俱进的话，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点出来，才见得到了几时有这么个光景，到了几时又有那么个光景。师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题，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贾政摇头道：“不但是孩子气，可见你本性不是个学者的志气。”又看后句“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说道：“这更不成话了。”然后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学，而志于学者卒鲜。此圣人所为自信于十五时欤。”便问“改的懂得吗？”宝玉答应道：“懂得。”

又看第二艺，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者，终无改其说乐矣。”方觑着眼看那抹去的底本，说道：“你是什么？——‘能无愠人之心，纯乎学者也。’上一句似单做了‘而不愠’三个字的题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笔才合题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书理。须要细心领略。”宝玉答应着。贾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说而乐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纯学者乎。”贾政道：“这也与破题同病的。这改的也罢了，不过清楚，还说得去。”

第三艺是“则归墨”，贾政看了题目，自己扬着头想了一想，因问宝玉道：“你的书讲到这里了吗？”宝玉道：“师父说，《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讲《孟子》，大前日才讲完了。如今讲‘上论语’呢。”贾政因看这个破承倒没大改。破题云：“言于舍杨之外，若别无所归者焉。”贾政道：“第二句倒难为你。”“夫墨，非欲归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则舍杨之外，欲不归于墨，得乎？”贾政道：“这是你做的吗？”宝玉答应道：“是。”贾政点点头儿，因说道：“这也并没有什么出色处，但初试笔能如此，还算不离。前年我在任上时，还出过“惟士为能”这个题目。那些童生都读过前人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袭。你念过没有？”宝玉道：“也念过。”贾政道：“我要你另换个主意，不许雷同了前人，只做个破题也使得。”宝玉只得答应着，低头搜索枯肠。……乍着胆子回道：“破题倒作了一个，但不知是不是。”贾政道：“你念来我听。”宝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无恒产者亦仅矣。”贾政听了，点着头道：“也还使得。以后作文，总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动笔。”（《红楼梦》八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1183页）

宝玉“开笔”的三个题目，前两个出自《论语·为政》和《论语·学而》。第一篇写得“扣不清题目”，“更不成话”；第二篇写得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不合“题位”，宝玉的议论或出孔子的洋相，或反其道而立异说，骨子里是非难儒学。

第三篇《则归墨》题目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此题则有深意存焉。可以把宝玉的“破题”“承题”再回放个“特写镜头”：

“言于舍杨之外，若别无所归者焉。”

“夫墨，非欲归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则舍杨之外，欲不归于墨，得乎？”

这里的“杨”指战国时期思想家杨朱，“墨”指同期思想家墨翟，他们皆创立了自己的学派。

宝玉的思想主张很清楚：墨家学说已经半天下，那么再舍掉杨朱学说，“天下之言”不归于墨是不可能的，因为别无所归。表述得再简洁明确一些：“天下之言”归墨家！

贾政通常总是断喝宝玉胡言乱语，这次却意外地“点点头儿”说道：“这也并没有什么出色处，但初试笔能如此，还算不离。”《红楼梦》许多处正话反说，这里的“没有什么出色处”正是很“出色”之意。宝玉前两篇对儒家大不敬的“开笔”文章，政老爹评得一塌糊涂，而独赞扬《则归墨》“初试笔能如此，还算不离”。“不离”，不离什么？实际上宝玉“初试笔”即已离经叛道，主张舍儒归墨。此中意蕴，正是作者深意，大可注意！

则归墨——孟子的原话是：“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意谓全天下人们的言论主张，不是属于杨朱一派，就是属于墨翟一派。战国时期，杨朱学说是与儒、墨相抗衡的三大显学之一。杨朱提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个人主义。这就同强调群体价值、强调个人生活只有体现社会伦理要求才有意义的儒家思想发生了尖锐的抵触。杨朱学派很快就衰落了，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资料保存在《孟子》《吕氏春秋》《列子》诸书之中。孟子的“不归杨，则归墨”只是讲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态势和潮流，其实孟子的学术立场是排斥杨朱和墨家的，因而大辟杨墨时指斥道：“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朱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曽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尊孔扬儒，实质主张“天下之言”即不归杨，亦不归墨。

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清代乾隆年间曹雪芹在小说中表达出“天下之言”则归墨的思想。此前，根本就不存在归杨还是归墨问题，也不存在去杨还是去墨问题，因为杨、墨都在此前衰落衰退了。两千年来，杨朱学说仅残存片断，墨家学说则不绝如缕。可是，墨学迎来了复兴的契机，西方自然科学的涌入，老大帝国城市工商业的缓慢发展，以吃“手艺饭”为特征的小手工业者在城乡的急剧增多，使墨学中的平民精神、科学精神、朴素唯物精神有了复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此时主流意识形态仍然还是儒学的变种程朱理学，私塾、学堂、书院、应试的时文八股出题，仍然限定在儒家经典的范围之内。倘若曹雪芹的“归墨”描写是从《墨子》一书出八股时文题目，则不符合清代中期教育实际，因为那时《墨子》还不是经学先生手中的教材。曹雪芹能从儒家经典《孟子》无数个重要理论命题中，偏偏拈出《则归墨》这个有点“古怪”的题目让贾宝玉去作文，显然此时墨学已在他心头占有重要位置。曹雪芹巧妙地利用《孟子》中的思想材料和理论命题，堂而皇之地描写贾宝玉为“归墨”标新立异，大声疾呼。借儒学命题以鼓吹墨学，这不仅体现了曹雪芹思想内容的先进性，而且也体现了他思想争锋的艺术性。

贾政父子关于三篇“开笔”时文的问答，不妨看作曹雪芹对他生活时代思想走向和价值取向的认真思索结果。问答结束时，贾政道：“以后作文，总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动笔。”曹雪芹把“神理”想明白了：“天下之言”则归墨。以往的曹雪芹思想研究，受小说后四十回作者扑朔迷离的影响，对八十四回这个情节的思想内涵挖掘不够。此回小说所达到的思想层次和理论高度，与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得墨学复兴风气之先是那样吻合，是那样互相映照。思想水准低劣浅薄的续书者绝难望其项背，此亦可证后四十回中至少有雪芹的笔墨残稿。

《红楼梦》中体现近墨思想的艺术描写远不止于此，而是形成了一个艺术形象系列。《红楼梦》有“四样侠文”（脂砚斋语），就是讲“醉金刚”倪二、冯紫英、柳湘莲、蒋玉菡四人行侠仗义的故事，这是对墨家义侠精神传统的光大。“四样侠文”尤以“醉金刚”倪二故事给人印象深刻。小说第二十四回回目即是《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内中写道：贾芸的母舅卜世仁，是香料铺主人，也是吝啬鬼。贾芸来求他赊些香料，他却冷笑道：“再休提赊欠一事。”并做了一番不通情理的辩解。当贾芸翻出父亲亡故时，卜世仁去料理丧事，乘机吞没了贾家一些房地产的旧账时，他赶紧说了一句言不由衷的话，接着又反派了一大通外甥的不是，直到把贾芸气跑。贾芸在路上遇到街坊近邻“醉金刚”倪二，他虽然是一个“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闲钱，专管打降吃酒”的市井泼皮，却颇有义侠之名。他见贾芸愁眉苦脸，便追根究底。

贾芸道：“老二，你且别气，听我告诉你这缘故。”说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诉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要不是令舅，我便骂不出好话来，真真气死我倪二。也罢，你也不用愁烦，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若用什么，只管拿去买办。但只一件，你我作了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头有名放账，你却从没有和我张过口。也不知你厌恶我是个泼皮，怕低了你的身份；也不知是你怕我难缠，利钱重？若说怕利钱重，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也不用写文约；若说怕低了你的身份，我就不敢借给你了，各自走开。”一面说，一面果然从搭包里掏出一卷银子来。贾芸心下自思：“素曰倪二虽然是泼皮无赖，却因人而使，颇颇的有义侠之名。若今日不领他这情，怕他臊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想毕笑道：“老二，你果然是个好汉，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张口。但只是我见你所相与交结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为的人，似我们这等无能无为的你倒不理。我若和你张口，你岂肯借给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领，回家按例写了文约过来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会说话的人。我却听不上这话。既说‘相与交结’四个字，如何放账给他，使他的利钱！既把银子借与他，图他的利钱，便不是相与交结了。闲话也不必讲。既肯青目，这是十五两三钱有零的银子，便拿去治买东西。你要写什么文契，趁早把银子还我，让我放给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贾芸听了，一面接了银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写罢了，有何着急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325页）

小说寥寥数笔，一个轻财尚义的市井侠义之士的形象，就被生动地刻画出来。在小说回目中和通过小说人物贾芸之口，曹雪芹称赞“醉金刚”倪二果然是个“轻财尚义侠”，是个“好汉”，而且他“相与交结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为的人”。这不仅承认了倪二本人“是个好汉”，而且承认这个社会属群都是“有胆量的有作为的人”。

与对倪二的描写有内在联系的是《红楼梦》二十六回对冯紫英的描写。他在小说中第三次出场来到贾府，脸上“有些青伤”，前些时候和仇都尉的儿子挥拳打架，此次上铁网山打猎让兔鹘（猎鹰）“捎一翅膀”，又说此次打猎“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又说“今儿有一件大大要紧的事”！曹雪芹于曲曲折折闪闪烁烁的笔墨中写冯紫英“一路说笑”，处世豪爽，充溢侠气。

曹雪芹笔端的感情是倾向这些侠义英雄的。深知曹雪芹“拟书底里”的脂砚斋、畸笏叟于这两回书中倪二、冯紫英的故事处有十几条批语。可以分组来探讨曹雪芹的描写苦心深意：

仗义人岂有不知礼者乎？何尝是破落户？冤杀金刚了。（庚辰本二十四回侧批，批在“要不是令舅便骂不出好话来，真真气死我倪二”句侧）

四字是评，难得难得，非豪杰不可当。（庚辰本二十四回侧批，批在“却因人而使，颇颇的有义侠之名”句侧）

一派英气如在纸上。特为金闺润色也。（甲戌本二十六回“冯紫英一路说笑已进来”句侧批）

三条批语与小说文本有共同点，同是揭示倪二是“仗义人”，有豪杰的担当；揭示冯紫英“一派英气”。又替倪二辩诬，说他是“破落户”则是“冤杀”。这是小说在为这些侠义之士正名辩诬，洗刷黑暗的社会现实扣在他们头上的污泥浊水。

夹写醉金刚一回，是剧中之大净场，聊醒看官倦眼耳。然亦书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写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侠”字，则大有深意存焉。（庚辰本二十四回回前总批）

前回倪二、紫英、湘莲、玉菡四样侠文，皆各得传真写照之笔。（甲戌本二十六回回末墨批。庚辰本此批有署款：丁亥夏畸笏叟。）

可以由“醉金刚一回”的描写推理：“四样侠文”为“必不可少之文”；四个侠士，为“必不可少之人”。曹雪芹和两位批者为什么如此看重侠文侠士呢？无疑，侠士是小说作者心目中的英雄，侠文是小说结构必不可少的构件。描写加“侠”字的市井俗人，为其“传真写照”就“大有深意”。“深意”就在于为这些庶民英雄树碑立传。——谁说《红楼梦》只是为“闺阁昭传”呢？批者把“醉金刚一回”看作似“剧中之大净场”，可见其在小说整体布局中的作用。而且推崇此回的阅读效果是“醒看官倦眼”，让读者眼前一亮！

醉金刚一回文字，伏芸哥仗义探庵。……壬午孟夏。（靖藏本二十四回回前总批）

似又伏一大事样（疑为衍文）。英，侠人。累累如是，令人猜摹。（甲戌本二十六回“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句朱笔旁批）

这两条批语除继续肯定“侠人”“仗义”外，就是揭示“醉金刚”和冯紫英这两回书的描写都预示了“伏”文。看来，曹雪芹八十回后原稿中有贾芸借倪二之力，去探望关在“狱神庙”中的宝玉的文字，至于具体情节，现已难完整勾勒。“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是《红楼梦》艺术手段。徐恭时先生在探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故事线索概况，曾根据前面批语编写出“一〇〇回：《侠友聚体情谋冰释 凡鸟孤身微扫雪阶》”。他说：“上回曾提到，贾芸通过倪二，找人营救，倪二虽属社会下层人物，为人有义侠风，由他找到了能产生作用的关键人物。……评语中提到的四个侠友，在前八十回中都出场有活动故事。评者称四人为‘侠’，应指封建社会里扶弱抑强、肝胆照人的人物。现在‘狱神庙’回里倪二出场，脂评提到，没有疑义，其他三人是否也在此回中分别出现呢？从脂评四人并举的信息看，完全有可能。贾芸闻贾宝玉被关押，必会去找玉菡及袭人相商，通过玉菡，找到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由这位较有地位的人物出来设法，比较容易。”徐先生的构想也是走侠士侠文的思路。

余卅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是余不足心事也。壬午孟夏。（庚辰本二十四回眉批，批在倪二借钱与贾芸一段故事之上）

这条批语表明批者畸笏叟从文学作品中回到现实。畸笏叟肯定是需要求助之人，他联想到自己的生活阅历，三十年来得遇不少“金刚之样人”！批者显然赞赏、感激、铭记这些庶民英雄，并为不能把他们的名字都写入书中而遗憾。壬午孟夏为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前推三十年为雍正十一年。曹家被抄家后于雍正六年返回北京生活，困窘的环境使曹雪芹也需要“金刚之样人”的扶危济困。此时，我们无意去讨论文学形象与生活素材的关系，而要探寻曹雪芹为什么倾力塑造侠士形象，并将其作为贯通小说全书的故事线索？

此时，曹雪芹搬住北京西郊白家疃已三四年，他写完《南鹞北鸢考工志》和自序在乾隆二十二年清明节前三日。这些年，曹雪芹因为对墨学的亲近，畸笏叟因为批书涉及相关情节和人物，都在不约而同地思考“墨者”的遗传——侠士问题。

“墨者”问题与“墨学”问题有密切联系。战国以降，“墨学”受到各家学派和统治者的夹击，逐渐衰落了。“墨者”原来是集体行动的，也演化成单打独斗的“游侠之士”。“墨家之后为侠”（鲁迅语）。法家即反儒又反墨，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儒士与墨者（侠士）都是社会蠹虫，在法家的扫除之列。

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作《游侠列传》，对这种“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十分同情，他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但是，西汉的皇帝杀了许多“游侠”。

作《汉书》的班固，与司马迁唱反调。在《汉书》的《游侠传》里他写到游侠郭解。郭解和公孙弘的斗争，是儒与侠的拼搏。郭解的终于被“族”，完全是由于公孙弘的主张。班固说：“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己不容于诛矣。”儒和侠之间的矛盾就在于：儒家是封建统治者的直接维护者，他们要维持统治阶级的法律秩序，而游侠有的行为则恰恰是破坏那个秩序，所以才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甚至把他们称为“盗”。也有的“侠”分化为统治者的帮凶，如《七侠五义》中侠士。（上述三个自然段落参考了吴恩裕先生的意见，见《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沉寂久远的庶民英雄在曹雪芹的笔下重新绽放异彩，英气豪情的醉金刚倪二、冯紫英、柳湘莲、蒋玉菡（柳湘莲曾经在平安州救过遇到劫匪的薛藩；蒋玉菡“虽系优人，后回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始终者”）大步走向人间，走向社会。他们虽然还不是社会的主角，但绝不再是社会的“丑角”。这里无疑涌动着新思想的波澜。

如果说《则归墨》是为“墨学”复兴呐喊，那么，“四样侠文”则是为“墨者”侠士重登历史舞台鸣锣开道。而畸笏叟的批语则具有思想史价值，他可说是精确地记载了曹雪芹和他本人探讨墨家精神的时间、地点和具体内容，为人们研究晚年曹雪芹的思想趋向和变化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红楼梦》体现墨家精神的艺术形象还有不少，如大观园姐妹放风筝、二丫头纺线、晴雯抱病补裘、刘姥姥种地、丫鬟购买编织品工艺品，以及关于江南云锦的多处描写，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论及。《则归墨》和“四样侠文”已经讲清了最主要的问题。

在毛泽东评曹新论的引导下，对《废艺斋集稿》的近墨思想及曹雪芹后期世界观变化作思想史的理解和考证，至此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曹雪芹近墨思想是曹雪芹生平思想研究的新的课题，也是根本性命题。吴恩裕先生说，有新材料就有新学问，有新发现的实物就会产生新观点。因为《废艺斋集稿》的发现，而提出曹雪芹有近墨思想的新观点。这个新观点拓展空间，深化认识，开辟了曹雪芹生平研究的新天地。中国思想史上有三大思想流派：儒家、道家、佛家，《红楼梦》对其都有深入的反思。从总体上看，《红楼梦》“毁僧谤道”，嘲讽儒家，但是它主张“归墨”。“近墨”是晚年曹雪芹思想的新质和主调。用这个观点观照曹雪芹在香山时期的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就能够提纲挈领，振一带万。从这个思想矿床挖掘下去，“考曹”“研曹”已经有了新的突破，并将获得更丰硕的成果。关注和深研这个根本性命题，将推动曹学的整体进境和极大发展。

毛泽东的评曹新论又把“近墨思想”推进一步，得出后期曹雪芹世界观有很大变化的结论。联系毛泽东前此对曹雪芹世界观形成、性质、变化的评论，毛泽东大体上勾勒概括出曹雪芹世界观发展的三个阶段：前期，约从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春天，江南大城市生活影响了曹雪芹思想形成，他较多地呼吸着“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形态所带来新思想的温润空气，有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某些不满，但是他不了解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中期，约从雍正六年夏秋以后到乾隆十九年，他主要生活在北京西城蒜市口，家庭生活状况的跌落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使他的世界观充满内在矛盾：他看见了封建社会之天某些部分的塌陷，但他又想补封建社会之天，他的世界观与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也发生了矛盾；后期，约从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九年逝世，他主要生活在香山正白旗和白家疃，心入墨学和身入工艺匠人群体，墨家“欲利人，非助暴”的庶民精神和科学精神，不仅使他的灵魂有所依托而且获得新质，使他重新燃起新生活的欲望并再次看到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这就是他撰写《废艺斋集稿》的动因和动力，所以毛泽东评论他后期的世界观有很大变化。毛泽东评论曹雪芹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注意到其阶段性、整体性和复杂性，对于我们“研曹”，尤其是研究其思想，很有启示作用。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结论：曹雪芹的“近墨”“归墨”思想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曹家（曹雪芹）的近墨过程：从康熙初年开始，曹家就和织工织机打交道六十年，有善待织工和认识机械作用的丰富实践经验，曹寅大约在康熙中期即读墨家著作，曹雪芹在创作十年（一般认为在乾隆九年到十九年）期间撰写了“四样侠文”和《则归墨》等故事，乾隆二十二年清明节前完成《南鹞北鸢考工志》写作，尤其是总论风筝史的残文可看成他对墨学的凝练总评，乾隆二十四年是他实践以艺助人墨家精神的重要年份，乾隆二十七年畸笏叟的批语又在探讨侠士人格和“四样侠文”在《红楼梦》整体布局的作用。从“归墨”描写到“近墨”思想，从《红楼梦》到《废艺斋集稿》，从畸笏叟批语到曹雪芹序言，似乎是一个思想的“九连环”。环环相扣，不可分离，也无法分离。特别需要指出，清代大规模整理墨家著作是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这也就是说曹雪芹早于此时写出了“四样侠文”、《则归墨》和《南鹞北鸢考工志》，曹寅和曹雪芹是墨学复兴的先知先觉者。一个家族的百年思想史（从康熙二年到乾隆二十九年），一个受时代影响又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潮，一个绵延不绝的思想脉络，一个新思想的先驱，靠几张断简残编无论如何是堆造不出来的，只能给予历史必然性的解释。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米·季塔连科说过这样一段话：

“墨子的关于博爱，人的主动和他的劳动对确立和培养社会的健康关系的作用的人道思想，还在19世纪末就引起了伟大作家列·尼·托尔斯泰的注意。他是在俄罗斯最早高度评价了墨子的道德典范及其学说的作用的人。墨翟以其为正义和平民权利而斗争的范例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人民在曲折的国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最鲜明的民族特性。他的‘尚同’，‘尚贤’，‘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奠定了对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活动的道德评价基础。这种思想至今有其现实性并有世界意义。”［俄］米·季塔连科：《〈墨学研究〉序三——墨学研究的突破》，《墨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在19世纪末认识到墨学的作用，而中国的伟大作家曹雪芹早在17世纪中叶就首倡“天下之言”则归墨。我们认知何其迟也！再也不能把这个“有其现实性并有世界意义”的曹学课题轻轻放过！毛泽东借吴恩裕的发现，对曹雪芹近墨思想及后期世界观变化已有深刻独到见解，推进了这个墨学和曹学传播课题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