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后期的天命思想

周公后期（大致是指周公摄政^[2]及还政后的时期）的天命思想主要反映在《康诰》、《酒诰》、《君奭》、《洛诰》、《立政》和《无逸》等诰文中。较之前期的上帝观，周公后期的天命思想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政思想和注重历史经验的理性精神。

《康诰》是周公告诫康叔治理卫国的诰词。主要阐述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思想。周公告诫康叔“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因而强调“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周公还说“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即主张君主要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臣民，使民众安居乐业，统治才能稳定巩固。在周公看来，“保民”是明德的重要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康诰》中还提出了“惟命不于常”的命题。这是对传统天命观的一个重要突破，也是周公天命论的一个重要思想。从小邦周战胜大邦殷这一历史事实，使周公意识到，上天不会把人间的王命永远无条件地赋予某家某姓，上天的意志、命令是会改变的。这一思想观念也反映了周公作为政治家的忧患意识，并体现了周公天命观的理性精神。

《酒诰》是周公对康叔的另一诰词。^[3]它是周公命令康叔去卫国宣告戒酒的诰词，因此称之为《酒诰》。在诰词中，周公深刻地批评指出：“……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殷末风气奢华，酗酒败德，纣王更是昏醉于酒池肉林，自招速亡。由此周公提出了可贵的“殷监”思想：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所谓“监抚”，即省察。“时”同“是”，这的意思。周公告诫执政者，不要以水为镜，而要以民为镜。主张周人必须以殷人的丧国为鉴。这表现了周公的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它与卜辞所见殷人对上帝的盲目信仰，可谓大异其趣。较之商朝取代夏朝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周公对商王的政治失败与天命的关联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周公绝不心安理得地享受王朝更替的既成事实，而是把这一历史现象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自觉追寻、探究天命与人事的“相与之际”。凭着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睿智，周公认识到，人间世务不能完全归结于天命的必然性，政治历史不是全由“天帝”所决定的，执政者自身的德行状况也影响、决定着国家前途命运的吉凶逆顺，因而，人们应当从自己的思想行为中探寻政治历史变动的因果关系。周公这一思想已显示出由注重“天命”转向关注“人事”的过渡。

周公这一思想转向在《君奭》中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述。该篇主体为周公对召公的答辞，但也包括周公引用召公之辞。因此，从《君奭》这篇诰文我们可以同时了解周公和召公的天命思想，并发现他们的思想大体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猜测，召公天命观可能受到周公的影响。

“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

呜呼！君已曰：^[4]‘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以上引文需要作两点说明：其一，所谓“君已曰”，这里“君”指召公。“君已曰”表示引用召公所说过的话。有的学者误作周公所说，不妥。其二，所谓“又曰”，乃是复引召公所说。《墨子·非命中》引“天不可信”亦作召公的话。由此可见，周公对于如何巩固、延续周朝统治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他首先指出，尽管上天降祸于殷，使殷人丧失了王命，周先王因此而接受了大命。但是王命能否保持、延续下去，尚有疑问。周公赞许召公关于“不敢宁于上帝命”，即绝不能认为周人得到天命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思想，强调“嗣前人，恭明德，在今”的积极有为的主动精神。有的论者根据上述“天不可信”等说法，认为周人自己不相信天命，却把它当作统治殷民的方便策略。^[5]实际上，所谓“天匪谌”、“天不可信”等，这些话不能仅从字面意义去理解，从前文所述周公各诰表明，周公只是反对像纣王那样声称“我不有命在天”，他只是对天命的永恒赐与表示怀疑，从而转向关注人事，但周公对“天”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彻底消除。作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周公始终忧虑的是周朝的国运能否长久，反复告诫执政者（尤其是当时尚为年少的成王）要谨慎于人事，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否则天命就将再度转移更替。

周公还政后，又作了《洛诰》、《立政》和《无逸》等诰文。另外，《召诰》旧说皆以为是召公所作，故题《召诰》，但司马迁认为《召诰》乃是周公所作。陈来先生赞同司马迁的说法，并特别指出，《召诰》诰文“呜呼”以下应为周公的话，它与《周书》所见周公所作各诰诰文的内容完全一致。^[6]笔者认为，《召诰》中确有明引周公言论之处，所谓“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即为引周公之语。但这不足以证明《召诰》诰文“呜呼”以下即为周公的原话。不过，前文已指出，周公和召公在天命观（包括历史借鉴意识）方面的思想是相通的。因此，不妨引用《召诰》以下一段话来帮助说明周公思想。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从上可见，这段话确实也反映了周公的天命思想及其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值得说明的是，这种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也明确体现于周诗之中：“无念尔祖，聿修尔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经·大雅·文王》）诗中告诫周朝统治者要以殷商灭亡为镜子，懂得天命得到的不易，因此要修德以配天命。这表明，周公的天命思想已经广泛渗透和影响到周人的意识之中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天命观中还出现所谓“有常”与“无常”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可以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句话来解释。所谓“皇天无亲”，是指皇天并不特别亲近哪个人，没有恒定的准则，因而“无常”；所谓“惟德是辅”，又表明皇天是有其伦理性格的，即辅助有德的人，故是可信的，因而“有常”。总之，西周天命观的“有常”与“无常”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