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与自由

第五节　诸个体的世界、天命与自由

观念的神话建构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之点要考察，这就是从对新世界的最后规定的角度出发，在艺术那里扬弃个体对类族的否定性关系这种情况。谢林所理解的扬弃，主要是指借助于艺术对原初同一性进行观念“重构”的那种实在方式（SW．V，S．453），这是发生在“一个绝对的个体”那里，凭借独创性诗意的艺术创造活动完成的那种对自由与必然的对立的扬弃（Ibid．，S．153）。

在考察古代和近代世界的对立时，谢林的一般确认是：在近代世界中，个体与类族的关系已经成为对立的。而在个体与类族的同一性被扬弃的地方，存在的只能是艺术而非神话。如果古代世界把自己表现为“诸类族的世界”，其中个体和类族处于统一，那么近代世界则相反地把自己表述为“诸个体”的世界（Ibid．，S．444），其中是一般精神占据统治地位，个体则“从不能同时成为类族，它是类族的否定”（Ibid．）。在近代世界这里，所有的有限者俱在消逝中，因为它们的实存仅服务于对无限者做一种譬喻式表述。但这种对立又是必然的和富于意义的，因无限者现在仅仅让自己通过与有限者的绝对对立而显现。扬弃对立，对理性来说是一个直接的任务，因为理性的本质规定就是赢回与其自身的同一。这种赢回根本上必须借助于一种创造性活动，一种能联结类族与个体、过去与当下的创造性活动，努力对原始同一性进行重构。

从一定意义上说，类族之分裂为个别，乃是自由意识的一种结果。这自由意识又是绝对自由的工具。它在基督教那里就是对“天命”的意识，是对神性的无限原理从世界上撤回的清晰认识。基督教的意识，以其原初地对立有限和无限，同时扬弃了人类的无辜状态，把人提高到道德命令中，要求与神圣的东西直接调和，要求自愿服从宇宙或存在整体。正如命运的启示要通过一个堕落，通过永恒必然与自由的一个真实的对立而发生，调和也只以这种方式实现：自由在这种意识到的调和那里，同时作为被战胜者和战胜者出现在自由与必然的对立中。这样完成的调和，从总体上看是在等同于整个类族的历史那里方才现场化，只在“无限的时间内”方才可能（Ibid．，S．455）；而从个别中看，它现场化在艺术那里，因后者唯一具有这种能力，借助于一种客观化着的“自由作品”使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矛盾对立消弭于无形。

一般地说，可以按照同一性哲学的视角，将所有的一般与特殊的无差别的产生看作诸分裂因素之被引回到诸理念中。不过，只是在艺术作品那里——谢林指的主要是悲剧艺术——才出现了对无限原理的一种启示，如果说这原理在悲剧艺术作品这里使人认识到它是“命运”，也即与自由形成对照的那种绝对自由，借助于道德的良知，借助于悲剧英雄平静地承受不幸和苦难。作为实现在艺术中的自由与必然的现实综合，谢林认出两种类型，这就是古代诗歌的类型和近代诗歌的类型：前者那里，有限者与存在整体的矛盾对立通过“自然的作品”，扬弃在对崇高的表述那里；而在后者那里，此矛盾通过“对宇宙［即存在整体］的无条件交付”那里的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统一的表述而扬弃（Ibid．，S．452，453）。谢林把这两种作品系统的对照总结为古代诗歌与近代诗歌的对立。

这种方式的调和的实现存在于近代的艺术世界中，这个世界的法则把自己表述为与古代艺术世界的法则形成对立的，后者的法则是恒久不变，近代艺术世界的法则是“变换中的前进”（Ibid．，S．456），而且必然要在艺术作品的独创性和作为创造主体的一般个体那里去寻找。神话在希腊人那里曾经直接是“类族的事业”（Ibid．，S．438），因类族对所有的个体都是同样的；而在原始同一性破裂为所有的个别个体之后，随着个体与类族的对立，在新的世界中只存在从有限者到无限者的这一个方向，这意味着，个体现在自为地必须努力表述一般。如从特殊出发企及一般或企及特殊与一般的无差别这种解决，谢林仅在作为艺术创造的个体主体的“天才”那里找到。只有在“天才”这里，个体才不止是个体，只有在这里，“天才”作为个体而等同于类族，从而必须把他看作宇宙的无限自我活动的一个模态。艺术作品中“独创性”是这样地显示出来，它能够成就一种绝对的形式，表现为“一种完全独特的，仿佛是有机的，任何任意的艺术都不能重新创造出来的”、所有类型的“所有元素的混合”，如谢林在但丁的《神曲》那里瞥见的“混合的自然”（Ibid．，S．153）^[6]。在进行创造活动的东西那里，是绝对形式通过无差别的能力在讲话，其从特殊出发，把自己构成为一般（Ibid．，S．456）。独创在这里是借助于理念，借助于人在绝对原理那里的永恒概念来解释，比如，天才能够借助于其与神性的一体存在，借助于绝对者与特殊的一种综合，创造出“无差别”也即在现实中再度达到的统一。

这个考察的要点是独创性艺术的整体性功能，在“各种国家法制、甚至于一般宗教组织的伟大客观工程消失之后”（Ibid．，S．273），独创性艺术是我们人类在作为向类族过渡阶段的历史中接近绝对者的途径，“有限者之采纳到无限者中，消解于无限者中，个体之采纳到类族中，之消解于类族，本身将会完成：当有限者与作为给定质料的无限者的统一以特有的、自身构成的形式被再创造出来”。这只有在独创性的艺术作品的自由创造那里才能发生。在无差别也就是重新创造出的同一性那里，必然可以直观到个体与类族，自然与自由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则要同时看作借助于自然而实现的整体性：“只在艺术那里，自然才能以这样一种个体与类族的协调发挥作用”（Ibid．，S．415）。而艺术凭借其对自由与自然的观念性的综合，在近代世界上始终是有限者与无限者之同一性的一个生长点。按照同一性哲学，这个世界被理解为过渡。这个近代世界标志着返回与神性原理的一体存在状态的那个返程，具体说来是就此而言：历史理性必须在艺术那里寻找观念世界的诸理念，寻找在场性，只要自由与自然的对立还没有升华到绝对同一性中，而只是按照近代世界的最后规定返回到不同的形式中，情况就始终如此。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基督教神话从其自身看都是个整体。两者中的永恒者都是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同一种绝对同一性。两种神话都是作为对永恒者的表述存在，但两者彼此是在最高的对立当中。基督教神话世界始于同一性世界的绝对切入，并且仅仅借助于流传和历史拥有作为其理想特质的这个同一性世界。

【注释】

[1]将基督教阐发为观念的神话的举措，标志了谢林与早期浪漫派神话理解的一个本质性区别。

[2]谢林的这个讲座1802年夏季学期在耶拿大学举行，其中若干讲座，如第八讲“基督教的历史建构”和第十四讲“论涉及学术研究的艺术科学”，与跟下来在1802年冬季学期进行的艺术哲学讲座，在主题和处理方面都有紧密的连贯性。

[3]Cf．Dante（1803），SW．V，S．152—163；关于谢林的但丁理解中所吸收的施莱格尔兄弟的影响，可参看C．Becher，”Im Allerheiligsten，wo Religion und Poesie sich verbindet“，Poetische Autonomie？1987，S．308—328，314；另耶拿时期的黑格尔在“批判杂志上”对“但丁借鉴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以及谢林发表在同一杂志上的Dante一文与黑格尔1803—1804年间的一份手稿上对此表示的批判立场之间的鲜明对照，都须注意，参看G．W．F．Hegel，Gesammelte Werke，Bd．6 Rhein．‐Westf．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主编，1968年版，第六卷第330页以下内容；此外可参看O．波格勒（O．）1980年发表在《黑格尔研究》，增刊（Hegel‐Studien，Beiheft）20上的文本研究，第249—270页。

[4]参看但丁《神曲》天堂第三十三篇，王维克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43—546页。

[5]参看戈克尔（Gockel）著作，第50—51页。

[6]但丁在PdK中被树立为近代诗人的榜样，谢林认为但丁通过其特有的混合方式实现了宗教与诗、神话质料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对谢林，《神曲》因其形式上绝对的同一性体现了形式上的绝对的个性，谢林认为这是“新诗的整个类型，从其本身说也是诗之类型”。谢林认为但丁通过自己诗作的无条件的个性实现了现近代诗歌的普遍性要求，造就了一种神话，混合了时代不同质料——如科学，宗教，艺术等等——的神话，结合了当下和过去的历史质料的神话。他还创造了一种媒介，“介于譬喻和客观象征之间的形态”。参看谢林在Dante中的阐述，SW．V，S．152—163。